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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杂志撰写的第一篇作品（1830年）。《男儿死耳》的原名是《El　　Verdugo》，今译为《刽子手》。
　　　　周瘦鹃编写的巴尔扎克小传，因系在中国第一篇介绍巴尔扎克的文字，颇有资料价值，今略加标点和注释（附在括号“〔　　〕”里），全文照录于下：
　　　　　
　　　　“邬拿特白尔石克Honoré　　de　　Balzac〔按：今译为奥诺莱·德·巴尔扎克，当时还未用圆点把外国人的名字和姓氏分开〕，以一七九九年五月二十日〔按：应为二十一日〕生于都尔Tour。初入凡度末书院Collége　　de　　Vendme〔按：现一般译为“万多姆教会中学”〕肄业，后又学于索朋纳学校（Sor…bonne）。乃父令入法庭为录事，而氏志不在此，因以一八一九年走巴黎〔按：巴尔扎克是在1814年随其父母迁居巴黎的〕，为文学家之生活。自一八一九年至一八二八年间，笔耕墨耨，勤劳无比。顾所为小说，初不受人欢迎，于是负债累累，几弗能自存于巴黎。幸于一八二九年刊其杰作《王党遗孽》——《Les　　Derniers　　Chouans》〔按：即《朱安党人》，全名为《最后一个朱安党人，或一八○○年的布列塔尼》〕、《忧郁之皮》——《La　　Peau　　de　　Chagrin》〔按：今通译为《驴皮记》，于1830年始出版〕二书，名乃大著，所入亦较丰。又作说部多种，均为国人所传诵。如《老父郁利哇》——《The　　PéreGoriot》〔按：即《高老头》，译者所附的是英译名〕、《可怜之父母》——《Les　　Parents　　Pauvres》〔按：现译为《穷亲戚》，此系《贝姨》和《邦斯舅舅》二书的总名，译者将其与后二者并列，显系误笔〕、《宇叶尼朗台》——《Eugénie　　Grandet》〔按：即《欧也妮·葛朗台》〕、《滑稽稗史》——《Contes　　Drlatiques》〔按：全称一译为《图棱修道院滑稽故事集》〕、《表弟贝德》——《La　　Cousine　　Bette》〔按：今通译为《贝姨》〕、《表弟邦士》——《Le　　Cousin　　Pons》〔按：即《邦斯舅舅》〕诸书。论者推为文学界上不可多得之杰构。氏生平勤于所事，日辄把笔十五小时至十八小时，不以为苦。二十年中，成巨著八十有三〔按：巴尔扎克收入《人间喜剧》中的作品约九十四种〕。然其心血之代价，每年不过一万二千法郎而已。晚年隐居山佛尔（Sévres）别业〔按：巴尔扎克于1846年在巴黎多福街12号买了一所房子，一直住到去世。他死后，这条街改名为巴尔扎克街〕，仍以著述自娱。一八四九年体质渐弱，因投笔作波兰之游〔按：巴尔扎克于1848年9月离巴黎赴维尔霍文，一直住到1849年4月。之后，曾数次在基辅小住〕，访其情人亨斯加夫人Madame　　Hanska，相见甚欢〔现译韩斯卡夫人，巴尔扎克于1850年3月14日同他在基辅结婚〕。而玉函札，往来邮筒中者，盖十五年矣。翌年〔准确日期应为1850年4月25日〕同归巴黎。越三月而氏卒，时为八月十八日〔按：巴尔扎克于1850年8月18日晚11时30分去世〕。春秋五十有一。”
　　　　　
　　　　此篇小传，虽寥寥六七百字，但主要事迹尚不失为翔实。
　　　　从一九一九年五四运动到抗日战争前（1919年5月－1937年7月）的这十多年，对巴尔扎克的介绍进入了第二个阶段。在这近二十年里，巴尔扎克的作品介绍到中国来的为数虽然不算丰富，但较之上一阶段，应该说还是有显著的增加，且巴尔扎克这时已经成为我国文艺界注目的外国作家之一。对于巴尔扎克的作品译介的少，王任叔（即巴人，已于1972年被林彪、“四人帮”残酷迫害致死）在《关于巴尔扎克》一文里曾表示过不满，他说：“在中国提到巴尔扎克的名字，仿佛还是现实主义被提起的近几年〔按：王文作于1936年上半年，所云“近几年”才“提到巴尔扎克的名字”，显系误记〕。但巴尔扎克的作品被介绍过来的，却还很少。虽然中国有不少懂法文的文学者，然而都把巴尔扎克轻视了。”是否由于轻视，尚可考虑，但作品介绍得不是太多，则是事实。“五四”前后，到1929年，法国作家的作品介绍到中国来的，巴尔扎克就远远逊于大仲马、小仲马、福楼拜、雨果、莫泊桑、左拉和罗曼罗兰。
　　　　据现有的史料，1935年郑振铎主编的《世界文库》，曾先后译载了巴尔扎克的短篇小说六篇。它们是：《无神者之弥撒》（《La　　Messe　　de　　L’Athée》）、《一件恐怖时代之轶事》（《Une　　＇Episode　　Sous　　la　　Terreur》）〔这两篇系徐霞村译〕、《不可知的杰作》（《Lechef　　d’Oeuvre　　Inconnu》）、《信使》（《Le　　Message》）、《再会》（《Adieu》）和《柘榴园》（《Le　　Grenadiére》，这四篇系穆木天译）。
　　　　《世界文库》第8卷还刊载了穆木天翻译的巴尔扎克所写《总序》。这可能是中国读者第一次读到的巴尔扎克给他的作品写的一篇序文。此外，《世界文库》还先后发表了巴尔扎克的画相三幅、逝世后的遗容一帧、漫画像一幅、巴尔扎克半身塑像的照片一幅和《不可知的杰作》的插画一幅。为了使中国读者更多地知道和熟悉这位伟大的法国现实主义作家，《世界文库》是作出了应有的贡献的。
　　　　1936年6月，上海商务印书馆初版印行的《巴尔扎克短篇小说》（全一册，蒋怀青译），可算当时介绍给我国读者的一本较为丰实的巴尔扎克作品集。这个集子共收入了巴尔扎克的短篇小说八篇，除上面提到的《红色旅馆》和《基督在法兰德斯》外，其余各篇是：《荒野情爱》（《Une　　Passion　　dans　　le　　Désert》，一译《沙漠里的爱情》）、《法西诺·加拿》（《Facino　　Cane》）、《在恐怖时代》（《Une　　＇Episode　　Sous　　la　　Terreur》）、《大白莱德克》（《La　　Grande　　Bretêche》）、《格莱纳蒂尔》（即《柘榴园》）和《海滨的一悲剧》（《Un　　Drama　　au　　Bord　　de　　la　　Mer》）。王任叔的《关于巴尔扎克》一文，就是应译者之请专为此书写的一篇前言，故放在卷首。卷末附有译者编辑的《巴尔扎克重要作品目录》，开列了巴尔扎克长篇小说十种，短篇三十一种，同时还介绍了《人间喜剧》六个“场景”的中外文名称。
　　　　王任叔的文章对巴尔扎克的生世和写作生活的艰苦情状，叙述颇详。文章里有一段对《人间喜剧》的总评，很有见地，兹摘录于次：
　　　　　
　　　　《人间喜剧》……从横面看来，是十九世纪法国全土的Panorama〔按：即“全景”之意〕。从纵面的看，是那时期的政治经济史，极详细的风俗史，思潮史。论年代，则为自大革命直后至二月革命直前——这五十余年之活历史。大革命后王党的暴动，帝政时代秘密警察的活跃，波尔滂〔今译为波旁王朝〕王家的归还，王政复古时代的贵族社会，金钱权力渐渐增高，集纳主义的跋扈，以及其他酿成二月革命的一切事象，都在此描画殆尽。从阶级的见地看，则勃兴布尔乔亚之旺盛的奋斗力，与贵族阶级传统之没落，以及普罗利太利亚〔按：即“无产阶级”一词的法文的音译〕未来的任务的豫言，也都在此有所描写。在有如此纵横累叠的骨格的《人间喜剧》里，实有二千余人物，散在于巴黎之横街，布尔谷尼的山奥，鲁尔之河畔。上自拿破仑，下至乡间乞食女，这些显示一切阶级与身分的人物，或泣或笑，或叫或嗫，熙熙攘攘，尽皆往来于这不可思议的世界中。这就是《人间喜剧》之名得与《神曲》并举的原因。
　　　　　
　　　　就现在见到的资料，在抗日战争之前介绍到中国来的巴尔扎克的长篇小说，只有穆木天翻译的《欧贞尼·葛郎代》〔按：即《欧也妮·葛朗台》〕。此译本为中法文化出版委员会编，1936年上海商务印书馆出版。书末附有《巴尔扎克年表》一篇。
　　　　在上述期间，虽然巴尔扎克的作品译介的不多，但论述巴尔扎克的译作则相当丰富，重要的有：《巴尔扎克论》，西蒙作，丽尼（在文化大革命中被“四人帮”迫害致死）译，载1927年5月25日出版的《国际译报》第6卷第6期；还有另外一篇《巴尔扎克论》，圣·薄孚〔现译圣·佩甫〕作，宋尧译，连载于1929年9月16、17、19、22日北平《华北日报》副刊；该报1930年3月3、5、6、8、9、10日副刊还先后连载了法概写的《巴尔扎克的生平》及《巴尔扎克的思想》两篇文章，李长山译；《谈巴尔扎克》，法郎士作，宋尧译，连载于1930年10月13、15两日上述日报副刊；《论巴尔扎克的短篇小说》，这是英国波奈杰尔给英译本《巴尔扎克短篇小说集》写的一篇序文，白宁翻译，连载于1930年11月28、29日上述日报的副刊。又，1930年水沫书店出版的《唯物史观的文学论》一书的第二部分第一章第二节，以《浪漫主义革命和巴尔若克〔按：即巴尔扎克〕》为题，对巴尔扎克作了专门的评介。此书的作者是波兰著名作家显克维支，戴望舒翻译。此外，《文学季刊》第4期还刊有谭纲著李辰冬译的一篇长文《巴尔扎克》。全文共六节，各节的小标题是：《巴尔扎克的生活与性格》、《巴尔扎克的精神》、《巴尔扎克的风格》、《巴尔扎克的世界》、《巴尔扎克的重要人物》和《巴尔扎克的哲学》。
　　　　关于国人撰写的介绍巴尔扎克的文章及研究著作，较早的有佩蘅作的《巴尔扎克底作风》一文，刊于1924年4月出版的《小说月报》第15卷号外《法国文学研究》。1930年世界书局出版的方璧著《西洋文学通论》（第七章）、1934年中华书局印行的李璜编《法国文学史》（第二卷第九章第三节）和1936年商务印书馆出版的夏炎德著《法兰西文学史》（第三十一章）都有关于巴尔扎克的专论。此外，在当时的报刊上还可以见到一些介绍和评论巴尔扎克的文章，如李万居的《写实健将巴尔扎克传略》（载《现代学生》第2卷第5期）和杜微发表在1934年5月《春光》杂志第1卷上的《论巴尔扎克》等。
　　　　抗日战争时期翻译出版的巴尔扎克作品，现在见到的有1938年长沙商务印书馆印制的黎烈文译的《乡下医生》，这可能是继穆木天译的《欧贞妮·葛郎代》之后，介绍给中国读者的巴尔扎克的第二部长篇小说。两年后，即在1940年，商务印书馆还出版了穆木天翻译的《从妹贝德》（上下两册，按：即《贝姨》，1947年还再版一次）。此书仍为中法文化出版委员会编。短篇小说方面，有诸候译的《伪装的爱情》一篇，据译者云：这个短篇最先在1941年连载于上海《西洋文学》月刊，1943年在重庆出版过单行本。解放后译者交由上海文化生活出版社再版印行时（1956年），将书名改为《假面具中的爱情》。此外，云海出版社在1945年曾出版罗塞译的《戴依夫人》，共收四个短篇，即：《戴依夫人》、《约安先生》、《恐怖时代》和《基督在福兰达斯》。
　　　　1945年5月，重庆五十年代出版社初版印制了陈原翻译的两卷《巴尔扎克讽刺小说集》，共收小说二十篇。巴尔扎克的讽刺小说大都是他早期的作品，浪漫主义的色彩较浓。巴尔扎克的这类作品，为数不少，但却不甚受人注意。倘就对法国社会的腐败现象的揭露而论，有的则相当尖锐，例如收在集子（下卷）里的《狐狸精》（《Le　　Succube》）一篇，就把教会的黑暗写得淋漓尽致。陈原在《译者序言》里说，这二十篇讽刺小说是他在1944年8—9月，即国统区湘桂大撤退的前夕，桂林已经告急的紧张时刻整理出来的。从那时以来，已经过去了三十五年。这两卷《巴尔扎克讽刺小说集》未见重印过，因而也就成为国内硕果仅存的一个版本了。
　　　　在解放战争时期（1946—1949年9月），巴尔扎克作品的汉文译本，主要是中长篇小说，逐渐显著增多。1946年5月，骆驼书店出版了傅雷翻译的中篇小说《亚培尔·萨伐龙》（1949年4月又再版一次）。傅雷从事翻译巴尔扎克的作品是在抗战时期，《萨伐龙》虽不是他翻译的巴尔扎克作品的第一个译本，但却是他翻译出版的第一本巴尔扎克的小说。1947年上半年，上海海燕书店陆续出版了高名凯译的巴尔扎克长篇小说六种，即：《幽谷百合》、《单身汉的家事》〔按：即《搅水女人》〕、《两诗人》、《外省伟人在巴黎》、《发明家的苦恼》〔按：即《幻灭》三部曲〕和《米露埃·雨儿胥》〔按：即《于絮尔·弥罗埃》〕。　　　　　　　　　　　（待续）

程代熙
古书的作伪


　　　　对于版本目录之学，过去有一种流行的片面理解。不少人是干脆把它看做版本鉴定学的，这自然很可笑。不过这种看法的产生，也自有其特定的历史背景。古旧书籍本身一旦成为商品，价值规律就必然发挥作用。一切在市场上出现的通常现象也必然随之而来。买书的人和书店构成了既同一又斗争的矛盾统一体。“斗争”的焦点就集中在商品的质地和价值上面。时间久了，买书的经验积累渐多，逐渐形成体系，这就是所谓版本鉴定之学。
　　　　现在，情况已经有了很大的变化。上面所说的那个“矛盾统一体”几乎已经邻于解体。旧书店的招牌，在一些大城市里虽然偶然尚能看到，但旧书，特别是旧刻、旧抄本书却基本上消失了。因此所谓版本鉴定学似乎已经失去了存在的依据。然而不然。既然这已经成为带有科学性的东西，就已有了存在下去、并进而丰富提高的理由。目前，我们伟大的社会主义祖国确实集累了极为丰富的文化遗产，其中属于古文献的图书部门，就迫切需要大量有一定专业知识的人员关心、整理、保存、利用。这可不是一个轻松的任务。要提高全民族的科学文化水平，是万万离不开这一环的。
　　　　今天，依然健在的版本学老专家真的已经是屈指可数了。中青年的接班人的培养，已成为极为迫切的课题。我们现在有极为优越、为旧社会所不可想象的学习条件，在国家图书馆里藏有大量珍贵的古刻本、抄本书，用来比勘、研究的条件是前人所不可想象的，按理人才的培养是并不困难的了。不过事情往往又并不如此单纯。记得我曾听到一位老专家向我诉苦，他曾把着手教过一些青年，把宋元明刻的实物放在面前，细细地讲解那区别、特征……，说得舌敝唇焦，但效果却并不理想。过两天试试看，依旧还是分不清什么是清刻，什么是明刻，……自然更不必提更细致的问题了。他最后喟然说道，“当年我出了××元，买进了一部染纸充宋的假宋板，回来经人说穿，有好几夜睡不好觉。从此就懂了这一手，再也不会上当了。”这故事很可笑，所以今天也还记得清楚。不过我想，这应该不是笑笑就完的事。
　　　　要取得学习的成绩，付出学费是必要的。学费的付出也有种种方式的。那位老专家的取得了优异的学习成绩，对事物取得了比较深刻全面的认识，归根结蒂是由于他付出了“创痛巨深”的学费的原故。这还不只从经济意义上说是如此，象他所犯的那种错误，对一个“收藏家”的声誉，损失也是巨大的。
　　　　今天我们当然不会再用这种方式来培养专家，但它依旧不失为一种能够引起人们思考的思想材料。同时，我也并不想做为一个庸俗的笑话介绍给读者。
　　　　象这一类的“经验”，每一个买过旧本书的人都会遇到好多起，应该说是并不奇怪的。同时有一点也应该指出，过去有许多著名的收藏家，尽管他们藏有大量好书，有的还在版本目录研究上作出过很好的贡献，他们的著录，也不是完全可以凭信的。他们也会犯错误，也会做出一些不可思议的事来。
　　　　季振宜是清初著名的藏书家，有《延令宋板书目》，读起来也真使人为之向往而佩服。不过我却买到过他所藏的《汉书》，那是明代正德嘉靖之间汪文盛的刻本，一些都不难识别的。但在卷前却珍重地钤了“御史之章”等三方大印。以后在每卷卷首，又钤了“季振宜藏书记”朱文长方印。细看那钤印之处，恰在“唐颜师古”一行的所在。而颜氏衔名之下却有挖补的痕迹，原来汪文盛的衔名被挖去了。那用意是明明白白的，是企图灭去明刻的痕迹，冒充宋刻的，而作伪者恰是季振宜自己。这就使我对他的“宋版书目”产生了怀疑，不再相信那一册书目所收全都是宋刻了。
　　　　同样的情形还出现在曹寅的外甥堇斋昌龄那里。我买到一部《七经图》，棉纸初印大册，用鹅黄的腊笺作面，书页里用宣纸作衬，全是康熙中内府的豪华装。每册卷前都钤了昌龄的藏书印。过了不久，又得到同书的残册，却是没有重新装池的明代原装，是四明卢氏抱经楼的旧藏。等我将两本进行对照时，奇怪地发现昌龄的藏印却钤在原来刻有新安吴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