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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书 1979年-第110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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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是为了同行与初学，英美有些颇有地位的学者就专门致力于编写书目与综述，两者都有专刊专书，往往按年度出版。二十世纪初年，在英国兴起的“新目录学”，则更进而对莎士比亚剧本的版本真伪、优劣，英国十六七世纪的手稿和书法特征，舞台演出用的脚本情况，当时印刷技术和书籍送审、送印与发售情况等等，进行了比较科学的考查，做出了显著成绩，从而使阐释莎翁戏剧内容与艺术的学者、批评家更有确实依据，也对舞台演出提供了帮助。
我们国家在目录学、校勘学方面有更为久远的传统，学术综述也是过去我国学者常做的，十八世纪末年出版的《四库全书总目》就是一个辉煌的例子。它不仅对于四库所收书各类有小序，子目有案语，扼要说明这类著作的源流，而且每部书有一篇提要，论述“各书大旨及著作源流”，同时又“列作者之爵里”，“考本书之得失”，并且辨订“文字增删，篇帙分合”。当时封建统治者清朝皇帝搞《四库全书》是有其险恶的政治企图的，对一部分中国古籍而言是一浩劫，但是从《总目》本身来看，它却是一个规模宏大、计划周详的学术总结。
现在这方面的情况如何？笔者见闻有限，只有一些印象，这印象是：书目少见，也不受重视；关于书的消息也不多，最近这一阵对新书出版有些报道了，但一般只是由新华书店或出版社把一个时期所出的书统统归在一起，在报上登一张表格式的广告，对于书的内容毫无说明；书评很少，而且在四人帮横行时期一书只有一篇政治鉴定式的评论，一评就成定论；至于学术综述，我只记得六十年代茅盾同志在《文艺报》上写的有关《红楼梦》的文章里用附注的形式将各方面的研究情况作了评述，给了我不少有益知识。最近一个时期，报上登了有关《二十四史》内容的介绍文章，其中有些学术评述。前几天从报上广告得知《中国语文》第三期有一篇《“五四”以来汉语语法研究评述》，也是我想看的文章。其实我们不做的，外国研究者却已经代做了，如法国《亚洲学杂志》1977年1—2期就有阿兰·贝罗贝（Alain Peyraube）写的《文化革命后的中国语言学》一文，对我国语言学各派及其主要著作作了述评。李约瑟以一个英国自然科学家的身分，而写出了那样多的有关中国学问的小结，令世界上的汉学家们刮目相看，岂不更值得我们中国的研究者三思么？
现在我们学术研究又在开展了，当然有许多更为重要的事待做，但是可不可以也拨出一小部分纸张和经费来做点基本工作，例如请专家编各门学问的有简单评语的基本书目，定期写些学术述评，各方面多写些书评（同一书可以有几人评，意见与写法可以各不相同），或者办几个以书评为主的杂志，象《读书》这样或比《读书》更专一点呢？这样做，既可以便利年轻的研究者和有兴趣的一般读者较快入门，同时也促使各门研究者多作回顾与前瞻，定期小结，互通声气又彼此帮助，在条件已经成熟的学科里就可以从一般性的文章跨进到更深入的专题研究，再从专题走向新的更高级的综合——这就会有助于更好贯彻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有助于一个更加繁荣的学术局面的到来。
王佐良
读《当代美国短篇小说集》等书有感
连续收到国内寄来的《美国短篇小说集》和《当代美国短篇小说集》，甚喜。特别是后一本选集，出诸美国文学研究者老手，所选作家都是当代美国作家中有代表性的人物，所选作品也代表了当代美国文学中的各种流派，说明国内对当代美国文学研究大有人在，尽管有前十年，乃至二十、三十年中美文化交流的空白，但是急起直追，为时犹未晚也。这是第一点感想。
第二点感想是这毕竟还是一个萌芽，从普及的意义上来说，恐怕还仅仅是个开始。因为阿瑟·密勒在《大西洋月刊》访华长文《在中国》中曾经谈到他在南京碰到的一个诗人和一个小说家竟不知道斯坦贝克和福克纳为何许人！当然这也许是碰巧的个别现象，因为《纽约时报书评周刊》的雷·瓦尔特斯却提供了一个相反的事实：他所遇到的大学英语系学生无不知道这两位美国作家！这两种说法看似矛盾，其实不然，还是证明我上述的看法：国内不是没有研究或阅读美国当代文学的学者和学生，只是面不够普及而已。
由此而产生的第三点感想就是：《读书》第二期一篇笔谈写得好：当代的也要“拿来”。特别是看到国内还在介绍大仲马的《基度山伯爵》和司各特的《艾凡赫》，更有此感觉，仿佛回到了四、五十年前自己幼时刚刚接触到外国文学的时代。象巴尔扎克、王尔德这样文学史上的名作家固然应该介绍（如今美国大学里连他们的课也不开了，这样一种对古典作品的否定态度也未免太“虚无主义”了），但是如果介绍外国文学仍是停留在这样一个落后的阶段，跟当前四个现代化的要求相距也未免太远了。
介绍外国文学，当然不是为了赶时髦，何况当代的许多作家和作品，特别是一些流行作家和作品，畅销一时，未必有长远价值。但是一些有长远价值的作品，的确反映了现实生活，对于了解产生这种文学作品的社会背景，是有很大帮助的。它们是用形象的手段补充了你从政治、经济、社会等学术著作所无法生动感受的不足。
正如我由于三十多年不接触国内文学作品，对国内生活深深感到生疏一样（比如最近读到《伤痕》等短篇小说，对于有些新名词，如“唯成份论”和“唯生产力论”就瞠目不知所解），你如不接触美国当代文学作品，在阅读用英语写的其他文章时，有时甚至也会感到困难。生活产生艺术，艺术反过来也影响生活。当代英语中就吸收了不少文学作品中的形象、事件或辞汇，作为修辞表达的手段，而这在一般辞典中往往是找不到的。也许由于流行日广，后来得到辞典的承认，作为一个新辞而收了进去；也许流行一阵子又为人所淡忘而被淘汰了。
比如前一阵子流行的Catch…22就是一个例子。这本来是当代作家约瑟夫·赫勒（Joseph Heller）在六十年代出版的一部反映第二次世界大战美国空军生活小说的书名。如今在英语中已作为自相矛盾的难题解。你如不知这部作品，在别的文章中遇到这个词，就百思不得其解了。
有些当代文学作品中的人物，由于脍炙人口，深入人心，在英语中也成了比喻手段。这在任何那个国家的语言中都不乏这样的例子。比如中国文学中的“林妹妹”（林黛玉）就是一种多愁善感的女子形象。英语中这样的例子不少，而且也不限于英语文学作品，例如天真的游侠骑士唐·吉诃德、山中一梦人间已一世的里普·凡·温克尔等。但是在当代英语中，这些文学形象作为比喻手段已逐渐让位于当代作品中的文学形象了。前不久看到国内寄来的斯诺夫人《我热爱中国》译本，写到她在法国找房子，称之为“华尔特·密蒂式的探寻”。这也是一个例子。按华尔特·密蒂是美国当代幽默大师詹姆斯·瑟伯（前几年已故）笔下的人物，此公喜欢做白日梦。斯诺夫人借此来喻自己找房子乃是兴之所至、不切实际的事。
我记得上次通讯中曾提到赫尔曼·沃克（《战争风云》作者）最佳的作品还是他初期的《该隐号叛舰》，其中刻划了一个刚愎自用的舰长奎格，可谓入木三分。有人就把尼克松比喻为奎格舰长，比如《纽约时报》书评谈及尼克松一些左右手写的回忆录时说：“尼克松是通过他的下属的眼光给我们看到的，他们自己则要我们把他们看成是忠心爱国人士，只是上了一个奎格式说谎者的当。”你如没有读过那本小说，就不知这里“奎格式”指的是什么了。
美国前参议员富布赖特谈到美国国内政治趋向时曾说：“我并不是说我们就要发生五月里的七天。我要说的是，如果我们不采取明智行动，这就很可能。”所谓“五月里的七天”也是一部六十年代流行的政治小说的书名，讲的是美国出现七天的军事政变，如今这个书名已成为假想中的美国军事政变的同义词了。
我稍举以上少数几个例子，无非说明介绍美国当代文学之必要，这不仅仅限于文学意义，也有其他方面思想沟通，文化交流的意义，哪怕是仅仅为了学英语，也有此必要。
一九七九年六月一日于纽约
纽约航讯
本刊特约记者 董鼎山
读书杂咏
读《天问》
应龙舒翼浴鸿，①
嘘气为云沫化洪。
日月倒行归海裔，②
茫茫终古一崆峒。③
① 应龙是神话中有翼的飞龙。“天有九龙，应龙有翼。”
② 海裔是海边。《淮南子》：“游于江浔海裔”。
③ 崆峒山，亦作空桐山。《史记》：“黄帝西至空桐。”
宇宙浑沦常革化，④
鸿灵安用拓玄黄？⑤
仑不见西王母，
耕织瑶池自倘徉。
④《列子》：“气形质具而未相离，故曰浑沦。浑沦者，言万物相浑沦而未相离也。”
⑤ 神话中的巨灵，开天辟地的大力士。
读龚定庵《己亥杂诗》
漫夸盛世数康、乾，
四海劲秋霜叶殷。
茸庙廊立仗马，
山民吟啸垓埏。
（清代嘉庆、道光之际，“四海变秋气”，已成“万马齐”的岑寂局面；而一般庙堂重臣却无敢正言者，一如作为天子仪仗的立马，终日不嘶而食三品豆。另一方面，“山中之民，一啸而吟”，举国为之震动。一九七六年四月）
舒諲
两本珍贵的共产主义小组刊物的装帧
笔者搜集到中国共产党的前身——共产主义小组时期两本珍贵的刊物：《劳动音》和《劳动者》，在装帧设计上相当精美，表明着我们党在刚刚萌芽的时期，就已很注意书籍刊物的装帧设计。
“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我们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一九一九年的反帝反封建的五四运动，是受了它的很大影响的。五四运动之后，一九二○年五月起，在共产国际的帮助下，先后在北京、广州、上海、长沙、武汉等主要城市分别成立了共产主义小组——这就是中国共产党的前身。各共产主义小组成立后，为加强对工农革命运动的指导，宣传马克思列宁主义，介绍俄国无产阶级革命经验，探讨中国革命的道路，都各自创办了刊物。北京共产主义小组创办了《劳动音》，广州共产主义小组创办了《劳动者》，上海共产主义小组创办了《劳动界》和《伙友》等刊物。这些刊物，多半是周刊。为便于在工农群众中传阅携带，开本为小三十二开袖珍本。在这些刊物上，经常发表李大钊、陈独秀、邓中夏、陈望道等中国无产阶级革命先驱者的文章，也经常以较多篇幅刊载工人、农民和其他劳动人民深受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剥削和压迫的调查报告，尤其较多地报道各地马列主义研究、宣传活动和工农革命活动的情况。
就书籍刊物装帧设计的角度来看，北京共产主义小组的《劳动音》和广州共产主义小组的《劳动者》，在装帧设计上具有着颇为突出的思想性和艺术性有机结合的光彩。例如，北京共产主义小组在一九二○年十一月七日出版的第一期《劳动音》，封面设计是用钢笔画的形式，以有力的线条，描绘着火炬、锤子、铁镐、齿轮、禾苗、稻穗等形象组成的图案，象征工农联合起来，向着火炬所指引的共产主义光明道路前进。图案的结构处理严谨。图案中间留出一块横长方空白，冠以刊物名称、出版日期字样，图案的下端左右两边空白处，用直行分别写有刊物出版期数、定价、通讯处、编者姓名字样，构成了整个封面丰满、稳定、庄重的艺术效果。又如，广州共产主义小组在民国九年（即公元一九二○年）十月三日出版的《劳动者》第一号，封面设计是用粗犷的块面和柔畅的线条，描绘一个奋力手举铁镐，具有无穷创造力的工人，在开筑道路的形象，并以飘有云彩的圆形天地为背景，象征地球上的整个人类社会，将来必然由最有发展前途的工人阶级所主宰。图案艺术效果具有近似木刻画的简炼、朴实、有力的特色。在图案的上方和下方，用横行分别写有刊物的名称、期数、定价、经售处地址、出版日期字样，编排错落恰当，再与中间圆形图案对比映衬，形成一种独特的艺术韵味。
当时共产主义小组刊物的封底和文中，也常刊载有反帝反封建内容的漫画、插图等美术作品。（笔者 在另外搜集到的一本上海共产主义小组当时出版的刊物《劳动界》第十四期的封底，就刊载有这种漫画。）由此也说明，在我们党的萌芽时期，已有相当艺术造诣的美术家，运用美术武器投入了中国无产阶级的革命活动。
在中国共产党诞生五十八年的今天，我们国家已是建成初步繁荣昌盛的社会主义国家，并且正在向社会主义四个现代化建设的宏伟目标进军，与此相适应，也必须大大提高我国社会主义的文化艺术（包括书籍刊物出版及其装帧设计）水平。所以，重温我们党在萌芽时期已很重视书籍刊物装帧设计工作的历史，对于鞭策我们今天努力改进书籍刊物的装帧设计，是有积极意义的。
一九七九年六月六日于沪西迎日楼
黄可
巴尔扎克在中国（上）
出版史料丛谭之一
巴尔扎克生于1799年5月21日，今年是他诞生一百八十周年。这位被恩格斯誉为伟大的现实主义的作家，虽然已经辞世快一百三十个寒暑了，但他仍然活在全世界广大读者的心里。他毕生惨淡经营的《人间喜剧》已经成了世界古典文学的宝。
巴尔扎克在中国拥有非常广泛的读者，建国三十年来，光是人民文学出版社印行的巴尔扎克的各种作品，截至1979年4月为止，总数就达二百万册（部）。今天，在喜欢阅读外国文学作品的普通中学生和青年工人里，都有巴尔扎克的读者，更不用说大专院校文学系的学生和广大的文艺工作者了。
巴尔扎克的作品在中国已经流行了半个多世纪。最先把巴尔扎克的小说绍介到中国来的是林纾（琴南）和陈家麟。他们合译了巴尔扎克的四个短篇，取名《哀吹录》，于1915年5月6日上海商务印书馆铅印出版。它们的篇名是：《猎者斐里朴》、《耶稣显灵》、《红楼冤狱》和《上将夫人》。封三版权页上注明原著者是法国巴鲁萨。这是巴尔扎克在中国第一次出现的汉译名。
《哀吹录》的译文是文言，且系意译，与原作相比，删削甚多。但基本情节尚清晰可见，文字亦相当生动。
根据这四个短篇译文的故事梗概，查出《猎者斐里朴》原题为《Adieu》。1935年生活书店出版的《世界文库》也收了这个短篇，译者是穆木天，篇名遵照原作译为《再会》。《耶稣显灵》的原名是《Jésus…Chist en Flandre》，而《红楼冤狱》即《L’Auberge Rouge》，这两个短篇也有蒋怀青的重译文，篇名译为《基督在法兰德斯》和《红色旅馆》，收在1936年6月上海商务印书馆出版的《巴尔扎克的短篇小说》里。此外，《耶稣显灵》一篇还有第三种译文，见1945年1月云海出版社印行的《戴依夫人》一书，罗塞译，篇名译为《基督在福兰达斯》。作为《哀吹录》的压卷之作的《上将夫人》，原题为《Le Requisitionnaire》，这个短篇在刘半农编、北新书局出版的《法国短篇小说集》第一卷里还有白冷的重译文，取名《征发兵》。
林纾和陈家麟的《哀吹录》出版后的第二年，即1917年，上海中华书局出版了周瘦鹃译的《欧美名家短篇小说丛刊》，分上中下三卷。这个《丛刊》在当时称得上煌煌巨制。单是在中卷的“法兰西之部”里，就收入了伏尔泰、巴尔扎克、斯达尔夫人、都德、莫泊桑、左拉等八个法国名家的作品。译者的编辑工作亦相当细致，在每篇译文之前，有作者的生平简介和作者头像，而且对于所介绍的作家和作品都一律附上外文。
《哀吹录》虽然是巴尔扎克的作品在中国的第一个译本，但译者对原作者未著一辞。我国读者第一次了解到这位法国大作家的生平、创作简况及一睹其庐山真面的，就现在见到的资料来说，就是从周瘦鹃的这部《丛刊》开始的。
周瘦鹃在《丛刊》里用文言文译载了巴尔扎克的一个短篇小说，篇名译为《男儿死耳》。这是巴尔扎克在1829年《朱安党人》一举成名之后，为《摩登》（似应译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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