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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书 1979年-第11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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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书除全面、系统地叙述一八四○至一八六四年中国人民反抗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英勇斗争，以及帝国主义和清朝反动政府如何走上勾结的道路外，还具有较大的特点：书中较详尽地论述了十九世纪四、五十年代中国社会经济的变化，十九世纪中叶的思想、学术、文学以及太平天国的革命文化。这样，使读者对这一阶段的政治、经济、军事、文化有比较全面和系统的了解，改变了以政治、军事为主的革命史或政治史的体裁。书中还对鸦片战争和太平天国研究中的一些学术问题，提出了自己的见解。全书结构严密，叙事简明扼要，史料、文字比较准确。（公义）
《解放区短篇小说选》，人民文学出版社编选出版，754页。
本书选了四十六位作家的五十篇作品，是毛主席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发表的讲话的成果和见证。
其中《小二黑结婚》、《李有才板话》、《卫生组长》、《老阴阳怒打“虫郎爷”》、《满子夫妇》、《纠纷》、《我的两家房东》、《红棉袄》、《传家宝》、《村仇》等篇合起来，可以看到一幅色彩鲜明的新农村图景。新生活的风暴，势不可挡地荡涤着统治农村千百年的封建势力，以及它所造成的婚姻不自由、男女不平等、迷信、文盲、不团结、不卫生等旧习。正是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在减租减息、土地改革和其他的反封建斗争中，美的、光明的事物逐步取得了胜利。
《月黑夜》、《雨》、《地雷阵》、《荷花淀》、《“无住地带”》、《嘱咐》、《无敌三勇士》、《新战士时来亮》、《政治委员》、《他回来了》、《老营长》、《战地婚姻》等篇，给我们描绘了人民子弟兵的智勇双全、无畏无敌。作者们不仅善于从生活中提炼出具有特征的细节和语言，而且以其战斗的激情和胜利的信心鼓舞着我们。
还有值得注意的是有些作品写了从落后转变为先进的人物，如《黑女儿和他的牛》、《土地的儿子》、《钱》、《莫忘本》等。这些人物往往带有旧社会遗留下来的落后东西，但在党的教导下，他们改造了自己，成为革命的动力。
这些小说大都语言清新，富有生活气息。它们读起来是好小说，讲起来是好故事，不仅在主题和人物上具有不同于五四时期的崭新面貌，而且在语言形式上也为我国无产阶级文艺开辟了新路。（清怡）
文学小丛书，人民文学出版社编辑出版。
文化大革命前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过文学小丛书，很受读者欢迎。粉碎“四人帮”后，不少读者建议恢复出版，出版社接受了这个建议。
现在重新编辑出版的这套文学小丛书，包括古今中外的优秀作品和重要作家的代表作（但不收长篇巨著），书前有简要序言，介绍时代背景、作者生平和作品说明等。
第一批已经出版和即将出版的共三十多种。
其中中国现代和古典文学有：鲁迅的《呐喊》、郭沫若的《女神》、茅盾的《林家铺子》、夏衍的《包身工》、巴金的《海的梦》、老舍的《龙须沟》、李季的《王贵与李香香》、孙犁的《荷花淀》、马烽的《我的第一个上级》、峻青的《黎明的河边》、李准的《不能走那一条路》、魏巍的《谁是最可爱的人》，以及《诗经选译》（余冠英译）、《离骚今译》、《九歌》、《史记选》、《杜甫诗选》、《唐宋传奇选》、《苏东坡诗词选》、《关汉卿杂剧选》、《杜十娘》、《聊斋志异选》。
外国文学有法国莫泊桑的《羊脂球》、德国《海涅诗选》、挪威易卜生的戏剧《玩偶之家》、英国莎士比亚的戏剧《柔密欧和幽莉叶》、法国巴尔扎克的《高利贷者》、梅里美的《嘉尔曼》、俄国普希金的《杜布罗夫斯基》、《果戈理小说选》、托尔斯泰的《哈泽穆拉特》、《契诃夫小说选》、《高尔基早期作品选》。（文）
《我的履历书：大平正芳》，日本产经新闻社出版，194页。
大平正芳生于1910年香川县，1936年毕业于东京商大（现在的一桥大学）。1951年起投入政界，于1960年任池田内阁的官房长官，后任外务大臣、通商产业大臣、政调会长等要职，于1978年竞选中获胜，出任自由民主党总裁及日本国总理大臣。
此书是作为日本产经新闻社特邀稿先在《产经新闻》连载，后汇编为单行本出书的。书中简述了作者本人的阅历和政界生涯，并自豪地回顾了日中建交和与毛泽东主席、周恩来总理的历史性的会见。他满怀深情地赞扬毛主席和周总理的历史功绩，写道：“如果没有这两位伟大领导人的见识与决策”，那时肯定不能实现日中邦交正常化的。
大平正芳也是酷爱读书的人。书中自述，事情再忙，他也要每周一、两次去书店买新书来，有时甚至站在书摊前读完一本书。他博览群书，手不释卷，认为，读书是“吟味生的喜悦的瞬间”。（益民）
《鉴真》，安藤更生著，日本吉川弘文馆出版，1978年第四版，252页。
鉴真法师（公元688—763）是盛唐时期我国扬州大明寺高僧，后于玄宗天宝元年受日本留学僧的聘请，决意东渡，六次起行，五次失败，航海三次，历尽艰辛，终于天宝十二年渡日成功。当时他已是双目失明的六十六岁的老人，但他在日十年如一日，讲经传法，兴建佛寺，推广汉文，又亲自行医临症，为中日文化交流做出了杰出的贡献。本书作者早有《鉴真大和上传之研究》（平凡社）、《鉴真》（美术出版社），这一本是为日本历史学会《人物丛书》而写的第三本，省略了繁琐的考证，但也补充了一些新的材料。（益民）
书讯
震/善/公义/清怡/文/益民
漫谈鲁迅研究
“文人的遭殃，不在生前的被攻击和被冷落。一瞑之后，言行两亡，于是无耻之徒，谬托知己，是非起，既以自炫，又以卖钱，连死尸也成了他们的沽名获利之具，这倒是值得悲哀的。”
以上是鲁迅纪念韦素园的几句话。这几句话说得沉痛极了。但是鲁迅又哪里会知道，在他一瞑之后，他自己的尸首也成了无耻之徒的沽名获利之具呢？
远的且不必说，一九六六年纪念鲁迅逝世三十周年大会上，那个政治骗子陈伯达，就谬托知己，大放厥词，胡吹一通。那个还没有资格谬托知己的文痞姚文元，也以研究鲁迅专家自居，在那次会上，小放厥词，胡吹一通。批林批孔了，“四人帮”就拿《在现代中国的孔夫子》来攻击总理。评论《水浒》了，他们就拿《流氓的变迁》来攻击邓副总理。“反击右倾翻案风”了，那个特务张春桥就大谈《风波》里的辫子，把矛头指向中央领导同志。请看，这不是拿鲁迅的死尸当作他们篡党窃国的工具吗？鲁迅死而有知，岂但悲哀而已。
从表面上看，这些年来，鲁迅比韦素园走运多了。全集出版了。每隔五年、十年纪念一次。有些大城市里，还建立了纪念馆；有些机关、工厂里，还设有鲁迅研究室、鲁迅研究小组。不但没有被冷落到言行两亡的程度，好像还很热闹。但是如果认真地、实事求是地去加以考察，看看上述的那些热闹活动，有多少起是被大大小小的谬托知己的无耻之徒和骗子利用了，成为他们自炫、沽名、卖钱、获利、篡党、窃国的工具，统计出来的数字，一定惊人。
今天，研究鲁迅的首要任务，就是要保卫鲁迅，使他不受和少受那些骗子和无耻之徒的糟踏。
政治骗子陈伯达的老底，知道的人也许不多。但是鲁迅在《三月的租界》里批判的狄克是谁，不是没有人知道；姚文元的那本“权威”著作兜售的是什么货色，也不是没有人知道。可是，说来真怪，在“四人帮”垮台以前，没有听见专家们吭一声，而曲意逢迎，摇旗呐喊的，却大有人在。翻翻当时的报刊，那种谄媚的嘴脸，不是无案可查的。
前些年，苏修御用文人费德林、齐赫文斯基、艾德林之流，也趁火打劫，三番五次，拿鲁迅这张牌来挑战，骂上门来。而姚文元之徒却充耳不闻，笑骂由他笑骂，陶醉在自我封锁中，深怕我们的太平学术空气被扰乱了。鲁迅死而有知，岂但悲哀而已。
以上说的是那些别有用心的人们。在我们的研究工作中，也并不是毫无问题的。我以为，研究鲁迅的生活、思想和作品，就要脚踏实地、实事求是，越是棘手问题，越要迎难而上；决不能看风使舵、因人论事，甚至弄虚作假、颠倒黑白，使鲁迅蒙冤地下。这就是马克思主义。
比如，鲁迅与瞿秋白的友谊关系是个客观存在，有鲁迅的文章、书信、日记、言论和行动为证。能不能因为瞿秋白出了问题（且不说究竟是什么问题），就抹煞历史事实，把我们今天对瞿的看法，强加在去世三十多年的鲁迅身上呢？不行吧。然而，在我们的评论中，有的干脆避开这个问题，闭口不谈；有的千方百计论证，鲁迅早在那时就已嗅出瞿秋白的叛徒气味了。这是反马克思主义的。马克思主义并不要求鲁迅充当一名算命先生。
一九七三年，英国牛津大学出版社出版了一本鲁迅作品选集《无声的中国》。编译者在前言里提到鲁迅的一件轶事：一九三五年，上海苏联领事馆为纪念十月革命节，举行了一个小型招待会，鲁迅出席了。散会时，他发现他那顶有名的破呢帽，掉在衣帽架后面去了。他把帽子掏了出来，踢了它一脚，然后拾起，拍打两下，在戴上头以前，对他身边的人说：“这是一顶黄包车夫的帽子。我呢，也就是那么一种人，一个拉车的。”这个轶事不但极有风趣，而且形象地表达了鲁迅的思想、感情和性格，连语言都有个性。有人把这个故事告诉一位研究鲁迅的同志，那位同志却很不以为然地说：“我就不知道有这回事。这是对鲁迅的歪曲。”事有凑巧，不久前出版的一本鲁迅研究资料里，有茅盾先生的一篇文章，讲到那次小型招待会。他记得，被邀出席的只有宋庆龄、鲁迅、斯沫特莱、路易·艾黎少数几个人。另据《无声的中国》编译者说，说出上述轶事的就是艾黎。由此看来，那位同志不知道那回事，情有可原。至于断言那是对鲁迅的歪曲，就未免太主观。研究一个作家，哪怕只是那个作家的一个生活细节，还是虚心一点的好。不然的话，究竟谁歪曲了谁，可就难说了。
鲁迅留下的旧体诗，为数不多。有人认为，这一部分作品，问题不大，容易研究。其实不然。举一个例。鲁迅最早的一首诗《自题小像》是大家所熟知的。这首诗的头一句，“灵台无计逃神矢”中的“神矢”，向来解释纷纭。有丘比德说，典出于罗马神话；有罗罗说，典出于拜伦长诗。但都象借来的衣服，套上总不合身，而研究鲁迅的专家们又不屑于一顾。前年，一位搞外国文学的人，谈起这个“神矢”问题。他认为典就出在鲁迅从小就爱看的《山海经》里。灵台就是《大荒西经》里的轩辕台，神矢就是《海外西经》里的穷山族不敢用以西射的利箭。他还认为那些坚持丘比德、罗罗说者，实在是冤枉了鲁迅。不知专家们以为如何？
套用鲁迅《忆韦素园》的最后一句话，“现在我写这两千字……但愿没有营私肥己的处所，此外也别无话说了。”
荒芜
《日本人论鲁迅》论文集
鲁迅早年曾留学日本，和日本人民有着深厚的友谊，因此，日本不仅是翻译出版鲁迅著作最早和最多的国家，同时也是研究鲁迅和出版鲁迅研究的论著最早和最多的国家。
日本研究鲁迅的论著，我国翻译和介绍的还不多，现在中国社会科学院情报研究所和吉林师范大学外国问题研究所日本文学研究室合作，编选了一本《日本人论鲁迅》的论文集，将在某出版社出版。主编是戈宝权同志。
《日本人论鲁迅》收集了五十年来日本人研究和论述鲁迅的文章五十余篇，其中绝大部分是战后写成的。共分三大部分：第一部分是日本研究者对鲁迅的评价和对鲁迅的论述；第二部分是关于鲁迅生平的资料和回忆鲁迅的文章；第三部分是关于鲁迅手稿在日本发现的资料。书后附有鲁迅在日本留学时期的年谱，鲁迅著作的日译本目录和日本研究鲁迅的论著的目录等。
“幽岩”质疑
“椒焚桂折佳人老，独托幽岩展素心。
岂惜芳馨遗远者，故乡如醉有荆榛。”
这首《送O。E。君携兰归国》是鲁迅先生的旧诗中最著名的诗篇之一。近几年来，这首诗虽然没有像《自题小像》、《湘灵歌》和《秋夜有感》进行热烈的讨论，但是从一些同志所写的书和文章中提到这首诗的情况来看，各家对本诗前两句的解释很不一致，特别是对“独托幽岩展素心”这一句或“幽岩”这一个词的解释，更是众说纷纭。从1959年出版的张向天同志的《鲁迅旧诗笺注》到1978年第三期《社会科学战线》上周振甫同志的《关于的问题》一文，对“幽岩”一词的解释近二十年来一直在继续探讨。笔者不是鲁迅诗歌的研究者，作为一个读者和一个鲁迅诗歌的爱好者，在读了各家的解释以后，有一个疑问始终没解决，现在提出来供读者，尤其是专家们参考和指正。
就笔者看到的，各家对“幽岩”一词的解释，大致有下面三种情况。第一，认为是指革命根据地。例如鲁歌同志说：“‘独托幽岩展素心’，就是（鲁迅）把希望寄托在湘赣山区的幽深岩嶂中从事革命伟业的毛主席身上，向毛主席献出自己的一片冰心”。①倪墨炎同志的解释大致相同，他说：“在深山幽谷之中，革命者仍然在为他们的伟大理想而战斗。读到这一句，人们是很容易联想到战斗在革命根据地的工农红军和革命人民的。”②对于这两种解释，我认为都是值得商榷的。首先，“展素心”不能解释为“向毛主席献出自己的一片冰心”，“展”不能解作“献出”，其次，“独托”不能解释为众多的“革命者”、“工农红军和革命人民”。“独托幽岩展素心”是鲁迅在“椒焚桂折佳人老”的艰苦环境下的言志、述怀和自白，不“顾及全篇，并且顾及作者的全人，以及他所处的社会状态”（鲁迅语），和鲁迅当时写作本诗时的思想情况，这样来解诗，显然只会走失诗句的原意。
第二种情况是：如张向天同志认为“幽岩”是“鲁迅先生在花园庄所住的简陋狭小的住室”；③王延龄同志认为，花园庄这家“旅馆前是日本帝国主义的海军陆战队的高大的钢骨水泥建筑，宛如悬崖陡壁横亘在前，使这家旅馆阴暗犹如幽谷”。④也有的同志认为，“幽岩”就是“躲进小楼成一统”的“小楼”。对于这些解释，近于机械的比喻，把原诗丰富的内涵简单地归结为生活记录。这样来解诗，势必要把“诗美”杀掉。
第三种情况是，认为“幽岩”就是“如醉”的“故乡”。这是最近由周振甫同志提出来的，他说：“《送O。E。君携兰归国》里说：‘岂惜芳馨遗远者，故乡如醉有荆榛’。这个故乡，就是‘独托幽岩展素心’的‘幽岩’，也就类似‘水碧沙明两岸苔’的‘潇湘’，但因为‘故乡如醉’，那里在反动派的压迫下‘有荆榛’，也就是使人‘不胜清怨’，所以‘岂惜芳馨遗远者’，让它离开‘幽岩’。”⑤我觉得这样解释，对“托”这个字未免忽略了。“托”是“依托”的意思，这样，“独托幽岩”就成为独自依托“如醉的”“故乡”，这恐怕是不符合原诗的意思的。
我觉得没有必要对“幽岩”这个词作这样或那样的解释，“独托幽岩展素心”这一句用的是一个很常见的典故。“素心”一语双关，既指“本心”或“本意”，如江淹诗：“素心本如此”；素心也指素心兰，即兰花的一种。“独托幽岩展素心”整句诗用的是空谷幽兰这个常见的典故。不知道各家何以都不从典故来解释这句诗？是忽略了，还是别的缘故？这也是我把我的看法写出来希望指正的原因。
诚然，鲁迅说过这样的话：李商隐“用典太多，则为我所不满”。（《致杨霁云信》，1934年12月20日）这里，鲁迅不满意的是“用典太多”，即“掉书袋子”，并不是一般地反对在诗中运用典故。写旧诗用典是很普通的，在鲁迅的旧诗中就有不少典故，而且从鲁迅修改的诗句来看，有的时候还有意用典。比如“破帽遮颜过闹市”这一句，“破帽”原本写作“旧帽”，后来改成“破帽”，为什么要改呢？原因就在于“破帽”是有典的。在古代的诗词中，有不少诗人用“破帽”来自嘲，比如辛弃疾《贺新郎》中的“何处飞来林间鹊，蹙踏松间微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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