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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宝贝-第22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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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五原路永福路口，我们被一辆警车拦住。“这是单行道，不能逆向开。知道吗？”一个声音粗鲁地说。
然后他们嗅到了酒气，“啊，居然还酒后驾车。”我和马克装作听不懂一句中文，我们像无厘头一样用英语和警察开玩笑，直到一束手电光打过来，然后有人叫了声：“倪可，居然是你！”
我醉醺醺地把脑袋伸到车窗外，定睛看了半天，才认出是马建军，马当娜的前男友之一。我冲他做了个飞吻，“Hello”，我依旧用英语说。然后看到马建军和另一个警察在边上嘀咕了一会儿，我似乎听到他说：“算了吧，那两个人刚从国外来，不懂这儿规矩，那女孩还是我的朋友的朋友……”
另一个警察又嘀咕了几句，我听不清，最后马克掏出100块钱算是罚款，马建军在我耳边说：“只能帮到这程度，100块还是打了半折的。”
车子继续上路，我们大笑一阵，笑过之后我说，“什么都没意思，回你那儿吧。”
忘了一夜之间跟他做了多少次爱，一直到最后连用润滑剂也都觉得疼痛难忍了。他像个野兽一样毫不留情，像个战士一样冲锋陷阵，像个歹徒一样弄得我酸痛不已。可我们还是继续施虐与受虐。
我说过，女人喜欢在床上遇到脸上挂长统靴的法西斯分子。脱离了头脑，肉体还有它自身的记忆存在，它用一套精密的生理体系保存着每一个与异性接触的记忆，即使岁月飞逝，一切成为过去，但这种性爱记忆仍会以经久不衰的奇异光辉朝内里发展，在梦中，在深思冥想中，在街上行走时，在读一本书时，在与陌生人交谈时，在同另一个男人做爱时，这时记忆会突然之间跳出来，我能数出今生中曾有过的男人……
在向他告别时，我把这层意思跟马克说了，马克紧紧抱住我，湿湿的睫毛刷过我的腮，我不想看一个即将分手的男人眼中的潮湿。
我提着一个大大的包，里面塞满了马克送我的唱片、衣服、书、饰物，这些让我发疯的爱的垃圾啊！
我平静地和他招手说再见。出租车的门关上了，他冲动地跑过来，“你真的不想送我去机场吗？”
“不。”我摇摇头。
他揪了揪自己的头发，“剩下的三个小时我怎么打发？我怕自己又会坐车来找你。”
“你不会的，”我对他微笑，身体却像风中的落英那样颤抖，“你可以给伊娃打电话，给其他你想得起来的人打电话，回忆你家人的脸吧，他们会在十几个小时后出现在你面前，他们会在机场接你的。”
他烦躁不安地不住地用手摸头发，然后伸脸过来吻我，“好吧，好吧，你这个冷血的女人，”“忘了我吧。”我低声说着，关上窗，让司机快点开车。这种时刻一生中最好少碰到，因为实在让人受不了，尤其是一对根本就没有希望的情人，他有妻子有孩子，又远在柏林，而我，现在去不了柏林，柏林只是我从电影中从小说得到的一个有着青灰色背景，机械又伤感的城市印象，太远太不一样了。
我没有扭头去看马克矗立在路边的身影，我也没有回到天天的公寓，车子径直去了我父母家。
电梯还没开，我拎着那一大包古怪玩意从第1层楼爬到第20层楼。脚步像挂了铅一样，人类登月球也不会比此时此刻的我更困难，我想我随时会虚脱，会半途晕倒，但我不想休息不想拖延，只想马上回到家里。
使劲敲门，门开了，母亲一脸的惊愕，我扔下包抱住她，“妈妈，我很饿。”我哭着对妈妈说。
“你怎么啦？怎么啦？”她冲卧室喊父亲：“CoCo回来了，快来帮个忙。”
父母一起把我抬到床上睡下，他们眼睛里面一片惊疑。他们不会知道有什么样乱七八糟的事在女儿身上发生，他们永远不会真正了解女儿眼中浮躁喧嚣的世界和难以形容的空虚，他们不知道女儿的男友是吸毒者，女儿的情人几小时后就要坐飞机回德国；女儿手头正在写的小说又是如此混乱、直率、露骨，充满形而上的思索和赤裸裸的性爱。
他们永远不知道女儿心中的恐惧，还有死也不会克制的欲望，生活对于她永远是一把随时会走火会死人的欲望手枪。
“对不起，我只是想吃粥，我饿了。”我控制往自己，喃喃重复着，努力想笑一下，然后他们消失了，我一头栽进睡眠的黑洞。
三十一、死亡的颜色
他是死是活，知与不知，对我来说已经无关紧要。
……因为他已经消失了，只是在此 时此刻，
从投向大海的乐声中，她才发现他，找到他。
——杜拉斯
现在我的小说已临近尾声，在手中的笔换了一支又一支后，我终于找到了那种从山顶沿着滑雪道冲近山脚的骤然松弛的感觉，还有一丝奇怪的惆怅。
我想我不能预料摆在这本书面前的命运，那也是我自身的一部分命运，而我并没有力量去控制。同样也不能对我笔下的人物和故事负责，既然一切写出来了，那么就让它们自生自灭。
我又累又瘦，在镜子里我不敢多看自己。
离天天的死已有两个月零八天，但我长久地保留着某种幽玄的通灵感觉。
在厨房煮咖啡的时候，耳边突然会传来哗哗的水声，那是从隔壁的浴室传来的，一瞬间我想是天天在浴室洗澡，马上冲过去，但浴缸是空的。
当我在书桌前翻动一页稿纸，我又突然能觉到有个人坐在我背后的沙发上。他沉默而温柔地看着我，我不敢回头，因为怕惊走了他。我知道天天一直在这屋子里陪伴着我，他会执拗地等待着，直到我完成这部曾给他热情的小说。
而最难捱的就是在深夜无人私语时，我在床上辗转反侧，抱住他的枕头，祈祷神把他送到我无休止的梦里来：灰色的雾从窗外斜逸而入，很轻又很重地压在头顶，我听到一个遥远的声音在轻唤我的名字，他身着白衣，带着经久不败的美貌和爱走向我，我们用玻璃丝般透明的翅膀飞翔，草坪、房屋、街道，一个又一个掠过我们。青黛色的天空被光线扯开几道口子。
清晨像魔法即将消失的警讯一样降临，大地四处上的夜晚被驱逐。梦醒了，爱人不见了，只余下胸口一丝余温和眼角的湿痕。从天天在那一个清晨死在我身边开始，以后每一个清晨降临对于我而言都像是一次冷酷攫人的雪崩。
马克离开上海的那一天，我一直躲在父母的家里。第二天我离开那儿回西郊的公寓，临行前没带去那个装满了马克送的礼物的大包，只从包里找到了一枚镶了蓝宝石的铂金婚戒，取出来戴在手上。那是我趁马克昏睡片刻的时候从他无名指上脱下来的。
他那么惶惶然，上飞机的时候都不会察觉到我偷了这枚戒指。而我没有更多的用意，也许只是跟他开了个最后的玩笑，也许是心存不甘，留作纪念。
戒指很美，可惜稍大了些，我把它套在大拇指上。回到公寓前我脱下它，放在口袋里。
回到公寓，天天在看电视，桌上堆着爆米花、巧克力、可乐，他看到我一进门就张开双臂，“我以为你逃走了，再也见不到你了。”他抱住我。
“我母亲做了些菜肉馄饨，要不要我现在煮给你吃？”我晃了晃手里的一只食品袋。
“我想出去兜兜风，想在草地上躺一会儿，”他把头放在我胸前，“和你一起去。”
我们戴着墨镜和水出门，出租车把我们载到我的母校复旦，那儿的草坪很舒服，又比公园里随意放松，毕业几年，我始终留恋复旦园里那样可以让人随意发疯但又雅致清新的气氛。
我们躺在樟树浓荫下，天天想背点诗，但一首也想不起来，“等你的小说集出来了，我们可以在这里的草地上朗诵，大声点再大声点，大学生们喜欢这一套吧？”他高兴他说。
我们一直躺着，晚饭也在学生餐厅里吃的。政通路上有家紧靠复旦留学生院的酒吧，叫hand rock，由一个叫“疯子”的乐队经常出没，吉他手曾涛就是酒吧老板。我们进去想喝杯啤酒。
吧台后面是熟悉的几张面孔，朋友们都老了，“疯子”的主唱周勇也很长时间没有出现了，我和天天听过去年夏天疯子在华师大a gogo的专场演出。那种令人着魔的后朋克音乐让我们浑身蒸发，跳舞跳到晕倒。
蜘蛛带着几个留学生模样的人走进来，我们拥抱，说你好你好这么巧遇上了。最近蜘蛛老跟留学生混在一起玩，是因为电脑公司生意难做，他已萌生去意，想到什么国家读书去。他现在能说不错的英文、凑合的法文和西班牙语。
音乐是我喜欢的“portishead”的“Numy”，有人在跳舞，而吧台后面的面孔依旧不动声色，日夜在酒吧里泡着的人都有这种不动声色，又酷又憔悴的神情。听着毒品般的音乐，天天溜进酒吧洗手间，很长时间才摇摇晃晃地出来。
我知道他在干什么，我永远不能正视，正视他此时此刻这样的眼神，呆呆的、空洞的、魂已飞在九天外。随后我也喝醉了，他的毒瘾只需要我的酒瘾来相对的，在这种或那种瘾里我们反抗自我，漠视痛苦，跳动得像太空里的一束光。
在音乐里跳，在快乐里飞，凌晨1点多我们回到了寓所。没洗澡，脱光了衣服就往床上一躺，空调开得很大，我的梦境里都有空调嗡嗡嗡嗡的声音，像昆虫在鸣叫。整个梦境都是空白的，只有这种令人困惑的声音。
当我在翌日清晨，在第一束阳光照进来的时候，睁开眼睛，我转身去亲吻身边的天天，热热的吻印在他冷冷的泛着白光的身上，我使劲推他，唤他，吻他，揪自己的头发，然后又莫名其妙地赤身跳下床，跑到阳台上。我隔着窗玻璃久久地凝视着屋内的床上，那躺着的爱人的身体，久久地凝望。
我泪流满面，咬住自己的手指，尖叫了一声：“你这傻瓜！”他没有一丝反应。他死了，我也死了。
葬礼上来了不少朋友，亲戚，惟独不见天天寡身独居的奶奶。一切都是轻飘飘的，令人的心惶惶然。不知道这份惊惧还会怎么样，不知道他的肉身如何化为无知无觉的灰烬，他的天真的灵魂如何会从地底下突围，从一堆恐怖的死亡残骸中逃逸而出，一飞冲天，直冲到九重天。天的最上面，该有上帝画出的一片澄明清朗，那会是别样的境地，别样的情怀。
康妮主持葬礼，她一身黑，额上还附了一片薄薄的黑色轻纱，像电影中的人，端庄得体，但绝不亲切，那哀情竟仿佛不是入骨入里的，没有一个母亲在失去儿子后的迷乱癫狂，只有一个美丽中年女人穿着黑衣站在儿子棺木前的端庄。做一个女人，真实可能更重要，仅有端庄与得体是不够的。所以我突然很不想看到她的脸，很厌恶她念悼词时的语调。
我匆匆地念完一首送给天天的诗，“……最后一闪，我看到你的脸，在黑色之上，在痛楚之上，在你呼出的在玻璃的水汽之上，在夜的中央……从梦到梦的悲伤，我已缜口，我已不能说再见。”
然后我躲到人群背后，我无所适从，这么多人，这么多与我无关的人在这里，可这并不是一个节日，它只是一个噩梦，像个洞开在心脏上的噩梦。
我竭力想躲起来，可天天不在了，房间四壁的墙也就没了。
三十二、我是谁
我思故我在
——笛卡儿
我就是我，一个女人，而不是什么“第二性”。
——莱西·斯通
一切一切都是这样开始的，都是从这光艳
夺目又疲惫憔悴的面容开始的。这就是experiment。
——杜拉斯
事情就是这样发生的，让人头疼，让人尖叫，让人变疯。
我不是冷血的女人，我也没有变疯。我的上一本小说集《蝴蝶的尖叫》再次出版了。教父和邓安排我去各高校做宣传，回答男生的诸如“倪可小姐，你有一天会裸奔吗？”这样的问题，跟女生们讨论“女人是不是第二性”，“女权主义者到底想要什么”。
去复旦的时候我在草坪上躺了会儿，看看天空，想想那个人。
接下来的日子，朱砂第二次披起婚纱，新郎是志得意满的青年画家，比她小8岁的阿Dick。婚礼举行的日子与天天的葬礼隔了3个月20天，可能大部分人都没意识到这一点，除了我。
婚礼在复兴公园内一家劳伦斯的画廊举行，那一天也是新郎的个人画展举办的日子。来了中外很多宾客，包括马当娜。马当娜给新人送了一份厚礼，一对欧米茄金表，她以此来表示她的气度，阿Dick毕竟是她最在乎的男人之一。
我没有与她多说话，我突然不再那么喜欢她，也许她并没有对天天说过些什么多余的话，也许她并不是那么存心要控制她认识的朋友们。可我不再想与她走得太近。
人太多，闷热的空气使人不适，我早早告退了。
德国方面一直有电子邮件发过来，马克的，莎米尔的。我告诉了他们有关天天的死讯，我说现在我的心趋于平静，因为我的小说即将完成，这是送给天天和那一段生活的最好礼物。
莎米尔邀请我在完成小说后去德国，“这对你的恢复有好处，来看看这儿的尖顶教堂、黑森林和人群吧，相信马克也盼望见到你。”
而马克的邮件总是长而又长，不厌其烦地告诉我他最近又做了些什么，去过什么地方，还有与妻子的争吵，我不知道是什么样的信赖感使他有对我倾吐的冲动，也许一个写小说的女性在理解力和直觉上是可以被信赖的，即使我偷了他蓝宝石婚戒。这个戒指我一直戴在拇指上，因为它真的很好看。
定下来在10月底过完鬼节后去柏林，鬼节是我喜欢的节日，它浪漫而有想象力，用假面装扮的游戏驱走死的腐味。
临去德国前我做了一些整理，整理小说文稿，整理西郊的那套公寓。我打算搬回父母家住，公寓的钥匙则要交给康妮。天天的东西都还在那儿。我从中挑了一张天天的自画像，一本他喜欢的狄兰托马斯的诗集和一件他常穿的白衬衣。
衬衣上面还有他的体味，把脸深深埋在其中，那种熟悉的味道使人想起什么是丢失的幸福。
那一夜恰好是周末，我徒步走了很长时间，穿过梧桐深深的衡山路，走进条怀旧的弄堂。
康妮的西班牙餐馆就在眼前，灯火明亮，花影婆娑，窗口有衣着光鲜的人影晃动，再走近了，可以听到有人在唱拉丁情歌，礼貌的掌声随后响起。
我走上台阶，询问门口的服务生，康妮在哪里，服务生领着我，穿过曲曲折折门廊，我在一大群站立着的人当中看到了盛妆打扮的康妮。她穿露肩晚装，头发高高地缩成一个髻，涂了浓稠欲滴的口红，看上去得体、聪明，像只优雅的鹤。
人群中间正有一对穿着缀珠黑色舞装的拉丁男女在歌声里跳拉丁舞，他们年轻又漂亮，女孩子的腿被优美地握在男子手中，然后是一连串令人眼花缭乱的飞旋。康妮结束了与身边一个白头发老绅士的谈话，一转脸就看到了我。他对身边的人欠欠身，朝我这边走过来。
“亲爱的你好吗？”她说着，拥抱住我。我微笑着，点点头，“你很美，永远都很美。”我说，然后我从手袋里拿出一串钥匙，递给她。在电话里我已经告诉了她我目前的打算。
她看着钥匙，沉默了片刻，接过来，“我至今都不明白……怎么会变成这样的。我做错了什么？上帝这样对我。OK，——忘了这些吧，你是个聪明的女孩于，照顾好自己。”我们亲吻告别，胡安也走过来同我拥抱。“再见。”我挥挥手，很快地走出门口。音乐和舞蹈还在继续，但跟我无关。
走到底楼院子里，刚走出门口，却迎面撞上了一个老太太，一头白发，戴着眼镜，皮肤白皙，看上去像个教授夫人，我连声说“对不起”，她却不理不睬，径直往铁门里走。
门房一见她就急急地把雕花大铁门关上了，老太太开始用力推门，此举不奏效后，她开始大声叫骂，“狐狸精，害人精，10年前你害死我的儿子，还不够，又害死我的孙子，你的心肯定是黑的，我咒你一出门被车撞死……”
她的声音很沙哑，我定定地站在她的身边，我已经知道这个愤怒而失控的老太太是谁。这还是我第一次见到她本人。
在天天的葬礼上她没有出现，想必是康妮不想让她参加。康妮一直都怕她，都躲着她，可天天的奶奶还是找上了门。
门房对她细声细语地劝说，“老阿婆，您都来了不下几十趟了，何苦呢，这么大把年纪了，回家休息吧。”
“呸，”老太太怒目以对，“没有人可以把我送进精神病院的——她以为她施舍了十几万块赡养费给我就算没事了，我一定要讨个说法。”她开始再一次推门，我快步上前搀住老太太。
“奶奶。”我轻轻叫了一声，“我送您回家吧，天要下雨了。”
她怀疑地盯了我一眼，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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