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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己最旧的衣服。他们自愿来打扫河谷农场十四间房屋中的某几间，正是在这几间屋里克拉特一家四口被人谋杀了，就像死亡鉴定书上所说的，“被一个或几个未知的家伙谋杀了”。作为基督徒，他们感到自己有责任这样做。

　　艾哈德和他的伙伴们默默地开车前行。他们中的一位后来曾评论说：“那时的情形使你无法说话。真的很奇怪。以前去那里，我们总是备受欢迎。”当时，一个公路巡警迎接他们。这位巡警负责把守政府在河谷农场入口设置的路障，他挥了挥手，放他们进去，他们又开了半英里，沿着一条种着榆树的小路来到克拉特家的住宅。唯一住在农场里的雇员阿尔弗雷德·斯托克莱因正等着迎接他们。

　　他们首先来到地下室里的锅炉房，穿着睡衣的克拉特先生就是在这儿被人发现躺在一堆用来装床垫的纸箱上的。清理完锅炉房，他们又来到凯尼恩被杀的游戏室。沙发是凯尼恩维修过的遗物，罩着南希做的沙发套，绣着字的枕头，上面溅满了血迹。和纸箱子一样，这些东西都得烧掉。清洗小组逐步从地下室清理到二楼的卧室，南希和她母亲就是在卧室的床上被谋害的。沾满血迹的床单、床垫、床边小地毯以及一只泰迪熊玩偶都将被烧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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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者　：　杜鲁门·卡波特　

　　阿尔弗雷德·斯托克莱因通常话不多，但在运热水和协助清扫时，却有很多话要说。他希望“人们别再说废话，而应该试着理解”为什么他和妻子虽然住的地方离克拉特家不到一百码，但在暴行发生的时候，却连一声枪响也没听见。“司法长官和他的那些手下到这儿又是取指纹又是搜查，他们很有识别能力，明白是怎么回事儿。为什么我们没听见，原因之一在于风，西风，西风会把声音吹到另一个方向。第二个原因是，在这间房子和我们家的房子之间有一座大型粮仓，喧嚣声还没传到我们家，就已经被谷仓吸收了。你考虑过这点吗？凶手一定知道我们肯定听不到。否则，他会冒险在半夜里连开四枪吗！如果那样，他肯定疯了。当然，你也可以说不管怎么样他就是个疯子，下起手来，毫无顾忌。但我的观点是，他之所以这么干，都是事先策划好的，他了如指掌。有件事我很清楚，这是我和我老婆在这儿睡的最后一夜。我们打算搬到一所紧邻着公路的房子里去。”

　　人们从中午干到黄昏。他们把收集到的东西装上一辆轻型卡车，焚烧的时间已经到了。斯托克莱因把卡车开进农场北边麦田的深处，这块平地色彩饱满，虽然只有一种颜色，十一月的麦茬闪着黄褐色的光。他们在这里卸车，把南希的枕头、床单、纸箱、游戏室里的沙发堆在一起；斯托克莱因浇上汽油，划着了一根火柴。

　　在那些在场的人里，没有人比安迪·艾哈德和克拉特家的关系更亲密的了。艾哈德温文尔雅，和蔼可亲，虽然是个学者，但他的手因为劳动而变得很硬，脖子也被晒伤了，他是赫伯在堪萨斯州立大学的同班同学。后来他曾说：“我们是三十年的老朋友了。”在过去的几十年里，艾哈德亲眼看到了他的朋友从一个薪水微薄的农业经纪人逐渐成为本地区最有名望、最受尊敬的农场主之一。他说：“赫伯得到了一切，一切都是他赚来的，在上帝的帮助之下。他既谦虚又骄傲，他有权利骄傲。他的家庭令人羡慕。他这辈子确实干成了一番事业。”艾哈德注视着熊熊燃烧的篝火，不禁感到奇怪，这样的人怎么会出这种事？那些付出、那些美德怎么可能一夜之间就化为乌有，变成一缕青烟，袅袅上升，渐渐变淡，被巨大的苍穹所吞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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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二章（3）　
　作者　：　杜鲁门·卡波特　

　　堪萨斯调查局是一个遍及全州的组织，总部设在托皮卡，拥有十九名散布在全州各处的经验丰富的侦探，当案子令地方当局束手无策时，他们随时都可以提供帮助。调查局在加登城的代表是一位消瘦而英俊的堪萨斯州人，名叫艾尔文·亚当斯·杜威，四代居住于此，现年四十七岁，其职权范围包括西堪萨斯地区很大一块地方。芬尼县的司法长官厄尔·鲁滨逊请杜威负责克拉特一案，这是必然的，也是合情合理的，因为杜威曾担任芬尼县的司法长官（1947年到1955年），而在此之前，他是联邦调查局的一名特工（从1940年到1945年，他先后在新奥尔良、圣安东尼奥、丹佛、迈阿密和旧金山等地工作），其专业能力足以应对像克拉特谋杀案这样没有明显动机和线索的复杂案子。而且他对犯罪的态度也决定了他必然是合适的人选，正如他后来所说：“这里也有个人的情感因素。”他说，他和妻子“真的非常喜欢赫伯和邦妮”，而且“每周日都会在教堂看见他们，彼此拜访过很多次”。他补充说：“不过，就算我不认识他们，不那么喜欢他们，我也不会觉得有何不同。我见识过邪恶的行为，我不怀疑邪恶的存在。但是像这次这样野蛮邪恶，我还真没见过。不管花多长时间，哪怕耗尽余生，我也要知道那间屋子里究竟发生了什么事，谁干的，为什么。”

　　最后，选定十八个人专职负责此案，其中三位是堪萨斯州调查局最能干的侦查员———哈罗德·奈，罗伊·丘奇和克拉伦斯·邓茨。杜威对这三人组成的“劲旅”来到加登城调查此案感到很满意。他说：“有人得小心了。”

　　芬尼县法院是一座普通的石头水泥建筑，坐落于一个种满绿树、颇有吸引力的广场中心。司法长官的办公室就位于法院大楼的三层。加登城曾经是一座喧嚣热闹的拓荒小镇，如今已变得相当安静。总的来说，司法长官的工作不是太多，他的办公室由三间家具很少的房间组成，是县法院里那些无所事事者经常光临的僻静的地方；他那好客的秘书艾德娜·理查森女士通常煮着一壶咖啡，有充裕的时间“闲聊”。然而，正如她所抱怨的，“这个克拉特事件”引来了“各地的人”，使“所有的报纸都在大肆宣扬”。这个案件以通栏大标题出现在西起丹佛东至芝加哥的报纸上，把大批记者吸引到加登城。

　　周一正午，杜威在司法长官办公室里举办了一场新闻发布会。“我要谈的是事实而不是理论，”他对记者们说，“现在，这里有一个重要的事实，一个需要记住的事实：我们所要处理的不是一起谋杀案，而是四起。我们不知道四个人中谁是主要目标，或者说是首要受害者。可能是南希或凯尼恩，也可能是父亲或母亲。有人说，唉，肯定是克拉特先生；因为他的喉咙被切断了；他所遭受的折磨最厉害。但那只是猜测而并非事实。如果我们能知道四个人死亡的先后顺序，那对我们将大有帮助，但是验尸官无法告诉我们死亡的顺序；他只知道死亡时间是在星期六晚上十一点到星期天早上两点之间。”接着，在回答记者提问时，杜威说两位女性都没有受到“性侵犯”，而且到目前为止，尚未发现屋中物品被盗；他认为克拉特先生在死前八个小时签署了一份四万美元的人寿保险合同是“一个奇怪的巧合”。但是，杜威确信这份合同和犯罪之间没有任何联系；唯一在经济上获益的是克拉特先生仅存的两个女儿，大女儿唐纳德·贾乔太太和二女儿贝弗里·克拉特小姐，在这种情况下，二者之间怎么可能有联系呢？不过，他对记者们说，他的确在想凶手是一个人还是两个人，但还是不说为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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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实际上，此时对这个问题，杜威并无结论。他依然抱有两种看法，或者用他的话来说，在推理重演犯罪过程中，形成了两个设想：“单人作案的设想”和“两人作案的设想”。在前一种设想里，凶犯被想象成这家的朋友，或无论如何，有人对这所住宅和居住者的情况相当了解，这绝不是偶然的，这个人知道克拉特家的门很少上锁，知道克拉特先生单独睡在一楼的主卧室里，知道克拉特太太和孩子们分别睡在二楼的卧室里。因此，杜威设想这个人很可能是在半夜前后步行接近了屋子。窗户是黑的，克拉特一家都睡了，至于农场的看门狗特迪，唉，谁都知道它怕枪怕得要死，一见到入侵者手里的武器，就瑟瑟发抖，呜咽着偷偷溜走了。在进入屋子后，这个杀手首先破坏了电话，一部在克拉特先生的办公室，一部在厨房，在切断电话线后，他摸进克拉特先生的卧室，把他弄醒。克拉特先生在持枪者的威逼下，被迫服从命令，陪着他走上二楼，叫醒了其余的人。然后，克拉特先生用凶手提供的绳子和胶带绑住妻子并封住她的嘴，又绑住女儿（无法解释为什么他女儿的嘴没有被封住），然后把她们拴到床上。接着，父亲和儿子被押到了地下室里，在那里克拉特先生被迫封住凯尼恩的嘴，并把他捆在游戏室的沙发上。然后，克拉特先生被带到了锅炉房，头部受到猛击，嘴被封住了，手脚也被捆住了。现在，凶手可以随心所欲地做自己想做的事了，他一个接一个地杀死了他们，每次都把散落的子弹壳仔细地拣起来。当他完成这一切，就关掉所有的灯，离开了。

　　事情可能就是按这样的步骤发生的，这种可能性很大。但是杜威有一些疑点：“如果赫伯认为他的家人处于危险之中，面临致命的威胁，他一定会像老虎一样奋起搏斗。而且赫伯不是傻子，而是身体状态处于最佳的强壮的男人。凯尼恩也是，像他父亲一样强壮，个子还更高些，是个宽肩膀的小伙子。很难想象一个人，不管有没有武器，能同时对付他们两个。”另外，有理由认为这四个人是由一个人捆起来的：四人身上的绳套都是同一种类型，都是水手用的绳套。

　　杜威，以及他的大部分同事，都倾向于第二种假设。第二种假设在很多要点上与第一种一样，但重要的区别在于凶手不是一个人，他还有一个同伙，这个同伙帮助他制服克拉特一家，用胶带封嘴，用绳子捆绑。但是，第二种假设仍然有漏洞。比如，杜威就发现很难理解“两个人怎么会同样地愤怒，怎么会在同样疯狂的暴怒状态下实施犯罪”。他继续解释：“假设凶手为克拉特家所认识，是社区的一员；假设他是个普通人，一个有着怪癖，对克拉特一家或某位家人抱有邪恶嫉妒之心的普通人，但他从哪儿找到一个足够疯狂、愿意帮他的同伙呢？这讲不通，也不合理。这样，一接触这个问题，就讲不出个所以然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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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闻发布会后，杜威返回自己的办公室，这间屋子是司法长官临时借给他的，里面摆着一张桌子和两把笔直的靠背椅。桌子上散乱地放着的东西是杜威希望有朝一日能在法庭上展示的：胶带和从受害者身上解下来的绳套，这些东西现在都封装在塑料袋里（这两件物品作为线索都不能寄予太大希望，因为二者都是大路货，在美国随处可得），桌子上还放着警方摄影师拍摄的犯罪现场的照片，二十张放大了的照片：克拉特先生破碎的头盖骨，他儿子被毁容的面孔，南希被绑着的手以及她母亲虽已死去但仍然睁着的眼睛，等等。在接下来的日子里，杜威将花大量时间研究这些照片，希望能“突然从中发现什么”，也许某个有意义的细节会不言自喻：“犹如那些拼图。叫你猜猜‘在这张画里能找到多少野兽？’从某种意义上说，这正是我所要做的，找出隐藏的野兽。我觉得他们肯定在那儿，如果我能看见他们的话。”实际上，一张克拉特先生躺在装床垫的纸箱上的照片已经令人惊奇地提供了有价值的线索：脚印，带有钻石图案的鞋底留下的模糊足迹。这些脚印虽然肉眼难以辨认，但是在闪光灯的照射下却逼真地显露出来。这些脚印，再加上在同一个纸箱上发现的另一个脚印，猫爪图案的前脚掌留下的清晰的血脚印，是侦查员们目前所能宣称的唯一“重要线索”。但是他们不打算公之于众；杜威和他的小组决定保守秘密，不透露这些证据的存在。

　　杜威桌子上的另一件材料是南希·克拉特的日记本。他已经浏览了一遍，此时他开始仔细阅读每天的记录。这本日记从南希十三岁生日开始记起，到离她十七岁生日不到两个月时结束。这是一个聪明孩子感情的真实吐露，她极喜欢动物，并且喜欢阅读、烹调、缝纫、跳舞和骑马，是个讨人喜爱的漂亮的少女，她认为“谈情说爱很有意思”，然而“实际上仅仅对博比有真爱”。杜威首先读的是最后一天的记录。只有三行字，大概是她死前一到两个小时写的。“乔利妮来过了，我教她做樱桃馅饼。陪洛克西练习。博比来了，我们一起看电视。博比在十一点离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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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年轻的鲁普是目前所知最后见到克拉特一家的人，他已经接受了详细的讯问，虽然他一五一十地讲述了自己“只不过和克拉特一家度过了一个平常的夜晚”，但是他仍然要接受第二次讯问，这一次将要对他使用测谎仪。事实很明显，警方不想轻易地把他从嫌疑犯中排除出去。杜威自己相信这个孩子“和案件没有任何联系”，但毫无疑问，在调查的初期，博比是唯一可以认为有犯罪动机的人，尽管这很牵强。在日记里，南希时不时提到的情形令警方认为可以使人产生作案动机：她父亲坚持要她和博比“一刀两断”，停止“频繁的接触”，他反对的理由是克拉特全家都是卫理公会教徒，而鲁普家是天主教徒，在他看来，这足以使他俩结婚的希望变成泡影。但是日记中最吸引杜威的不是克拉特家和鲁普家以及卫理公会和天主教的区别，而是一只猫，一只神秘死亡的猫。这只名叫布波斯的猫是南希最喜爱的宠物，据南希死前两个星期的日记，她发现布波斯“躺在谷仓里，死了”，她怀疑“是被人毒死的”。日记写道：“可怜的布波斯。我把它埋在了一个特别的地方。”读到这句话时，杜威觉得“这可能非常重要”。如果猫是被毒死的，那么这一行为会不会是谋杀者一次小小的、恶毒的预演呢？他决心找到南希埋葬宠物的这个“特别的地方”，虽然这意味着要找遍面积广阔的河谷农场。

　　在杜威研读日记的时候，他的首要助手丘奇、邓茨和奈正穿街走巷，像邓茨所说，“和那些能向我们提供点什么的人谈话”。这些人包括霍尔科姆学校的教职员工，南希和凯尼恩都是载入该校荣誉名册的高材生；河谷农场的雇员（其人数在春夏之际有时可以达到十八名，但是在现在的休耕季节里，只有杰拉尔德·冯·弗里特和三位雇员，外加赫尔姆太太）；受害者的朋友；他们的邻居；特别是他们的亲戚。远远近近，最后大约有二十名亲戚赶来参加将在星期三早晨举行的葬礼。

　　三十四岁的哈罗德·奈是堪萨斯州调查局中最年轻的，他身材矮小，精力充沛，一双眼睛滴溜溜地转，透露出猜疑的神色；他尖鼻子、尖下巴，头脑敏锐，所负责的任务是访问克拉特家的亲戚，他称之为“该死的复杂的活儿”。“这对你是痛苦，对他们也是痛苦。一谈到谋杀案，你就不能尊重什么悲伤、隐私和个人感受了。你必须问那些问题。而有些问题会很伤害人。”但是，在他所询问的人里，在他所问的问题里（“我正在调查情感方面的背景。我认为，答案也许是另一个女人，一个三角关系。哎，想想看：克拉特先生春秋正盛，身体健康，但他的妻子却半死不活的，她和他分居，睡在不同的卧室里”），没有一个可以提供有用的信息；就连克拉特先生两个活着的女儿也想不出凶杀的原因。总之，奈仅仅明白了一件事：“在全世界所有的人里，克拉特一家是最不可能被谋杀的。”

　　一天的工作快结束时，三个侦探聚集在杜威的办公室里。邓茨和丘奇比“奈老兄”（这是他们对奈的称呼）的运气好。（堪萨斯州调查局的人都爱起外号。邓茨的外号是“老头儿”，这真冤枉，他还不到五十岁，身材魁梧，走路轻快，长着宽宽的公猫脸。而丘奇六十岁上下，皮肤是粉红色的，一副学者派头，但实际却“很强硬”，据他的同事讲，他是堪萨斯州拔枪最快的人，因为他的头发有点儿卷，所以被称为“卷毛”。）这两个人在调查过程中已经找到了“有希望的线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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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二章（7）　
　作者　：　杜鲁门·卡波特　

　　邓茨的叙述牵涉到父子俩，这里称他们为老约翰和小约翰。几年前，老约翰和克拉特先生做了一笔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