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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作霖:一代枭雄-第5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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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献殷勤巴结日本（1）
日本帝国主义一直垂涎中国。1894年7月到1895年3月，日本发动了侵略中国的甲午战争，历时八个月。腐朽透顶的清王朝打不过日本，于1895年4月17日在日本的马关签订了屈辱的《马关条约》。其主要条款是：中国把辽东半岛和台湾全岛及所有附属各岛屿都割让给日本，并赔偿日本军费二亿两白银。
割让辽东半岛，使沙俄很为震惊，因为这触及了沙俄在远东的利益。为此，沙俄勾结德国和法国，向日本提出放弃辽东半岛。日本感到，自己一国敌不过他们三国，就忍痛同意放弃辽东半岛，但中国必须交给日本3000万两白银。中国向日本交纳赎金，赎回本来属于中国自己的领土。这是一个强盗逻辑。腐败无能的清政府只好答应日本的要求。
而沙俄自以为还辽有功，清政府也把沙俄看作救星，就同沙俄签订了###。根据这个密约第四款的规定，“中国允许俄国建筑一横断吉黑两省而达海参崴之铁路，是即中东铁路”。后来，俄国又建筑了从哈尔滨至旅大的铁路，称为南满支路。并借口防止德国占领胶州湾，强迫清政府于1898年3月27日签订了《旅大租地条约》，强行租借了旅顺和大连。就这样，俄国控制了东三省。
对此，日本并不甘心。于是，1904年2月10日爆发了日俄战争。俄国失败。在美国的调停下，1904年9月5日，日俄两国于美国新罕布什尔州的朴茨茅斯签订了和约。其第五条是把旅顺、大连的租借权转让给日本；第六条是把由长春（宽城子）至旅顺口之铁路及一切支路，并在该地方铁道内所附属之一切权利财产，均转让给日本。《附约》中还规定，两国在各自占有的铁道两侧可置守备兵，“每一公里不过15名之数”。长春至大连的铁路称南满铁路。日本按照俄国先例，把铁道两侧30里的土地，都划为“铁路附属地”，设有警察。该地内的所有矿山，都归日本所有。同时，铁路附属地内的行政、司法、工业、商业、教育、卫生等，都归日本的南满铁路公司管理。这个区域完全成了日本的殖民地。
日本尚不满足。又于1905年11月2日，任命外相小村寿太郎为全权大使来到北京，同清政府的全权代表庆亲王奕劻等谈判。1905年12月12日签订了中日《会议东三省事宜正约》3款，附约12款。附约规定，将奉天省内的凤凰城、辽阳、新民屯、铁岭、通江子等，吉林省内的长春、吉林、哈尔滨等，黑龙江省内的齐齐哈尔、海拉尔、满洲里等，共16个城镇开埠通商；中国军队“不得进踞日本驻兵界限20华里以内”；在营口、奉天（沈阳）、安东（丹东）划定日本租界；安东至奉天的铁路由日本经营和改建。这个条约，日本又变本加厉地攫取了许多额外的利益。
以上条约签订后，东三省就被日俄两国分割，以长春为界，北面称北满，是俄国的势力范围，南面称南满，是日本的势力范围。日本在长春至大连、安东至奉天的铁路驻扎军队，同时在奉天的日本租界也驻扎军队。尽管在奉天省城内也有英、法、美、俄等国的领事或商务代表，但他们势单力微，没有左右日本的实力。实际上，在东三省的南部，日本已经形成了控制整个东北的力量。
在这种情形下，很会分析形势的张作霖，就把注意力放在了日本人的身上。张作霖是个见风使舵的投机分子。他深知，在日本人的势力圈内，只有取得日本人的支持，才能站稳脚跟，渐次发展。为此，他便不遗余力地讨好日本人，以图取得日本人的好感，并进一步得到日本人的支持。
张作霖是1911年冬由边城洮南进入奉天省城的。1912年1月26日，张作霖就迫不及待地拜访了日本驻奉天总领事落合谦太郎。他自吹“目前东三省兵马实权在本人掌握之中”，以便引起日本人对他的重视。并讨好地说：“日本国如对本人有所指令，本人自必奋力效命。”
1月31日，张作霖又和日本驻奉天总领事馆书记生深泽说：“日本国在南满洲享有利权，乃属当然，毫不为过。”并叫深泽把他的谈话转达总领事，并进而转达日本政府。
1．献殷勤巴结日本（2）
2月5日，张作霖又和落合总领事说：“倘若日本对于本人及东三省人民尚有关切之情，则本人率众依归，并非难事。”当时的张作霖想的完全是如何扩张实力，为达此目的，不惜出卖民族利益。他的上述做法，完全是认贼作父的卖国举动。但是，由于他的职位较低，而且过于殷勤，不免引起日本当局的怀疑。日本外相指示落合总领事，只可同张作霖“保持联系，互通声气”，不可“过于深入”。
但是，张作霖的亲日态度给日本当局留下了深刻印象。
袁世凯当上大总统后，多次派人到奉天拉拢张作霖。张作霖在靠近袁世凯的同时，还是不断地和日本明相往来，暗送秋波。1912年9月11日，张作霖当上了师长，权力更大了。
1912年12月11日，日本关东都督福岛安正来奉。张作霖认为这是一个表示亲近的好机会，便秘密拜访了他，希望得到他的援助。以后，张作霖又拜访了日本奉天满铁公所所长左藤，进一步表示对日本的亲善之意。
1913年12月4日和27日，张作霖又两次拜访福岛安正，露骨地表示他“打算作都督”，“希望得到日本的具体援助”。
1915年10月，段芝贵派张作霖代表他到朝鲜汉城参加农产品博览会。期间，他乘机和日本驻朝鲜的寺内正毅总督会见，多方谄媚，对寺内极尽拉拢之能事，寺内对张作霖也百般笼络。后来，寺内正毅当上了日本内阁总理大臣，权倾一国。这为他们之间的交易打开了方便之门。
巴结日本，希图取得日本的支持，这是张作霖扩张势力、称雄东北的一个基本策略。不过，此时双方还处于起始阶段。互相靠拢，但还没有实际行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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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遭谋刺险被炸死（1）
1916年4月22日，张作霖已经当上了奉天督军兼奉天巡按使，掌握了奉天省的军政大权，成了边疆大吏，有了相当地位，同以前小小的师长相比，已不可同日而语。因此，更加引起日本当权者的注意。然而，尽管张作霖一个劲地巴结日本人，但在日本统治集团的军政两界，对张作霖却存在截然不同的两种看法。
这些看法和当时日本极力推行的“满蒙独立运动”紧密相关。所谓“满蒙独立运动”，其实就是日本人推行的要把中国的领土割让给日本的运动。日本妄想把内蒙古东部和整个东北变成一个实体，成为一个独立的国家，建立满蒙王国，由日本托管。
一派认为，要达到这个目的，就必须依靠宗社党和内蒙古叛匪。而宗社党的头目就是清朝的肃亲王善耆。1912年1月25日，清廷举行最后一次御前会议，决定清帝退位。宗社党坚决反对，为了保存实力，肃亲王善耆等一伙60余人，在北京守备队队长日本顾问菊池武夫的协助下，于2月5日密潜到旅顺，被日本人保护起来，待机而起。宗社党是一个以复辟清朝为宗旨的反对资产阶级革命的反动组织，其成员都是清朝的宗室贵族，遗老腐儒。他们积极投靠日本，企图东山再起。日本也正想利用他们，以达到自己的目的。这一派是日本参谋本部（二部）、日本关东都督和日本浪人川岛浪速等。他们认为，张作霖是实现“满蒙独立运动”的最大障碍，必须锄掉。
另一派认为，实现满蒙独立，应该利用张作霖，张作霖是日本的最好帮手，应该鼓动张作霖独立，日本便可兵不血刃地占领东北。这一派是日本参谋本部次长田中义一、日本外务省和日本驻奉总领事等。这两派互不联系，各自活动。
川岛浪速一派在策划第一次“满蒙独立”失败后，贼心不死，于1916年又策划了第二次“满蒙独立运动”。川岛浪速在清朝时，曾担任过民政部尚书善耆的警政顾问，他们是拜把兄弟，关系十分密切。川岛浪速以浪人的身份在华活动。这是当时日本干涉别国内政的一个普遍做法。他们表面上是私人身份，不代表政府。但实质上，他们绝大多数都是日本侵略别国的间谍。这一派的日本统治集团，在计划、财政、人员、武器等方面，都作好了在东北举事的准备，但后来日本驻奉天总领事矢田七太郎等人认为“极为不妥”。他们认为，如果不能成功，便会有“暴露意外丑态之虞”。不如策动张作霖进行“满蒙独立”，较为稳妥。这个看法，得到了日本外相石井和军部参谋次长田中义一的支持。于是，大规模的武装暴动便没有举行，而是采取了策动张作霖独立的做法。
但是，川岛浪速一伙暴徒却策划了一个暗杀张作霖的阴谋。他们认为“擒贼先擒王”，
汤玉麟
企图杀死张作霖，然后趁乱夺取省城奉天，使东北成为宗社党的天下，日本便可乘机操纵之。1916年5月中旬，“（日本）土井少将（现役联队长）在沈阳满铁附属地内召集日方有关的军职人员，密商干掉张作霖”陶尚铭等：《张作霖和他的日本顾问》，《文史资料选辑》，第51集，第179页，文史资料出版社1981年版。。会议决定由伊达顺之助、三村丰预备少佐等组成“满蒙决死团”，刺探消息，磨刀练兵，执行刺杀任务。他们选择了一个张作霖必定出现的机会，那就是5月27日。
这一天，日皇之弟闲院宫载仁亲王从俄都返日经过奉天，“张作霖督军为对闲院宫的经过表示尊敬”［日］原田熊雄：《满洲重大事件》，［日］河本大作等：《我杀死了张作霖》，第81页，吉林文史出版社1986年版。，就到奉天车站去迎送。为表示敬意，张作霖还特率其部下27师53旅旅长汤玉麟等乘五辆豪华俄式马车，在骑兵卫队的护卫下，大张旗鼓地赶往车站。日本驻奉天总领事矢田也到车站迎送。
张作霖送走贵宾后，在归途中，于小西关附近，突然遭到炸弹袭击。炸弹是从一层楼的窗口里投掷出来的。刺客是日本陆军少佐三村丰等人。但是，他们没有见过张作霖，看汤玉麟的车马煊赫气派，误认为他是张作霖，炸弹就投向了汤玉麟。刹那间，小西门大街，硝烟弥漫，乱作一团。但由于刺客惊慌失措，投弹不准，汤玉麟等人只受了轻伤，在后边护卫的卫队士兵被炸死了五六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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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遭谋刺险被炸死（2）
坐在后边马车上的张作霖正路过小西边门外，突闻炸弹声，情知有变，就机智地跳下马车，窜上马背，以极快的速度同卫兵互换上衣，在马队卫兵的护卫下，绕道从胡同穿过大西门驰回将军行署。但在途经奉天交涉署时，又遭到炸弹的袭击。张作霖在路经大西城门里的奉天图书馆时，突然从图书馆门洞里跑出来一个人，手拿炸弹向张作霖扔去。但张作霖是玩马的出身，骑技娴熟，马驰如飞，炸弹在张作霖的身后爆炸，气浪只炸掉了张作霖的帽子，人并没有受伤。可那个刺客却被炸弹的弹片击中要害，在大街上滚了几下，死了。
两次刺杀，没有动张作霖一根毫毛，张作霖可谓命大。当然，这和他遇事不乱、沉着应对有关。
张作霖惊慌失措地跑回刚刚建成不久的将军行署，也就是后来的大帅府。门卫不知出了什么事，赶紧在门口架起了机关枪，卫队紧急集合，处于戒备状态。这时才发现那匹马通身是汗，后腿正淌着血，马肚子也受了伤，知道出大事了。督军署如临大敌，紧急出动，立刻封锁了浙江会馆、通天街等周围地区。
过了一会儿，汤玉麟骑快马赶到了将军行署，立刻问：“七爷回来没？受伤没有？”卫队长赶忙回答：“刚回来，没有受伤。”汤玉麟这才一块石头落了地，放下心来。径直进到府里，赶快去见张作霖。张作霖气愤地问道：“他妈拉巴子，谁干的？逮着没有？”汤玉麟急忙答道：“跑了一个，死了一个！”话刚说完，卫兵进来报告：“日本铁道守备队队长和日本驻奉总领事来慰问。”其实，慰问是假，探听是真。
张作霖正在更换衣服，他一愣神，脱口而出：“来得好快呀，让他们进来！”日本人进入客厅，皮笑肉不笑地说道：“将军，您受惊了！”张作霖和他们虚与委蛇，表现得若无其事，好像什么事也没有发生似的，声音朗朗地说：“小事一段，小事一段，不足挂齿，还有劳各位前来看望，真是不好意思。”说完便哈哈大笑，接着又收起了笑容，一字一句地说：“哼，有人打我张作霖的主意，没那么容易！”日本人“见张神色自若，不禁暗自称奇”。
事后检验那个刺客的尸体，没有发现有价值的东西。虽然穿戴的是中国老百姓的服装，但他的脚型明显是常穿木屐的，可以确认是日本人，那就是日本浪人了。这一次炸张，本来是日本人所为。但是，日本人却放风说是宗社党所为。其实，张作霖也知道是日本人干的，但由于没有受到致命的伤害，而且又在日本人的势力圈内，不得不忍气吞声，也就不再追究，不了了之了。张作霖为了尽快平息这起突发事件，故意在一个场合，当众说道：“算了吧，单从脚型判断凶手，证据不足，不足！”也就没有向日本人交涉，把这个事件敷衍了过去。王世烈：《张作霖奉天遇险》，赵杰，张英智：《张氏帅府》，第18页，辽宁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
多年以后，日本最后的###西园寺公爵的秘书原田熊雄口述回忆录时，道出了真实情况：“这个凶手是日本人。”“这个阴谋丢尽了日本的脸。”这位日本人倒是能够面对历史事实。其实，第一次爆炸后，矢田总领事立即跑到现场。他看到，爆炸现场血肉横飞，“真是惨不堪言”。矢田总领事“拣到没爆炸的炸弹，并带回给本乡房太郎上将看，本乡说：‘这是日本特制的火药。’”当时日本人就已明了这是他们日本人干的。
这一事件，使得张作霖对日本人有了一定的警觉。他知道，当日本人的傀儡很危险。这是日本人第一次炸张作霖。12年以后那次是第二次，也是最后一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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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得奥援拒日要求（1）
日本在暗杀张作霖未遂后，又制造事端，企图攫取更大的权益。他们制造了一个郑家屯事件。郑家屯，即辽源（今双辽），位于奉天省的西北部，属内蒙古东部的哲里木盟。这个地方，不是南满的铁道附属地。即使依据同日本的不平等条约，这里也是不准日本驻兵的。但是，由于其靠近内蒙古，地理位置十分重要。占据此地，便占据了通向内蒙古的咽喉要冲。因此，日本便强行派一支南满日军，驻扎在郑家屯，并公然设立日本巡警署。这就等于日本在奉天省的西北部插入了一把尖刀，这是张作霖所不能容忍的。张作霖屡命有关部门，让日军撤退，但日本不加理睬。
之后便发生了郑家屯事件。1916年8月13日，郑家屯的日侨吉田在街上买鱼，给价太低，卖鱼的小孩不想卖，吉田就动手痛打这个小孩。驻地奉军是第28师骑兵第28团，其士兵看不过去，就对吉田加以劝阻。吉田恼羞成怒，对士兵报以老拳，打不过，就跑到日军守备队，告歪状。并由松尾中尉带领武装日兵20余人，奔至奉军驻地寻衅。门卫加以阻拦，日兵竟悍然开枪，奉军不得不开枪还击。结果发生枪战，双方各伤亡10余人。
枪战之后，日军守备队队长松尾中尉一面电求附近日军来援，一面向辽源当局提出中国驻军须一律撤出城外30里。后日军两个大队从铁岭拥至，将辽源镇守使署和中国军队营房，全部占据。并张贴告示，无理地宣布自郑家屯至四平街沿线30里内，不准华人入内，否则开枪。当时四郑铁路还没有通车，日军就将此一线路划归了日本。
日本制造郑家屯事件，其最初的目的是要救援以内蒙马贼头领巴布札布为首的蒙古叛匪。同时，帮助大连的宗社党叛乱。日本的设想，是在郑家屯这个战略要地制造混乱，以便浑水摸鱼。
在郑家屯事件之前的6月末，奉省西北部的蒙匪巴布札布、善耆的七子宪奎和日本军官纠集5000余胡匪，打着“勤王复国军”的旗号，蜂拥南下。1916年7月26日，被吴俊升部击败。巴布札布龟缩到南满铁路附属地内的郭家店，伺机待起。郭家店在四平和长春之间的南满铁路线上，从而巴布札布叛匪得到了日军的保护。此时，大连的宗社党本部抽调800余人也组成“勤王军”，乘坐南满铁路火车，奔赴郭家店，支援巴布札布败军。这就造成了叛匪南北汇合的局面。8月30日，川岛浪速一行从大连赶到郭家店，对巴布札布表示慰问，对巴布札布及其部下给予犒赏，并鼓动他“将来时机成熟，再度举事，以效忠于清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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