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炎黄春秋 2013年第9期-第4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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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我国政府拥有大部分税种的实际征收权，以及预算过程的绝大部分权力，而且这些权力缺乏制约和外部监督，立法权上有僭越的问题，执行权上有自由裁量权过大的问题，这与宪法精神是不相合的。有些税费的征收和使用权甚至超出了财政部门，由其他一些部门行使，很不规范。当征税的权力全部或大部实际掌控在政府手里的时候，增税的冲动便很容易变成现实，在缺乏权力制约的情况下，导向重税就是必然。连续十几年“重税主义”的盛行，使得财政收入脱离经济发展而独自超常增长；接下来，不断增长的政府收入又推动着政府支出的不断增加，一个规模和职能越来越大的“无限政府”于是就会形成，这个庞然大物对税收的需求只会更大更惊人。由于缺乏制约和现代政府会计制度不健全，政府的“家底”也成了一个说不清楚的问题，一直到现在，都没能向社会提交一份真实、完整的资产负债表，这对一家公司来说都是不可思议的，何况这么大一个国家？
第四，发生了比较严重的资源错配和资源浪费的问题。由于缺乏公共选择或民主监督机制，财税的决策权过于集中以及制度的疏漏，财政资源错配和浪费的问题有加重的趋势，常见的公共服务不到位、工程质量事故和数量巨大的官员贪腐行为就是例证。
公共支出具有强烈的公共服务性质，政府不能把钱花在与公共服务无关的方面，不能索取市场价格，不能追求市场盈利，或者说，一切与市场盈利有关的领域，都不属于公共支出的范围，政府都不应也不能介入。然而，从4万亿财政资金大量进入国企可以看出，这样的底线还远没有建立起来。我国至今还没有建立起公共支出的绩效评价数据库，财政资金使用绩效的相关数据收集、积累得还很不充分。财政部门虽然制定了一些财政支出绩效的评价办法，如国库集中支付制度和单一账户体系等，但在法律约束力等方面显得还比较弱。
财政专项和地方举债过程中腐败问题严重，更是无需论证的问题。一位地方人大的有识之士曾跟我说，公众指称政府腐败，多盯着“三公”不放，其实那里的问题有限，真正的“大老虎”，在地方融资平台和数额巨大的项目中，体制内，此为不可多言的公开秘密。阳光之下或黑暗之中，隐藏着多少罪恶？
第五，财政体制，更是立宪的核心问题。现在最大的问题是宪法和法律在各级政府承担的公共责任（也就是人们常说的“事权”）上未做清晰的规定。一般来说，越接近于基层社会的政府，其所承担的公共服务的责任就越重、越直接，就应根据法律所确认的公共责任赋予这一级政府权力，随之在收入来源划分上作相应的资源配置。现在地方政府在资源支配总量上并不比中央政府少，甚至有所超出，有人就认为分税制并没有影响地方财政来源与公共服务的匹配。实际情况是，相当大一部分资源是通过财政专项转移下来的，所谓“跑部钱进”就是这个意思，这个钱有项目指定的专门用途，不能挪用，地方只有使用权而无支配权，最需要公共服务的地方该没钱还是没钱。地方不能支配充足财源，就很容易造成资源配置不到位甚至错配的问题，以及土地财政或非税收入过多这类尾大不掉的问题。另外，地方拥有实际的财权和财源，预算公开、公众参与也才有实际意义。这些问题只有通过立宪层面的改革才可能解决。
在一定意义上，税收问题就是宪政问题。布坎南曾说，决策者也是由寻常人组成的，也就会犯寻常人的错误，如果不对征税权加以限制，政府就会走向暴政。他主张宪政规则中应包含专门针对征税权的内容，公民对统治者的控制和监督只能通过对其征税权的约束来实现。他的意思是说，如果其他各种约束都有，唯对国家的征税权控制不住，其他约束就很难产生实质性的作用。中国目前正处于财政尚未立宪、纳税人权利意识空前高涨的时期，所以社会矛盾表现得异常复杂而尖锐。这是一个必经的历史阶段，捅破一层窗纸，一个伟大的宪政时代便在眼前；掉头回转，30多年改革开放和社会转型之路将半途而废。何去何从，选择权在我每一国民之手，大是大非面前，如吴敬琏先生所说，“来不得半点犹豫”。
保障言论自由先落实消极自由
作者：展江 字数：1588
言论自由的规定，在《宪法》里是第35条、第41条。有人半开玩笑说，中国《宪法》比美国的宪法还要好，美国宪法第一修正案规定国会不得克减言论自由和新闻出版自由；中国《宪法》第35条是消极自由（言论自由、出版自由），第41条是积极自由（公民监督国家机关和国家机关工作人员的行为）。关键在于能否落实。
言论自由为什么重要？在当下中国，言论自由的价值可能体现在：在尚未落实宪政对权力进行制衡的背景之下，一定程度的已经实现的言论自由，对权力而言确实是一种制约。
根据胡锦涛2008年6月在人民日报社的讲话，目前中国有三类媒体：一类是传统的官媒，影响力和公信力已经减弱，跟社会的关系相当疏远；第二类是都市类媒体，有一定的影响力，但目前被严格管控；第三类媒体是互联网，为各种意见的表达提供了一个公共平台。中国现在还没有建成公民社会，但有公共领域。公共领域靠的就是媒体，靠的是都市类媒体和新媒体，公民通过微博实现了比较普遍的公共参与。
宪法第35条的涉及面很广，言论自由、出版自由、结社自由等等。特别是言论自由，在现实中已经有了，但是缺乏保障——缺乏法律的保障，言论自由忽大忽小，忽隐忽现。国际上对中国言论自由的评价很低。有一个法国的机构叫“记者无国界”，从2002年开始到现在，十来年间对世界各国新闻自由情况进行排名，叫“新闻自由指数”。从一开始130多个国家扩展到现在的将近180个国家，他们给出的新闻自由指数，中国排名最好时是倒数第9名，最差是倒数第3名。
中国的国际地位特别是经济地位提高很快，但是言论自由在国际上的评价很低。国际上经常有人谈论这个问题，但遗憾的是中国官方从来不回应不反驳，这就助长了它的影响力。我觉得中国不至于这么差。他们是怎么排的？根据各种指数，特别是根据对言论自由的保护还是压制来排的。有一个说法：中国是国际上关押记者数目最多的国家。不过他们讲的记者跟我们所讲的记者不太一样。他们讲的记者是传统的记者加上通过互联网发表文章的人。而中国传统媒体记者、有记者证的人，基本不会被抓，除非个人有职务以外的犯罪行为，被抓的更多是互联网上的写手，最近几年这方面的状况确实值得关注。我们现在对《治安管理处罚法》第25条、第42条的运用几乎是遍地开花，在互联网上说一点负面的东西就有可能说你散布谣言，谎报险情、疫情等，就去抓人。前几年这个情况在北京、上海、广州等大城市不太多见，但最近两年尤其是今年已经有多起发生。这让中国的言论自由在国际排名上不能提高。
我研究了一下中国关于言论自由和新闻自由现有的法律，问题出在哪里呢？第一，宪法被虚置，言论自由、出版自由不落实（所以习近平总书记说要落实宪法）。第二，没有新闻法，传统媒体记者和公民记者在法律上缺乏地位。第三，我们限制言论自由的法律非常完备，从《刑法》中的刑事诽谤、诬告、侮辱罪，到编造并传播证券交易虚假信息罪，损害商业信誉罪、损害商品声誉罪等等，都有大量的案例。世界各法治国中属于大陆法系的国家，虽然在《刑法》中依然保留着刑事诽谤条款，但基本上不用了，即便打刑事诽谤诉讼，最后结果一般也变成罚款和道歉，相当于民事诉讼。通过《民法通则》起诉他人破坏名誉权算是文明的行为，而最近几年“因言获罪”的案例层出不穷，在不少地方公权力动用《刑法》打压各种言论，或者制造“因言获拘”——通过《治安管理处罚法》第25条、第42条对言论者治以行政拘留。现在有一个说法：敢说话的人都在北京。
我的观点是：改革开放以来，我们的言论自由有了长足进步，但是不稳定、不确定、不固定，必须通过宪法和新闻立法，落实和巩固宪法赋予我们的自由，特别是消极自由。与宪法第41条规定的积极自由相比，消极自由更为基础。消极自由听起来不美妙，实际上这种保护性的自由比积极自由重要得多。
保障人权既是观点问题又是实践问题
作者：丁锡奎 字数：1294
我是律师，做了一些人权方面的案子，通过案例系统地研究学习了一下关于人权方面的制度、国际公约的规定。我的一个观点也是通常的一个理论：保障人权是最基本的宪政实践。
“人权”两个字虽然2004年被写入宪法，但到现在，在很多官员的思想中仍然是一个禁忌。2010年我在福州办“三网民诽谤案”，公安机关把公民拿的《世界人权宣言》作为罪证扣押。《世界人权宣言》明确规定各国政府有义务在学校、社会进行宣传，以彰显人权宣言。实际上中国共产党提倡人权的历史实践很早，包括《陕甘宁边区人权保障条例》，1940年代初期共产党就制订了人权保障的法律。而且《联合国宪章》起草通过时，董必武作为当时中国政府的代表签了字。《联合国宪章》里专门的人权条款，中国共产党参与制订了。现在有些人有这样的思想——“人权”完全是西方概念。这是错误的。人权不完全是西方的概念，《世界人权宣言》里有中国人参与起草，而且中国人的思想在里面也得到了贯彻。当时张伯苓的弟弟张彭春作为《世界人权宣言》起草委员会的副主席发挥了很大作用，体现了中国的文化价值理念。“人权”两个字不仅仅是西方的，而是普世的，包含了中国的价值观。
我觉得，人权观念没有普及与咱们的拨乱反正没有到位有关系，30多年前的拨乱反正主要解决了一部分被打倒的人恢复权利的问题，而没有解决执政理念和人权观念问题。文革中对人权的破坏实际上是阶级隔离，工人阶级和农民阶级也通过户籍进行了阶级隔离，贫下中农和地富反坏右通过划分阶级成分进行隔离。这比贱民制度和种族隔离还要落后，因为贱民制度和种族隔离是历史形成的，没有办法，而且已经得到了改正，而阶级隔离是人为破坏人权的制度。现在随着经济发展，户籍制度越来越淡化，对子女落户制度也进行了改革，有所好转，但隔离还没有完全打破。
咱们国家签订了《公民权利与政治权利国际公约》，到今年已有15年。公约签订后，在国内没有宣传，不是专业人士根本不知道。根据国际公约的规定和国际法的原则，一个国家签署了公约，虽然没有批准，但要为批准做准备，国内的执政理念、执政政策要向公约的原则精神靠拢，从而做批准的准备。我们从第一年到第15年是怎么准备的？这关系到国家的国际诚信问题。关于经济社会权利公约，已经加入了，已经批准了，现在落实得怎么样？如果不落实这些公约，国际信誉就不能提高。我希望大家推动人权公约的批准和落实，因为人权实践是最基本的最起码的宪政实践。
关于我国已经批准加入的国际公约效力问题，比如《反酷刑公约》，有的学者主张公约不能直接在国内援引实施，必须通过制定国内法进行实施，我认为这种观点是错误的。首先，我国法律并没有这样作出规定；其次，我国批准国际公约后，并没有立即制定相配套的国内法，这也说明公约是能够直接援引的。否则，如果坚持上述观点，既不许可援引，又不制定配套法规，就是陷我国政府于不义，批准国际公约不是儿戏，条约必须履行，否则就是拿国家的信誉开玩笑。
实施宪法意味着什么
作者：张千帆 字数：1143
宪法到底要不要实施？实施宪法到底意味着什么？宪法能为平民百姓做什么？我们实施宪法，当然不是实施美国宪法或是哪个外国的宪法，而是中国自己的宪法，是执政党1982年主导制定的宪法，这怎么能反对呢？
八二宪法第二章规定了公民权利，第三章规定了国家结构，虽然不是没有瑕疵，但总体上是好的，只不过实践中没有这么做。宪法第34条规定了民主选举，第35条规定了言论自由，第36条规定了宗教信仰自由，以及后面国家机构规定的人大机构、行政机构、审判独立等。这就是八二宪法。后来经过了四次修正，应该说越改越好了，依法治国、法治国家、人权保障、私有财产保护这些现代宪政基本原则都进去了。
八二宪法概括来讲有三个方面，这些现在来看应该算是常识：民主、法治、人权。一是民主，具体体现为人大选举，包括人大的议事规则、程序，对行政的监督、官员财产公开等。这些议题能不能讲？现在显然是可以讲的。二是法治。1999年宪法修正案明确规定了，法治当中包含了司法独立、审判独立的内容。三是人权保障，包括各种权利——人身权、财产权、言论自由，政治权利也是一种人权保障。凡是宪法明确规定的，都可以讲啊。宪法就是这些内容的总括。我们把这点明确了，绝大多数老百姓甚至官员都可以接受。我们可以多做一些宣传，告诉他们宪政不仅对老百姓好，对官员也好，宪法也保障他们的人身权、合法的财产权、言论自由。现在“双规”的时候，经常发生刑讯逼供，甚至上吊、跳楼、被自杀……他们的基本权利也得不到保护。张维迎教授说得非常到位：“中国官员有特权，但没人权。”
宪政是什么？宪政就是落实宪法的这些规定并以此约束政府权力。有一个不合逻辑的观点，那就是把宪政与宪法截然分开：一方面，说宪政是不合中国“国情”的西方模式；另一方面，又不敢公然反对现行宪法。这种立场是十分荒诞的，因为宪政无非是宪法的实施，反宪政必然意味着反宪法。至少是否定宪法的法律效力，要把宪法沦为无需落实的政治口号、说了不算一纸空文。这种主张的实质是宪法虚无主义。其潜台词是中国实际上并没有什么宪法，国家权力不受任何法律约束。这种立场显然是错误和有害的。
就和法治是依法治国一样，宪政就是依宪治国、依宪执政。事实上，宪政是法治的题中之义，因为法治中的“法”显然也包括宪法，而依宪治国、用宪法规范政治权力的运行，即为宪政的经典定义。根据美国词典定义，宪政就是“政府权力受到统治者必须服从的法律体系之分配和限制的政体”。由此看来，宪政无非就是宪法获得实施并有效约束政治权力的一种状态。在2012年12月4日举行的八二宪法颁布30周年纪念大会上，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宪法的生命在于实施，宪法的权威也在于实施”，正是迄今为止呼吁宪政的最强音。
从历史视角看落实八二宪法
作者：秋风 字数：2216
最近这些年我研究历史，我想从历史角度看看八二宪法为什么在我们这个时代非常重要，落实宪法为什么是我们这个时代最重要的政治主题。
我分两部分讲：第一，从历史看一下八二宪法的历史意义，即如何定位八二宪法。
中共建政60多年，可以分成三个阶段，以三部宪法作为标志：第一个阶段是1949年的《共同纲领》，第二个阶段是五四宪法阶段，第三个阶段是八二宪法阶段。这三部宪法在很多地方有连续性，因为不管怎么变化都是共产党占据着主导的、绝对的地位。但若我们对宪法的内容以及它所涉及的政治结构做一个分析，会发现这三个宪制之间有很大区别，我想这是我们理解60多年政治的一个视野。
八二宪法的意义究竟何在？就这个问题我谈远一点。中国政治过去的两千多年，每一个王朝都会经历非常重要的转折，转折第一次就发生在西汉，陆贾和汉高祖有一段对话：马上打天下，不能马上治天下。这应该是中国历史上关于政治演变的一个最重要的命题，也就是说，任何一个王朝都不能够回避这样一个转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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