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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性的大奖。

　　　　这个大奖是他在宋史里排名超级靠前的资本，他的遭遇是一个时代的开始。他的人生落幕的过程，是之后新旧两党死掐，不死不休，一次次比谁更狠的开端。

　　　　一个要命的借口。

　　　　事情从宋神宗的丧事开始。其实山陵使这个职务是不难当的，首先它是个暂时性工作，从出殡到入墓，这个过程只要顺利走完，就大功告成。至于危险，几乎可以忽略。因为惯例上这个职务只有已死皇帝的首相才能担当，而且丧事结束，该首相按例就要辞职。所以无论怎样说，有什么样的恩怨，这都是一个结束了。句号划完，人生归零，谁会去在乎、为难一个辞职了的人？

　　　　就算是他的敌人，也会轻轻地放他过去。毕竟官场有它的游戏规则，其中之一就是，哪怕该敌人彻底倒台，可以安全地去踩上几脚泄愤，注意，千万别踩。第一坏了自己的名头；第二小心报应。谁都有马高蹬短的时候，这时落井下石，当心自己哪天也走低了。

　　　　山陵使、马上退休的首相，在这种双重保险下，还是出了事。旧党里新上任的台谏官们抓住了他三大错处。

　　　　一、身为山陵使，应该率领群臣为神宗守夜。可是除他之外，大臣们全在，唯独这位主角整夜不知去向。

　　　　二、出殡当天，他应该与神宗灵柩寸步不离。可是他一会儿向前狂奔数十里，一会儿再向后狂跑数十里，中间还消失过一段时间，不知去了哪里，让人怀疑他是不是穿越了。

　　　　三、神宗安葬后一个多月了，他还是不辞职。不说首相之职不辞，就连山陵使的职务都一直挂着。不知他要干什么。

　　　　以上三条，足以定出个大不敬的罪名。我们也要承认，这三条罪行真是不怎么光彩，太失职、太轻率、太不着调了！

　　　　只是历史上还有相对应的别的说法。蔡确守夜当晚失踪了，可小哲宗却有和他谈话的历史记录；出殡当天他没和棺材走在一起，甚至骑马回城了，去干了什么呢？某些资料显示，他和高太后有过交流；至于说啥都不辞职，看着是恋权不放，格调不高。

　　　　可这是过年期间，放大假好吧。

　　　　总而言之，各说各的理。专注在蔡确的身上，他本人是被突然打击，没有心理准备的。他心里一直很有底，因为之前他曾经补救过。

　　　　他在新皇登基的重大日子里，提出了一个非常和谐的建议，给高遵裕复职。高遵裕是高太后的娘家人，在五路伐西夏之战中，他像一个西夏人的卧底一样把西北军团玩残疾，当然也相应地得到了一点点的处罚。他被降职了。

　　　　蔡确以首相身份向高太后求情，在这样美好的日子里，连大牢里的罪犯都能特赦，何况本朝这时第一衙内高大将军呢？让他官复原职吧。

　　　　多么好的同志，想领导之所想，做领导心里的事。通常这样做了，哪怕先招来的是领导的呵斥，事后也会得到领导的欢心。

　　　　所以最开始时高太后冲着他怒吼时，他仍然不怎么害怕，尽管高太后吼得非常有水平，揭开了宋史里一些没人知道的细节内幕。比如说，当年高遵裕搞垮了西征，神宗当晚绕床叹息，整夜不眠，加重了病情。这条史料就是在这时公之于众的。

　　　　可是之后蔡确的心就沉了下去，因为高太后骂完了人、做足了高姿态之后，并没有复高遵裕的职。这才是关键，说明了她一来不原谅高遵裕，二来绝不领蔡确的情。

　　　　她记仇了。

　　　　直到这时，谁也不知道她记仇能记到什么程度。蔡确得用一生的代价去做只照明灯，照出她的真面目，给别人提个醒。

　　　　新年伊始，蔡确被罢免首相，贬职陈州。这个处罚是很重的了，从惯例上讲，已经罪责互抵，可以重新做人。蔡确也是这样想的，他在元祐元年早春的寒风中走出京城时，心里有失落也有些轻松，看结果，虽然丢掉了首相位子，可也躲开了麻烦漩涡，很不错。

　　　　只是，这才是一个开始，不仅是他的噩梦，更是高高在上的太皇太后高氏的噩梦。不久之后，宽松、仁爱、慈善、文明的宋朝将变成一个超级苛刻、残酷、恶毒、不讲半分情理的梦魇世界，谁也别想在这个世界上有好日子过。

　　　　强如高太后也别想躲过臣子们的反攻倒算！

　　　　这时旧党一片风光大好，司马光的节奏让新党瞬间失去了党魁，借这个威势，他终于对王安石新法里的核心部位下手了。

　　　　——青苗法、免役法、将官法。

　　　　这三项是重中之重，直接影响国计民生。同时由于它们在新法里的地位，只要它们还在，王安石的新政就仍然运转，宋朝政治的主体，仍然是王安石、宋神宗的印迹。

　　　　司马光日思夜想，一定要在极短的时间里把它们废除。因为他实在是等不起了，新年刚过，形势空前大好，他的身体却迅速地衰弱了下去。他清楚，自己快死了。关于这一点，历史上通常给出的答案是司马光无时无刻地不在为宋朝担忧，加上十五年不停地写书累的。

　　　　不成立。

　　　　说到为国家分忧，司马光无论如何也超不过范仲淹，也没见范仲淹把自己忧死；说到写书，更是笑话。这个活儿的确很累，资治通鉴类的历史书的写法更累。它要收集、翻阅、分类、鉴定海量的前人资料，还要融会贯通，总结出自己的见解。我身为一个历史写手，深知其中的苦乐。

　　　　但是司马光不同，他是官方修史，经济、资料、人员都配备充足，说来根本就不是他一个人在奋斗，而是一个小分队一起合作。比之前司马迁、班超等历史前辈强太多了，试问那些人都没有累死，司马光为什么累到这步田地？

　　　　排除他个人身体太糟之外，只有从他的心灵深处查找原因。是怨毒、愤恨、不甘、绝望、等待等负面情绪在十五年之间每时每刻地噬咬着他的灵魂，才让他心力交瘁、百脉俱废。

　　　　同时，这也能解释为什么他一旦得势，就对王安石新法废除得这样凶狠彻底的原因。

　　　　痛并亢奋着，这是司马光在元祐元年正二三月间的心灵写照。他很快就要油尽灯枯了，为了成功，必须和时间赛跑。

　　　　与之相对应的，就是要对新党不可思议的凶狠。司马光连续写了两篇奏章，都是针对“免役法”的，内容很复杂，目标很明确，他要求宋朝全境各州县必须在五天之内废除免役法，恢复募役法。

　　　　这个消息传出去，宋朝人的脑子全体爆炸了。宋朝有多大，这样的疆界，这样众多的官员，要怎样调配、实施，才能在五天之内完成这个目标？

　　　　役法与税法，是国家的根本。现在要换掉12的根基，居然只给了五天的时间！这简直就是滑天下之大稽，在历史上除了应付亡国级别的战争，从来没有这样颁布法令的。五天把开封城里的命令传到帝国各处边境都不够用。

　　　　那么说，司马光真的疯了吗？不，他才没疯，从始至终，他都是一个少见的精明人。作为一个老官僚，他非常懂得下级的心理动态。要把握住这一点，才能让名义上本该积极执行的各种命令生效。比如说这次的五天期限。

　　　　新法、旧法之争太敏感了，几乎每个帝国官员都有自己的一套想法。要怎样统一？答案是不可能统一，人类的心灵从来没有哪怕区区两个是能够完全契合的，那么就要去强制。像王安石当初推行新法，是有宋神宗支持，才能强行推出。

　　　　这时司马光要反手，也必须得有不寻常的招数。招数有两点，第一就是不讲理。我只给你们五天，不干就滚蛋，等着挨整穿小鞋。根本就不给下边人反驳打折扣的时间。第二是皇宫里的支持，他同样得到了。

　　　　伟大的高太后在看到五天期限之后，心花怒放，喜上眉梢。司马爱卿真是空前的妙人，做人做事就是让哀家喜欢。

　　　　传太皇太后懿旨，废免役法令即日起生效！（即日行之）

　　　　眼看着国家元首、辅国重臣联手发癫痫，绝大多数的大臣都选择了沉默。事情是明摆着的，连首相大人都被整垮了，剩下的人去蹚这浑水还有意义吗？

　　　　政治是种理智的游戏，身家性命更是现实的东西，大家都是聪明到能当大官的人，自然明白怎样做。只是还有一个人是例外的。这个人的一生从来没有所谓的“聪明”过，他只干自己想干的、应该干的事。

　　　　章惇。

　　　　他是这时新法集团仅存的宰执人员了，可以说是最后的一面旗帜，他不出面，兴盛了十多年的堂堂新党就会安乐死，而这是种难以想象的耻辱！

　　　　章惇在一次朝会上当堂和司马光辩论，两人你来我往吵了起来。其结果就是章惇捅了一个超大的马蜂窝。从开始章惇就很尴尬，一个年轻力壮的壮年人和一个随时都可能倒毙的糟老头儿叫唤，那样子简直逊毙了。同时还被不停地打扰，提醒他吵架时要注意风度，以免让垂帘背后的太皇太后不愉快。

第318章　还有比这更恶毒的言论吗（2）（）　
这真是见鬼，居然成了这次国策大辩论的胜负标准。章惇竟然输在了态度上。当年的辩论实录是存在的，实在太长，没法搬上来，我们只看旧党的另一位领袖吕公著的原话，就会知道章惇受到了怎样的刁难。

　　　　——“惇所论固有可取，然专意求胜，不顾朝廷大礼。”

　　　　既然说得有道理，可见对国家有利。在这样的大原则面前，居然怪罪章惇有求胜的心理！

　　　　不管怎么说，这就是有罪名了，可以群起而攻之。由司马光推荐上来的各位言官老大纷纷跳了出来，又有用武之地了，打倒了蔡首相，再撂倒章枢密，想想都让人兴奋！

　　　　顺便说一句，宋朝在言官的管理制度上是非常健全的，比如言官是监管宰执人员的，那么言官与宰执恰好是亲戚的话，就必须得有一方辞职。

　　　　这时言官里的范纯仁、范祖禹都是司马光的亲戚，章惇之前也点出来了，可高太皇太后、司马光就是不理会。注意，不是拒绝，而是装糊涂。

　　　　如此这般，章惇也倒台，被赶出京城。做完了这些之后，旧党内部都松了口气，觉得大局已定，可以轻松些过日子了。他们错了，事实马上会让他们清醒，有圣人、清廉、公正、博学、博爱等正面美誉的司马光党魁的真面目有多么的狰狞。

　　　　别说是敌人，就算是党内朋友，都被他气得发昏、吓得发抖。

　　　　章惇被赶走之后，新法集团一败涂地，中高层的办事人员，如吕嘉问、邓绾、李定、蒲宗孟、范子渊等人一股脑儿地都被贬到外地。

　　　　旧党扬眉吐气，司马党魁威武！15年之后大振神威，把新党连根拔起，实在让人佩服。激动之余，他们不自觉地向司马光身边靠拢，认为在这样的大好局面下，实在应该献出自己的一份力来，让形势好上加好。

　　　　这些人的代表是苏轼、范纯仁、韩维。想表达的想法，集中在免役法废不废、怎样废、废完了用什么代替上。

　　　　先说范纯仁，他是范仲淹的二儿子，以当年的道德标准、文化标准来衡量，他是一个完人，他拥有一颗平衡之心。

　　　　这种罕见的心灵源自于宋朝300年间第一人范仲淹的家风。范仲淹一生从贫苦到大臣、从文臣到武将，走过了一个完整的人生，由此也带来了他包容大度、不偏不倚的心灵。拥有这种心灵的人，当官时怜悯百姓，做平民时保持自尊，平素里温文尔雅，有外敌时却冲在最前线。

　　　　传到第二代之后，范纯仁保持了父亲的一些特性，同时也形成了自己的一些风格。如果说范仲淹的心灵是温文、恢弘的话，那么他就是温文、仁厚外加一点点的愚蠢。这点愚蠢是很可爱的，它甚至是范家的传家特质，明知不可为而强为之，明明知道要得罪权贵也要忠于自己的心灵，甚至明知道自己无能为力，也要为国分忧。

　　　　所谓“在庙堂之高，则忧其君，处江湖之远，则忧其民”。

　　　　好了，说得有点多了，范纯仁的平衡心灵觉察出司马光的行为有问题，他跑去提了个醒。说废除免役法是件好事，但是要看怎样去做。太急了会让基层一团糟，老百姓无所适从。尤其是实施废除法令的人，要是选不好，会造成大面积的混乱。

　　　　平心而论，这是常识。当年王安石改革时，免役法是他和宋神宗反复研究了两年多才逐步实行的，先京郊再河北，然后才推广到全国。他司马光可好，五天之内全国都改！

　　　　这种急躁程度简直是疯子才能想出来的。

　　　　所以范纯仁要提这个醒，也觉得但凡有点理智的人都会答应。可是他错了，司马光这时的状态、心灵都绝不能以一个正常人的标准去衡量。

　　　　这个醒提得毫无作用，司马光理都没理，彻底无视。

　　　　苏轼第二个登场。说实话他上来时司马光没想到会听到不同意见，想当年小苏同志是坚定的旧党新锐，和王安石斗得火花四射，多少年后都是旧党人士心里永恒的闪电嘛。

　　　　可是十多年过去了，苏轼已经变成了苏东坡，人的经历决定心灵，苏轼从最初的一步登天的小地主，贬到外地成政治犯，回归土地沉淀灵魂，这一步步走来，他对事物的看法和从前截然不同了。

　　　　这也是他和司马光的最大区别，司马光从地主到贵族，哪怕是归隐洛阳，都处于人文之巅享，受世人的膜拜，从来就没有身份上的变化，他的心灵从始至终都是纯正的士大夫阶层。

　　　　可惜这一点我知道，读者知道，宋朝元祐元年时的苏轼却不知道。从他后来的表现来看，他把这时的司马光仍然当作一个纯正的学者、公正的长官来对待的。

　　　　苏轼摆事实讲道理，把他流放在全国各地的实地经验告诉司马光，说免役法也好，募役法也好，其实各有利弊，没有哪个是十全十美的。真正衡量起来，基本分不出好坏，差不多，只看着眼点在哪个受益阶层。

　　　　这时司马光沉默不语。

　　　　苏轼满腹经纶荡漾，大段语录涌了出来。忽然间从两个具体法令过渡到法令改变的根本上，他想在原始点上彻底阐释法令的由来和变化。为此，他从神话时期的夏、商、周三代说起，历经秦、汉、唐、五代，最后说到了宋朝，说得头头是道，最后合成一个核心——法令是可以改变的。

　　　　司马光继续沉默不语。

　　　　苏轼却暴跳了起来，他觉得受到了极大的侮辱。在堂堂当代文坛领袖苏东坡说事时，听众居然脸露愤色、表情不爽，这是对他学识风采的极大蔑视！

　　　　却不知在司马光的心里，他苏轼已经把当代最伟大的史学家侮辱得身无寸绦了。和资治通鉴的作者说法令的优劣，尤其是该法令还是他15年之间念念不忘刻骨铭心的免役、募役两法。

　　　　苏轼你当我是白痴啊。

　　　　更可气的是，我不理你，你居然从夏朝开始说事，一大堆的一直啰唆到了本朝。你不知道我15年间都干的什么吧，我用你来给我讲历史？

　　　　居然还要求我听的时候脸露微笑！

　　　　何况你口口声声说法令必须变，得与时俱进，我看你是忘本了。本党魁在15年前就公布了旧党的法令观念——法不可变！

　　　　最好是三代时的古法一直流传到今天，宋朝才会是最完美的社会。这样子与俺当面唱对台戏，你是个叛徒吧。

　　　　可惜的是，苏轼先生口若悬河滔滔不绝一直讲了下去，这中间司马光的心理动态被他统统忽略。见到党魁大人脸色不悦，他反而怒了，觉得应该给对方上上官方礼仪课。

　　　　苏轼说，当年你和韩琦老相公争论陕西刺勇事件时态度很恶劣，说得很尖锐。韩琦很不高兴，而你坚持到底。现在你当了宰相，难道不容许下属说话了吗？

　　　　众目睽睽，司马光的老脸上艰难地挤出了一丝笑容，貌似认可了苏轼的指责，可心里的郁闷却呈几何数暴增。在当时只要稍微有心的人，都能察觉到司马光几十年间口不对心、言行不一的众多证据，可当面指出的，除了刚刚被赶走的章惇之外，就只剩下了苏东坡。

　　　　一时口快，把话明说，苏轼爽了一小会儿。至少司马光承认了自己气量不足，狭隘跋扈。可是一来给自己种下了祸根，二来根本于事无补。

　　　　司马光尴尬归尴尬，难堪归难堪，目标达到才是最重要的，就算承认了丢脸又如何，苏轼讲的话照样不批准。当天苏轼顶着一脑门子的乌云回到家，一边脱衣服，一边摇头叹气：“司马牛！司马牛！”

　　　　除此之外，他再想不出别的什么话了。

　　　　大文豪没话说了，基本上役法是不是要变的问题已经解决，剩下的是要怎么变、变成什么样。这时一个小人物有了个创新式的方案。

　　　　监察御史王岩叟，他主张实施“诸役相助法”。顾名思义，既然免役、募役都有缺陷，为何不把它们中和一下，取长补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