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懿皇顾�自尊自爱？可是这时，永乐城一战败了，输掉的不止是战争，更是他的信心，甚至他的健康。

　　　　苏轼的诗就算真反又怎样，全身健康时指甲劈了会大喊大叫，觉得是件大事。可连胳膊都断了，区区指甲的问题还是事儿吗？

　　　　所以什么龙不龙的，都提不起他的兴致。这时他坐在高大堂皇的金殿上，觉得孤单凄凉。真的没有人理解他为什么要让苏轼，或者曾巩来修国史吗？

　　　　难道这些天天匍匐在他脚下的臣子们都是瞎的，看不到自己的健康急剧恶化，仅仅37岁就早生华发急着修国史，是想亲眼看到自己的生命变成史实，不想在死后有所牵挂啊。

　　　　“我好孤寒！”神宗的健康以34岁为分水岭，在那之前，他几乎出满勤，每天都要临朝工作，从来不生病。34岁那年，是宋元丰四年，正是五路伐西夏，先胜后败。

　　　　举国伐谋，期望越大，失望越大，神宗一下子病倒了。病得很重，可他年轻，很快身体就开始恢复了，能重新工作了。只是时隔不久，就传来了另一个噩耗。

　　　　永乐城沦陷。

　　　　这个打击是致命的，只在一夜之间，神宗的健康就崩溃了。他“早朝当廷恸哭，宰执不敢仰视；涕泣悲愤，为之不食”。他是心思太重，对自己要求太高的人，无论如何都没法淡化失利的阴影，在之后三四年的时光里一直郁郁不乐。

　　　　谁能想到，这居然是他一生中最后的三四年。命运日向他接近，宋元丰七年（公元1084年）九月的一天，他在集英殿里大宴群臣，刚刚举起酒杯，突然间群臣发现皇帝的手僵硬了，停在空中，一动不动。下一瞬间，酒杯倾斜了，里边的酒都洒在了皇帝的衣襟上。

　　　　神宗失去了对身体的自控力，病情再一次恶化。痛苦中，有一次他忍不住呻吟：“我足趺疼痛。”又一次，他叹息说：“我好孤寒！”

　　　　皇帝做到了这样，是成功还是失败，是可敬还是可怜。这时他才年仅37岁，正是一个男人精力最旺盛、身体最强健的阶段，有全国最好的医生、最好的医药来调理，为什么还会滑向死亡呢？

　　　　只有一个原因。他在自我折磨，无论如何都绝不原谅自己。他是这样得病的，也是这样死亡的。在病重期间，他得到了两个消息。

　　　　一个来自西夏，那边的局势剧烈动荡，掌握实权的梁氏集团首脑都死了。先是国相梁乙埋，后是太后梁氏。小皇帝李秉常重新当政，国权却落在了下一任梁氏国相梁乙埋儿子的手里。

　　　　新一轮的内乱注定爆发，机会比这一次还要好。只是还有雄心壮志吗？就算有，还能承受千百万子民的伤亡，去恢复国土、重震国威吗？

　　　　神宗苦笑，我好孤寒，就算再次出征，还有谁能支持、谁来理解

　　　　第二个消息是从西京洛阳传来的，算是一个意外的喜讯。司马光修撰的资治通鉴终于完成了。

　　　　这部书耗时19年，共294卷300余万字。上起周威烈王二十三年（公元前403年），下迄五代后周世宗显德六年（公元959年），共16朝代1362年，是中国文化史中独一无二、毫无争议地处于顶峰的编年体史书。

　　　　盛世出巨著，它的完成是个不朽的里程碑，不只是司马光等编修者的荣耀，更是宋朝文明的象征。不管从哪方面来看，这都是件好事。

　　　　可落在宋神宗的心里，悲凉再次升起。这是部不世出的巨著，相信宋之前没有，宋之后呢？我们现在也知道了，同样没有。

　　　　明朝的永乐大典、清朝的四库全书都与它不是一个类型的东西。可是他可以为之骄傲吗？从名义上讲，宋朝所有的成就都要划入他的账下，不管资治通鉴是谁写的，都以他的名义完成。

　　　　但是多么的可惜，它出世时国家没有与之相匹配的成就。如果威服四夷，扫平西夏，恢复盛唐时的疆界，那时文治武功都达到各自的顶点，又是怎样的局面？

　　　　乐观的人在黑暗中看见光明，悲观的人看太阳都是耀斑。神宗在自己的思绪里越走越窄，终于在年底时病入膏肓，他连话都说不出来了，大臣们有什么意见，他只能用摇头或者点头来示意。在他最后的时光里，只来得及给国家册立一位皇太子。

　　　　他的第6个儿子当选，这个孩子年仅10岁，原名“佣”，现赐名“煦”，在名义上成了宋朝的继承人。仅仅是名义上，实权都落在他的奶奶，神宗的生母高太后手里。

　　　　宋神宗死了，他带走了一个时代。精确地分析，除了势力衰弱的新法集团以外，几乎所有人都盼着他死，不管是他的生母，还是他的亲人，除了他不懂事的儿子外，都等着他咽下最后一口气，好让宋朝再次翻天覆地。

　　　　“我好孤寒！”

　　　　神宗早就有这样的觉悟，也做了一些准备，可惜世事无情，在他的身后，他的亲人、臣子不仅把他的功业败坏殆尽，就连他的声誉都敢于肆意篡改。

　　　　神宗想让苏轼来修国史，不行，苏轼只是从农田里解放出来，去当江州知州。还没到任，又被调离，到汝州去做团练副使，相当于平级调度，仍然不能接触公务。

　　　　神宗想让曾巩来修国史，也不行，理由是曾巩的能力不足。真是活见鬼了，堂堂唐宋八大家之一，居然在文字能力上不足！

　　　　几经改换，神宗已经病倒，这事儿不了了之了。多么高明的手段，只是个拖字，就把皇帝给拖垮了，神宗一生业绩的终身评判成了一些别有用心人的工具。

　　　　为什么会有这种事发生呢？奥妙都在他的本纪里。

　　　　神宗本纪里最后的赞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是赞扬，说他当皇子时对弟弟们友善，对老师们尊重。当皇帝后态度端正，努力工作。“小心谦抑，敬畏辅相，求直言，察民隐，恤孤独，养耆老，振匮乏。不治宫室，不事游幸，历精图治，将大有为。”

　　　　之后笔锋一转，“未几，王安石入相”第二阶段开始，为了准确理解，大家直接看原文。

　　　　——“安石为人，悻悻自信，知祖宗志吞幽蓟、灵武，而数败兵，帝奋然将雪数世之耻，未有所当，遂以偏见曲学起而乘之。青苗、保甲、均输、市易、水利之法既立，而天下汹汹骚动，恸哭流涕者接踵而至。帝终不觉悟，方断然废逐元老，摈斥谏士，行之不疑。卒致祖宗之良法美意，变坏几尽。自是邪佞日进，人心日离，祸乱日起。惜哉！”

　　　　这是很高明的手笔，要仔细欣赏。首先文章把宋神宗推到了一个被害者的地位。他的志向是因为宋朝前几代君主的幽蓟、灵武等失败而产生的，这无可厚非。坏事就坏在了王安石的身上，他“悻悻自信”，以“偏见曲学”投其所好。

　　　　在这个基础上，才能既撇清了皇帝，又打击到政敌。

　　　　第二步是文章重点，想了解政治的残酷性、无耻性的朋友们注意了，请欣赏什么才是选择性失明。“青苗、保甲、均输、市易、水利之法既立，而天下汹汹骚动”写的全都是反对派们当时的“痛苦”，把与之对立的各层面都忽略掉，而且动不动就把“天下”两个字提出来，仿佛是他们的专利。

　　　　早就说过了，他们只代表了北方官僚、大地主阶层，所谓天下，他们只能占百分之零点几而已。排除这些之外，像熙河大捷、平定荆湖、征服交趾等辉煌胜利只字不提，国库的充足，官员的精减，职位的理顺，这些空前绝后的大好事也一件不提。

　　　　这是给皇帝写本纪，用脚趾头想也明白，如果没有最高层的领袖支持，谁敢这么乱写，灭十族都是轻的。那么这些幕后的指使者是谁呢？别急，他们马上就会跳出来。

　　　　在那之前，让我们用自己的眼睛、自己的文字，为这位难得一见的皇帝送行。宋神宗的一生，与熙宁变法密不可分，与王安石密不可分，与成败密不可分。

　　　　官方说法，总是把他定位在一个失败者上。连同着王安石变法、熙宁变法，也都是以失败告终。这让我很迷惑，为什么会有这样的结论呢？

　　　　什么样才是成功，要怎样才算是失败？

　　　　熙宁变法是摸着石头过河，在实践中有些细节被证明是错误的，宋神宗都及时去掉了。这就算是失败吗？只有每一项每一条都带来丰厚利润，没有半点失算才是成功？放眼现代的改革，也有个及时纠正的过程吧。

　　　　以青苗、保甲、均输、市易、水利这几项最重大的改革来看，打击的是豪强，造福的是国家、小民，除非我们是司马光、文彦博、韩琦等士大夫阶层，要不然有什么理由说它们是恶法？

　　　　外战的胜负不必再说了，最后两战之前保持全胜，仅以最后两战为论，西夏受到的打击也绝不比宋朝小。两相对比，甚至西夏变得更衰弱。

　　　　我知道，这些都是次要的，历代史书和我们的定位标准是宋朝灭亡了，是被外族所消灭的，是在距离熙宁变法不久之后就发生的。所以，改革是失败的，宋神宗是失败的，王安石更是失败的。

　　　　这让人郁闷至死，让我想起了法、儒两家之争里，儒家最大的所谓优势。他们总是说，以法治国都是短命的，看秦朝就是最好的例子。统一天下又怎样，二世而终。

　　　　为什么就不想想，秦二世都做了些什么，在他即位之前，李斯这位法家大宰相就被冤杀了，之后二世和赵高把秦朝搅得一团糟。法，是绝对的精准、绝对的平衡才能体现出优势的。他们这么搞，完全是背离了法家。

　　　　秦之灭亡，正是法制被破坏，直接证明了法家的优越。

　　　　同样地，北宋灭亡要看宋徽宗的作为，尤其是徽宗与神宗之间隔了两位统治者，中间多少变故，为什么要让宋神宗来为结果埋单？就以新法、保守两派的争端来说，也是在高太后、宋哲宗时才爆发的。

　　　　在神宗时代，两者虽然不和，但从来没有过像牲口一样不分黑白、不讲道理，直接把人往死里整的事。甚至双方都保持了君子的风度，哪怕只是在表面上。

　　　　千千万万的总结，这时只是开端。历史的车轮在转动，定格在宋神宗这一时代，关于他本人的一生，只凝结为一句话就好了。

　　　　——他为他的理想而活，奋斗始终，做的都是前人、后人所不敢做，甚至不敢想的事。

第313章　如此一生，复有何求（1）（）　
从这个意义上说，宋神宗活得非常成功。他的光辉是荣耀，就连他的失意，也是一种难得的经历。对于这样一个追求、梦想了一生的人，作为有独立人格、不拘束于简单成败结果的现代人来说，实在应该认同他、欣赏他。

　　　　虽然在他个人潇洒之后，留给身后的是个比较烂的摊子，但要注意，之所以烂了点，不在于家底，更不在于政策，而是他选的大臣们有问题。

　　　　新一轮政治游戏上演，谁来当下一任皇帝，是在谁的推举之下产生的，这是封建时代最大的一票买卖，多少人血贯瞳仁地盯着呢。能实施的只有两个人。

　　　　首相王珪，次相蔡确。

　　　　这两个人分工很明确，王珪保的是皇上的儿子，蔡确想的是皇上的弟弟。要问为什么不齐心协力保一个人呢，因为各自都认为自己是人物，都想独吞。

　　　　之后他们所做的事，证明了这些人的脑袋都是被驴踢过的，连怎么当上帝国宰相的都忘了。

　　　　重点说蔡确，这位蔡先生前半生的所作所为大家都了解过了，他在新旧两派之间摇摆，现在暂时算是新党领袖。由于非常果断，注意，不是聪明，是果断。这种非常敢下手、敢说话的行为，对比三旨相公王珪来说，手下的能人就多了很多。

　　　　给他出主意的人就更多了。其中有个叫邢恕的最合他的胃口，出的主意让他心驰神往。至于原因嘛，出身决定一切。他走过的路和蔡确非常的像，先当反对派的学生，老师是司马光、程颢，捞足学分；再做王安石的信徒，找到好工作。

　　　　有共同语言啊。

　　　　西京耆英十五年。

　　　　邢恕深信富贵险中求，不走寻常路。针对眼前的局面，他提醒蔡确，虽然神宗有儿子，但都太小了，宋朝是有兄终弟及这一传统的，这一次很有可能再次上演。

　　　　理由有两点。第一，神宗的两个弟弟，赵颢36岁，赵頵30岁，都是最好的年华；第二，他们和神宗是同父同母的，那位母亲非常不一般，很有当年杜老太后的影子。

　　　　更何况两位皇弟非常有心，自从神宗病了之后，总是在皇宫里出没，甚至夜里都不回家。尤其是赵颢，这个弟弟最特殊，当年连王安石都敢惹，还敢和神宗吵嘴，逼得神宗吼出来换你当皇上的话。这样的人，很有当皇帝的潜质。

　　　　蔡确一听，心潮澎湃。嗯，这人我喜欢，就选他了。选择之后，事情进入实施阶段，学问就大了点。首先，是你选了人家，人家同意没？

　　　　这是要确定的。于是邢恕出马，找到了最关键的一点。高家。在这个时刻，宋朝最神秘最有实权的家族不再姓赵，而姓高。这实在是太特别了，要从神宗的爸爸宋英宗说起。

　　　　英宗一生颠三倒四，像灵前发疯啊，搞濮议给亲爹争名分啊，这些其实都不是最出格的。最让当时主流社会掉了一地下巴的，是他一生居然只有一个老婆。

　　　　不管是当皇帝，还是之前的皇室人员，居然一生只有一个女人，四个子女都由这一个女人生出来，这实在是太罕见了，在中国历史上貌似只有隋文帝杨坚这么做过。这样做的结果，就是皇后的权力超级膨胀，无论是皇帝活着时，还是死了后，该皇后都一手遮天。

　　　　邢恕看得很准，只要取得了高家的同意，赵颢就肯定一步登天。到时就算他本人不同意都没办法，要你当你就当，不当都不成。

　　　　为新皇帝铺路，扶新皇帝上路，想想都让人兴奋。某天，邢恕经过精确计算，找到了高家两个直系成员的空闲机会。高太后的两个娘家侄子高公绘、高公纪都处于满城游走、寻欢作乐的状态中。这太好了，他找上门去，发出了一个非常风雅的邀请。

　　　　——我家的桃树开花了，请两位雅士过府观赏。

　　　　高氏兄弟欣然上路，进门后发现根本没什么桃花，只有邢恕笑得像一朵盛开的菊花一样的老脸。他很兴奋地说出了打算，满心以为会博得心有灵犀的微笑。

　　　　没想到下一瞬间高家人就都不见了，只留给他一句话：“你想害死我们全家啊。”到这时邢先生才回过点味来，高家是什么身份，就算想翻手为云覆手为雨，也没必要由他这个小小的京官来牵着鼻子走吧。

　　　　正中南墙，邢恕却毫不在意。哪怕是羞耻吧，也是一种情报——高家人不喜欢赵颢。

　　　　这太有用了，邢恕立即上报给蔡确，马上调整主攻方向。立即转头支持皇子，同时为了毁尸灭迹，即刻散播谣言，说赵颢图谋帝位，蓄意造反可怜的雍亲王，没和蔡确集团有半点联系，就被连续利用了两次。

　　　　可是支持皇子的队伍太挤了，帝国首相王珪挡在路上，这个老东西要怎么消放？难道要排名在他后边，当个副手吗？

　　　　不，绝不。关键时刻邢恕的脑子快速运转，想出了一个非常高明的办法。哪怕最先是由王珪拥立的皇子，哪怕王珪是群臣之首，也要把头功抢到手。

　　　　这事太重大，蔡确亲自出马了，他找到了两个帮手。第一，找章惇。章惇位高权重，坚毅强悍，与之联手胜算大增。尤其是章惇忠于神宗，无论如何都会选皇子继位。更妙的是由于苏轼的原因，章惇很讨厌王珪，前两天还骂过架。第二，蔡确悄悄地招来了一个人。

　　　　这人是中国历史的转折点。

　　　　说来我写这部书的最初愿望，就是由这个人引发的。我很较真，非常讨厌大而化之的笼统概念，比如历史是个漫长的衍化过程，一个民族从盛而衰不是一代人两代人的责任。

　　　　那么具体的责任在哪儿？一代人两代人三代人都没责任，就是说谁也没责任了？

　　　　活见鬼，这是中华文化特有的糟粕产生的混账理念，就像法不责众、大锅饭等深入人心的传统。这是最要不得的民性。

　　　　从量变到质变，一定会有某个具体的因素。

　　　　说盛衰，中华民族的转折点在宋朝，具化在一个时代，是宋徽宗。徽宗之所以堕落，原因在蔡京。没有这个人，徽宗就算不能保持最开始时的清明俊杰，也绝不会迅速地让国家万劫不复。

　　　　研究蔡京，可以清楚地知道北宋末年时的官场，可以从他一路波折几起几伏的人生里看到北宋从神宗起至徽宗止的官场文化。

　　　　从而找出中国人一直存在的思想、生活里的痼疾。

　　　　简化掉他的一切繁琐履历，他的官场之路走得充满了幸运，同时也注满了苦难。他从老家福建仙游和弟弟蔡卞进京赶考，第一个赏识他的人是王珪。

　　　　王珪是当年的主考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