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晕�所欲为。

　　　　城？

　　　　当城里只剩下老百姓时，就只是敌人的金库，再没有什么抵抗力。

　　　　王韶看透了这种军事理念，他选择了一条看似惊险的光明大道。为什么要防守，为什么要撤退，我是来入侵的。

　　　　他命令自己的部下，名将景泰的儿子景思立率领宋朝西军中的精锐泾原兵在竹牛岭虚张声势，而他本人，率领主力人马悄悄转向西方，向武胜的方位前进。

　　　　大地茫茫，为什么偏偏选中了武胜？前面的平戎策里说了，它是宋朝与西夏势力消涨的契机所在，同样的，在宋朝与吐蕃的河湟之战里，它也一样敏感。

　　　　至少河州的木征明白这一点，他派来的援军，就从武胜远远地兜了过来，想打王韶个措手不及。可王韶偏偏迎了上去，这是他和前代的宋朝将领们截然不同的地方。

　　　　你要战，便决战，他求之不得。在王韶的军事生涯里，从来没错过和敌人主力对决的机会。

　　　　两军在武胜附近遭遇，木征派来的人名叫瞎药，大家要记住这个名字，看一次少一次了，并不是说他会死，而是跟王韶打架的吐蕃人都会有后遗症武胜之战，来偷袭的瞎药被宋军反偷袭，他怎么也没有想到在自己的地盘上，会突然间和宋朝人遭遇。

　　　　王韶挥军力战，史书里给出的记载是瞎药大败，率军逃跑。可这太片面了，把当年的战况彻底淡化。有一个事实得注意到，王韶此行的风险有多高。

　　　　不是说吐蕃人有地利，他们的骑兵多强悍，而是瞎药有个占决定性的优势——武胜堡。它当时己经是个堡垒，它在吐蕃人的手里！

　　　　王韶不仅要大面积迂回，寻找敌人主力对决，更要防止瞎药和武胜堡联合起来。实战的结果是他不仅把瞎药打得落荒而逃，更加趁势直逼武胜堡，把吐蕃人从据点里赶了出去！

　　　　从此武胜落入了宋朝的手里。王韶立即就开始了建城，它有了个新名字，叫镇洮军。首战大捷之后，王韶没有乘胜追击，他停了下来，因为有件更重要的事要办。

　　　　给朝廷写奏章。

　　　　报功是必须的，但却是次要的。在这封奏章里，他貌似非常欠扁地写了一句额外的话——皇帝以及各位宰相注意了，俺得说明下。这次打仗，没用朝廷一纹铜钱，都是俺开荒经商自己赚的。

　　　　参照一下宋朝的以往历史，就会知道王韶这是在没事找事。比如太宗时期的曹彬，只是掏自己腰包给边关士兵打赏，就被贬官处理；看仁宗朝，张亢、滕宗谅在边关打了那么多胜仗，可是一点点的财务账面不清，也得丢官罢职。

　　　　前车之鉴不远，为什么王韶会顶风作案，哪壶不开提哪壶？答案分前因、后果两部分。先看前因，三年前王韶要修建渭、泾上下两城，提出在渭原和秦州之间，有上万顷一直荒废，没有开垦的良田。国家应该派人开荒，同时实行市易法，农商两手抓，把当地的经济搞起来。

　　　　看着无论如何都是好事吧，可事情的发展非常奇妙，充分地体现了指鹿为马，指驴是猪的封建官场卑鄙性。

　　　　首先当时西北军队主帅李师中反对，他说王韶所指的土地，根本不是什么良田，只是当地弓箭手们的土地罢了。不信可以来查。

　　　　神宗怕的就是不较真，下边有人要求了，那还等什么。于是派人去，查出来的结果超级有才。回答：土地是有的，但是只有一顷！而且所有权还有争议，几个地主正在打官司呢这个结果让人无话可说，对此，我只能以“指驴为猪”来形容。

　　　　如果不是猪，怎么会给出这样的答案呢？茫茫大地，偌大的陕西四路，居然只有一顷土地，难道李元昊当年是只蚂蚁，在一顷地里敌我双方十几万人厮杀玩命；或者当地突然间人口暴增，每人都拥有超大的私有土地，国家都没法强占？

　　　　估计最郁闷的人是宋神宗和王安石，这两人应该很鄙视自己。敌对方就算想骗人，也不必这样没技术含量的来吧！没别的，连李师中带派去调查的人都贬职撤走，给王韶腾出地方来。但问题马上又出现了。

　　　　关于市易法。

　　　　市易法和均输法都得由国家出本钱的，要把白花花的银子、绫罗绸缎往边疆上运，朝里的大佬们一律表示想不通。明摆着的嘛，吐蕃人、西夏人没事都要去打劫，放这么多钱过去，根本就是拿肉包子去引狗。

　　　　王安石气乐了，他回了一句：“西北那边儿的地主老财都敢屯积家产，堂堂国家居然害怕被抢。这还有天理吗？国家大臣不去想法强国，居然每天想着装穷躲贼，这还有王法吗？”

　　　　等等等等，一通乱吵，市易法才在西北实行。所以现在王韶在赚了钱，打了胜仗之后，要强调一下效果。可是他还是太幼稚了，不要以为赚到了钱就是好事，更不要以为打了胜仗就是硬道理，在一个有经验有能力的政客面前，什么样的驴，都会变成一头猪。

　　　　军方大领导、枢密使文彦博说——大家明白怎么盖房子吗？建筑商在开工前，总是会把预算说得很低，引诱房主动工。等到盖到中途时，各种要求就都提出来了，那时不得不盖，不得不被宰。现在王韶的所谓胜利，也不外如是。

　　　　几十年间没有的外战大胜，就换来部门领导这样的评语，换你能气死不？还好神宗说了一句话，把文彦博打哑。

　　　　——请问爱卿，房子坏了你不修吗？

　　　　一般来说，皇帝问到了这句话，中国历代的大臣们都会有些不同的反应。汉朝的，会怒目扬眉，脱掉朝服换铠甲。

　　　　——陛下，我帮你去盖房子。用不着那个招人烦的王韶！

　　　　晋朝的会很温存，他意态优雅，轻摆拂尘，和皇帝用一到三个月左右的时间细细地谈一下盖房子的问题。基本上会从人到底要不要住房子，到房子有没有必要有房顶，都会一一道来，娓娓动听。说到兴起，还会招来三五同好，加入论点；

　　　　唐朝的很特别，他一边像汉朝的臣子那样换军装，一边在换的过程中不断和皇帝交流。注意，态度不会太友好，无论是藩镇还是内侍或者普通大臣，都很有性格，就算您是天可汗李世民，也有被顶得七窍冒烟的时候。其结果嘛，多半衣服也换好了，皇帝也被说服了，这场架不必打了。

　　　　当然，一少半真就操家伙冲了出去，到外国砍人了事；

　　　　元朝很统一，杀人是唯一的硬道理。从他们身上可以真切理解到侵略不是一种军事、政治活动，而是一种传统运动

　　　　明朝的官员不必多讲了，义之所在，虽千万记大板子，俺也一往无前。每天上朝都做好了被脱掉裤子打屁股的心理准备；

　　　　清朝的很可爱，皇帝的脸色稍有不对，立即跪倒磕头，痛哭流涕，同时念念有辞。拜众多经久不衰，常演常新的清宫戏所赐，全国百姓都知道他们说的是什么。

　　　　——奴才该死，奴才有罪，奴才

　　　　这还是满人的嫡系，如果是汉人，奴才二字都没资格说出口，得自称“臣”如何。谁让你是外人。

　　　　好了，罗嗦这么一大堆，一来是突然兴起，凑点字数换稿费，以消俺多日拍字之烦躁；二来这里面也有个大学问大论点。

　　　　——论，中华民族为何在做人做事的态度上每况愈下，底气越来越不足，到后来比个孙子都不如？为什么就没了当年执理直言，坚持不屈的气魄？

　　　　这也许才是我们读史、研史的价值所在，不想这些，历史就只是些陈年变质，或好玩或无聊的与己无关的故事而已。

　　　　回到原点，宋朝的大臣，具体到神宗年间文彦博这一批，对于皇帝发怒的反应是——沉默。俺有话，但不说，家里只要不缺工资，不少补贴，才犯不着跟你惹气。

　　　　看着很平和，很文雅，可是问题一点都没解决。因为互相没有交心啊，没有吵闹。自古以来男人都是种特殊的动物，心里不爽，不是当场骂出来，就是事后使绊子，反正绝对忍不住。

　　　　除非您是圣人。

　　　　像文彦博这样的，心术超深，不可测度。这是可贵的城府，可是在互相配合做事时，就是个操蛋品格。于是这就形成了宋朝官场的普遍风气。

　　　　表面上你好我好大家好，可是办起来你做我做各一套。反正宋朝大臣没死罪，不合作不会杀头的。在这种风气里，要做振兴国家的大事，难度可想而知。

　　　　当初王安石所说的“易风俗，立法度”的必要性可想而知。

　　　　抛开沉默了的文彦博，嗯，对不起，他只是暂时沉默。回到王安石的变法强国之梦上去，河湟之战打得很好，可我们却不能再把目光抛向西北。第一，王韶的战斗暂停了，他必须消化掉刚吞并，或者说是收复的土地；第二，宋朝在熙宁年间的战争并不止这一处。

　　　　甚至不是只两处、只三处、只四处。神宗朝的气向，就像时光倒流，回到了宋初时赵匡胤的时代，或者更前些，是后周柴荣的时期。争战不断，恢复国土，为中华大国正名。

　　　　可在刚开始时，是非常艰难的，他们得替赵光义擦屁股。太多当年没做成，一直是隐患的事，都在办公桌上摆着。谁都知道，可谁也不做。

　　　　现在王安石终于把那份材料拿了起来。

第278章　冏之王唐坰（1）（）　
荆湖北路，西南夷叛乱。

　　　　在宋朝的长江之南，一直都有各个少数民族生存在深山老林里。前面说过的侬智高叛乱只是其中一例，乱的级别很大而已。除他以外，长江边上的一些少数民族乱得小些，可乱得很有传统，经久不衰。

　　　　具体地讲，就是在长沙以西，邵阳北面，以梅山为首的一大片区域。那里交通不便，人种不同，尤其是在传统上，在五代十一国时这片地方就被他们给占了。到了宋朝，赵光义、赵恒、赵祯都被被辽国、西夏拖得一辈子劳碌，对这小片地方自然扔到一边。

　　　　索性就把它划为禁区，名叫“禁梅山”。周边的汉人禁止与其中的蛮族有任何往来。这是片特区，在宋朝版图以内，却不受宋朝管辖。

　　　　稍有些头脑的人都明白，长此以往，早晚出事。但只要事不关己，为什么要拿起来烫手？于是多年以来，只要乱子不大，宋朝所有的官儿，对它都睁一只眼闭一只眼。

　　　　这样的结果，就是让蛮族人看到了便宜。外面的世界很精彩，为什么不出去抢呢？何况有侬智高的光辉战绩为榜样，根本不用怕出身低，强盗这种职业，才是人有多大胆，能抢多少钱！

　　　　形势逼着宋朝发兵平叛，在这次之前，最近的一次，是由宋初时名将潘美的从孙潘夙率兵进剿，击破邵州蛮族团峒九十处。看着数量很大，战果却半点都不辉煌。九十处团峒，其实也就是九十个小村子，平均来说，每个村不会超过100人。

　　　　可不要以为这是潘美的孙子也退化了，事实上派谁去都这样。那地方深山老林，沟壑纵横，官军到了不是怎么打架的问题，而是先得能找到人开打的问题。

　　　　官兵来了蛮族钻进山里，官兵走了出去继续捣乱。在一千年前，抗日战争时伟大领袖的敌进我退，敌退我追的战略人家就都懂了。

　　　　熙宁五年七月份之前，摆在王安石办公桌的文件很有诱惑力。据当地内线说，梅山一带，包括辰州附近的南北江（今湖北沅陵）的蛮族有内乱，他们的酋长太残暴，拿自己的子民不当人。众多的蛮人都在向往宋朝的仁慈生活，要求内附。

　　　　这个机会，到底要不要抓住呢？从本质上讲，这是块烂膏药，总贴在宋朝的身上，早晚会化脓。可现在是揭它的时候吗？

　　　　七月左右，正是王韶转战西北，攻克武胜的时段，以宋朝从糜烂到争吵的官场，以各种战争临时动员法一样的新法争集到的钱财，同时在西北、西南两方面开战，是理智的吗？种种疑问都盘旋在王安石的脑海里，一国之宰相，每一个举动都牵扯到帝国的安危兴亡。

　　　　但他决定了，一切细节都服从于最初的决策。既然以最快的速度筹集到了军费，就必须要尽快地打赢战争。这样才会顺利地把前面提到的链条——“民间收财，变成军费，打赢战争，扩大国土，回笼资金。”实现。为此，他派去了自己的亲信章惇。

　　　　在这之前，章惇一直在制置三司条例司里工作，是个搞经济的人才，他走马上任去平叛，无论从哪一点来看，都是王安石在以权谋私。

　　　　刚开始时，谁也不知道章惇到底是什么样的人。老实说，连王安石和宋神宗也没看准，都被他吓了一跳。他去了荆南，头一招非常正规，情报不是说蛮族人想内附投降吗？很好，派人去招抚，一来了解实情；二来情况对头，顺势就把人拉回来。

　　　　结果回来的不是内附的蛮人，而是他派去的两个特使的人头。这两人一个姓李一个姓张，不知是吃错了什么药，到了蛮族地面，先没找受苦受难的群众代表，而是首先安抚了一下当地的妇女代表这不是找死嘛，人家盼星星盼月亮，结果盼来了两个官派流氓！

　　　　蛮族人也是人，一怒之下，替宋朝砍了这两个混帐东西。砍完之后形势就急转直下，没法收拾了。本来是带穷苦受难的异族兄弟进城的，结果成了杀官造反。

　　　　消息传进了京城，宋神宗和王安石也傻了。章惇，虽然让你带去了兵，可没说让你打，那是防着蛮族酋长恼羞成怒的。现在事大了，你千万别再乱来。

　　　　宋神宗说“我在怀疑，章惇是不是认真执行了命令。”（疑奇扰命）。王安石摇头，“章惇还是可信的，但是一定要稳住，别轻举妄动。”（戒惇勿轻动）。

　　　　事实证明，他们真是不了解章惇。这个人有多强硬，有多敢干，放在整个三百年的宋史里，都首屈一指。

　　　　章惇兵分三路就杀了过去。哪有那么多的罗嗦，这些蛮人在别人的眼里是牛皮筋，在章惇的眼里就是块牛皮糖，不过就是难啃点，但仍然很甜！

　　　　历史将会证明，当章惇发火的时候，不管对方是谁。是苏轼也好，是司马光也好，甚至是宋神宗也好，神宗的妈、老婆，都算上，谁也别想好过。

　　　　但是也别存下个念头，比如章惇就是头野牛，遇谁撞谁，蛮不讲理。不是，他做每一件事都经过深思熟虑，尤其难能可贵的是，他眼光独到，能看到别人看不到的东西。

　　　　就比如这一次，朝廷里、他身边，没有任何人同意他蛮干，可他就是杀过去了。理由抛开蛮人内部仍然混乱之外，他抱定了一个大宗旨——敌人杀了朝廷命官，不管该命官是不是格外操蛋，这是对政府的挑衅。本来对宋朝就一直不服，这样局面再不处理，以后的摊子会乱到没法收拾！

　　　　战局铺开，整个荆湖北路开始动荡。章惇进兵神速，懿、洽、鼎三州之内的蛮族落荒而逃。形势喜人，但事实上没人高兴。大家吸取之前平叛的教训，知道章惇顶多就是一阵狂风暴雨刮过去，官兵所到之外，鸡犬人畜瞬间不见。宋朝形势大好，不过总有收兵那一天蛮人们又回来了。

　　　　跟没打一样，所以当时就有人反对了。是当地的转运副使蔡烨，此人向中央报告，不要看章惇现在的成绩，臣预言这场仗会打个没完没了。至于怎么办，请把章惇撤职调离，由我接手，我会用水磨功夫，慢慢地处理当地民族事宜。

　　　　慢慢的，请大家运用些最初级的逻辑思维来想想。他之所以反对章惇，就是因为断定章惇没法迅速结束战斗。那么由他来代替，居然目标就是“慢慢的”搞定。

　　　　这人的脑子是哪儿出产的？

　　　　逻辑虽然很混帐，但奇妙的是居然有市场。宋神宗仔细思考了一番，决定就这么办。史书中记载，关于把前线的指挥权交给谁的问题，神宗和王安石吵了个没完没了。

　　　　看史料吧，两人你来我往，各说各话，谁也不让步。差一点就会形成当年的经典解决办法——吵到高潮时，王安石突然平静，对皇帝微笑：“陛下，臣觉得非常不舒服，想请假回南方。”

　　　　辞职不干了。

　　　　于是年青的小皇帝恳切、亲切、动人、动情地挽留。但王安石仍然回家躺床上喘粗气，直到皇帝动用官方人员送去官方文件形式的慰问信，以及私人认错道歉保证你们友情永不变的便条，介甫兄才起床上班做事。

　　　　要注意的是，在这件重大国事上没有形成这套定势。至于为什么，绝不是这件事的份量不够，或者当时两人中有一方状态不好，掐得不尽兴。而是另有隐情。

　　　　以往各部史书的题材格式上的劣根性出现，就事论事是没法把事说清楚的。得全面回顾当年同时间发生的各种事，才会了解到当时人物的真实遭遇。

　　　　王安石在这时遇到信任危机了，他简直是狼狈不堪灰头土脸，可以说宋朝一百多年那么多的宰相，连后期公认的奸相王钦若最丢人的时候，都没受过这种污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