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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最富争议人物的是是非非:张国焘的这一生-第6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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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工农加入国民党，就失去了独立的阶级力量，无异于把工人运动推向国民党的怀抱。
陈独秀、李大钊旗帜鲜明地指出，当前党的中心任务是实行国民革命，因此，共产党员应当加入到国民党当中去，在国民党内部发挥作用，改造国民党，推动反对帝国主义和反对军阀的国民革命走向胜利。
南陈北李的态度影响了大多数代表的态度，张国焘处于极其孤立的地位。
瞿秋白好心地劝道：“要么我们不许工人参加国民党，让国民党得到资产阶级、军阀等给予的帮助，从而日趋反动，要么我们领导无产阶级加入国民党，使后者具有革命性。国焘同志，你认为哪种方法更好呢？”
“也许我们是错误的。”张国焘特意重复一遍，加重语气：“也许我们是错误的，但是我们宁可保持‘左’，因为‘左’的错误比右的错误容易改正。我希望这次会议通过一个略‘左’一点的决议。”
经过讨论，大会接受共产国际的建议，决定共产党员以个人身份加入国民党，实现国共合作。党内合作是当时惟一能够被孙中山和国民党所接受的合作方式。大会选举陈独秀、李大钊、蔡和森、谭平山、王荷波、毛泽东、朱少连、项英、罗章龙等九人为中央委员，陈独秀任委员长。
选举结果令张国焘颜面扫地。在中央委员的选举中，他仅得到40票中可怜的6票！不仅没有当上中央委员，甚至连候补委员也不是。这是他政治生涯中摔得最惨一跤。
张国焘是*早期的“不倒翁”，有过“三起三落”的经历。他的过人之处在于呻吟之后还会站立起来。（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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歧途深深（1）
这个秘密隐藏了半个世纪，如果不是建国后解密的敌伪档案大白于天下，谁也不知道享誉全党的“铁狱硬汉”竟然有过变节行为。
1923年是张国焘失意的一年。
落选中央委员之后，张国焘在党内的地位一落千丈。这年7月，*上海地委兼区委进行改选，张国焘仅当选为候补委员，被编在第二小组。
9月，他奉调到北京，负责编辑《工人周刊》，在党内没有任何职务。
张国焘郁闷不乐。尽管又重新回到了恩师李大钊身边，尽管北京党组织里都是老熟人、老朋友，但是，他仍然对工作采取了置身事外的冷漠态度。
1923年秋，维经斯基奉命赴华，接替马林担任共产国际驻中国代表。在他的关照下，张国焘的处境开始好转。经李大钊引荐，国民党北平市党部推选张国焘出席国民党第一次代表大会。陈独秀也没有忘记他的得意门生。在张国焘路经上海时，他说：“特立，我有一个想法，准备提名你与李大钊、谭平山、瞿秋白几位同志组成指导小组，协调指挥出席国民党一大的*代表。”
“恕难从命。国民党一大的会议我参加不完，中途还要回北京筹备铁路工人代表大会。”张国焘高傲地回绝了：“另外，我对*党员担任国民党党部的高级职务并不赞成，也不适宜代表中央行使指挥权。”
虎死不倒威，他仍然执着地固守着自己的那块阵地。
1924年1月，国民党“一大”在广州召开。开会期间，他像好斗的公鸡，经常主动挑起争执。
会前，孙中山在大元帅府接见北方代表，把他的《建国纲领》发给大家，征求意见。
“先生，大纲第一条规定：‘国民政府本革命之三*义、五权宪法以建设*。’”张国焘发难道：“请问，在这种硬性的规定之下，是否容许其他党派存在？”
孙中山不想与他争辩，他的秘书长叶楚伧代为回答：“这个大纲是经孙先生长期研究而写成的，其中一切问题必有妥善解决的办法。各位如能详加研究，便可获得深一层的了解。”
他言外之意是张国焘根本未读懂孙中山的《建国大纲》。
张国焘自讨不趣。
不久，苏联政府和苏共驻广州常任代表鲍罗廷在住所召集*代表议事。张国焘又提问：“我有一个疑问想向您请教。在国民革命中，应不应该允许其他革命政党独立存在？”
“这不是一个辩论的话题，而是我们努力的工作任务。”鲍罗廷觑破张国焘的意图，进一步回答道：“如果*有力量存在，是没有人能够抹煞的。”
许多*代表对张国焘好斗的性格有意见，说：“现在是国民党办喜事，你不要提出这些煞风景的问题。”
李大钊劝道：“你的意见固然不错，但提过一次了，就足够了，不必没完没了。”
张国焘还是不服气，特地找到内定即将正式出任国民党组织部长的谭平山，为难他：“你预定担任国民党组织部长，可是你又跨有共产党的党籍，如何能用严格的纪律去管这样众多的党员和党的组织呢？”
他的潜台词很清楚：你兼跨两党职务，准备对每一个党尽忠？也许你对两党都不忠诚？
谭平山轻松地说：“我担任这个职务两个多月了，并未发生什么困难。”
在那段时间，张国焘到处找人辩论。他走到哪里，哪里就会冷场，人们避之惟恐不及，戏称他为“专泼冷水的人”。
歧途深深（2）
国民党“一大”期间，毛泽东像一颗彗星跃上政坛，他的远见卓识、活动能力和工作业绩得到国共两党高层领导的青睐。陈独秀多次在党内不加掩饰地表示对他的欣赏，表扬他领导的湖南区委，后来还调他到中央担任自己的秘书。在国民党“一大“上，毛泽东当选为国民党候补中央委员，代理国民党宣传部长。由于毛泽东的才名和宣传部集中了沈雁冰等众多才俊，宣传部被国共两党誉为“人才内阁”。
愈感沮丧的张国焘没等大会开完，便回到了北京。在这个天寒地冻的时候，也许只有姣好的新婚妻子杨子烈能够带给他一丝温馨。
张国焘于1923年岁末与杨子烈结为夫妻。
杨子烈，当时是著名的妇女运动领袖。她于1902年出生于湖北枣阳县（今枣阳市）一个书香之家。早年就读于武昌女子师范，是董必武、陈潭秋的学生，后因支持新文化运动和参加妇女解放运动，被学校开除。1921年冬在武昌加入中国共产党。1922年赴北京，就读于法政大学，同时在北京一所艺术专门学校学习。1923年11月，因抗议艺专教务长的生活作风问题，愤而从艺专退学。此后，她担任了《新国民》杂志的校对和发行工作，并搬到北京大学附近的学生公寓居住。在这里，她结识了张国焘，双方渐生爱慕之情，最终结为伉俪。
不幸的是，迎接张国焘、杨子烈的新婚礼物竟是牢狱之灾。
1924年5月13日，*汉口地委秘密机关被反动当局查获，京汉铁路总工会委员长杨德甫被捕叛变，供出全国铁路总工会在北京的机关地址和负责人，其中包括当时任全国铁路总工会总干事兼党团书记的张国焘。
北洋军阀政府交通部接到京汉铁路局密函后，立即通知京师警察厅严密查究。
5月20日下午，李大钊通知张国焘：“据可靠消息，北京军警准备进行全城搜捕，你赶紧到办公室和住所把文件收拾妥当，然后躲起来。”
张国焘处理完文件，回到腊库十六号杏坛学社内的住宅，已是深夜11点。他心存侥幸，认为这么晚了，警察不会找上门来，于是安然入睡。
京师警察厅21日凌晨动手搜捕。侦缉队按图索骥，先到铁匠营21号全国铁路总工会机关搜查，逮捕了全国铁路总工会干事彭子均、李凤林，然后转往杏坛学社，将正在睡梦中的张国焘和杨子烈抓获，当场搜出中国共产党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文件及信函多件。
在侦缉处，张国焘遭到野蛮的审讯。先是双脚被套上一副九斤重的铁镣，双腿跪在一堆布满倒刺的铁链子上面。接着是杠压、鞭打。他受审的情况，5月28日的上海《申报》曾有报道：“张等被捕后，即拘于鹞儿胡同侦缉队中。现据侦缉队中传出的消息，连日对张等严讯，惟未得口供。故自前日起，侦缉队已开始拷讯，且每日拷打三四次之多。”
侦缉队审讯了3天，没撬开张国焘的嘴巴，遂于5月25日将张国焘移送京师警察厅继续审讯。
在警察厅，审讯人员问：“报上你的姓名、年龄、籍贯、职业。”
张国焘说：“我叫张国焘，江西萍乡人，今年28岁，文书职业。”
审讯人员又问：“张特立是不是你的别名。”
“不是。我没有别名，只有一个小名，叫天师。”张国焘支吾搪塞。
“好一个张天师，你看这是什么？”审讯人员将从总工会会所搜出来的文件、信件、花名册和相片掷到他面前。 。 想看书来
歧途深深（3）
张国焘一时语塞，只好承认张特立就是他本人。接着，又有保留地承认自己是共产党员，并写下了亲笔供词：
张国焘，号克仁，二十五岁，江西萍乡人，北京大学肄业。曾于去年10月间与张昆第（即张守诚）赁住铁匠营二十一号北房三间。去年11月即搬寓腊库十六号杏坛公寓与杨子烈女士自由结婚同居。
国焘历年受学校教育，研究经济学，颇以*主义与“孔子不患寡而患不均”之旨相符合，因信仰之。又陈独秀（即实庵）系北京大学学长，与国焘有师徒之谊，彼此信仰又可谓略同。国焘素抱热忱，于抵制日本诸运动曾亦参加。后又以非提倡平民教育不足以救国，陈独秀亦颇重视国焘之为人。当独秀去京赴沪以共产主义旗帜相号召时，于民国十年间曾来函邀国焘一致进行。国焘亦随以提倡平民教育，进行社会事业自任。
去年，陈独秀加入国民党后，国焘亦随加之，故国焘可谓国民党内之共产派。国民党内部复杂，共产派系新加入，主张偏重反对外国侵略。国焘自去年加入该党后，并未任何项职务，可谓之挂名党员。按共产派现尚幼稚，既无若何组织，人数亦尚少，故从来并无何项革命行动事业，多偏重研究学理及宣传。
国焘在此派内，担任劳动教育事业，各处工人亦有很少数与国焘相识者，故亦颇知所谓铁路总工会。查铁路工人现多年已无工会存在，铁路工会亦无正式机关，只以尚有十余工人在狱中。该项在狱工人均极贫苦，无人照顾，各处工人多有愿意帮助此项在狱工人，故暂以铁匠营二十一号为通信机关，说不上铁路总工会。只须以一种名义收到各处工人之捐款，故有铁路总工会之称。……
杨子烈被捕后，也写下了一份口供。与张国焘不同的是，杨子烈在口供中对*主义进行大肆诬蔑，乞求当局对张国焘网开一面：
杨子烈，即杨毅，年二十岁，湖北枣阳县人，现肄业北京法政大学。去年12月搬于腊库胡同十六号杏坛公寓与张国焘先生结婚。每日到法大上课，上午的饭在法大吃，下午回来就在铁匠营二十一号吃一顿，每月交伙食五元。
张国焘先生是研究共产派学说的，他既是我的丈夫，他所研究学说我因好奇心所以也想研究一下。可是因为我们结婚的日期不久，同时我学校的功课很忙，虽然把关于此类的书籍看看，凭心说话，一本也未看完过。不但如此，老实说连“共产”二字的意义何解也是茫然的。但是我的丈夫张国焘因受人之迷愚而研究这种邪学说，而得像现在这种结果。我既是他的妻子，是脱不了干系的，我也不愿意脱离干系。
政府诸大人是人民的父母，人民做了错事，是应该求诸大人宽恕使其有改过自新之余地。铁匠营二十一号是铁路总工会暂通信机关，张国焘因受人之愚而为干事，到现在我才知道又有由陈比难箱里检查出一封寄我而未发的信，我并不知道，这是诸位大人同我亲眼所见，当由她箱中取出时并未拆封，而邮票还是未盖邮章的。
至于我的丈夫张国焘，此次做错了事，是应该受惩罚的。但是青年阅历尚浅，诸大人素来德量宽洪，许人改过迁善，故敢请诸大人念张国焘初犯，特别加以宽恕。那不但张国焘和我铭感不忘，就是稍有知觉的人，也当感德无涯矣。
张国焘在他的供词中称自己“所供是实”，但京畿卫戍司令王怀庆却不这样认为，他在给警政司第二科的函中说：“查张国焘等私组路工总会实行共产主义，国焘煽惑路工，扰害秩序，核其所为殊与刑律规定之内乱罪无异，若不从严惩办，不足维以治安而儆效尤。” 。。
歧途深深（4）
这样，张国焘又被押解至京畿卫戍总司令部。
这时，张国焘的心态出现微妙变化。当晚10点，大批武装警察将他押上卡车，张国焘心里顿时恐慌起来，怀疑这是验明正身，绑赴刑场。
“你们预备把送我到什么地方去？”张国焘不由自主问身旁的一个警察。
“警备司令部，一会儿就到了。”
张国焘将信将疑。他知道警备司令部是“杀人魔王”王怀庆的衙门，专门承办缉捕革命党人的重大案件。
在司令部里，张国焘忍受不住严刑逼供，放弃了抵抗。心理防线一旦失守，接下来便是崩溃，他供出自己所掌握的在京全部共产党员名单，陈独秀和李大钊排在头两位，其中仅招供的全国铁路各工会》中的共产党员即达71人。
根据张国焘的供认，王怀庆密报内务部总长，行文如下：
案据京师警察厅解送拿获共产党人张国焘等一案，业将审讯情形函达在案，兹派员将张国焘提讯明确，据称：伊等以私组工党为名，实行共产主义。陈独秀为南方首领，有谭铭（平）山等辅助进行；北方则李大钊为首领，伊与张昆第等辅助进行。北方党员甚多，大半皆系教员学生之类，一时记忆不清。时常商量党务，男党员有黄日葵、范体仁、高静宇（即高尚德）、刘仁静、方洪杰等，女党员有陈佩兰、缪伯英等。查李大钊充膺北京大学教员，风范所关，宜束身自爱，乃竟提倡共产主义，意图紊乱国宪，殊属胆玩不法。除张国焘等先行呈明大总统分别依法判处外，其逸犯李大钊等相应咨行贵部查照，转令严速查拿，务获归案讯办，以维治安，而遏乱萌。
内务部对王怀庆报来的情况极为重视，一一照准。6月9日，内务部总长程克就向各省长、各都统、川边镇守使、淞沪护军使发出秘密咨文：“内务部为密咨事：案准京畿卫戍总司令部咨称，案据京师警察厅解送拿获共产党人张国焘等一案，并将审讯情形函达在案。曾经派员将张国焘提讯明确，据称：伊等以私组工党为名，实行共产主义。陈独秀为南方首领，有谭铭山等辅助进行，北方则李大钊为首领，伊与张昆弟等辅助进行。……转令严速查拿。”
这份密咨开列了两份严令各地军警“缉拿”的名单。
《张国焘供出在京党员姓名单》中有李大钊、高尚德、刘仁静、方洪杰、朱务善、陈佩兰、缪伯英等11人；
《张国焘供出各路在党工人姓名单》中有京绥路7人，京奉路21人，胶济路3人，正太路2人，京汉路8人，津浦路2人，粤汉路1人，道清路2人，陇海路1人，广州24人，招供名单都有具体的姓名和地址。
一时间，北京城与全国铁路干线军警大举搜捕。李大钊化装成商人，前往昌黎五峰山避难，全家也搬回了乐亭老家。就在李大钊离开北京的当天晚上，反动军警查抄了他的家，随后又追至乐亭。李大钊虽然这次有幸逃出了敌人罗网，但从此被军警机关注册在案，三年后被捕牺牲。
其他*党员没能及时逃脱。全国铁路总工会委员长孙云鹏在石家庄被捕，北京、天津、保定、郑州等地铁路工会负责人40多人被捕或被通缉。
共产党人的鲜血换来了张国焘狱中待遇的改善，他从牢房迁入看守人员的住所。在这里，他可以在院子里自由走动，同狱卒、看守们任意攀谈，而其他犯人只能在规定的时间内出来放风，放风时不准说话；他吃的是大米饭，而别的犯人每顿吃的却是两个窝窝头。他每天都能洗澡，而且有时能借到短袜来替换。
歧途深深（5）
张国焘后来在自己的*中，将出卖组织和同志一事全部抹去，相反，把自己粉饰成了坚贞不屈的铁狱英雄。但是，无论他如何巧言善辩，都解释不通自己为何能够在牢中享受与众不同的优越待遇。
后来，他生拉硬扯地说，自己之所以获得“优待”得益于江苏都督齐燮元的一句话：
原来，当王怀庆捧着我在上面打过模的公文去见曹锟请示处理办法的时候，曹锟说：“把他毙了吧！”
适在座的江苏督办齐燮元要卖弄他对付革命党人的本领，从旁插言：“这些乱党如果枪毙他一个，他们要大叫大嚷的；不如给他一个永远监禁，让他痍死狱中。”
曹锟听了这番话后，便改口向王怀庆指示：“就照齐老弟的主意办吧！”
这种解释太过牵强，所谓痍死是指通过饿、病、冻、折磨等手段，将犯人摧残致死。像张国焘这样，在狱中吃得好，睡得好，每天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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