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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最富争议人物的是是非非:张国焘的这一生-第22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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旧骨新尸，触景伤情，徐向前一路上无语，只对李先念冒了一句话：“我就不明白，红军与红军闹个什么劲！一个北上，一个南下究竟哪个正确，我也搞不清楚！”
10月初，红四方面军移至卓克基，张国焘导演了“黄袍加身”、自任总书记的的一幕。红八十八师政委郑维山问李先念：“张国焘成立个中央，怎么比我们成立支部还简单？”（略）
沧海横流，方显英雄本色。在围攻、谩骂、威胁和暗算面前，朱德坚决不与毛泽东分家。他不仅要像大山一样顶着狂风浊浪的攻袭，还要行使“母鸡”的职能，保护陷入孤立之中的一方面军干部。他的斗争策略令张国焘无可奈何，称之为“讨厌的航空母舰”。
张国焘为人处世的特点，徐向前看得最为透彻，曾有一段入木三分的描述：“张国焘是个老机会主义者，没有一定的原则，没有一定的方向。办起事来，忽‘左’忽右。前脚迈出一步，后脚说不定就打哆嗦。”
兵入绝境（6）
在另立中央这件事上，张国焘也是开始气壮如牛接着就心里打鼓，一直不敢对外宣布。其中有个很重要的原因是，他的第二中央完全是自封的，既未按党章经*选举产生，又没有向共产国际报告，得到批准。那时，中国共产党是共产国际的一个支部，一切重大问题的决定，必须经共产国际批准、认可方能生效。
共产国际欣赏与否，在当时党内斗争中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由于这层原因，张国焘对于中央领导人一直有两种态度。他忌讳毛泽东、周恩来等人的才能，但并不怕他们，觉得自己有能力与他们周旋；他瞧不起博古、王明等人，却忌讳他们与共产国际的亲密关系。谁都知道，王明、博古是共产国际的“宠儿”，斯大林是不会轻易否定他们的。
张国焘挂起第二中央的招牌后，深怕被斯大林和共产国际否决。他唯一的办法就是做朱德的工作，争取得到他的支持。
朱德被国内外公认为中国“红军之父”，在政治上的地位和分量独一无二。
所有的人，包括国民党和蒋介石，都把中央红军称为“*红军”。从1928年井冈山会师到1935年，在长达7年的征战岁月中，无论遇到多大的困难和多么险恶的形势，朱德与毛泽东从来没有分开过。军中有句兵谚叫做：“朱不离毛，毛不离朱。”这次毛泽东、党中央突然率一、三军团先行北上，实在出乎朱德的意料。起初由于张国焘进行消息封锁，他一时也弄不清其中的原由。
他的妻子康克清私下悄悄地问：“听说，毛主席他们单独北上了，究竟出了什么事？”
朱德也是满怀疑虑：“情况一时弄不清楚，我们只有一条，相信毛泽东和党中央。如果不是必要，他们是不会这样做的。”
随着事情逐渐明朗，特别是随着张国焘在错误的道路上越走越远，朱德心里更亮堂了，明白自己将走过一段风雨交加、泥泞难行的苦旅。他后来回忆说：
那段时间张国焘造反，我们当时的处境很困难，但碰到困难有什么办法呢？坚持吧。
他那几天想叫下边互相打架，下边有人要打架，我反对。我对他说：我们现在是如何支持下去，下面再打架，就活不下去了。要不要命？我们都要命。我威胁他，打架被阻止了。
这时他又搞了个“中央”。我说：要搞，你搞你的，我不赞成。我按党员规矩，保留意见，以个人名义做革命工作，不能反中央。一直和他斗，我们人少，但理直气壮。我们的办法是，他搞他的，我们做我们的工作，只要革命，总会到一块的。
张国焘精心组织了多次针对朱德的围攻。从单独谈话到几个人做工作，从小范围的座谈到大会批斗，从针锋相对的正面交锋到迂回曲折的感情投资，恳求、劝谏、谩骂的口沫几乎汇成了海洋。但是，无论在什么场合，无论来者是什么人，无论劝说的理由是什么，朱德以不变应万变：态度和蔼，耐心解释，坚决拥毛。
张国焘派人找朱德谈话，要他写文章反对中央北上。
“这个文章我写不出来。”谈话的人碰了一鼻子灰。
张国焘又指使手下召开各种会议，“盛情”邀请朱德出席。在会上，张国焘的追随者大肆攻击毛、张、周、博，鼓吹只有南下才是真正进攻路线。他们要朱德表态。朱德不慌不忙地戴上老花眼镜，从容地讲述中国面临的基本形势、日本军国主义的侵略野心、中国共产党面临的民族责任和北上抗日的必要性。他的话不断地被打断，有的干脆破口大骂：
兵入绝境（7）
“你这个老右倾，政治觉悟还不如一个普通战士！”
“有的人是越活越聪明，我看你是越老越糊涂！”
“总司令，你要听劝呀，怎么能油盐不进，想当老顽固？”
…………
火辣辣的热嘲冷讽，*裸的人身攻击，连一些与会者都听不下去。朱德面不改色，他停止发言，等攻击者发泄完不满，然后再继续讲。黄超组织、主持了多次这样的会议，后来连他也骂累了，对张国焘叫苦：“没办法！那个老顽固是根牛皮筋，火烧不化，刀砍不断，软硬不吃，没辙了！”
张国焘不信，亲自上阵，刚一交手，就败下阵来。在一次会上，张国焘信口胡诌：“他们（指党中央）走的时候，把仓库里的枪支弹药粮食，还有一些伤员，统统放火烧了。”
“这纯粹是造谣！”没等张国焘说完，朱德就站起身，气愤地反驳道：“从井冈山开始，毛泽东就主张官兵平等，不准打人骂人，宽待俘虏，红军的俘虏政策就是他亲订的，对俘虏还要宽待，怎么会烧死自己的伤员？过草地干粮还不够，动员大家吃野菜，怎么会把粮食烧掉？这种无中生有的谣言，是别有用心的人制造出来的！”
张国焘面红耳赤，张口结舌，不知道怎么回答。
台下的将士都觉得张国焘的谎言编得太离谱。
在南下的部队里，只有朱德可以与张国焘平起平坐，他们一个是总司令，一个是总政委，因此，张国焘虽然恨他入骨，但还得硬着头皮争取他的支持。朱德也利用这个微妙的平衡关系做张国焘的工作。
对于朱德的斗争艺术，徐向前叹为观止。五十年后，他追忆道：
“他（朱德）与张国焘的斗争，绝不像‘左’倾教条主义那样，牙齿露得越长越好，而是心平气和，以理服人，一只手讲斗争，一只手讲团结。我去红军总部汇报时，曾不止一次见过他同张国焘谈论另立‘中央’的问题。他总是耐心地规劝张国焘，说你这个‘中央’不是中央，你要服从党中央的领导，不能另起炉灶，闹独立性。张国焘就劝朱德同志出面，帮他做党中央的工作，要中央承认他的‘中央’是合法的，是全党的惟一领导。两人的意见，针锋相对，谁也说不服谁，但又不妨碍商量其他军事行动问题。张国焘理不直，气不壮，矮一截子，拿朱老总没有办法。”
张国焘不仅在政治上向朱德施压，而且在工作和生活中，也暗中指使他的追随者接二连三地制造事端，企图逼老帅畏难就范。朱德的警卫班长潘开文在《临大节而不辱》的纪念文章中写道：
不久，一方面军五军团的一个排，在执行任务时，碰上了敌人，打了一仗，缴获了一批梭镖和物资。在回阿坝的路上，下了一场大雨，当同志们要跃过一条小河沟时，碰上了张国焘手下的一个连长，他蛮不讲理地要夺五军团那个排的梭镖。本来，大家对张国焘反对毛主席、斗朱总司令就憋了一肚子气，那连长又那样无理，战士们当然不答应，有的同志说：“缴获的梭镖和物资，是要交公的，为什么要给你！”问得那个连长哑口无言，但他为了挑起事端，立即下令叫他的部下一哄而上，把缴获的武器和物资抢了过去。同志们回到阿坝后，十分生气，向朱总司令汇报了这件事。总司令听了汇报后，深思了片刻，他向汇报的同志说：“尽管张国焘搞分裂，而且又斗争了我，毛主席、党中央会正确处理这些问题的，但是，我们对下面的同志，仍然要讲团结，不然的话，就会上张国焘的当。”
兵入绝境（8）
没有想到，第二天一早，在张国焘的布置下，他们用担架抬上昨天抢梭镖和物资的那个连长，把他摆在朱总司令和张国焘的两间房子中间，张国焘的许多人就大声嚷道：“五军团的干部打了我们的干部，请朱总司令出来验伤！”这时，张国焘便气势汹汹地从屋里走了出来，面色阴森，双手背在后面走来走去。本来是张国焘指使他的部下，抢了梭镖和物资，反而诬告别人打了他，还要朱总司令出来验伤、处理，这明明是在给朱总司令出难题。然而，我们敬爱的朱总司令，面对这一突如其来的事件，沉着冷静，他慢慢地走到担架旁边，亲切而关心地问那位连长：“同志，我们是革命队伍，都是党的干部，你被人打了，你就说打了，没有打，你就说没有打，你现在讲一讲嘛。”这样一来，那个躺在担架上的连长，用被子蒙上头，一句话没讲，很可能他的良心受到责备。张国焘一看他整朱总司令的阴谋未能得逞，便哭丧着脸，垂着头，非常尴尬地走进了自己的房间。
一次，五军团一个营，在阿坝西北的二十多里的地方执行警戒任务，张国焘硬是无中生有地说，这个营不听指挥，甚至诬蔑这个营要叛变。张国焘就逼着朱总司令表态，派人去缴这个营的械，妄图把叛变的罪名嫁祸给朱总司令。朱总司令严肃地对张国焘说：“你说这个营不听指挥，要叛变，有什么根据，有什么事实？”张国焘和他的部下被问得无言以对，面面相觑。朱总司令见他们这样，便更加严厉地对张国焘说：“没有事实，没有根据，怎么能说这个营不听指挥，要叛变呢？你们这样搞，不是在有意制造分裂、破坏团结吗？”朱总司令在和张国焘的斗争中，总是这样有理有利有节，以浩然的正气，挫败张国焘的阴谋活动。
张国焘的这一阴谋被戳穿以后，哪会甘心，他继续唆使一些人寻衅，为他搞分裂找借口。一天清晨，太阳刚刚出来，突然来了几个伤员，硬要把朱总司令的牲口拉走。这几个伤员嘴里不停地唠叨着：“我们是彩号，我们负了伤，我们要骑马。”朱总司令的饲养员当然不干，就对那几个伤员说：“这是总司令的马，你们不是不知道，为什么要牵走！”一个伤员说：“管他是谁的马，我挂了彩，走不动了，我就要骑。”于是双方都拉缰绳，像拔河似的，你来我往。不知咋的，几个伤员一下子倒在地上，大声喊叫起来：“总司令的马夫打伤兵啊！”边喊边往医院里跑。不一会儿，就叫来了十几个伤员。这时，朱总司令的警卫员也来了。几个伤兵又要去马栏拉马，被警卫员阻止了。于是这十几个人便坐在马栏门口，一直坐到太阳快下山还不走。大家看到这种情况，只好去报告朱总。朱总听后便说：“他们要拉，就让他们拉走吧，把那个骡子留下来就行了。”我们一听很想不通，于是就想了一个办法：去找张国焘！一个警卫员走到张国焘的门口大声地说道：“报告张总政委，有几个伤兵硬要拉总司令的牲口，劝了一天了，他们还是不走，怎么办？”张国焘听了，装模作样地说：“啊，有这等事！”接着无可奈何地对他的警卫员说：“你去告诉他们，就说我说的，叫他们不要胡闹，要他们回去！”那个警卫员来到马栏，传了张国焘的话，十几个伤员二话没说，便走了。
兵入绝境（9）
从阿坝到松冈的路上，张国焘把朱总司令和刘总参谋长调离司令部分开行军，把朱德安排在前线部队，跟着军部行军、宿营，这实际上是撤了朱总司令、刘总参谋长的职。有一天早晨，朱总司令在看书，军部领导都到伙房吃饭去了，待勤务员去给朱总打饭时，他们说没有饭了。到吃中午饭时又说没有饭了。太阳快下山了，朱总仍在看书，可是警卫等人员都饿得忍耐不住了，才去请示总司令怎么办。朱总马上给罗炳辉军团长写了一封信，我们立即派人去取来一袋面粉，用洗脸盆给朱总煮了一碗面疙瘩吃。
在无端攻击和恶劣环境面前，朱德守住一条：在原则问题上寸步不让，在非原则的问题上随遇而安。
南下途中，制约张国焘的还有像大山一样保持沉默的徐向前。徐向前的可怕，不在于他的沉默，而在于他沉默背后的反抗。在卓木碉会议上，张国焘注意到，徐向前既没有发言表态，也没有在表决中举手。会后，张国焘找徐向前谈心，徐向前说，“党内有分歧，谁是谁非，可以慢慢地谈，总会谈通的。把中央骂得一钱不值，开除这个，通缉那个，只能使亲者痛，仇者快，即使是中央有些做法欠妥，我们也不能这样搞！”（略）
在两个中央的对峙中，最高裁判是战争，最具有讽刺意味的也是战争。南下之战，最初顺风顺水，连战连捷，大有席卷全川、直下天府之势。百丈血战，双方将士的骨骸填满千沟万壑。红四方面军在付出惨重代价后，仍然不能破敌。兵入绝境，毛泽东预言的“南下是绝路”不幸成为事实。
南下是活路还是绝境，不仅决定着四方面军的成败，还能证明张国焘与毛泽东谁是谁非。
张国焘自信满满，挥军南下。
南下之初，战事出奇地顺利。
10月7日，张国焘以中革军委主席的名义发布《绥丹崇懋战役计划》，命令首取绥靖、崇化，分取丹巴、懋功，先拿下绥、丹、崇、懋四城作为南下天全、芦山、邛崃、大邑的根据地。8日，红军分两路纵队进击。左路纵队由王树声指挥，率五军、九军二十五师、三十一军九十三师沿大金川右岸直扑绥靖、丹巴；徐向前、陈昌浩率总部指挥由四军、三十军、三十二军及九军二十七师大部组成的右路纵队沿大金川左岸前进，径取崇化、懋功。
大小金川地区均为深山绝谷和峡谷激流。按照战术，右纵队应该迅速进占绥靖河以北据点，渡河南下，与左纵队形成夹河并进的态势。右纵队进攻绥靖河以北绰斯甲附近的观音桥时遇阻，硬攻不克，徐向前果断变阵，令许世友、王建安率四军强渡大金川，沿右岸疾进，于12日攻克绥靖、16日占领丹巴。与此同时，程世才、李先念率三十军沿左岸推进，15日占领崇化。
在这次战役表现最为神勇的是九军政委陈海松。这位年龄仅有25岁的年轻将领指挥二十七师两个团（八十、八十一团）一路采用夜摸、奇袭和小部队迂回等战术，连续行军达500余里，袭击绥靖以东之两河口，击溃杨森第七旅，随后跟踪追击，16日夺取抚边，19日袭占达维，配合友军占领懋功。
首战得胜。红军在两个星期内，袭夺6城，溃敌刘文辉、杨森部6个旅，毙俘敌人3000余人。张国焘称之为“南进获得第一步伟大胜利”。
10月20日，张国焘下达《天芦名雅邛大战役计划》，提出彻底消灭遭受重创的杨森、刘文辉两部川军，进而迎击最强大的川敌刘湘，攻占天全、芦山、名山、雅安、邛州、大邑，创建大块根据地。 。。
兵入绝境（10）
这次战役地域更广，战线更长，张国焘的胃口也更大，轻视川军的心理进一步膨胀。在战役部署上，他批准将部队兵分五路同时展开。这五路兵力是：
以五军为右支队，巩固丹巴地区，尽可能占领大婆山及其以南地区，威胁康定之敌；
以三十三军为左支队，留驻马塘、两河口，相机威胁理县，占领威州；
以四军、三十二军为右纵队，由丹巴经金汤攻取天全，并以一部向*、荥经活动；
以三十军、三十一军九十三师及九十一师之两个团、九军二十五师为中纵队，取宝兴、芦山，得手后向名山、雅安及其东北地区进攻；
以九军二十七师为左纵队，除以一部巩固抚边、懋功、达维外，主力向东伸进，威胁灌县、大邑之敌。
在这次战役筹划和进行中，存在着两种导向。徐向前力主向东，一路朝岷江打过去，开辟新的局面；张国焘虽然气壮如牛，但对于控制全川没有把握，总想往西康地区发展，保全实力。本来，在原定战役方案中，天全、芦山方向是战役的主攻方向，康定一带为佯攻方向。但是，战役开始不久，张国焘就提出了改变战役方向的问题。
10月31日晚24时，张国焘致电陈昌浩、徐向前，提出“西康为我惟一后路，不可以西康落后自误。即道孚亦比绥靖人口多、出产多，康定□□□道孚若为我有，粮食解决，有宽广后方，且能向西昌发展。在敌能守住邛、大、名、芦一带碉堡线，即宜不失时机取康定为好。请你们细察情况处理，并告我。”
徐向前接到电报后，连连摇头。每到关键时刻，他与张国焘不同的血性就凸现出来。外表沉静温和的徐向前崇尚“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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