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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最富争议人物的是是非非:张国焘的这一生-第19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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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迟疑则误尽中国革命大事”，这种严厉的语气和内在的批评是张国焘与徐向前、陈昌浩共事以来未曾有过的，他知道，自己犯了众怒，不敢无限期地再拖延下去。8月30日，张国焘、朱德率左路军第一纵队向东进入草地，向班佑前进，同时令位于卓克基、马尔康的第二纵队跟进。
左路军的行程牵动着毛泽东的心。他把徐向前与陈昌浩找到一起，商量如何做张国焘的工作。
徐向前说：“如果他们过草地困难，右路军可以派出一个团，带上马匹、牦牛、粮食去接应。”
“具体的困难都好解决，关键是打通这里。”陈昌浩指着脑袋说。
毛泽东说：“那就这么办，一是发电报催，二是派部队接。”
9月1日，徐向前、陈昌浩、毛泽东致电朱张，详细分析北进的有利形势，督促左路军加快行程。同时，红四军第三十一团准备好了粮食、马匹，随时待命接应。
9月3日，左路军行至嘎曲河。恰逢大雨，河水上涨。一向行动延缓的张国焘，顿时敏捷和果断地下达班师回返的命令，同时以朱张的名义起草给徐向前、陈昌浩转中央的电报：
密电风云（2）
（甲）上游侦察七十里，亦不能徒涉和架桥，各部粮只能吃三天，二十五师只两天，电台已绝粮，茫茫草地，前进不能，坐待自毙，无向导，结果痛苦如此，决于明晨分三天全部赶回阿坝。
（乙）影响整个战局，上次毛儿盖绝粮，部队受大损；这次又强向班佑进，结果如此。再北进，不但时机已失，恐亦多阻碍。
（丙）拟乘势诱敌北进，右路军即乘胜回击松潘敌，左路军备粮后亦向松潘进，时机迫切，须即决即行。
张国焘倒打一耙，指责中央一再错误决策导致部队断粮受损，还提出南下回击松潘，警告中央不得迟误。
当时，从嘎曲河到班佑与党中央会合，只需三五天路途，如果可以涉渡此河，就不需要南返阿坝。关键就在于嘎曲河的涨水到底有多大？左路军是否真的没有徒渡和架桥的可能。
在张国焘看来，河水滔天，天堑难越。他在几十年后的回忆中一再绘声绘色地描述当时的水势：
我们总司令部率部按照计划，由刷金寺向上下包抄前进，不料走了一天之后就遇到大雨，我们深恐为水所阻，积极冒雨前进，夜晚支起军毡作帐篷，露宿在水地上。果然第三天下午，玛楚河上游的一个支流，横阻在我们面前，它原本不过是一条小河沟，深不过膝，现在河水陡涨，深逾一丈，宽达三百米，我们无法通过。看情形几天之内河水没有退落的可能，附近百里地区以内找不到任何的渡河工具，而我们的干粮又吃了大半，我们无法可施，乃决定回师刷金寺。
张国焘关于久雨不晴和连续几日河水不会退落的说法，根本不是事实。红九军参谋长陈伯钧的长征日记逐日记载了8月底至9月初的天气情况：
八月三十日 阴，微雨
八月三十一日 雨
九月一日上午 阴，稍晴，下午微雨
九月二日上午 阴，下午大晴
九月三日 晨大雾，继晴，下午稍阴
九月四日 晨雾，继阴，下午晴，黄昏阴，夜微雨
九月五日 阴，微晴，稍雨即阴
根据陈伯钧的记载，左路军进入草地前3天，即8月30日至9月2日，以雨天为主；抵达嘎曲河的后4天，以晴天为主。草地的河水易涨易落，按照雨涨晴落的规律，嘎曲河从9月3日起应该呈回落的趋势。
即使是在水势较大的9月2日，五军团军团长董振堂也认为嘎曲河看起来白茫茫的一片，其实都是浅底平川，完全可以过河。他来到张国焘所住的帐篷，要求试渡。张国焘默着脸不吱声，黄超十分嚣张，马上跳起来，破口大骂，痛斥董振堂胆大妄为，竟敢怀疑总政委的判断。后来，他还不顾朱德在场，抡起胳膊，“啪”、“啪”、“啪”连抽董振堂几个耳光。张国焘站在一旁看热闹，根本不制止。朱德也不好作声，转身走出帐篷。在奇耻大辱面前，董振堂很沉得住气，继续把理由说完，然后走了出来，来到几米外的朱德帐篷里，一进门眼泪就吧嗒地往下滴。朱德、康克清好言好语地宽慰他，让他见了中央再说。
送走董振堂后，朱德一直在河边转悠。乍一看，草地河川的水，没有河堤、树木等比照物，说大说小，说深说浅，都有人信。还是笨办法最聪明，如果有人能够涉渡到对岸，那一切争论都可以平息了。朱德瞅准了一个位置，凭经验感觉有戏，于是决定派警卫员潘开文下河试试。潘开文后来回忆：
密电风云（3）
他（朱德）看到水比我们刚到的时候小了一点，就对我说：“你骑我的马过去试试看。”于是我就骑上他的马，他的马高大一点。下到最深的地方，水刚到马肚子的地方。走到河那边，水又浅了。老总看见以后，说：“哎，这可以嘛！”当时的水情看，说不深，也还困难一点，但要想办法，还是可以过的。
朱德兴冲冲地回来找张国焘：“国焘啊，水不深，部队可以过呀！赶快北进吧。”
张国焘根本不接话，冷冷地回了三个字：“那不行！”
“怎么不行？刚才我的警卫员就过去了。不信？你可以问小潘。”朱德火了，要拉张国焘出去看潘开文如何过河。
陈明义当时任总部作战参谋，亲眼目睹他们激烈争吵的场面：
在总部后帐篷里，张国焘和他的秘书长黄超同朱总吵，要朱总同意南下，态度很激烈。当时我是总部一局一科参谋，不知道他们吵得对不对，但总觉得他们用这种态度对待总司令不对。张国焘还煽动个别人员给朱总施加压力，但朱总一直很镇定，他说他是一个共产党员，要服从中央，不能同意南下。
张国焘不顾朱德的反对，下令已经抵达嘎曲河的第一纵队转头往回走，指示正在北上的第二纵队停止前进，备粮待命。
左路军遇水即返的电报送到班佑前敌总指挥部，中央领导人表情各异。
毛泽东仍然处变不惊：“国焘同志请也请不到，怎么办？”
陈昌浩一脸苦笑，解释说：“来电说嘎曲河涨水，过不了河。”
徐向前很清楚四方面军的底细，不解地说：“四方面军有支一百多人的造船队，就在左路军，就地取材，营造简便渡河工具，应该不成问题。至于粮食缺乏，更不须忧。阿坝一带粮食较毛儿盖地区要多，张国焘以前自己也说过。我们从毛儿盖出发，每人只带了供两两天食用的炒青稞，还不是通过了草地！他们的粮食，绝不会比我们少，过草地有什么不行？更何况我们还要派部队带粮去接应他们呢！”
当时的红军面临难得的战机，红一军团已派一师向俄界开进，国民党甘南驻军十分薄弱，文县、武都、西固、岷州筑碉未成，完全可以乘隙突破敌人防线，直趋陕甘。
万事俱备，只欠张公！
渴望张国焘转变的不仅有毛、张、周、博等中央领导，就是前敌指挥部的陈、徐同样为之焦虑不已。陈昌浩天天往中央驻地跑，希望能找出一个妥善的办法。
在这期间，总政治部发生了一次争吵。总政出版《干部必读》的油印刊物，主编为张闻天，编委会成员为陈昌浩、傅钟、凯丰和*。出版前，每篇文章都要在编委会宣读通过。张闻天坐候张国焘不至心里气愤，写了一篇《北上南下是两条路线斗争》的文章，内容是阐述中央行动方针的，主要观点是说南下川康没有出路。
张国焘问题的复杂性就在于他不仅代表个人，还影响和代表着四方面军。毛泽东之所以耐着性子一等再等，如此周详地反复劝告，甚至在用词和提法上尽量做到不刺激张国焘，其目的就是促进和等待四方面军的转变。
张闻天没有意识到这一点，贸然出手，果然就遇到钉子。他的文章还只读了一半，陈昌浩就拍着桌子破口大骂，丝毫不顾当年在中山大学的同窗之谊。他说：“你要是敢发表这篇文章，我就发动四方面军的干部和战士来斗你。”张闻天坚持自己的观点，为了大局还是把文章抽了下来。书包 网 。 想看书来
密电风云（4）
陈昌浩找毛泽东告状，毛泽东生气地对张闻天说了一句很重的话：“你简直是书生气，这样不懂事！现在写这个文章干什么？一点用处也没有！”
时间一天天地过去，左路军南返的脚步一刻也没有停止。由于中央的意见一直为张国焘所反对，劝说的希望只能寄托在长期与张国焘共事的徐、陈身上。
徐向前、陈昌浩也抱着同样的期待。过去无论是鄂豫皖还是川陕，大部分时候是张、陈商议决定大局，但在徐、陈意见完全一致时，张国焘也会作出某种妥协。9月8日上午九时许，徐向前、陈昌浩以两人的名义单独发电给朱德、张国焘：“胡（宗南）不开岷（州），目前突击南、岷甚易。总的行动究竟如何？一军是否速占罗达？三军是否跟进？敌人是否快打？飞示，再延实令人痛心……中政局正考虑是否南进。毛、张皆言只有（要）南进有利，可以交换意见；周意北进便有出路；我们意以不分散主力为原则，左路速来北进为上策，右路南去南进为下策，万一左路无法北进，只有实行下策。如能乘（敌）向北调时（取）松潘、南坪仍为上策。”
张国焘接到徐、陈的电报后，没有立即表态，但是他清楚了徐张两人的底线。他们虽然站在毛泽东和党中央的战车上呼唤张国焘北进，但是，他们都有一个致命的情结，即他们都不愿意将亲手拉扯大的红四方面军撕成两半。只要左路军坚持不北上，右路军就必然会南下。
接阅徐、陈电报时，张国焘帐中来了一位怒气冲冲的客人——陈伯钧。
陈伯钧原为红一方面军干部，一、四方面军会师后，奉调到红九军担任参谋长。履任新职以来，陈伯钧感到军中气氛很不正常，以军长何畏为首的部分干部对中央领导非常不尊重，经常说三道四，这种倾向由于张国焘纵容愈演愈烈。9月7日，张国焘率总部经过九军驻地。陈伯钧随同军长、政委等人向张国焘汇报工作。这些干部情绪激动，肆无忌惮地攻击一方面军，其过火态度令陈伯钧非常愤慨，他回营后给张国焘写了一封短信，要求也谈谈关于一、四方面军分歧的问题。当晚，陈伯钧辗转难眠，他在日记中写道：“是夜静思，痛彻肺腑，以致暗泣。有生以来，伤心事，莫过于斯。”
9月8日上午，陈伯钧来到张国焘住处，对部分干部无中生有、言论过度表示不满：“我感觉军中部分干部放肆地谈论一、四方面军的纠纷，立场非常不对头，观点也不正确，如果放任不管，只会相互猜忌，隔阂日深。希望张总政委能以有效的办法解决这些问题。”
张国焘摆出一副为难的样子，吞吞吐吐地说：“有的问题表面上是这样，其实是另外一回事，其中的隐情很不好说。中央政治局也有很多争论没有彻底解决，总部机关也不一致，若要彻底解决问题，必须自上而下地予以纠正。但是，现在又相隔太远，不能及时办到。”
陈伯钧觉得他有意护短，而且还想把矛头引向中央，激动地说：“党内斗争是党内斗争，行政系统是行政系统，应该分开。党中央的事，红军中党员可以提出意见，但在未解决前，决不容许随便乱闹，破坏红军，分离团结！”
张国焘答应采取必要的措施。
他与陈伯钧的谈话，透露出两个关键的信息，一是中央政治局也有许多争论，他决心自上而下地彻底解决；二是现在相隔太远，不能及时做到。他已经谋划着缩短与中央的距离，彻底开展党内斗争。
密电风云（5）
九月八日，南下与北上之争终于到了摊牌的时候。一份不足百字的密电，引发半个世纪的争论。（略）
历史上究竟有无这份电报？究竟这份电报的内容是什么？从1935年到1977年，在长达42年的时间内，史学界，包括当事者都没有异议，都承认有过一份电报，内容是张国焘企图以武力谋害党中央。此后随着党史研究中禁区被打破，随着研究的深入，出现关于密电的三个版本。
截止到目前，密电的说法大体上有以下几种：
一是“武力解决”。
吕黎平，当时任右路军前敌指挥部作战科副科长。他在《严峻的时刻》一文中回忆道：
一天午后，我去机要室看电报。值班机要组长陈茂生同志刚开始译一份从左路军总司令部发来的密电。我帮助他迅速译了出来。我俩看了，大吃一惊！原来这是张国焘给陈昌浩的复电，电文的主要内容是：X日电悉。余经长期考虑，目前北进时机不成熟，在川康边境建立根据地最为适宜，俟革命来潮时再向东北方向发展，望劝毛（主席）、周（恩来）、张（闻天）放弃毛儿盖方案，同右路军回头南下。如他们不听劝告，应立即监视其行动，若执迷不悟，坚持北进，则以武力解决之。执行情况，望及时电告。
我和陈茂生同志马上去把叶参谋长请出来，当面把电报交给了他。叶参谋长就在外面站着看完了电文，顺手将电报装入口袋，然后手一挥，说了声：“你们去吧！”便立即回到大屋中去，表现异常机警和镇定。
就在这天下午，叶参谋长亲自奔赴牙弄，把密电呈送给毛主席。
周恩来，当时任中央军委副主席。他在回顾这件事指出：中央军委决定北上之后，张国焘命令陈昌浩采取截击行动。叶剑英参谋长接到这份电报后，连夜报告了毛主席。毛主席以看地形为名，脱离险境，率一、三军团北上。毛主席以后常讲这件事说：“诸葛一生惟谨慎，吕端大事不糊涂。”叶帅在此立了一功。以后陈昌浩知道毛主席走了，下令要追赶，被徐向前制止了，徐向前说：“哪有红军打红军的。”
王稼祥，当时任红军总政治部主任。他在《回忆毛主席革命路线与王明机会主义路线的斗争》一文中写道：
张国焘反对红军北上，并公然树立伪中央，企图武力危害毛主席，分裂以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
邓颖超，周恩来夫人，当时随红三军团行动。她在《坚定的信仰 不懈的奋斗》一文中回忆道：
过了草地，住进了房子，可以休息一下了。大家正在高兴的时候，这天夜里两点多钟，传来紧急行军的命令，不许点灯，不许说话。原来，四方面军的张国焘过草地前在沙窝开了个会，他反对与中央红军共同北上建立川陕甘根据地的决定，而主张南下退向康藏边界少数民族地区。过了草地，他给四方面军陈昌浩发电报，要他以武力解决毛泽东、周恩来、张闻天、博古等人，就是要把这些人抓起来。结果这份电报被参谋长叶剑英得到了，马上报告了毛主席。毛主席英明果断，带领一方面军，连夜赶路七八十里，摆脱了四方面军③。
李维汉，当时任中央组织部部长。他在《回忆长征》一文中写道：
在班佑时，有一次博古、洛甫对我讲，两河口会议决定北上，但张国焘耍两面派，表面上同意，心里不同意。后来在毛儿盖附近沙窝召开政治局会议，决定分兵两路北上，张国焘在会上同意了，但会后他又不执行北上的方针。到了阿坝后，他借口嘎曲河涨水和粮食困难，要南下到天全、芦山去。他还违背政治局会议的决定，密电要右路军南下。右路军是徐向前任总指挥，陈昌浩任政委。右路军有四方面军的两个军——三十军、四军，三十军是四方面军的主力。洛甫告诉我，张国焘有电报说，如果毛泽东、洛甫、博古、周恩来等不同意南下，就把他们软禁起来。洛甫告诉我上述情况后，叫我负责把党中央机关、政府机关、总政治部机关等单位在次日凌晨带到巴西，会同党中央一路北上，并要我仍回中央机关担任中央组织部长。洛甫叮嘱我上述决定要绝对保密。我接受指示后，就立即分别通知了凯丰、林伯渠、*，叫他们明天凌晨就走，对下只说到黑水打粮，叫各单位的人准备好。
密电风云（6）
二是“南下，彻底开展党内斗争”。
毛泽东，当时任中央政治局常委。他在1937年3月31日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当着张国焘的面说：
（张国焘）他到川西北以后，弄出了一个联邦政府，还要造一个政治局。会合后中央要迅速北上，他按兵不动，中央尽量迁就他，安他一个红军总政委。但一到毛儿盖，就反了，要用枪杆子审查党中央的路线，干涉中央的成分和路线，这是完全不对的，根本失去了组织原则。红军是不能干涉党中央的路线的，张国焘在分裂红军问题上做出了最大的污点和罪恶。左路军和右路军的时候，叶剑英把秘密的命令偷来给我们看。因为这份电报上说：“南下，彻底开展党内斗争。”当时如果稍微不慎重，那么会打起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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