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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最富争议人物的是是非非:张国焘的这一生-第17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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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小小的不快当时都隐匿于劫后余生、阔别重逢的欢乐之中，毛泽东、博古等人都没在意，张国焘表面上也是一笑了之，但这些细琐的隙缝在他内心深处留下一抹阴影。当时真正牵动张国焘注意力的是红一方面军的实际兵力。
为了表示对党中央的尊敬，张国焘送给中央领导每人一套粗呢制服。会面不多久，他发现有的中央领导已经穿在身上。再看看一方面军将士的装束，更是五花八门，不少人把商人的袍子、农民的棉袄、缴获过来的国民党服装反穿在身上。一方面军将士除了衣衫褴褛之外，个个面黄肌瘦，其装备更是简陋不堪。
这是那支令国民党军魂飞魄散的红军部队吗？
这支困倦疲乏的部队究竟有多少人？
这支摇摇欲坠的部队究竟还有多少战斗力？
…………
疑问一个接着一个涌出来，张国焘感到疑惑。他找周恩来摸底：“你们有多少人？”
周恩来警觉地反问道：“你们有多少人？”
“我们有十万人。”张国焘夸大了两万。
“我们有三万人。”周恩来也夸大了两万。
张国焘从机敏的周恩来那里问不出任何东西，反而不小心露出了马脚。于是，他又去找朱德。先从叙旧开始。他有意识地谈到了南昌起义兵败前后的惨烈和心情，然后切入正题：“你们还有多少人？”
憨厚的朱德以实相告：“一方面军现在只剩下一副骨架子了，总数也就一万余人。这一万多人许多都挂了彩，还有些生病，战斗力已经大不如前了。”
张国焘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脸色都变了。一、四方面军力量之比竟为一比八！
意识到优势地位后的张国焘心态开始出现变化。他开始改变对中央服从与尊敬的态度，开始谋求与军力相称的政治权力，开始索取更大的发言权和决策权。这些变化，连不谙中国国情的原共产国际军事顾问李德也察觉到了，他形容道：“张国焘处处摆出一副主人的架势。”
1935年6月26日，*中央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讨论一、四方面军会合后的战略方针。这就是党史上的两河口会议。
当时，政治局开会有个不成文的习惯。会议由党内负总责的张闻天主持，报告和结论则由分管此项工作的常委负责。
周恩来是政治局中负责军事工作的常委，自然由他作主题报告。几十年后，张国焘在回忆中说是毛泽东首先发言，并且在他反对未果的情况下结束了会议，这与档案记载不符。
会师索权（3）
“目前，一、四方面军都离开了原有根据地，要在新的地方创造新的根据地。在这种情况下，制订战略方针就是要解决‘在什么地区创造新苏区’的问题。”周恩来开宗明义，提出会议的主题。
“应该根据什么原则作出选择呢？”周恩来提出了三个条件：
一、地域宽大，好机动。松潘、理番、懋功地区虽大，但多是狭路，敌人容易封锁，想在这里逼死我们，我们也不容易反攻。
二、群众条件，人口较多。过去两个方面军的根据地，人口都比较多，因此能够大批扩大红军部队。松潘、理番、懋功、温川、抚边这一带，人口只有二十万，而且多数是少数民族，由于民族隔阂没有完全消除，在少数民族中扩大红军是比较困难的。
三、经济条件。这一带人烟稀少，粮食缺乏，有些地方甚至还不能自给。草原上的牛羊有限，生活习惯也不容易适应。其他需要的物资，如布、盐等，都不容易解决。
周恩来发言很有技巧。他阐述的是根据地建立和发展的最基本条件，例子举的却是张国焘此前给中央的电报中建议扎根的地区，无形之中击碎了张国焘在川康边建立根据地的立论基础，其不合理性也就一目了然了。
看似漫不经心，其实条条都有用意。
“应该向什么地方前进呢？”周恩来继续通过假设，把大家都引入自己的思路：“回头向南是不可能的，后面有蒋介石的几十万追兵，敌我力量悬殊。东过岷江？敌人在东岸有一百三十个团，对我不利；向西北？那里是一片广漠的草原。可走的只有一条路，就是北向甘肃。在那里，道路多，人口多，山少。在此必定会遇到敌人，我们可用运动战消灭敌人。如果敌人前进得慢，我们可以在这个广阔的地区前进，并向陕西迎击敌人。四川方面的现有地区，可以作为游击区。至于到那里后是否还要扩大地区，要到那里后再决定。为了实现这个战略方针，目前要迅速向松潘猛进，同胡宗南作战，这样才能向北突破。一定要高度机动，使敌人对我们的估计发生动摇，使他们的部署赶不上我们的行动，而我们不要被敌人牵制，不要因此妨碍我们的机动。要坚决统一意志。两个方面军部队大，要特别坚决地实行统一指挥，遇到困难也要靠统一意志来解决。”
张国焘不同意周恩来的报告，他说：“从这里去宁夏，愈往北走，愈是毫无掩蔽的黄土荒山，我军易于遭受敌机的袭击。陕甘北部地广人稀，粮食情况远不如川陕甘边境一带丰裕。宁夏南有黄河，东、西、北三面都是大戈壁，我们进到那里，易于被敌封锁。再说，现在松潘北部敌情不明。因此，我认为我军战略进攻方向是向南，向成都打。红军拿下南面的军队应该是不成问题的。”
他提三个计划。第一个是“川甘康计划”，即以现在所占领的地区为起点，向川北、甘南到汉中一带发展，以西康为后方。第二个是“北进计划”，发展方向不是陕北，而是冲过陕甘北部，夺取宁夏为后方，希望以外蒙古为靠背，得到苏联的援助。第三个计划为“西进计划”，仍然以取得苏联援助为出发点，行动方向改向河西走廊，争取以新疆为后方。这三个计划都贯穿着他的基本思路：暂时在川康立脚，顺利时向成都方向打，消灭南部敌人，成立西北联邦政府，不顺利则向外蒙或新疆挺进，争取苏联的军事援助。书包 网 。 想看书来
会师索权（4）
“我同意恩来的报告。”毛泽东起身发言：“中国红军要全力到新的地区发展根据地。在川陕甘建立根据地，可以把创造苏区运动放在更加巩固的基础上，这是向前的方针。”
接着，王稼祥、邓发、朱德、刘伯承、聂荣臻、凯丰、刘少奇等先后发言，都不赞成张国焘的意见。在全部与会者发言完毕之后，张闻天作了总结性发言。
“野战军同四方面军的会合是中国工农红军的伟大胜利。这一会合不仅在数量上，而且在质量上大大加强了我们同敌人作战的力量，便利于我们更大规模地消灭敌人。”张闻天首先肯定了两军会合的意义。
“但是，红军主力长久停留在这一地区或者就在这一地区内建立苏区根据地，显然是不利的。”张闻天话锋一转，“这是因为，第一，这一地区地形不利于我军以大踏步地进退去求得在运动战中大量消灭敌人。第二，此地甚为贫寒，无疑会给红军的给养带来相当大的困难。第三，敌人正在使用全力把我们封锁在这一地区。”张闻天侃侃而谈：“我们的目标是继续前进，在川陕甘建立新的苏区根据地。实现这一战略方针，目前红军最重要、最关键的任务是，首先突破敌人的北面防线，消灭胡宗南的部队，夺取松潘并控制松潘以北地区。”
张国焘听了张闻天的讲话，暗吃一惊。他一直认为张闻天只不过是个书生，肚子里马列主义的东西装了不少，但军事方面的事知之不多。想不到，这个谦谦君子思想却很敏锐，善于抓关键问题，讲起话来不躲不闪，态度鲜明。真是看走眼了！
其实，张闻天这一段时间，对一、四方面军合会的形势和任务作过深入的思考，早在张国焘抵达两河口的前二天，他就写下了《夺取松潘、赤化川陕甘！》的文章，既是为向部队宣传，也是为两河口会议作准备。今天发言的基本观点都出自这篇文章。
令张国焘不快的还在后面。张闻天说：“如果我们害怕战争，避免战争，放弃建立新的苏区根据地的任务，就会变成逃跑主义和右倾机会主义。我们必须同这种逃跑主义倾向作坚决斗争。”
看来，张闻天把张国焘的主张与逃跑主义挂上了钩。
*中央政治局通过了《中央关于一、四方面军会合后战略方针的决定》。文件指出：
在一、四方面军会合后我们的战略方针是集中主力向北进攻，在运动战中大量消灭敌人。首先取得甘肃南部以创造川陕甘苏区根据地，使中国苏维埃运动放在更巩固、更广大的基础上，以争取中国西北各省以至全中国的胜利。
为了实现这一战略方针，在战役上必须首先集中主力消灭与打击胡宗南军，夺取松潘与控制松潘以北地区，使主力能够胜利地向甘南前进。……
为了实现这一战略方针，必须坚决反对战争退却，以及保守偷安停止不动的倾向。这些右倾机会主义的动摇是目前创造新苏区的斗争中的主要危险。
张国焘虽然对会议持强烈的保留，但在组织上采取了执行的态度。6月27日，他在给陈昌浩、徐向前的电报中说：“战略以首先集中兵力消灭松潘之胡敌，迅速转到甘南，用运动战向前灭敌的方略，创造川陕甘赤区。”
6月30日，张国焘离开两河口返回茂县。与来时兴奋的心情相反，他感到羞辱和自怜，一种居于少数地位的不平之气沛然而生。
会师索权（5）
误会导致误会，风波引来风波。*的一封信导致毛、洛、彭关系紧张。洛甫、彭德怀以大局为重，采取不争不辩的态度，期待事久自然明。张国焘获得这一消息后，紧扣会理会议，大施离间计，企图将毛泽东的左臂右膀收归己用。洛甫不为所动，彭德怀拍案大怒，*心神恍惚。（略）
按兵不动，伸手要权，借故生端，张国焘三管齐下，把中央搞得十分被动。为了大局，张闻天准备让出总书记的职务。毛泽东坚定地说：“宁可交出军权，也不能让出这个宝座！”
两河口会议通过了北上决议，将攻打松潘的任务交给四方面军。但是，张国焘处处表现出迟缓。
松潘守敌人数不多，指挥官胡宗南已经做了当俘虏的准备。张国焘派出三十军北上松潘，采取了围而不攻的态势，坐视战机逸失。这时，国民党迅速派兵救援。本来围点打援是四方面军的看家本领，在徐向前的教导下，四方面军将领个个成为精于此道的行家。可是，张国焘一声令下，四方面军放弃含在嘴里的肥肉，撤离松潘，又缩了回来。
从两河口到黑水，从黑水到毛儿盖，一、四方面军停停走走，时上时下，来回折腾了好长一段时间。行军路线弯来绕去，迂回曲折。中央与四方面军反复交换意见，始终不能达成共识。
张国焘驻足不动，整个四方面军的行军速度慢如蜗牛。经常是中央催一催，他们挪一挪，中央一等候，他们又停顿下来。
与此同时，张国焘*裸地提出权力再分配的问题。7月1日，他借口发动松潘战役，提出“我军宜速决统一指挥的组织问题”。接着，在与李富春交谈时，他表示非常关心“统一组织”问题，提出了“充实总司令部”等要求。7月9日，*川陕省委出面向*中央提出建议，要求加强总司令部，由陈昌浩出任总政委，加强军委，设立常委，决定军事策略问题，并敦促中央政治局“速决速行”。不久，陈昌浩连电中央，要求委任张国焘任军委主席。
此外，张国焘还不断挑起争端。7月上旬，凯丰在《前进报》发表《列宁论联邦》一文，批评川陕苏区于5月底成立的“西北苏维埃联邦政府”，说列宁曾反对“欧洲联邦”，因此，西北联邦政府是违反列宁主义的；再则这个所谓的“西北联邦政府”，也违反了*中央的苏维埃路线，在如此严重关头，居然使用“西北联邦政府”的名义，无异否定中华苏维埃共和国。
这篇文章发表后，毛泽东敏感地意识到要出事，批评凯丰：“不看是什么时候，还添乱？”
果然，这篇文章触怒了张国焘。黄超把登载这篇文章的《红星报》送呈张国焘，他简单浏览了一遍，立即大发脾气，将报纸摔在桌上。这时，张闻天有事来找张国焘，马上成为他发泄愤怒的出气筒。
“总书记，我正准备找你呢！你先看看这张报纸再说。”
张闻天接过报纸，看了一下文章，笑道：“怎么啦，有意见？”
见张闻天像没事一样，张国焘更来气了，质问张闻天：“《红星报》发表凯丰这篇文章，其用意是不是要展开对西北联邦政府的辩论？如果是这个意思，那我就准备做篇文章答辩。”
听张国焘口气不对，张闻天马上说：“凯丰所引列宁的话，没有错嘛！”
张国焘辩护说：“凯丰这是生硬地拿着列宁的教条来任意批评我。凯丰的文章并未提到西北少数民族，也没有确切表示赞成民族自治、承认少数民族可以自己组织单独政府。”
会师索权（6）
张闻天提醒张国焘：“我们已经建立了中华苏维埃共和国，毛泽东同志是主席，你和项英同志是副主席，这你是知道的。如果又出现一个联邦政府，似乎有点说不过去。”
张国焘理直气壮地说：“要从实际情况出发嘛。一方面军离开江西以后，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实际上已经不能行使职权。现在我们组织西北联邦，也是从实际需要出发嘛。”
张闻天不想在会师之初就引发争执，于是劝慰道：“四方面军英勇奋斗的事迹，很值得中央红军学习。这次又全力促进两军大会师，功不可没。至于凯丰的文章，那是他个人的意见，今后还可以继续探讨嘛。”
张国焘并不罢休。他召开四方面军高级干部会议，大肆攻击中央，挑拨一、四方面军的关系。在他的策动下，*川陕省委致电中央，说张国焘成立的中华苏维埃共和国西北联邦无论在理论上还是在组织上都是正确的。
按兵不动，伸手要权，借故生端，张国焘三管齐下，把中央搞得十分被动。
中央领导人心急火燎。张闻天、博古、凯丰等人嚷着要进行思想斗争，毛泽东想得更为深远。张国焘自建党以来，一直在中央担任领导职务，资格老，地位高，而且目前手上握有八万雄兵，不在权力上进行调整，不调整到他预期的位置，他是不会妥协的。
“张国焘是个实力派，他有野心，我看不给他一个相当的职务，一、四方面军很难拧成一股绳。”毛泽东找到张闻天，尖锐地提出这个问题。
两人反复商量，感到棘手。张国焘想当军委主席，这个职务由朱德担任，他没有资格、也没有理由代替朱老总；只当军委副主席，他又肯定不愿意与同为副主席的周恩来、王稼祥平起平坐。
张闻天一心只想到促成四方面军北上，说：“把我这个总书记的位子让给他好了。”
“不行！”毛泽东断然拒绝，边摇头边分析：“他要抓的是军权，你给他做总书记，他说不定还不满意，但真让他坐上这个宝座，可又麻烦了。”
经过反复权衡，毛泽东、张闻天建议把总政委的职务让给张国焘。当时担任红军总政委的周恩来，正患重病，发高烧，整夜咳嗽，卧床不起。毛泽东、张闻天来到周恩来住所，同他商量。他们的想法是，既要考虑满足张国焘的要求，又要防止他将军权全部抓在手中。周恩来丝毫不计较个人职位，同意让出总政委之职。
张国焘终于等来了期待已久的电话。
张闻天通知他：“中央考虑为加强对军队的统一领导和调配，决定调整军委领导成员，准备提议你任总政委，想征求你的意见。”
张国焘不假思索地表示同意：“现在是打仗，我就当总政委。”
两全其美的安排，张国焘满意，毛泽东等中央领导人接受。
同样是这一步棋，能够清楚地看出张、毛两人迥然不同的思维方式和政治智慧。张国焘看重眼前利益，毛泽东志在长远。前者处于进攻态势，取得了第一战役的胜利；后者处于防御态势，虽然作出了让步，但仍然牢牢地控制着大局。
事实证明，毛泽东让步的分寸，张国焘对于职位的选择，对后来他们的政治行为产生了至关重要的影响。如果中央让出的职位是总书记，后来分道扬镳时，北上的一方面军就会被扣上反党、分裂党、不服从党的决定等罪名，南下的张国焘将占尽政治优势。这是后话，还有张国焘后悔的时候。txt电子书分享平台
会师索权（7）
1935年7月18日，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专门研究解决统一指挥和组织问题。出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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