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散花-第19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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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行文化是一过性的。因此它们一定是好接受的、好消化的、肤浅的，又是新奇的、刺激的、眼花缭乱的。我们不该责怪这种文化，商品济的时代一定要产生商品文化，但一个社会不能全是这种文化，就像生活不能天天是嘉年华。不能全是胡编乱造的历史和错乱的时空，全是搞笑与戏说，全是揭秘与猜秘。不能一切全是儿戏。数千年升华出来的文明典、民族英雄、精神偶像不能任我们随意亵渎糟蹋，而只为了一时的取乐。
有人对我说，我们有五千年文化，历史长，人物多，总不会都被戏说了。
我摇摇头告诉他，前些天一位南方的业余作者对我说，他们县里已花钱把能写东西的人请去，叫他们根据县里的各个旅游景点有古代的也有新造的，编一些离奇好玩的“民间故事”，供县里吸引游客，发展旅游，好把“旅游济推上一个新台阶”。
连我们大地上的文化记忆也被戏说了，而且早被旅游市场戏说和胡说了。这不可怕吗？想一想，我们的文化在上个世纪曾被扫荡、被腰斩，今天再被戏说、被伪造，还能“博大精深”吗？我说的“博大精深”不是在博物馆里，而是在公众自我的文化感觉中。
价高？
偶而作，时入界，愈来愈多地听到一个热门话题：的价高？比如的一平方尺已两万三万，的今年一平方尺又涨三万五万等等，听起来很吓人。但细心地去看，这些儿并没有任何变化和进步，因何涨价呢？想了想方才明白，来价遵？的不是艺术规律而是市场规律。市场的规律是有人买就有市场，就涨价；没人买没市场，就猫着价。进而才明白，为什么当今界总是热衷于使用各种招数炒，如同房地产开发商爆炒楼盘，其实都是为了卖价，为了多多赚钱盈利。
我这么说，并没有指责的意思。想发财也不错，但这是市场的事，是市场行为，而非艺术上的事。市场有自身的规律，并不与艺术的规律同步。比方说大家的价要高要贵，理应如此，市场的则是按质论价嘛，质（艺术）应该是第一位的。可是如果把这道理倒过来呢？便成了的价高就是大家。这就麻烦了。因为这一倒，“价”就跑到前边去，成了第一位的，成了衡量家的尺度。于是都往价上使劲。别看提高的水平很难，拔高价却很容易，想个高招儿，炒一炒，就上去了。房价不就这么炒上去的？这一来，价高，名气大，神气十足；价低，不好卖，在坛上也就灰头土脸没面子。不知不觉间，拍卖行的价目表（一说销售指数）就给坛排座次了。这就导致前几年一位极有才气的青年家，迫于在市场上一时找不到财路，压力太大而自寻短见。记得我听到这消息时气愤得大喊大叫，一时却又说不清是“杀手”。
还有一件事印象也很深。也是前几年，从媒体上得知当世家的一件作品而且是一件很平常之作，竟卖了一千多万。我当时就想，多伟大的艺术品卖这么高的价钱，相当于一座工厂！如果拿山区的老农的收入来衡量，一个老农干活一年收入五千元就蛮不错，可是拿这幅一千万元的一折算就不可思议了。这位家一挥而就之作，得要一个老农干上两千多年，从西汉一天不歇一直干到今天！
我们的艺术市场合理吗？
或许有人反驳我，艺术品不是生产，不是重复劳动，精神产品的价格不能与物质产品的价格相比。可是用什么标准衡量精神文化产品，总不能听凭市场的炒作吧。炒作是一种商业魔术，是可以“化腐朽为神奇”的。炒作的结果一定是那些在拍卖场上拍出天价的儿，全都带着一大团五光十色的商业泡。
可是时候一过，缩了水就剩不下什么。比方那位卖出一千多万的家呢？每幅还能卖一千多万，哪怕是一百万、十几万、几万？
有人把书市场的无序归咎于并不真正懂的收藏者群体，待到整个社会的文化素质提高了，市场秩序就会渐渐井然。也有人认为当前的“书热”的关键是因为这些东西可以作为“软黄金”，成为重礼或用来洗钱的美妙的工具。据说有人拿送礼时还附上拍卖公司出版的印有这幅五位数六位数价码的样本。这些破烂的事先不说了。还有另外一种说法，颇引起我的思考，便是我们现今的书市场缺乏真正的艺术纪人。真正的艺术纪人应该既懂得艺术又懂得市场。他们不是一心赚钱的贩子。他们有向社会推介优秀艺术品的责任，就像奥地利大家马克斯魏勒的夫人。魏勒夫人是一位欧洲著名的艺术纪人，她结识魏勒时，魏勒名气还不大。她立志要让世人认识这位杰出的抽象主义家。而如今这位享誉全球的大家就是给这个极具眼光的女纪人通过市场手段推介出来的。真正的艺术纪人是艺术家与市场中间可靠的桥梁。不像我们现今的界，贩子不可靠，常常只好由家本人亲自出马，亲自策划、推广和营销自己。
艺术家一旦充当自己济人的角色，他就会被市场异化。时时察看市场的眼色，不知不觉顺从市场的口味。有一位在市场上卖得高价的家，风格和内容始终不变。一次我问他因何总也不变。他的回答让我吃惊。他说，他的一变，就会被人当做假了。他已完全向市场投降。艺术服从市场而不再服从心灵和艺术本身。他的艺术自然也就止步不前。
艺术生命的本质是自由，是因为艺术家的心灵是自由的。然而市场会用金钱收买你的自由。你伸手拿到钱的同时，小心自由被收缴了。弄不好只能乖乖地或者媚俗，或者一个劲儿地重复自己。我们期待一种健康的、良性的秩序在市场中建立，期待市场的规律与艺术的规律合二而一，期待着价格与价值同步，但这只是一种理想。即使艺术市场已很成熟的欧美和日本，真正的艺术家还是需要清醒地面对艺术和背对市场。如果天天张望别人又揪心自己的价，天天“功夫在诗外”，可能在市场上会取得一些“成功”和实惠，但付出的代价一定是对艺术理想的彻底放弃。
城市个性的消失
城市是一种生命。生命最重要的个体价值就是个性。城市的个性就像人的个性一样，既是与生俱来的，是一种天性；又是漫长历史中形成的，是一种命运的塑造呈现。
它与生俱来的一面，与所处大自然的环境密切相关。诸如山川、地势、风物与气候，在城市生成的过程中不断地与这些大自然的精灵神交，无不带着这一方水土独有的气质。至于它历史形成的一面，便是它各自的历使然。吉凶祸福都是它个性的成因。故此，一个城市，一种命运，一种个性，绝不相同。
从文化学看，这种个性就是文化，城市的最重要和最有价值的文化。在深层，它表现在这个城市独自的生活方式、习俗、方言、艺术，乃至集体性格中；在表层，一望而知，就在城市的形态格局与建筑中。由于人们建城与建屋时，必然把自己的审美加进去，所以每个城市都有独自的城市美。它是城市个性最明显的部分。如果你的城市与我的城市一样，自然毫无魅力可言。可惜，现在说这些话为时已晚，中国千姿百态的城市看上去，已没有个性美了。
造成这种状况，不单单是对象征着城市个性的历史遗存的灭绝性的破坏，还有一半的因是新建筑的失败。
如今堆积在城市的建筑，大多平庸单调，没有想象力和创造性，没有内，而且全都似曾相识，彼此雷同。城市间雷同的本身，就表明它们的个性都已丧失。
应该说，当代中国城市革命性的突变是根本缘故。城市的发展是线性的，不断地积累与完善。但当今中国城市是从“*”一步跨入改革，从封闭跳进开放，从百年不改一砖一瓦纵入天覆地的“城市改造”。一个城市一年间要盖百万平米以上的新楼新屋，这是世界城市史都绝无仅有的奇迹。在这个突变中最大的失误是没有人去思考怎样把握住城市的个性，损失的自然也是城市的个性。
建筑师们的工作是应急式的，来不及去寻找创造性的灵感以及细心推敲。最快捷又妥帖的方式是“拿来主义”。从其他国家或其他城市选择现成的楼型，搬过来，最多在电脑上做些加工？？这样，城市间的面孔自然就愈来愈相像了。
比上述根由更深刻的来自于城市的商业化。这也是全球化和市场化所要做到的。城市的土地和建筑都转化为商品。在商家眼中，建筑的形态是“卖相”如何。作为商品的建筑必需符合市场规律。凡是能吸引买主的就是最好的。于是被各种诱惑的字眼包装起来的舶来品，都成为城市的建筑市场亮点。诸如罗马花园、美国小镇、德国庄园，以及英国郡意大利堡北欧村庄等等。哪个新鲜、时髦、闻如未闻、吊得起买主的胃口，哪个就能进入售房排行榜。商业成功的要诀是出奇制胜。这样，中国城市的文化不仅失去个性与文脉，而且已然乱作一团。我在山东一座古城看到，几乎近两年临街的建筑全是巴洛克式的，并且是简易的、粗陋的、照猫虎的。一方面，这些开发商文化水平相当有限，但他们是甲方，建筑的样式由他们的好恶决定；一方面是建筑师们投其所好，而且如此东搬西挪，省事省力，又好赚到银子。被铲除和抹掉了历史记忆与文化个性的城市，便被这样杂乱而低俗的建筑商品替代了。我想，最多十年，城市已没有空余的土地，也没有可拆除的历史街区，这样大同小异的在霓虹闪烁中的水泥é林，至少要在城市中存活半个世纪。等到我们的后代醒悟过来，怎样才能找回自己的个性？
最可怕的是，我们至今没有觉悟，没有把城市的个性当做城市生命的根本，还在随心所欲地改造城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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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遗产日的意义（1）
很荣幸能和诸位部长谈谈我国文化遗产面临的问题。这是在我国首次文化遗产日里必需要面对的话题，也是关切当代中国社会不能绕开的带着压力的话题。我先从设立遗产日的背景说起：
一、人类的遗产观是怎样形成的？
遗产是个古老的词汇。它的始概念是先辈留下的财产。在这种传统的遗产观中，遗产只是一种私有的物质财富。
进入十九世纪中期以来，遗产的内悄悄发生了变化。
开始有人把祖先留下的具有重要历史文化价值的公共财物视作遗产。这是另一层意义上的遗产，就是文化遗产。它是一种公共的、精神性质的财富。需要人们共同热爱，世代传承。
这种崭新的遗产观的产生，缘于整个人类文明的转型。
人类的文明由远古到今天，一共过两次“转型”。一次是由渔猎文明转为农耕文明。在中国，差不多是在七千年前的河姆渡文化时期。在那时人类不可能懂得遗产的保护，所以渔猎文明荡然无存。再一次就是近一个世纪农耕文明向现代工业文明的转化。在文明转型期间，新旧事物的更迭非常无情。而且人们不是很快就能看到正在逝去的事物内在的文化价值与精神价值。遗产的消亡正是在这种“物换星移”的时候。因此说，提早认识到遗产的价值，就能将珍贵的遗产留住。迷人而沉甸甸的巴黎和罗马就是靠着一种前瞻性的眼光才得以保存下来的。
最先和最鲜明地表达出这种新的遗产观的是法国作家雨果。他在那篇著名的《向文物的破坏者宣战》中，用激愤的语言斥责当时大肆破坏法国城市历史的人，昂首挺胸地捍卫着法兰西的历史文明。文中有这样一段话他说要“为名胜古迹制定一项法律。为艺术立法，为法兰西的民族性立法，为怀念立法，为大教堂立法，为人类智慧最伟大的作品立法，为我们父辈集体的成果立法，为被毁坏后无法弥补的事物立法，为一个国家前途之外最神圣的东西立法？？”
这段话写于1832年，法国正处于工业化发端之际。他的文化敏感和文化责任，令我们惊讶，也令我们钦佩和感动。这篇在人类文明进程中具有先觉性和超前性的文章，竟然把新的遗产观说得如此明明白白。
历史地着，新的遗产观最初总是被一些有识之士顽强地表达着。由于这些人不屈不挠的努力，逐渐得到广泛的认同，然后形成了遗产保护的法律法规。法国的第一部《历史建筑法案》就是作家梅里美努力促成的。到了二十世纪初，英国、意大利、法国、日本、韩国等国陆续有了一些范畴不同的遗产保护法。
到了二十世纪七十年代，随着全球现代化的加剧，文化遗产在世界各地普遍受到惨重的摧毁。这促使新的遗产观被广泛地接受。法国历史学家皮埃尔诺在《法国对遗产的认识过程》中说：“在过去20年（他指二十世纪后半期），遗产的概念已扩大，发生了变化。旧的概念把遗产认定为父母传给子女的财物，新近的概念被认为是社会的整体继承物。”1972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颁布了《世界遗产公约》和《各国保护文化与自然遗产建议案》。这表明人类对遗产观已形成共识，共同而自觉的遗产保护就开始了。
然而，对事物认识的过程总是一步步的。1972年联合国的《世界遗产公约》主要是对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这时，人类对文化遗产内的认识还不完整，只看到了遗产的物质性一半，还没有看到另一半非物质的文化遗产。
文化遗产日的意义（2）
物质文化遗产是看得见、摸得着的，是静态的，是实体。比如文物器物、典古籍、大文化遗址、重要的历史建筑等等。非物质文化遗产则广泛得多，但常常看不见也摸不着。这中间包括民俗、民间文学、民间艺术、民间技艺等等。
然而，由于非物质文化大多是老百姓创造的、共同认同的，它一直被认为是底层的文化而不被重视。但它是养育我们的一种生活文化，每个人都是在这共同的文化中成长起来的。因此它直接表达着各个民族的个性特征，还有各自的认同感、亲和力与凝聚力。比如中国人的民族性情，不表现在颐和园和故宫上，而是深邃而鲜明地体现在春节的民俗之中。故此说，非物质文化遗产最能体现各个民族的本质，也最能体现人类文化的多样性。
最早关注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是日本、韩国等国家。日本人在1950年确立的《文化财保护法》中首次提出“无形文化财”的概念，并以法律形式规定了它的范畴。韩国人也较早有了这种观念，他们早在1962年就颁布了《文化财保护法》，并于1967年把陵端午祭列为韩国的“重要无形文化财”。由于他们不懈的努力，这种前卫的遗产观渐渐得到世界各国的认知和认可。终于在1997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制定了《人类口头和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评选法》。进而在六年后（2003年）通过了《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国际公约》。至此，人类将另一半文化遗产拥入了自己的怀抱。
对于非物质文化遗产国际上有好几种叫法，如口头非物质文化遗产，无形文化遗产等等。我们过去习惯称做民间文化。现在为了与国际上的称谓相调，便称做非物质文化遗产。将遗产内容由物质的、有形的、静态的，伸延到非物质的、无形的、精神的、生态的，显示了当今人类对自己的文明创造的认识进了一大步。只有进入了现代社会，才会把前一阶段文明视做遗产。因此说，当人类相约对非物质文化遗产倍加珍视与保护时，一个现代的完整的遗产观便形成了。
现代遗产观也是一种现代文明观。文明的对立面是野蛮。那么，与现代文明相对便是对遗产野蛮地破坏了。
如上所述，人类文化遗产观的最终形成并不遥远，就在最近这三十年。在这样的时间背景下，中国的文化遗产处于什么状况呢？
二、中国文化遗产的特殊困境
从1972年到2003年这三十年，中国社会历着历史上最剧烈的变化。即从“*”进入改革。我们的一切，包括遗产都在这剧烈的变化中不断地产生前所未有的问题，也都是一些巨大而全新的难题和挑战。
对于文化遗产来说，“*”是历史上最大的一次破坏。因为它直接以文化遗产作为“革命对象”。“*”对中华文化的损害，不只是对有形文物大规模的毁灭，更是在人们心里注入了对自己文化的蔑视与对立。由此带来的对中华文明传承造成的损害，今天已看得非常清楚了。在“*”后期，从批判“红楼”、“水浒”，到批判克己复礼，实际上国人心中的中华文化已是空架子。然而，正是在这个时候中国社会突然之间急转弯地进入了改革。
我们的改革开放不是社会线性发展的新阶段。我们是一下子闯进改革、闯入世界的，外来文化也一股脑儿地闯进我们的生活。
文化遗产日的意义（3）
在这里需要说明的是，对外来文化的认识一直有个误区。似乎有一种观点认为当代中华文化的困境是外来文化的冲击所致，甚至认为这些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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