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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94-1927:北伐军兴始末-第6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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鞒梢恢质乱怠保唇ㄖ返氖乱怠Ｋ镏猩秸庖环谷槐戆祝性揽南禄常匆怨颂�1912年9月9日隆重地任命孙中山担任全国铁路督办一职。9月11日，黄兴奉孙中山之召来京，也接受了袁世凯委托的川、粤、汉铁路督办职务。
同盟会负责人之一的宋教仁，在南京临时政府成立时任法制局长，“南北议和”袁世凯就任临时大总统后，任唐绍仪内阁的农林总长。唐内阁垮台后他辞去政职，致力党务工作。辛亥革命后，同盟会的组织由于内部妥协，以及内外敌人的拉拢、瓦解活动，很快走向涣散，并发生了分裂，处于各自为政的状态。孙中山辞去临时大总统后，就不大过问同盟会的活动，同盟会中的军事领袖黄兴因为军饷缺乏，早在他奉召来京前的6月14日就已自动撤销了自己担任的南京留守的职务，强行遣散了南京临时政府的军队。作为同盟会实际负责人之一的宋教仁，此时所抱的政治主张是摆脱同盟会，另组###，建立政党内阁。他认为只要通过政党的“合法”活动，在国会里面争取多数，就可以掌握到实际权力，就能实现资产阶级共和国的方案。他为了实现所谓“政党政治”，积极活动，以同盟会为基础，将官僚政客组成的统一共和党、国民公党、国民共进会、共和实进会四个小党合并改组为“国民党”，在孙中山到达北京的第二天——1912年8月25日，于北京虎坊桥湖广会馆召开成立大会，发布了《国民党政见宣言》，宣告国民党成立。改组后的国民党，将同盟会纲领中的革命部分放弃殆尽，甚至“男女平权”也从政纲中消失了，滥收党员，把许多投机政客、封建官僚以及向来与革命为敌的立宪派分子都拉进了国民党，这样一来，本来就由于成员复杂而十分松懈的同盟会，完全变成了一个庞杂的改良主义的政治团体，很难发挥什么战斗作用了。 。 想看书来
国民党二次革命（2）
孙中山对同盟会改组为国民党是很不满意的，但他为了维持大局，还是出席了国民党成立大会。在这次会上，孙中山被推选为理事长，黄兴、宋教仁、王宠惠等为理事，胡汉民等29人为参议，还有名誉参事和各部干事300余人，许多国会议员、内阁成员、各省代表和长官均列名为干事。孙中山表示不愿过问党事，实际上一直未担负责任，不久即委托宋教仁代理理事长，而去专心致力于铁路建设事业了。
宋教仁作为当时中国最大的政党国民党的代理理事长，成为了当时民国政坛的核心人物，自然也成为了袁世凯想要独裁的最大障碍。袁曾告诉杨度：“我现在不怕国民党以暴力夺取政权，就怕他们以合法手段取得政权，把我摆在无权无勇的位置上。”为了控制宋教仁，袁世凯许愿表示让他继陆征祥后出任总理，但宋教仁坚辞不就，必欲通过堂堂正正的竞争组成纯粹的政党内阁。为了坚持中华民国的法制在中国实现政党政治的宿愿，宋奔赴长江流域各省进行宣传，为成立“政党内阁”积极准备舆论。袁世凯闻知宋教仁所到之处无不受到热烈欢迎，非常忌恨，于是决意要拔除这颗眼中钉。
1913年3月上旬，当北京第一次举行国会选举时，国民党初选告捷，共取得参众两院392个议席，占总议席的45％，高居榜首。宋教仁在宣传途中闻讯兴奋异常，以为谋求政党政治的理想即将实现，遂打算绕道沪宁返京，为组织第一届责任内阁作准备。在上海期间，他甚至考虑推“最为愚呆脆弱”的黎元洪为正式大总统，以便将权力一手抓到国民党手中。1913年3月中旬，宋教仁接到袁世凯邀其北上共商国事的急电。有人嘱咐他处处小心，但他不以为然，坦言道：“吾一生光明磊落，平生无宿怨无私仇，光天化日之政党竞争，安有此种卑劣残忍之手段！”当年有很多老同盟会会员在政治上是很纯真而无畏的，也许正是因为这一点，使他们没少受挫折和吃苦头。另有友人给宋教仁发来密函：“先生在南京时即有人潜随其后，欲图行刺。先生还是谨慎为好。”宋教仁仍夷然处之。他哪知道，一双恶毒的手已向他伸来。
1913年3月20日晚10点43分，上海沪宁车站突然传来三声枪响，紧接着一个黑影迅速逃窜，地面很滑，黑影连摔两跤，也顾不上疼痛，爬起来就向远处狂奔……
就在此时，正要上火车北上的宋教仁捂着肚子，痛苦地对他身边的战友、当时上海《民报》社长于右任说：“我中枪了！”
于右任等人赶快将他扶上汽车，向老靶子路沪宁医院飞驰而去。说来也奇怪，往日开夜车时必有巡警在车站巡逻，而出事时却不见一个巡警，似乎是有人故意安排的。
3月22日晨4时48分，宋教仁因伤势过重抢救无效去世。临死前，他实在想不出什么人会暗杀自己，只能叹息：“罢了！罢了！惜凶手在逃，不知误会吾者为何许人？”
宋教仁的死给国民党带来了巨大损失。眼看着可以依靠民主选举的方式制约袁世凯，可是主将突然毙命，当时的国民党人、上海都督陈其美义愤填膺，泪如雨下，哭道：“这事真不甘心，这事真不甘心啊！”
“宋案”爆发，一时震动了全国。
此时，孙中山在日本的考察访问已经结束，正准备从长崎启程回国，他闻讯后立即于3月27日赶回上海。
3月21日下午上海地方检察厅初步调查后得出结论：刺客是被人收买而行刺的。与此同时，上海租界巡捕房对此案也非常重视，重赏提供线索者，加紧侦破。很快两个名字浮出水面：武士英、应桂馨。直接开枪者为武士英。
凶手落网后，对两个凶手的家进行了搜查，最大收获是在应桂馨家中查出一箱电报和文件，这些电报信件表明，此案竟与赵秉钧、洪述祖有关。赵秉钧，时任国务总理，洪述祖，国务秘书，二人均是北京政府的核心人物，袁世凯的心腹。此案的真凶竟是中华民国第二任临时大总统袁世凯。这一发现令巡捕房的人大吃一惊，他们马上意识到此案事关整个中国的政局。
从血的教训中孙中山猛醒过来，抛弃了对袁世凯的幻想，真正认识到“袁世凯不是个东西”。他提出采取“先发制人”的手段，在南方各省组织讨袁军，立即兴师###。
国民党二次革命（3）
孙中山的主张，开始时并没有得到国民党上层领导人们的支持。先是黄兴不同意，坚持要通过法律程序，查明真相；后来，胡汉民又以“时机未至”拒绝首先在以他为都督的广东省宣布独立；上海都督陈其美等也以没有海军防守为由，反对先在上海举兵独立。他们的迟疑不决，忍辱退让，使袁世凯的气焰益发嚣张。4月26日他不惜出卖国家权益，以盐税和海关担保，与英、法、德、日、俄五国银行签订了总额2500万英镑的“善后大借款协定”。袁世凯将利用此大批借款，扩充北洋军队，准备对国民党用兵，大规模镇压原革命党人。时至6月，袁世凯悍然下令将国民党人江西都督李烈钧、广东都督胡汉民、安徽都督柏文蔚免职，并派兵南下进攻国民党人。
在北洋军阀的进攻威胁面前，南方各省国民党人不得不仓促应战。7月12日，李烈钧在江西湖口宣布独立，举兵讨袁，史称的“二次革命”爆发了。在上海的孙中山立即促令南京、上海等地急起响应。于是，由黄兴前往南京，在15日宣布江苏独立。接着，安徽、上海、广东、福建、湖南、重庆等省市也先后宣布独立。7月下旬，孙中山一再发表宣言和通电，声讨袁世凯杀害宋教仁、违法借款和挑动内战等罪行，要求袁引咎辞职，否则，将以过去“反对君主专制之决心”来推翻他的统治。8月初，他离开上海，准备去广东直接领导讨袁战争。
战争开始后，南方各省讨袁军却不是北洋军的对手。这时涣散无力的国民党，已经失去号召力，不可能像同盟会时那样广泛地发动和组织群众了。在军事上，起兵讨袁的各省之间缺乏统一指挥，而西方列强又积极出来支持袁世凯，德国还派了军官，出动了军舰帮助北洋军作战。在西方列强和北洋军猖狂进攻下，革命军的形势越来越不利，独立各省一个个先后被北洋军攻陷。孙中山在赴粤途中船经福州时，得悉广东局势逆转，军阀龙济光与驻粤将领已合谋依附袁世凯，他再去广东已无希望，只好转赴日本。1913年9月1日，国民党人据守的最后一个重要据点——南京陷落。这样，“二次革命”不到两个月就完全失败了。
“二次革命”是以孙中山为首的国民党人，为了从袁世凯手中夺回辛亥革命的果实所进行的一次武装斗争。这次斗争的失败，标志着辛亥革命的最后失败。
1913年10月袁世凯急不可耐的以军警包围国会，胁迫议员们选举他为正式总统。11月，袁世凯下令解散国民党，并撤销国会中国民党籍议员的资格，通缉孙中山等国民党首要人物。
至此，袁世凯笑了。他深深地以为在“中华民国”这块招牌的掩护下，莽莽的中国大地已是他袁氏的天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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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袁“护法”战争（1）
为中国的命运战斗不息的孙中山在“二次革命”后，鉴于国民党的复杂、涣散，没有战斗力，他召集流亡在东京的部分国民党人，总结经验，检讨得失，决定重新建党，名为“中华革命党”，以便集结革命力量，策划“三次革命”。
经过半年多的积极筹划，建立###的工作基本完成。1914年6月22日，中华革命党第一次大会在东京召开，到会者有8省流亡日本的党人，孙中山被选为总理。
7月8日，中华革命党在日本东京筑地精养轩举行大会，正式宣告成立。孙中山在会上宣誓加盟，正式就任总理职务。他公布了手书的《中华革命党总章》，规定党的宗旨为“实行民权、民主两大主义”，“以扫除专制政治，建设完全民国为目的”。在宪法颁布前，“一切军国庶政，悉归本党党员完全负责”，并规定按入党时间的先后，将党员分为首义、协助、普通三种，各有不同的政治权利，即首义党员有参政、执政的优先权利，协助党员有选举权和被选举权，普通党员只有选举权。入党者都要按手印，立誓约，绝对服从总理。许多国民党人因反对这个规定而拒绝加入中华革命党，如著名的黄兴就没有加入，他认为这规定“很不民主，家长制”，这对孙中山来说，可是颇大的遗憾。从这之后这两位亲密战友逐渐分手！1916年10月31日黄兴在上海病逝。
没有黄兴的中华革命党本部之组织分为总务、党务、财政、军事和政治。总务部长为陈其美，党务部长为居正，军务部正副部长为许崇智、邓铿，政治部正副部长为胡汉民、杨庶堪，财政部正副部长为张静江、廖仲恺。设支部于国内外各地，国内支部专事组织讨袁，海外支部负责筹款。中华革命党坚持武装斗争，把在国内的军事活动作为主要工作内容。
孙中山主观上希望通过组织###来恢复当年同盟会的革命精神，“再举革命”，但由于组织工作中的严重缺点，即过分强调对他个人的忠诚，采取了入党必须打手印立誓约的办法等方式，影响了吸收更多的人参加这个组织，使中华革命党成为人数寥寥的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代表人物的狭隘小团体，党员人数最多时才五六百人，严重地脱离了人民群众。
孙中山通过总结“二次革命”失败的教训，进一步明确了掌握军队的重要性。1915年夏末，孙中山举行了本部各部部长会议，决定组织中华革命军，先后派出了各省的军事负责人，并令陈其美、居正、胡汉民、于右任分别组成中华革命军南军（上海）、东北军（青岛）、西南军（广州）、西北军（陕西三原）四个总司令部，分别前往浙江、广东、山东、陕西等地区去组织反袁斗争。他把主要希望寄托在这批没有广泛群众支持的军事领袖上，这样，在反袁的实际行动中，这部分人的所谓军事行动，不过是在各地联络旧军队、收买退伍军人和土匪组织进行暴动或暗杀，即通过金钱的作用“利用土匪，运动军队去打倒袁氏”，走的仍然是辛亥革命前不发动广大人民群众，单纯军事冒险的老路，所以在这一时期中，中华革命党在反抗袁世凯的斗争中虽然态度很坚决，但先后在湖南、江苏、浙江、广东等省各地所组织的一些小规模的反袁武装斗争，都相继失败了！
在这艰难困苦的岁月里，孙中山得到了宋庆龄的巨大支持和鼓舞。
宋庆龄是广东省海南岛文昌县人。1893年1月29日出生于上海。她为人娴静、温雅，天资聪颖，1907年留学美国，1913年毕业于乔治亚州梅肯地方的韦斯来茵女子学院文学系，是一位热情洋溢的爱国者。其父亲宋嘉树是个虔诚的基督教牧师，又是一个民主革命者，是孙中山热情的支持者和挚友。孙中山的为人和革命精神，给幼小的宋庆龄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宋庆龄在孙中山处于革命征途的危难时刻，积极地帮助孙中山工作，把整理文件、处理函电、提供资料以及许多繁重的日常工作都担负起来，并且完成得很出色。孙中山对她非常信赖，把全部机要的通信密码都交给她保管，还将部分对外联络工作让她承担，在革命的战斗工作中，两人甚为契合。通过频繁的工作接触，宋庆龄进一步受到了孙中山高尚品德和革命精神的感召和熏陶，他们在患难中建立了深厚的战友情谊，进而彼此相爱。他们坚定不移地排除了来自家庭、社会和亲友等的阻挠，终于1915年10月举行了结婚礼。 。。
反袁“护法”战争（2）
孙中山和宋庆龄的结合最初似乎只是建立起一个家庭，但从后来的历史发展来看，这个家庭无论对孙中山或对宋庆龄的波澜壮阔的革命生涯都产生了重大的影响。
当孙中山艰难地在日本开展反袁斗争时，袁世凯在国内大力加强他的独裁统治。1914年5月，他明目张胆地废除了《临时约法》，颁布了一部新的“约法”，进一步把自己变成了终身大总统。但他的野心还不满足，一心想做“天子”，过过皇帝的生活，梦想恢复封建君主专制制度，使中华大地千秋万代都是他袁氏的天下。这时民国建立已经三年多了，民主共和国的观念深入人心，袁世凯不是傻瓜，他心里非常清楚，他要公开复辟帝制，让历史开倒车，绝非易事。他知晓中国几千年的封建社会的思想政治理论基础是孔子学说，要为复辟帝制开路，必须抬出孔子。于是在他的授意下，全国掀起一股尊孔的逆流，他还亲率文武百官钻进文庙，窜到天坛，吹吹打打，祭天祀孔，演出了丑态百出的“尊孔”闹剧。接着他指使他的党徒千方百计捏造所谓拥护帝制的“民意”，组织“筹安会”和各色“请愿团”，导演了“国民代表大会”举行国体投票的丑剧，还拉了一帮人接连给他上什么“请愿书”和“推戴书”。正当他紧锣密鼓得意洋洋闹腾复辟帝制的闹剧时，世界上发生了惊天动地的大事。1914年6月28日，奥匈帝国皇储斐迪南在巴尔干半岛塞尔维亚首都萨拉热窝遭刺身亡，7月28日，奥对塞宣战，随后，德国、土耳其、保加利亚等国参战，与奥结成同盟国，与此同时，法、美、俄、英等国先后参战，结为协约国，仅3个月，奥塞冲突发展成为第一次世界大战。战火很快由欧洲漫延到亚洲。1914年8月，日本趁英、美等国忙于欧洲战事无暇东顾的时机，以对德宣战为名出兵中国山东，攻占青岛并控制了胶济铁路，取代了德国从清政府获得的在山东的特殊地位。一心想当中国皇帝的袁世凯很希望西方列强支持和帮助他在中国恢复帝制，但英、美各国驻北京公使出于他们本国的利益考虑明确表态不予支持，于是袁世凯只好乞求日本政府。日本自15世纪以来就有侵占整个中国的野心，于是趁机于1915年1月令日本驻华公使日置益当面向袁世凯提出签订旨在灭亡中国的“二十一条”，以换取日本政府对袁世凯在中国复辟帝制的支持。“二十一条”全文共五号，前四号包括把德国在山东所掠夺的权力移让给日本，增加日本在山东的新权利，授予日本在南满洲和东蒙古的土地租借权或所有权、居住权、工商经营权、建筑铁路和开采矿山的独占权，把中国独办的汉冶萍公司改为中日合办，中国沿海港、湾、岛屿概不让予第三国等条款。第五号所列款项是日本政府要求攫取统治中国的政治、财政、警察、军事的大权并欲攫取湖北、江西和广东之间的重要铁路建筑权。袁世凯急于当皇帝，急于取得日本的支持，即派外交总长陆征祥、次长曹汝霖与日本代表秘密谈判。5月7日，穷凶极恶的日本政府向袁世凯政府提出了最后通牒，限定48小时内答复，否则一切后果由袁世凯政府承担。5月9日，袁世凯为了一己私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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