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源的记载，其中郦道元的《水经·渭水注》记载较为详细：“鱼池水出骊山东，本
导源东流。后始皇葬山北，水过而曲行，东注北转。始皇造陵取土，其地淤深，水
积成池，渭之鱼池也。”这段记载告知后人，骊山的泉水本来是向北流动的，因秦
始皇建陵筑起长堤，泉水才折北向东。至今在陵南约3　公里处还有一段长约1500　　
米，高近10　　米的长堤残迹。同时记载还说明秦陵用土取之鱼池。至今在始皇陵以
北约1。5　公里的鱼池村南尚有一大坑，其容积超过秦陵封土的体积。

　　　　1982　　年5　月，地质工作者再次来到秦始皇陵，并特意从鱼池村坑中取土化验，
其结果表明鱼池坑中的土壤含汞量仅为平均35ppb　，比秦陵封土的含汞量平均值约
低8　倍。如果郦道元的记载无误，这说明鱼池村坑中的土壤原来含汞量微乎其微，
运到秦陵之后才发生了巨大变化。这种变化表明是来自秦陵地宫内水银挥发所致的
结果。以此类推，司马迁在《史记》中记述的秦始皇陵地宫“以水银为百川江河大
海，机相灌输”是可信的。

　　　　既然司马迁的历史记载是可信的，那么，从已测知秦始皇陵的强汞范围是12000　
平方米来看，如果按有的学者根据有关资料把储汞的厚度暂以10厘米来计算的话，
则墓穴内水银藏量的体积应为12　　亿立方厘米。据现代科学提供的依据，汞在20℃
时的密度是13。546　　克/　立方厘米。那么，始皇陵内原来藏有水银的理论数字应为
16255。2　吨。因为陵内是”以水银为百川、江河、大海”的，要流动起来当然就不
是平铺地倾入墓底。如按已掌握的汞藏量和现代汞的生产能力，估计陵墓内储有水
银应是100　吨左右，如果这个数字能够成立，再由丹砂炼汞的比率（86。26　％）推
算，始皇陵内的巨量水银需由约115。928　吨丹砂提炼而成。聪明的中国古代炼丹家，
很早就发明了用石榴罐加热使硫化汞分解而得到水银的方法。这个生产过程用现代
的化学分子式列出便是：

　　　　2HgS　　十302　→2HgO　　十2SO2↑

　　　　2HgO→2Hg　十O2↑

　　　　秦始皇陵地宫内储有100　吨水银，这在今天的人类看来，似乎是个难以置信的
数字。假设这个事实成立，用什么方法或证据来加以证实呢？或许，只有从有关的
文献记载和始皇陵区附近的汞矿等方面来考察更合乎逻辑。

　　　　司马迁在《史记·货殖列传》中曾说过：“巴蜀寡妇清，其先得丹穴，擅其利
数世，家颇不赀。”从此记载的补充“徐广曰：涪陵出丹”来看，这里应指今天的
四川彭水县。《新唐书·地理志》载：“溱州土贡丹砂。”溱州便是今天的四川綦
江县。另据地理资料知，酉阳县也有产汞的历史。由此可见，在今天的四川东南彭
水、綦江和西阳地区构成了一个产丹砂的三角带，而在这个三角带中，又以彭水产
丹的历史为最早，时间也最长。实际上，与之毗邻的贵州省的汞的储量、产量目前
居全国之首，其中与四川彭水三角区不远的铜仁、德江、思南、桐梓等县也早有盛
产朱砂、水银的记载，而这些地方发现和开采的历史不晚于川东南三角带，或者更
早些。

　　　　另据《宋史·食货志》载：“水银产秦、阶、商、凤四州，有四场。”又“朱
砂产商、宜二州，富顺监有三场。”今天的山阳县，自唐以后属商州，在县西南金
钱河上游的西坡岭、丁家山、石家山有汞锑矿，至今仍在开采。

　　　　而《元和郡县志》曾说：“兴州（今略阳县）开元贡朱砂”、“长举县（今略
阳县西北）接溪山在县西北五十三里，出朱砂，百姓采之”，历代不绝。

　　　　再据《明一统志》载：洵阳县“水银山在县东北二百四十里。山出水银朱砂，
有洞”。经现代地质部门勘探，在公馆和竹筒两乡相接的大小青铜沟一带，竟是一
处长达百余里的特大汞锑矿床，定名“公馆汞矿”，其藏量居西北地区之首，列全
国第三位。据古矿洞中采集到的遗物判断，其开采的历史可远溯到汉代之前。

　　　　从以上记载可以看出，巴蜀寡妇清之所以载之于《史记》，正是她家数世开办
汞矿致富而又适应了秦始皇对汞的需要，至于洵阳、山阳、略阳等县采汞的上限年
代虽不能确证始于秦代，但通过政权力量和专制手段迫使全国交献的事实未必都详
录在案。所以，就不能排除地处秦地、采运均称便宜的这些地方采汞的可能性。因
为由公馆到两河关（乾河同旬河交汇处），可溯旬河水运到宁陕，后沿子午道抵达
长安，再转秦陵，全程不足300　公里。由山阳到商州，本来有一条古道相通，再走
武关道，直驱秦陵，也不过230　余公里。至于远在巴蜀的丹砂和水银，当是跨长江、
溯嘉陵江而上，沿米仓道或金牛道越过巴山，经汉水，再通过褒斜道、傥骆道或子
午道这些“千里栈道”，源源不断地运到关中的。

　　　　从汞的产地和运输航线看，始皇陵内有100　吨水银似是可能。但既然“以水银
为百川、江河、大海。”就必有川、河、海的流动，至少当初的设计者是这样构想
的。那么，这些水银形成的江河湖海又是如何流动的呢？如果仔细研究一下《史记
》中“机相灌输”和《汉书》中“机械之变”的记载，对这千古之谜似应有所悟。
在古代“机”的含义只能指机械，而同近现代以热能和电能为动力的机械、机器却
毫不相干。“灌输”当是流灌输送的意思。

　　　　而“相”字在这句话里却至关重要，它把“机”同“输”两者联系了起来，由
机械推动水银流动，再用“灌输”的力量反过来又推动机械运动。如此往复不已，
以期达到水银流动不辍。然而，这种构想应该算是设计者或建造者的一厢情愿，因
为根据能量守恒和转化的科学原理，任何不消耗能量以求作功的想法都是不现实的。
事实证明，这种努力也只能是无法实现的徒劳。由此推知，始皇陵内的“水银河”
是无法也不可能长期流动的，它只能在机械的推动下缓缓地“流动”一段时间，然
后进入枯竭状态。遗憾的是，今天的人类尚不能确切地详知创造以水银为江河大海
流动的壮举，使用的是怎样一种神奇的机械。

　　　　当然，秦始皇地宫内以水银为“江河大海”的神奇造诣，其真实用意恐怕还不
是主要象征气势恢宏的大自然景观。如同吴王阖闾、田齐桓公午墓中以“水银为池”
一样，我们有理由认为这样做的一个重要目的是为了防盗。

　　　　历史的经验提醒人们：“自古及今，未有不亡之国也；无不亡之国者，是无不
掘之墓也”（《安死》）。由于水银的熔点是…38。87℃，即是在常温下的液态也极
易挥发，而汞本身是剧毒类药物，人一旦吸入浓度汞气，即可导致精神失常、肌肉
震颤而瘫痪，以至死亡。墓中“以水银为池”，便可扩大汞的蒸气挥发层面，使毒
气发挥更大的作用。秦始皇墓内用“机相灌输”的方法来搅动水银，不但使摹拟的
江河“奔腾”起来，而且弥漫在墓内的高浓度汞蒸汽，可使入葬的尸体和随葬的物
品长久保持不腐，更重要的是还可毒死胆敢进入地宫的盗墓者。

　　　　始皇陵地宫的形状已经推断而出，那么这位千古一帝的棺椁又是个什么样子？

　　　　自兵马俑被当地农民发现之后，随着考古发掘的进展，对于兵马俑和秦始皇陵
的研究者越来越多。七十年代中期，在美国出版的《国家地理》杂志上，插图作者
杨先民先生在图中曾根据科学推测，把秦陵地宫中装载棺椁的龙舟放置在以水银聚
成的河流中间。对于这幅插图，有研究者认为，水银河穿绕于摹拟宫殿的椁室及山
岳之间是有根据的，这从测得的汞异常区正当陵冢中心部位即可印证。但这幅插图
也自有它的不足和失误，其重要的一点便是把史书上记载的“游馆”当成了“游移
之棺”，而这个失误所依据的历史记载就是《汉书》上的“石椁为游馆”的说法。
在《史记》中，司马迁在谈到秦始皇陵地宫时，只是谨慎他说过“下铜而致椁”，
并且是放在“穿三泉”之后叙述的。由此可见这是施工程序中两个先后相接的步骤。
这里的下应是投入、投放的意思；致，应作达到来讲。当中国历史发展到春秋战国
时期，随着生产力的发展、工艺技术的进步，棺椁之制作则趋华丽奢靡。从已出土
的曾侯乙墓的椁室来看，其室是用380　立方米的木材垒成，其主棺为两层的套棺制，
并制作得十分考究。“外棺”的四周和上下两面用22　　根重达3200公斤的铜材构成
框架，再嵌以木板，拼成完整的棺身、底和盖。如果按曾侯乙墓的规模推测，秦始
皇陵地宫中的椁也应是采取了同曾侯乙墓中外棺相似的作法，不同的是椁比棺的规
模更大、装饰更为华丽罢了。历史兼地理学家郦道元把这种做法称作“以铜为椁”，
似能说得过去。

　　　　在此之前的《史记》和《水经注》都称作“下铜致椁”或“以铜为椁”，而《
汉书》却偏称“石椁为游馆”，这岂不是一对大的矛盾？

　　　　如果班固的《汉书》有些道理，我们只能这样认为，前者说的是主椁，后者指
的是椁室。从已出土的曾侯乙墓看，椁室的内部隔成北、中、东、西，各作长方形
的四室。东室是放置墓主人之棺的主椁，即“正藏椁”，其它各室均属“外藏椁”，
中椁放礼乐器，西椁殉人，北椁置车马器和兵器。以此推测下来，秦始皇陵地宫的
“正藏椁”很可能就是所谓“以铜为椁”，而“外藏椁”的各室彼此相连又同各侧
室相通，如果这个格局能够成立，便构成了回环往来的趋势，从而也就自然地构成
了优游之棺。也正因为椁室用石砌筑周壁，同挖墓室时“塞以文石”的做法一致，
所以，这种椁室就被班固在《汉书》中演义成“石椁为游馆”。

　　　　关于古代的陵墓，大多有脂烛长明，弩戎不虞的传说，这些传说为本来就阴森
神秘的陵墓又增添了一份恐怖。至于气魄恢宏、历史悠久的秦始皇陵地宫，人们对
这种传说更是深信不疑。史学家司马迁在《史记》中曾有始皇陵中有“人鱼膏为烛”
的记载。所谓“人鱼”应指今天人们常说的“娃娃鱼”或“山椒鱼”。这种鱼在今
天中国的许多地方仍有分布，但数量却不是很多，因而已列入珍奇动物的保护范围。

　　　　“人鱼膏”在很多典籍中都写作“人膏”、“鱼膏”，这很可能是流传中的笔
误。在古籍上常有用■鱼、人鱼、孩儿鱼、鲩讷来代表“娃娃鱼”的，其学名叫
“大鲵”。据历史学家、考古学家王学理先生的研究，鲵的另一种解释便是“雌性
的鲸鱼”。他在研究中指出，由于鲸鱼属于大型水栖类哺乳动物，体长、肉美、脂
肪多，用其脂膏点灯便有了经济的意义。当年秦始皇在东海令人以连弩射杀过的大
鱼便是鲸。有的科学家曾作过这样有趣的推算：用鲸脑油制成的蜡烛，一支的燃烧
值是7。78　　克/　时，一立方米的鲸油可以燃烧五千天，秦代人之所以用“人鱼膏”
作烛，大概是利用了耗油少、燃点低、不易灭的这一特性，用作照明相对可以保持
持久。但从已出土的北京十三陵明定陵地宫中的“长明灯”来看，在陵墓中要做到
“人鱼膏为烛，度不灭者久之”，显然是不可能的，因为一旦隔绝了空气，燃烧也
就成为泡影。

　　　　想来秦始皇地宫中的“长明灯”，也早已熄灭若干个世纪了。

　　　　如果打开秦陵地宫，其间安装的弩弓是否还能发生作用，这同样是研究者和好
奇者感兴趣的课题。秦始皇陵内安装的弩弓到底是怎样的一种情形，现在尚无确切
的定论。但就秦俑坑出土的弩弓来看，其弓干和弩臂均较长，材质可能是南山之
“柘”（山桑），当是性能良好的劲弩。据考古学家王学理先生估计，这种弩弓的
射程当大于六百步（合今831。6　米），张力也当超过十二石（合今738　斤）。这样
远射程、大张力的劲弩，单靠人的臂力拉开恐怕是困难的，只有采用“蹶张”才能
奏效。如果把装有箭矢的弩一个个连接起来，通过机发使之丛射或是连发，就可达
到无人操作、自行警戒的目的。

　　　　这种“机弩矢”实际上就是“暗弩”。因为秦始皇陵内藏有大量珍奇异宝，为
了防盗，就在墓门内、通道口等处安置上这种触发性的武器，一旦有盗墓者进入墓
穴，就会碰上连接弩弓板机的绊索，遭到猛烈的射击。这一做法，被以后汉唐陵墓
所继承，有些史书也详尽地记载了这一事实。据《录异记》载：唐僖宗末年，一个
盗墓贼被凤翔府官差抓获，当府曹李道审问时，盗墓贼说他“为盗三十年，咸阳之
北，歧山之东，陵城之外，古冢皆发”。但有一次，在掘一古冢时，“石门刚启，
箭出如雨，射杀数人。……投石其中，每投，箭辄出。投十余石，箭不复发，因列
炬而入。至开第二重门，有木人数十，张目运剑，又伤数人。复进，南壁有大漆棺，
悬以铁索，其下金玉珠现堆积，众惧，未即掠之，棺两角忽飒飒风起，有沙迸扑人
面，须臾风甚，沙出如注，遂没至膝，众惊恐走。比出，门已塞矣。后人复为沙埋
死。”由这段记载中可以看出，这个盗墓贼可谓是死里逃生，无怪乎他对府曹李道
说：此次不被捉捕，也打算今生“誓不发冢”了。

　　　　拨开历史的迷雾

　　　　关于秦始皇陵墓的规模、规格及地宫的形制，已经推测出来，人们在惊叹这座
恢宏庞大的陵墓之时，也不免对地宫内奇珍异宝的存与毁多了几分担心和猜测。千
百年来，无论是官方还是民间，都一直流传着始皇陵被几番盗掘的不详之语，更有
牧羊儿火烧地宫棺椁的说法。现在，流传中的盗墓者和那个牧羊的小孩已不能寻觅，
只有关于这些故事的历史记载还残存人间。透过这些略带霉味的文字，我们似乎能
看到如果按史书记载看，秦始皇陵显然是遭到了大规模的盗掘和破坏，而盗掘和破
坏者竟是在中国历史上三个鼎鼎大名的人物，这便是西楚霸王项羽、五胡十六国时
期后赵国君石季龙（石虎）及唐末农民起义领袖黄巢。若再加上西汉末年农民军在
盗掘中“销椁取铜”和牧羊的小儿进入盗洞求羊而失火烧棺，算起来先后经历了五
次大洗劫。从这五次大洗劫的记载来看，陵墓内的奇珍异宝早已荡然无存了。那么，
这些史料记载和民间流传的故事，是否都是可信的？秦陵地宫真的被盗一空了吗？
知名考古学家王学理在研究后指出：

　　　　从这些记载中不难看出，越是随着记载时间的推延，叙说破坏的内容就不断增
加，而且所叙各事又多有牴牾之处。最早的司马迁在《史记》中只说了”掘始皇冢，
私收其财物”的话，况且还是引用的刘邦和项羽在阵前对骂中的语句。不想过了一
百八十多年之后，在班固的《汉书》中，却出现了“羊入其凿”、“火烧其藏椁”
又“燔其宫室营宇，往者咸见其掘”的语句。又经四百多年，地理学家郦道元在班
固的基础上大加发挥演义，直至出现了项羽对始皇陵大加盗掘焚烧和牧羊童火烧地
宫的具体细节。至于以后的史书作者，对始皇陵的毁与盗的问题上，更是百般演义，
直至把石虎、黄巢等人加了进去方才罢休。而袁枚在《始皇陵咏》一诗中，对史书
中提到的几个人物不但未作半点怀疑，反而指名道姓，言之凿凿，并对始皇陵的遭
遇作出了“骊山之徒一火焚，犁耙牴杆来纷纷。珠襦玉匣取已尽，至今空卧牛羊群。”
的结论。由于班固、郦道元、袁枚等人的历史影响和在文史领域里的地位，千百年
来，人们对这些记载深信不疑，只是到了今天，在掌握了大量的考古资料之后，人
们才对这些历史加以怀疑并深究起来。

　　　　前面已经提过，司马迁在《史记》记载的关于项羽盗掘始皇陵的史实，只是引
用刘邦在两军阵前责骂项羽的话，没有直接去写项羽云云。如果刘邦指责项羽盗掘
陵墓一事属于事实，那么这应该算作一桩重大的历史事件。但这样的历史事件却没
有分别载入《秦始皇本记》和《项羽本纪》之中。即便是《秦始皇本记》不载而在
《项羽本记》里是非记载不可的，但遗憾的是在其中却找不到一点蛛丝马迹。这是
司马迁的遗漏？还是有不便称说之处？两种疑问似乎都难以成立。因为司马迁是一
个被公认的秉笔直书的史学家，极少奉迎趋势之作，只要看一下他对始皇陵地宫的
结构及其陈设清楚的记述，就不难发现其材料来源定有所本，绝非随意杜撰。假如
司马迁所处的西汉皇宫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