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叶剑英在关键时刻-第5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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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发奎返九江后，立即召集黄琪翔、朱晖日、叶剑英等高级军官开会，大发雷霆，指责叶挺、贺龙公然叛变，于公谊私情，均不可谅解。朱晖日等主张立即派兵追击。叶剑英感到事态严重，如果听任张发奎追击起义军，其后果不堪设想。他从维护起义军的立场出发，决定陈述利害，力阻不追。
他沉着冷静从分析面临的战局说起，讲出一番道理：“总指挥早就想南下广东，重举总理革命义旗，目前正是时机。原来盘踞在广州的陈铭枢虽与李济深对立，但他的部队如今已退回潮汕，广东仍是李济深的天下。我们原想去广东，李济深是反对的，现在我们放叶、贺的队伍到广东去，李济深招架不住，必然来请我们回广东相助，此时我军便可打起援师义旗，直趋广州。这样比跟着贺、叶屁股打，两败俱伤，要胜一筹。假若在此尾追叶、贺，徒耗兵力，别说不一定赶上他们，即使捉获，而我等仍无立足之地，对革命何益？”
张发奎觉得叶剑英对局势的分析颇有道理。而他要尾追，并非出于本心，本来也是想借机南下广东，扩充实力，别有所图。再者，贺、叶参加南昌起义，使他的二方面军损失过半。自知靠尚存的一万余兵力来对付贺、叶的两万多“叛军”，难操胜券。因此，他采纳叶剑英的意见，公开表示放弃尾追贺、叶的计划。
张发奎怕有通共之嫌，又虚张声势，派兵追赶起义军，以敷衍武汉政府。直到8月5日，才电告武汉政府，谓“奉令追剿，已经星夜分途出发，现先头部队将抵南昌”。实际上，追抵南昌后，又拖延时日，待贺、叶部队进兵临川、宜黄时，才派兵追赶。后来张的“追兵”，与起义军又“嗣忽分途”，改向南雄，出现一种奇妙的“追而又舍”的局面。其实，这正是叶剑英向张献计的结果。这样，就使南昌起义军摆脱了一部追兵，从而迅速打开南进通路，直下潮梅，与彭湃的农民军汇合，保存了部分革命武装。
当时革命武装中有一支由武汉中央军校改名的第二方面军军官教导团，有一百多名没有暴露身份的共产党员。全团编成三个营，炮、工、辎重、警卫各一连，以及一个女生队。军校女生大队三百多名同学在改编时，被迫遣散，但是有三十几个人坚持不走，被编入教导团。全团的教育、行政，均由中国国民党部领导，而这个党部实际上为中共地下党组织所掌握。团党部执行委员和各连（队）党部执行委员，多是中共地下党员。
南昌起义后的8月4日，教导团师生乘船队抵达九江。此时，团长谢婴白不想兼该团团长，叶剑英便“毛遂自荐”，请示张发奎，后来正式任命他为第二方面军第四军军官教导团团长。
不久，叶剑英率教导团随四军进抵南昌。
8月中旬，第四军冒暑南进。
叶剑英又率领教导团沿着赣江到珠江的路线，开始了千里跋涉。
这支队伍出发前，由于叶剑英亲手制定了规章制度，一路之上，井然有序，纪律严明。每到一个地方宿营，学员们总是向群众宣传革命主张，与民为善，受到群众爱戴。
教导团经过吉安、万安小驻，于9月中旬，到达赣州，进行休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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蒋介石叛变革命（5）
这时，叶剑英一度因公离开赣州。就在此期间，教导团中的“工农革命同志会”因研究讨论“南昌起义的意义”问题，被国民党右派“孙文主义学会”分子告密，再次被缴械。
叶剑英回来后，得知这一情况，立即出面交涉，向第四军军长黄琪翔详细讲述了自己的看法：教导团已几经整肃，是可靠的，决无暴动之举。此次事件纯属坏分子诬告，这是有预谋的，妄图搞垮教导团，如果轻信谣言，同意收缴教导团的枪支，岂不分裂四军，危害革命，中了坏人的奸计？黄琪翔听了叶剑英的话，又将枪支发还教导团，但每支枪只配给五发子弹。
教导团告别赣州，向西南方向挺进。
不久，进驻广东南雄。这里土匪成窝。叶剑英又抓紧政治整训和军事操练，提高全团的战斗力。
当全团还在南雄休整操练时，传来了南昌起义军在潮汕地区遭受挫折的消息，一些学员心情沉重，又产生了消极情绪，对革命失去信心。叶剑英又向他们耐心细致地做思想工作，指出，胜败乃兵家常事。起义军开始总是弱小的，但可以由弱变强，最后取得胜利，鼓励大家继续南下。
在教导团千里行军中，叶剑英既当领导人，又当保护人，既抓思想，又抓训练，把行军路变成了大课堂，为党精心培育这支武装力量。叶剑英一手带出来的第四军教导团后来成了广州起义的主力军。他回忆教导团成长壮大的艰险历程说：“教导团是很好的队伍。到海陆丰，一个兵就是一个兵，如果调到湖南，一个兵可以当一个连长。后来到江西时，毛主席知道教导团的情况后说，呀！可惜了，一千多人，到这里来就好了。”
不在“敌人的屁股上暴动”， 要到“敌人心脏里暴动”
正在教导团南下行军的途中，中国共产党内发生了一件大事，那就是党中央在武汉召开了“八七会议”。会议总结大革命失败的经验教训，讨论国共两党关系、土地革命、武装斗争等问题，坚决纠正了以陈独秀为代表的右倾投降主义，确定实行土地革命和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总方针。
八七会议期间，担任国民革命军二方面军第四军参谋长兼教导团长的叶剑英，正在率领教导团南下行军途中。一直到会议结束，他和教导团的党员同志仍在边远的崎岖山路上艰苦行军，未能听到正式传达，只是听到一些传闻。过一段时间才听到会议号召武装暴动的确切消息。
关于如何暴动，这里要回头补叙一下叶剑英在教导团的一段经历。
那是8月下旬，叶剑英利用队伍在吉安小驻的机会，对前一段的行军进行检查总结。
在总结会上，叶剑英向全团师生作了一次重要讲话。他说：“轰轰烈烈的大革命，由于蒋介石、汪精卫相继叛变，投降帝国主义、封建主义而失败了，大批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被屠杀，但是革命者并没有被他们杀绝，而是埋葬了同志们的尸体，又站起来了，走出来了。”接着，他讲道：“同学们，我们决不屈服，决不灰心丧气，要继续战斗下去！但是到哪里去呢？目的地就是广州。我们要到那里立住脚跟，发动群众，积蓄力量，准备第二次北伐，打倒新旧军阀，建立新中国！”同学们报以热烈的掌声。
打回广州，再次北伐，建立新中国。这个革命思想，自从大革命失败以后，就在叶剑英的脑海里萦回，并且默默地为实现它而奋斗着。今天，他第一次向全团师生宣布了这个想法，得到了大家的拥护，更坚定了他的革命信心。
在南行的路上，叶剑英向大家反复讲解这次南下广东，具有非常重要的战略意义，要随时准备投入战斗。
但是，怎样去战斗，到哪里去战斗？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理解，存在着分歧。队伍进驻万安，在这个水乡小镇上，团党部开会发生了一场争论。团党部书记唐维和王侃予、李仁一等开会，邀请叶剑英列席。这是他第一次在教导团参加党的会议。会议在一所隐蔽的小屋里紧张地进行着。当讲到举行暴动问题时，王侃予和李仁一都提出在万安就地暴动，唐维不赞成。党部就要作出决议，唐维以询问的眼光看着叶剑英。
蒋介石叛变革命（6）
要不要在万安暴动？眼前摆着这个难题。叶剑英明明白白不同意，但想到自己是个###员，又不是委员，面临着三对一的少数，不便于骤然否定多数的意见，于是以探询的口气问道：“暴动可以，但暴动后怎么办？”
“二十六师有两条船的枪支弹药在这附近，我们劫了，再去找贺龙、叶挺！”三个人十分有把握地回答。
“可是现在我们还不知道这两位起义将领在哪里呀！”叶剑英这时正式发表了自己的意见。他说：“我不是不主张暴动，问题是在哪里暴动，什么时机暴动。我的意见是暂时不在这里暴动，等打到广州再暴动。”
接着，他先摆开了大革命失败后的形势，分析在万安暴动的不利条件和到广州暴动的有利条件，认为目前南昌起义军已经南下，联系不上，在这里暴动孤立无援，没有胜利把握，即或是成功了，搞到一两船枪支，也只能跟着敌人屁股打，南方的敌人反咬一口，北方的敌人卡住脖子，我们就完了；而到广州举行暴动，情形就完全不一样了，那里是北伐的策源地，我们党刚刚领导举行过省港大罢工，素有革命传统，群众基础既坚实又雄厚；更重要的，那里是全国著名的大城市，南方港口，帝国主义和封建势力的老巢，如果在那里暴动成功，就会像一把钢刀插在敌人的心脏上，震惊中外，给在南京的蒋介石以沉重的打击，造成很大的政治影响；还有一点，南昌起义军已先我去广东，我们到了广州可以携起手来，内外策应，胜可以守，败可以走，只要准备充分，指挥若定，成功是有希望的。最后，他坚定地说：“我们无论如何不能在敌人的屁股上暴动，勇敢的人要大胆地插向广州，到敌人的心脏里暴动！”
他的这一番道理，说得精辟透彻，同志们听了以后心悦诚服，放弃了原来要在万安暴动的想法。
“到敌人心脏里暴动”，这个思想符合当时党中央和广东省委组织武装暴动的思路，很快成为教导团南下暴动的战略方针。
为了实现“到敌人心脏里暴动”这个战略方针，叶剑英率教导团从万安、赣州到南雄后，征得党组织的同意，决定离开教导团，先去广州。
为慎重起见，他先派党员李仁一到广州打听一下情况，等李到那里回了电报以后，才只身前往。临走以前，召开了全团连以上军官会议，要求各营连继续抓紧军政训练，整顿军容风纪，按时早操上课，恢复早晚点名、外出请销假等制度，并指示各伙食单位的经济委员会清算账目，向全体人员公布，改善部队生活，防止贪污行为。他对大家说：“我们团是军官教导团，是培育军事人才的，我们要挑起革命重担，在第四军中处处起表率作用。”
利用敌人矛盾，巧使“调虎离山”计
叶剑英带着党组织的嘱托，只身离开南雄，一路风尘仆仆，于九月底来到广州。
被称为南方革命根据地的广州，在蒋介石叛变革命后，国民党反动派在这里发动了“四一五”政变。军阀李济深，不但掌握着军事实权，而且担任着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广州分会的主席和广东省政府主席。但他的日子并不好过。共产党人被迫转入地下，仍然坚持着斗争。特别是“八一”南昌起义消息传来，更加振奋了广大工人群众的革命情绪。起义军离开南昌，以破竹之势沿赣江以东地区南下，向广东潮梅进攻，使李济深措手不及，急急忙忙调兵遣将去潮汕增援。广州几乎成为没有防守力量的空城。
此时，窜居香港的张发奎也早已来到广州。他密切注视着南方战局，等待李济深与南昌起义军作战消耗之后，一举消除异己部队，掌握广东政权。
叶剑英就是在张发奎雄心勃勃、欲掌握大权的情况下回到他的身边的。张发奎自然欢迎。但是，却遭到四军一些高级军官如陈可钰、薛岳等人的反对。陈可钰找到张发奎先讲了一通蒋介石如何器重叶剑英，结果叶还反蒋的往事，说：“这个人靠不住，不能叫他留在广州！”
蒋介石叛变革命（7）
张发奎说：“反蒋？！我也反！那时的蒋介石，就应该反！你们不让他回来，我就让他请假，去德国。”
叶剑英来见，张发奎开口就问：“老叶，你回来了，可陈可钰、薛岳都反对，你看怎么办？”
叶剑英试探着说：“送我去外国学习吧！”
张发奎当然不让他走，要他先打个报告，领下留学金再说。叶剑英打了个要求留德的报告，很快就批下万块大洋。他又找到张发奎故意问是否就走，张说：“不要走！你不是早答应我回广州搞根据地吗？我俩一起干，干到一定时候一起走，你先把钱存在银行里！”
其实，叶剑英一心想着党，想着在广州敌人心脏里搞暴动，根本没有准备走。于是他接过张发奎的话，顺水推舟，留了下来，继续担任第四军的参谋长，但从此更加谨言慎行，警惕细心，表面上优哉游哉，实际上却在加紧从事党的地下工作。
为了秘密地开展起义准备工作，叶剑英按照接头的时间、地点和信号，首先找到了地下党负责人之一黄锦辉。叶剑英与黄锦辉秘密接上头，向他汇报了教导团随军南下和此次单独来穗的工作情况，以及准备参加广州暴动的设想。
黄锦辉听完以后，肯定了他的工作，向他介绍了广州的革命形势，传达了中央和广东省委最近一个时期的指示和工作部署。9月，中共中央已明确指示要发动广州起义，并且指出，当前的任务是利用两派军阀之间的矛盾，积极做起义的准备，要纠正过去消极等待贺龙、叶挺南下部队配合起义的思想。他代表党组织，交代叶剑英首先要站稳脚跟，要在张发奎的第四军立住脚，掌握敌军动态；其次，加强对教导团的控制，事先准备好暴动的武装；第三，利用敌人的矛盾，分化削弱敌人力量，壮大革命力量。最后一再叮咛：对张发奎不能抱幻想，要提高警惕，处处格外小心，不能露出马脚。
叶剑英了解了党的意图，眼前好像拨亮了一盏灯，心情异常欢畅。不久，南昌起义军在国民党反动派疯狂反扑的情况下，撤出了汕头。周恩来、贺龙、叶挺等相继转往香港。广州地下党组织派叶剑英秘密前往香港，找到了广东省委委员恽代英，交换两地革命斗争的情况，了解到南方局和广东省委正在总结南昌起义部队主力在广东失败的教训，进一步商讨了举行广州起义的问题。叶剑英返回广州后，很快向黄锦辉作了汇报。
叶剑英同党接上头，并不断得到党的指示，全力以赴地投入了广州起义的准备工作。他在广州立稳脚跟之后，第一件事就是说服张发奎，把他苦心培育的教导团调进了广州。
为了避免某些人的疑忌，叶剑英有意辞去教导团团长的职务，建议由杨树淞代理团长。
教导团在中共广东省委领导下，加紧了起义前的准备工作。除扩大“工农兵革命同志会”、吸收了一百多个###员外，在“老团长”的授意下，还以加强训练为名，成立了一个“士兵训练委员会”，根据城市起义的特点，对各个连队侧重进行巷战中的攻击、射击、投弹、爆破、刺枪和夜战训练教育，并对全团的勤务、司号、炊事、饲养、看护等三百多人，按时进行军事、政治训练。学员们阅读了不少进步书籍，革命性越来越强。每天，黎明即起，晨光熹微，一队队的革命战士沿着先烈路朝沙河方向练习长跑，一直跑到黄花岗七十二烈士墓前才休息。学员们望着巍然肃穆的烈士墓碑，高唱起革命歌曲：“走！曙光在前，同志们奋斗！用我们刺刀和枪炮开自己的路……”
歌声激荡着每个战士的心弦，时刻准备迎接起义曙光的到来。
然而，等待教导团的是一场军阀战争。“势力使人争，嗣还自相戕”。张发奎、黄琪翔与李济深、黄绍■争夺广东政权愈演愈烈。
自从贺、叶南昌起义军在潮汕失败之后，黄绍■乘胜回归，代第八路军总指挥。李济深看到实力壮大，遂成立临时军事委员会，自己担任军委主席，企图改编并直接指挥第四军，取消张发奎的第二方面军的番号，统一军权；张发奎也不示弱，表面上声称要出洋，但暗地里召集军官会议签名“倒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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蒋介石叛变革命（8）
正当此时，被国民党南京政府排斥的汪精卫，如丧家之犬，急欲利用张发奎实力，赶走李济深。他迫不及待地跑来广州，到处发表演讲。
为了麻痹敌人，掩护自己，叶剑英奉命陪同张发奎、黄琪翔到教导团举行所谓“迎汪”大会。通过与汪、张的接触，进一步摸清了汪精卫的真实意图和汪、张之间的微妙关系。那时，汪精卫与张发奎正密谋要李济深去上海与蒋介石磋商大事，将其调开。叶剑英得知这一动态，便同张发奎商量，准备在李济深离开香港后，即动手解除其部队的武装。11月15日，汪精卫邀李同赴香港转航赴沪。第二天，李济深刚刚离开香港，黄琪翔在叶剑英协助下，以“护党”名义发动了“倒李”的政变。
张、黄“倒李”之战既起，17日凌晨，叶剑英即命教导团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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