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叶剑英在关键时刻-第31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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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9年元旦，叶剑英代表全国人大常委会正式发表了《告台湾###》，宣布了和平统一祖国的大政方针。这篇长达2 000多字的《告台湾###》，词真情挚，寓意深远，反映了全国各族人民的心愿，说出了包括台湾同胞在内的全国人民的心里话，也受到了海外侨胞国际上友好国家、进步人士的热烈欢迎。台湾各界的一些上层人物以各种方式对和谈统一表示了赞成的态度。台湾海峡逐步出现了和缓气氛。叶剑英以他政治家敏锐的洞察力及时地看到了这种和缓迹象。他和邓小平、党中央、人大常委会的同志多次分析形势，研究促进海峡两岸缓和的措施。
1981年9月30日，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三十二周年、辛亥革命七十周年前夕，叶剑英利用这个时机，向新华社记者发表了重要的谈话，进一步阐明台湾回归祖国、实现和平统一的九条方针。
叶剑英这篇谈话，高屋建瓴，气度恢宏，寓情于理，感人至深，在国内外引起了比《告台湾###》更为强烈的反响。台湾各阶层同胞在叶剑英提出的九条方针的影响下，形成强烈要求和谈、统一、与亲人团聚的声浪，有力地冲击了台湾当局“不接触、不谈判、不妥协”的堤防。在国际上，一些国家和进步舆论一致赞扬和支持叶剑英的谈话。
叶剑英关于九条方针的谈话，第一次提出了包括保留“台湾现行社会、经济制度不变，生活方式不变，与外国的经济、文化关系不变”等“三不变”的主张。由此“一国两制”的构想和政策也逐渐形成。邓小平在1982年1月11日接见海外朋友李耀基时说：“九条方针是以叶剑英委员长名义提出来的，实际上就是‘一个国家，两种制度’。两制是可以允许的，他们不要破坏大陆的制度，我们也不要破坏他那个制度。不只是台湾问题，还有香港问题。大体上也是这几条。”香港著名爱国民主人士、全国政协副主席霍英东说：“叶帅提出九条方针，比香港、澳门特别行政区的政策更加宽松一点，因为台湾可以保留军队，可以保留部分外交事务，等等，受到台湾各界人士和广大台胞的欢迎。”同年12月，五届人大五次会议通过的，由叶剑英制定的第四部《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的有关条款，为“一国两制”构想奠定了法律依据。此后，邓小平等其他党和国家领导人又多次对这一构想作过充分论述。1984年5月，“一国两制”作为中国的基本国策最终确立。“一国两制”的伟大构想，是祖国统一大业的坚固基石，也是中华民族对国际社会的重大贡献。
叶剑英在实现争取包括台湾在内的祖国统一大业中，不仅花费大量心血，参与研究、制定党和国家对台湾和港澳的方针政策，而且利用他长期做统战工作的有利条件，利用过去建立起来的各种关系，继续直接做这方面的工作，为贯彻执行九条方针，为实现和平统一祖国大业奋斗不息。他十分关注在台湾和海外的一些国民党军政界的熟人、朋友的情况。这些老朋友也很仰慕和敬重曾与国民党进步人士长期合作的叶剑英。他们从海外回国观光探亲时，都希望能见到他。叶剑英虽然年事已高，行动不便，但他认为这是统一祖国大业的重要工作，总是尽力满足来访者的要求。他多次在北京、上海、广州等地会见台湾和海外的故旧袍泽，话别往事，促膝谈心，加深友情。其中，比较著名的有原台湾民社党主席、“总统府”国策顾问蒋匀田、原国民党中央政府内务部次长李新俊等国民党军政要人，使他们备感祖国的温暖，愿为实现台湾回归祖国，完成和平统一大业做出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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粉碎“四人帮”后（15）
原国民党政府驻日本代表团团长商震，是国民党###之一，早年参加同盟会和辛亥革命。解放战争时期，因不满蒋介石打内战而辞职，留居日本，70年代初，多次回国访问，他每次回来，叶剑英都热情会见他并进行亲切交谈。1974年10月，商震第一次从日本回国参观访问时，叶剑英就对他说：“欢迎你到祖国来，叶落归根嘛。想回来的人，都可以劝他们回来看看，你是他们的带路人。‘山不厌高，水不厌深，周公吐哺，天下归心。’”商震对叶剑英说：“我早就想回国看看，希望在有生之年，为祖国做点事，争取立功。”叶剑英说：“你想立功，做点事，才回来，那不一定。能做多少就做多少。你对台湾有影响，这次回来震动很大，这就是一功。你有什么安排和打算，都可以给我们讲。几十年了，过去我们共同作战对付日本，是打日本的老战友。现在国家的情况，你看得很清楚。回来，可以把自己力量用在祖国建设上，你还有力量，要有一分热、发一分光。”商震完全赞同叶剑英的话。他利用自己的身份和各种关系，力所能及地做了一些工作。1976年，商震在日本病逝。此后，他的夫人安田作子和子女继承其遗志，关心祖国建设，经常回国访问。叶剑英同样热情地接待他们，并亲自督促有关部门，腾出了商震原在北京的住房，留给安田作子来北京时居住。安田作子对此十分感激。1982年深秋，她来到新疆的天池，在传说王母娘娘洗脚的地方，将双脚浸泡在世界最高湖的水里，双手合十，虔诚地祷告：“祝愿叶剑英委员长长寿。”她相信当地的一个美丽的传说：“王母娘娘洗脚地方洗脚时的心愿，总是能够实现的。”
曾任国民党广东省政府主席、第三战区副司令长官的李汉魂，在第一次国共合作时期同叶剑英一起在孙中山领导的军队中共过事。1981年5月，李汉魂和夫人吴菊芳女士以及他们的子女回国参观访问。他们提出要求，想见见叶剑英委员长。叶剑英欣然答应。5月31日下午，叶剑英在自己的住所热情地会见了李汉魂一家。他高兴地说：“你们远道而来，使人兴奋。我们几十年没见了，现在相会感到特别愉快，希望你们以后多来。”李汉魂对叶剑英说：“今天我和夫人带着子女特来拜访您，祝您健康长寿。”吴菊芳女士将他们全家的合影赠给叶剑英。叶剑英看着照片，高兴地说：“祝你们全家幸福。”
叶剑英从早年至晚年，近半个世纪，与台湾同胞和海外侨胞心心相印，坦诚相处。正如著名华联主席叶飞所说：“叶剑英视海外侨胞若兄弟，同胞视叶剑英若亲人。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他处在党和国家的重要领导岗位上，更加重视和关心海内外同胞的利益，经常过问和检查这方面的工作，发现问题，及时纠正，保证党的方针政策的落实。他得知著名广州暨南大学的校舍在“文化大革命”期间被非法占用，即要求占用单位限期搬出，使暨大得以重新开学。学校开学典礼时，他表示祝贺，并亲笔题写校名。全国选举五届人大代表时，叶剑英专门过问华侨代表名额问题。空军招考飞行员时，叶剑英又对空军负责人说，应当有华侨飞行员，可到华侨集中的一些农场去“招飞”。他到海南岛兴隆农场时，特别关心农场的文教卫生工作，指示解放军总医院为农场培养医务人员，时时处处把光明和温暖送到侨胞心田。对于台湾和海外人士亲属出国问题，他多次强调说：“过去出国申请抠得紧，现在愿意出去，可以出去的就出去，有些政策执行的不好，要立即纠正。他为全国归侨、侨眷、侨务工作者、《华声报》题词：“海内外同胞齐心协力振兴中华”；“发扬侨胞爱国爱乡的光荣传统”，对广大海内外同胞进行爱国主义教育。他积极支持和帮助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一军医大学在广州的附属南方医院办一个港澳同胞的病房，引进先进仪器和先进技术，加速学校现代化建设。南方医院港澳华侨病房从1979年开办时设置20张病床发展为具有数百张病床的惠侨楼，先后收治了70个国家和地区的万多名港澳同胞患者及境外患者。他们以精湛的医术、优良的服务和高尚的品德赢得了广泛的赞誉，惠侨楼被誉为“传播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窗口”，“卫生界的南京路上好八连”、“军中第一楼”、“军中特区”。1995年4月被中央军委授予荣誉称号，###、刘华清、张震等中央军委领导人为惠侨楼题词，以示嘉勉。惠侨楼的领导和医务工作者念念不忘叶剑英的功德，说：“惠侨楼能有今天，是靠叶帅给它开的‘出生证’，又扶持它成长起来。”
粉碎“四人帮”后（16）
台湾回归祖国、实现和平统一的九条方针，着眼于台湾，首先落实于解决香港问题。叶剑英对港澳一往情深。建国前，他至少有八次去过香港、澳门；建国后，对于港澳方面的工作，也十分关注，他不仅提出了许多有利于支持港澳的稳定与繁荣、有利于调动港澳同胞支援祖国建设积极性的重要意见，而且做了大量实际工作。1979年10月1日，他在接见港澳同胞、海外侨胞国庆代表团时说：“港澳应该成为台湾和大陆之间进行联系的一座桥梁，希望港澳同胞为祖国实现四个现代化做出自己的贡献。”1980年，叶剑英在北京和广东珠海两次会见澳门知名人士何贤和马万祺先生，并以《远望》诗集相赠。
原北伐军中号称“铁军”的第四军军长张发奎，曾是叶剑英的老上级，担任过国民革命军第二方面军总指挥，国民党第四战区司令长官等职。全国解放以后，张发奎滞留香港，对共产党存有成见和疑虑。叶剑英曾多次派人做张的工作，希望他回大陆定居，为国家建设做些事情，或者回来看一看，见面叙谈。然而，由于种种原因，张发奎没有回来。1980年3月，张发奎在香港病逝。叶剑英得知，不胜感慨，立即给张发奎的亲属发去唁电：“惊悉向华将军逝世，不胜哀悼。乡情旧谊，时所萦怀，特电致唁，尚希节哀。”这封唁电，使张发奎的亲属和许多海外人士深受感动。张的夫人刘景荣女士应邀多次来内地参观、访友、治病，她感激地说，我很敬佩叶“参座”，他不忘旧情，一直惦记着我们。
叶剑英多次会见何贤、霍英东、曾宪梓、包玉刚、马万祺、曾广淼等港澳知名人士，热情地同他们交谈，做了大量工作，争取他们为统一祖国和支援祖国建设事业出力。
叶剑英在港澳同胞中享有很高的威望。1983年5月21日，出席全国政协六届一次会议的部分港澳委员，专门到叶剑英的住所看望他，并带去了全体港澳委员给他的致敬信。信中说，半个世纪以来，您在解放祖国的斗争中，在祖国的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中，立下了不朽功勋。我们决心学习您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高尚品格和为革命鞠躬尽瘁的献身精神，为推进祖国的四化建设事业，实现祖国的大团结、大统一，贡献自己的力量。叶剑英对于信中那些赞扬他的话，很感不安。他听王匡委员宣读完致敬信后，谦虚地说：“我不敢当！”接着，他亲切地告诉大家：“现在我们国家正在完成祖国统一大业，进行四化建设。在这当中，同志们的作用是很大的。我希望你们努力工作，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和祖国统一大业而奋斗。”
1986年10月叶剑英逝世，港澳同胞和全国人民一样非常怀念他。马万祺先生悲痛欲绝，含泪赋七律以为祭：“惊闻叶帅驾归天，痛失元勋意黯然。赤胆忠心酬党国，鞠躬尽瘁效先贤，安邦定国传千载，厚德真诚载万年。有幸亲情垂四代，长江浪盼后推前。”马先生以“垂四代”的深厚情谊热爱叶帅，怀念叶帅。在叶帅诞辰一百周年之际，到北京出席###同志主持的纪念会。他深情地说：“叶帅，我怀念他，不单是我跟他个人，我家人我几代人跟他几代人的感情，而更重要的就是叶帅对我们祖国，对各族人民，对党的事业，忠心耿耿，大公无私，所以使得我非常钦佩！”马先生继承叶剑英实现祖国统一大业的遗愿，鞠躬尽瘁为港、澳、台早日回归祖国日夜操劳。可喜可贺的是，1997年，叶剑英百岁诞辰，香港终于回到祖国的怀抱。
主动让贤，举能退位，培养造就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接班人
英雄一代千秋业，敢说前贤愧后生。
应向青年寻后继，不拘一格莫嫌仇。
叶剑英这分别作于50年代、70年代的诗句反映了他长期以来荐贤举能、主动让贤的思想风格。到了晚年，特别粉碎“四人帮”以后，更其如此。
他非常重视并多次提出培养和造就革命接班人这个战略任务，使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事业永葆青春，后继有人。在三中全会前的中央工作会议的讲话中，他就把这个问题作为“一项十分重要的战略任务”提了出来，引起全党的重视。他鉴于林彪、“四人帮”篡党夺权的历史教训和建设现代化强国的需要，强调指出：“我们要十分注意培养革命事业的接班人。我们这些老干部、老同志，为了中国的革命事业，南征北战，度过了大半个世纪，现在，年岁都很大了。自然规律是违背不了的。革命事业总要后继有人。要造就和培养一大批革命事业的接班人，这是摆在我们全党、全国面前的一项十分重要的战略任务。我们要不断增添干部队伍中的新生力量，把他们选拔到各级领导岗位上来。这些干部要勇于坚持真理，修正错误，富于斗争精神，作风正派，光明正大，实事求是，敢讲真话，决不做那种投钻营、墙头草、两面倒式的人物。这些干部要能够发扬民主，勇于自我批评，善于团结同志，决不做那种高居于群众之上的官老爷。这些干部还要善于学习，思想解放，有革命的事业心，有科学态度和求实精神，有把我国建设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雄心壮志，决不做那种故步自封、无所作为的庸人。”他对革命接班人不仅提出了具体标准和要求，而且要求各级领导有“自知之明”“知人之明”，真正做到“知人善任，任人唯贤”。
粉碎“四人帮”后（17）
叶剑英不仅这样说，而且身体力行，主动退位让贤。1977年11月，他在广州松园宾馆赋诗一首：“四面青山列翠屏，松园终不老闲身。会当再奋十年斗，归读阴那梅水滨。”诗中表达了他早已萌生的退位之意。1979年，他鉴于党的马克思主义路线已重新确立，党中央的领导机构已趋健全，特别是年富力强的同志已挑起了重担，便给中央政治局常委逐个做工作，要求同意他退出中央的领导岗位，但中央仍希望他留在领导岗位上。1981年春节，他欣然命笔，写出“宏观代谢依新陈，接力华年一代兴”的诗句，以抒情明志。1982年5月，叶剑英在和几位中央领导人的一次谈话中，特别谈到三国时期蜀国在接班人问题上的教训。他说：“蜀国那时也有个干部接班的问题。‘蜀中无良将，廖化做先锋’。诸葛亮晚年，不放手选拔使用年轻的接班人。后来，诸葛亮很急，好容易发现姜维是个人才，让姜维做了接班人。蜀国人才的老化问题，接班问题，很值得我们借鉴。我们自从井冈山以来，五十多年了，多年征战的干部都老了，现在需要大力培养选拔接班人。”他还谈到，在干部选拔问题上要“知人善任”。诸葛亮的《前出师表》中说：“亲贤臣，远小人，此先汉所以兴隆也；亲小人，远贤臣，此后汉所以倾颓也。”诸葛亮总结了两汉四百多年兴衰的历史，归结为能否做到“知人善任”。我们要以历史为鉴，一定要把各级领导班子配备好，我们老年人就放心了。1982年9月，在党的十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叶剑英发言再次强调了这一问题，他说：“唐朝诗人李商隐曾经用‘雏风清于老风声’的诗句，称赞他的后辈的诗才。意思是说，后来者居上，年轻的会超过年老的。可以说，这是历史发展和社会进步的一个基本规律。希望新上来工作的年轻同志，同老同志亲密合作，挑起重担，奋勇前进。我今年八十五岁了，年老多病，做事已力不从心，从党的事业着想，我曾多次要求退出领导岗位。在中央没有决定我退出之前，当尽力而为，‘鞠躬尽瘁，死而后已’”。
党的十二大没有同意他退出领导岗位的要求，他服从党的决定，以“鞠躬尽瘁”的精神，顽强地为党事国事操心，还坚持到外地视察，解决四化建设中的问题。
但是，叶剑英退位让贤的愿望并未改变，而且越来越强烈。1983年2月，在他担任五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任期将满之际，他又写信给人大常委会，请求不再提名他为六届人大常委会委员长的候选人。五届人大常委会，考虑了他的身体状况，这一次同意了他的要求，并复信给他，表彰了他历史上为党为人民建立的丰功伟绩，高度评价了他担任人大常委会委员长期间的卓有成效的工作，直到1985年9月，党的十二届四中全会，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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