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叶剑英在关键时刻-第30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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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感到虽然道路艰难，但有着巨大的精神支柱。叶剑英时时在激励他们前进。
坚持依法治国，加强社会主义法制建设
1978年12月13日，在中央工作会闭幕会上的讲话中，叶剑英强调，为了建设现代化的社会主义强国，一定要加强社会主义法制。他对林彪、“四人帮”为所欲为，肆意“砸烂公、检、法”，践踏社会主义法制造成的恶果，深感沉痛。为了确实保障人民的民主权利，巩固我们的政权，他要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要立即着手研究修改制定民法、诉讼法、刑法、婚姻法和各种经济法等等，尽快完善我国的法制。他以全国人大委员长的名义，向大会保证说：“人大常委会如果不能尽快担负起制定法律、完善社会主义法制的责任，那人大常委会就是有名无实，有职无权，尸位素餐，而我这个人大常委委员长，就没有当好，我就愧对全党和全国人民。”
三中全会结束后，叶剑英就通过媒介大造舆论，大力进行宣传教育工作。1979年2月，叶剑英就法制建设问题专门向新华社记者发表了谈话。他说：“我们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总结了建国以来经济建设的教训。近30年来的实践证明，要使人们的国民经济高速度地稳定地向前发展，就要保持必要的社会政治安定。而为了持久地保持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就要充分发扬党内民主和人民民主，并要健全社会主义法制。”“只有在充分发扬民主的基础上，才能确立健全的社会主义法制，也只有认真贯彻执行社会主义法制，才能切实保障人民的民主权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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粉碎“四人帮”后（11）
叶剑英与记者谈话中提出了完善法制的一些根本指导思想：这种法律和制度必须具有稳定性、连续性，它们是人民制定的，代表社会主义和无产阶级专政的最高利益，人民必须遵守和执行；它们一定要有极大的权威，只有经过法律程序才能修改，绝不能以任何领导人个人的意志为转移；检察机关和法院一定要忠实于人民的利益，忠实于法律和制度，忠实于事实真相，一定要保持应有的独立性；一定要有一大批大无畏的不怕以身殉职的检察官，维护社会主义法制的尊严；一定要保持人民在自己的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不允许任何人有超越于法律之上的特权。
叶剑英以极大的精力投入了领导修改《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的工作。他亲任宪法修改委员会的主任委员，主持召开了宪法修改委员会首次会议，并在会上就修改宪法的基本指导思想和要求、方法等问题作了重要讲话。他提出，修改宪法应当在总结建国以来我国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经验的基础上进行。经过修改的宪法，应当反映并且有利于我国的社会主义政治制度、经济制度和文化制度的改革和完善。要坚持采取多种形式发动人民群众积极参加这项工作，做到“领导与群众相结合”、“本国经验与国际经验相结合”。他说，这是毛泽东同志领导制定1954年我国第一部宪法时总结的立宪经验。叶剑英的意见，得到宪法修改委员会全体同志的一致赞同和拥护。经过多年的反复修改、多次讨论，终于定稿，在1982年12月4日召开的五届人大五次会议上，全体人大代表以无记名投票方式，一致通过了由叶剑英委员长主持制定的第四部《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叶剑英以普通人大代表的身份，庄严地投了赞成票。他在大会闭幕式的讲话中，高度评价这部宪法说：“大会通过的新宪法，是建国以来最好的一部宪法，既总结了三十多年来正反两方面的经验，又集中了全国各族人民的智慧。我深信，新宪法的公布和实施，一定会把我国的社会主义民主和法制的建设推向一个新的阶段。”他在致五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的信中写道：“古人们曾把法律铸在铜柱上，以信守以垂久远。我们继续深入宣传新宪法，使它铭刻在每个人的心上，成为人民群众手中捍卫社会主义制度和人民民主的有力武器，使新宪法得到彻底实施。”
依据这个根本###，叶剑英又为制定从属这部法典的各项治国具体章程，付出了辛勤劳动，在1979年6月召开的五届人大二次会议上，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政府组织法、刑法、刑事诉讼法等7个重要法律。他领导人大常委会组织各方面力量，继续抓紧民法、民事诉讼法、婚姻法、计划生育法以及工厂法、劳动法、合同法、能源法、环境保护法等项法律的制定工作。他要求国务院和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地方各级人民政府也要在自己的权限范围内制定各种必要的规章条例。一定要做到全国一切机关企事业单位都有法可依，有事可循，有制度可遵守。
从1979年2月至1982年12月，叶剑英共发布14个委员长令，公布了他主持五届人大制定的14个法律。还公布了一系列由人大常委会制定的法律、条例和决议，要求全体公民认真执行，做到有法必依，执法必严，违法必究。同时亲自处理上访人员和信件，多次亲自过问，要求有关部门彻底平反冤假错案，不留尾巴，做到合理合法，使全党满意，人民放心。
用大力气，加速军队和国防现代化建设，巩固伟大长城
叶剑英作为共和国三军统帅之一，心中始终装着人民解放军。粉碎“四人帮”后，他受中央委托，在新的历史时期，极力强调要加强军队质量的建设，把我军的军政素质提高到一个新水平。
为了肃清林彪、“四人帮”多年来干扰破坏军队所造成的影响和流毒，开创军队工作的新局面，叶剑英以大量精力，领导全军在各个方面拨乱反正。1977年3月他在军委座谈会上，针对林彪、“四人帮”破坏军队建设所带来的恶果，尖锐地提出了十个“应该不应该”，强调应该坚持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继承和发扬我党我军的优良传统，严格遵守革命纪律和制度，严格训练、严格要求，为我军的建设指明了前进的方向。他还亲自抓各总部、各军兵种机关、军事院校和各大军区领导班子的配备工作。对全军各总部、各军兵种、军事院校和各大军区等20多个大单位的领导班子成员，逐个了解情况，逐个进行研究，花费了大量的时间和精力，把那些受林彪、“四人帮”迫害而又有领导能力的老同志以及那些经过斗争实践考验且年富力强的同志安排到领导班子中来。同时，对军、师、团各级领导班子的配备，也提出了具体的标准和要求。这样就从组织上保证我军领导权掌握在马克思主义者手里，使军队沿着无产阶级建军的轨道前进，起到了决定性作用。
粉碎“四人帮”后（12）
1977年7月31日，叶剑英在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召开的隆重庆祝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五十周年的大会上，发表了重要讲话，要求全国人民和解放军全体指战员，抓紧时间，加快速度，加强军队建设和充分做好反侵略战争的准备。8月25日，中共中央发出通知，公布了第十一届中央军事委员会组成名单。华国锋为军委主席，叶剑英、邓小平、刘伯承、徐向前、聂荣臻为副主席。12月12日至31日，中央军委在北京召开全体会议，叶剑英在会上所作的报告中，提出了军队建设要贯彻毛泽东战略思想，整顿领导班子，加强党的建设和干部队伍建设，加强教育训练、恢复和发扬我军的优良传统和作风等十项任务。
1978年5月，全军召开政治工作会议，叶剑英在会上作了重要讲话，针对林彪、“四人帮”破坏我军政治工作的罪行，回顾总结我军发展壮大的历史经验，深刻阐述政治工作是我军的生命线这一重要思想。
1980年他指示总参在北京兴办全军高级干部防卫作战问题研究班。亲自到会讲话，强调随着生产力的发展和科学技术的进步，未来战争将出现规模空前的立体战、合同战、总体战。我们的军事思想，一定要随着战争的变化而发展，思想落后，是要打败仗的。这次研究班，历时一个多月，对于我军后来的现代化建设产生了重要影响。
这一年5月，我国向南太平洋发射运载火箭，叶剑英一直关注着整个发射过程的情况。当为完成这次试验驶向南太平洋的我国舰船混合编队胜利归来时，正在上海的叶剑英特意赶到吴淞口欢迎。他高兴地同编队的同志们合影，并对大家说：同志们战胜酷热、台风、巨浪，胜利完成了中央交给的任务，祝贺你们！之后，他又邀请编队负责人到他住地详细汇报情况。他说：这是第一次出去，很成功。海军有很大的发展，要好好总结经验，把它作为今后海军建设的宝贵财富。
积极参与外事活动，心系港澳、台湾，力争早日完成祖国统一大业
叶剑英是一位卓越的政治家、军事家，又是一位杰出的外交家、国务活动家。新中国成立以后，他运用在战争年代积累的丰富的外交斗争和统战工作经验，继续活跃在政坛上。70年代，叶剑英作为党、国家和军队的重要领导人，根据毛泽东、周恩来制定的外交路线，接待了一大批来访的外国党政领导人和军事代表团，同他们进行了热情、友好的会谈。向他们介绍我国革命和建设事业的历史与现状，虚心听取对方的经验和意见，从而增进了我国同这些国家之间的友谊，也提高了中国的国际威望。
在粉碎“四人帮”以后，特别是担任第五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委员长以后，参与制定党和国家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的外交方针和政策，继续进行了大量的外事活动。
他先后接待了大量来访的外国元首、政府首脑以及港、澳、台各地区的军政要人和知名人士，对于发展我国同其他各国的友好关系做出了重要贡献。他自己也赢得了世界上许多国家和港、澳、台等地友好人士和广大人民的尊敬与信赖。
他对台湾同胞和海外几千万侨胞有着深厚的感情，他一刻也没有忘记港、澳、台和海外侨胞。从青年时代起，他就热爱祖国，热爱台湾。这位梅州学子，在中学读书时，就非常喜爱台湾爱国诗人丘逢甲的诗词，熟读丘逢甲的《岭云海日楼诗钞》。“茫茫天水气相吞，大海中浮独岛尊”，“铁马金戈成底事”，“十年忧国鬓霜添”……对丘逢甲的这些诗句习诵如流。丘逢甲出生台湾漳化，是光绪年间进士，曾督办团练抵抗日本，发誓收复台湾岛。叶剑英十分敬仰爱慕这位伟大的民族英雄。后来，他离开家乡，漂泊南洋，接触台胞和海外侨胞，了解台湾的地理民情，萌发了早日收复台湾、统一中华的志愿。
新中国成立后，叶剑英无论在主政南粤还是担任全国人大委员长期间，都十分关心台湾的解放和回归，参与制定对台政策，利用各种时机与熟悉的台胞交往，进行港、澳、台方面的工作，争取早日实现祖国统一大业。
粉碎“四人帮”后（13）
尤其“文化大革命”期间，林彪、“四人帮”肆虐，无法无天，大陆上与港、澳、台和海外侨胞有关的亲朋遭受迫害，叶剑英竭其所能，为保护其国内眷属采取一些有效措施。他提出了对所谓有“海外关系”的子女上山下乡应予照顾的建议；妥善安置港、澳、台同胞和海外侨胞的国内眷属的工作和生活，帮助解决各种问题。严厉谴责某些歧视迫害的错误，他说：对“海外关系”，要用新的眼光去看，台湾同胞和海外有几千万侨胞，他们爱国心很强，我们不能伤害他们感情。国内有些同志不了解情况，还有人把海外关系等同复杂关系，把复杂关系等同反动关系，这是非常幼稚的，是不理解历史。现在不怕有“海外关系”，而是需要“海外关系”，发展“海外关系”。有海外关系的人，条件有利，便于工作。
1973年，叶剑英在接见全国各地台籍党员代表协商选举参加中共十大的台籍代表时，亲切地说，现在借口“文化大革命”，用海外关系来整台湾人是不对的，首先台湾不是国外，是国内，所以用海外关系就不通。更重要的是海外关系也好，台湾关系也好，有好的一面，有关系才能去做工作。你们有台湾关系，所以你们的用处就大了，今后你们要发挥更大的作用！全体台籍党员代表听了这些话都非常激动。这是多少年来没有听到过的话啊！当时叶剑英提议，选举后开座谈会，请大家反映各地台胞的疾苦，并且要求各单位去听取意见，并提出解决办法。其后，在全国政协的一次常委会上，叶剑英说：“台湾人民是我们的骨肉同胞，我们寄希望于台湾人民。对于还在台湾的国民党军政人员，我们党和政府的一贯政策是‘爱国不分先后’，凡是爱国的，我们都欢迎。我们希望在台、澎、金、马和在海外的国民党军政人员，能够认清形势，走爱国的道路。我们要同台湾同胞一起最后完成统一祖国大业。”
究竟采取什么办法解决台湾问题？在粉碎“四人帮”、结束“文化大革命”以后，叶剑英和邓小平、邓颖超、廖承志等党和国家领导人审时度势，坚定地主张采取和平统一的方式，争取台湾早日回归祖国怀抱。
对台湾问题，从动用武力解放到实行和平统一方式解决，这是个战略策略上的大转变。
实行这个转变的动因在于尊重历史，尊重现实。
从历史上看，台湾自古以来就是中国的神圣领土，是中华人民共和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实现祖国统一，是全中国人民包括台湾同胞的共同心愿。中国共产党和国民党曾经有两次合作的历史，每一次合作都推动中国历史前进，特别是第二次合作，共同抗日，取得伟大胜利。相反的，国共两党合作破裂，则使中国遭到巨大损失。因此，中共中央希望在解决台湾问题上，与台湾国民党当局实行第三次合作。在中国近代史上，不同的政治、军事势力之间，并不乏这样和平解决争端的先例。如1931年“九一八”事变，日本侵占东北后，张学良就同意采取东北军“易帜”的方式与蒋介石国民党合作，暂时撤军入关，归属国民党军队建制，由蒋统一领导，再图共同抗日大计。叶剑英曾列举这一史实说，解决台湾问题，也不妨采取类似当年东北军“易帜”的办法，敦促国民党台湾当局“易帜”，回归祖国、和平统一，保留其自治权等相对独立性。
从现实看，近30年来，中国在世界上的地位已发生根本变化，国际地位越来越高，国际作用越来越重要。即使在“文化大革命”期间，我国外事工作也取得很大成绩。尽管国内###，但是中国作为大国的地位，是受到国际上的承认的。中国的国际地位在提高。1971年7月基辛格访华。同年10月，联合国三分之二以上的国家投票赞成恢复中华人民共和国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使美国很难堪。1972年2月尼克松访华，上海公报签字。9月恢复中日外交关系。1974年4月，邓小平去出席联大第六届特别会议，代表我国政府发表讲话，受到热烈欢迎。粉碎“四人帮”以后，国内局势稳定，国力增强，中国在国际事务中发挥更大的作用。尤其中美两国正式建交，主要是解决台湾问题，美国承认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美国政府宣布与台湾断交，终止美台“共同防御条约”，从台湾撤出美国军队。这就为和平解决台湾问题，扫除障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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粉碎“四人帮”后（14）
正是基于这样的历史和现实的考虑，国内外形势的发展，对和平统一台湾越来越有利，叶剑英和邓小平等党和国家的领导人因势利导，把握时机，把和平解决台湾问题提到具体日程上来。
1978年12月，叶剑英和邓小平等共同主持的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进一步讨论了台湾回归祖国、和平统一问题，达成共识。会议公报指出：我国在发展国际反霸统一战线、发展同世界各国的友好关系方面，取得了新的重要成就。全会认为，随着中美关系正常化，我国神圣领土台湾回到祖国怀抱，实现统一大业的前景，已经进一步摆在我们的面前。全会欢迎台湾同胞、港澳同胞、海外侨胞，本着爱国一家的精神，共同为祖国的统一和祖国建设的事业继续作出积极的贡献。
三中全会刚刚结束，1978年12月26日，叶剑英主持召开五届人大常委会第五次会议，讨论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告台湾###》。在通过这一文件之前，叶剑英讲话说：适应当前形势，多做工作，以促进台湾回归祖国，实现祖国统一大业。中央考虑，在1979年1月1日中美建交的时候，由我国人大常委会发表一个告台湾###，是很必要的。告台湾###的稿子，曾经中共中央政治局讨论过，并且征求过一些人大常委会委员和政协常委会委员的意见，作了必要的修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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