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叶剑英在关键时刻-第26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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想斗争的正常手段来解决。但又要尽量争取合法解决，避免引起###。我们要给后人留下一个好榜样，要搞合法的斗争。经过商谈，思想得到了统一。根据前一段同政治局委员和老同志个别酝酿的意见，决定经过充分准备，在适当时机（预定国庆节后十天左右），以召开会议形式对“四人帮”实行“隔离审查”，断然处置。然后立即召开政治局会议，向全会报告。为了具体部署这一行动，叶剑英又同汪东兴进一步商议行动方案，针对可能发生的各种复杂情况，采取应急之策。1984年5—6月，汪东兴曾几次谈到此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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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年浩劫（36）
“9月29日开政治局会议争论得很厉害，在这种情况下，我们便开始商量，分析形势，分析“四人帮”的力量，考虑对他们怎么办。当时，叶帅亲自到中南海我家来过两次，他还找华国锋同志商量。当我们了解到张春桥也两次到江青住处中南海长谈的时候，我们认为已到了很紧迫的时候了。叶帅提出要万无一失地办事。我们认为这是一件有关中国党和中国革命前途的大事。如果让“四人帮”得势，党和国家就要遭难。但当时还不是很有把握，有些提心吊胆。我们说，个人的命运就不考虑了，要考虑党和国家的命运。这是一步险棋，必须果断，更要周密。大家商量后认为，要绝对保密，范围不要大。本来计划在国庆后准备再动手。……具体工作我多做一点，因为情况我熟一点，又管一些军队和办公厅，方便一点，应该由我做，应该做好。”
这时“四人帮”磨刀霍霍，举行武装暴乱的部署已经就绪。他们的“稳住上海，搞乱全国，乱中夺权”的反革命策略正在步入实施。还有一个迹象，“四人帮”经过策划，阴谋调换北京郊区某装甲兵部队的参谋长，准备随时指挥坦克兵从东面、西北面开进北京城，造成犄角夹攻之势。“四人帮”与在上海的党羽一直保持着“一级战备水平的联系”。从1月以来，上海党羽与王洪文“热线联系”（电话）达102次之多。
国庆节前夕，“四人帮”开了一大批名单，指名要叶剑英等老同志与“工人群众”见面，加紧“批邓”。叶剑英识破了他们的阴谋，接到某人打来的电话，回告说：“我身体不好，你是知道的。我哪里也不能去！”断然拒绝参加这一活动。
叶剑英密切观察，随时掌握“四人帮”新动态。国庆节那天，江青跑到清华大学讲话，继续诬蔑邓小平，并要年轻人宣誓，坚决斗争到底！要准备迎接“盛大的节日”。她还到处游说，跑到景山公园里，站在几棵苹果树下，拍了十几张半身照。王洪文也让新华社记者照了标准像。10月3日，他跑到平谷县叫嚷：“睁大眼睛，唐小平、王小平要发动进攻了，中央出了修正主义，你们怎么办？”扯着嗓子高嘁：“打倒！”拥戴“四人帮”的“战士”们也纷纷向江青“劝进”、“表忠”。“四人帮”已内定国务院部长以上名单，并准备好告人民书，待政变成功后，立即广播。他们迫不及待地到处散布10月7、8、9日有“特大喜讯”。在上海商店，有些人抢购鞭炮和大红纸，“准备庆祝”。……
叶剑英察觉“四人帮”就要发动反革命政变的种种迹象，断定“这是‘四人帮’篡党夺权的先兆”。见而不发，人将先发；发而不敏，人将先收。他感到不能再等待了。否则，不是我们解决他们，而是他们解决我们了。
10月4日，《光明日报》在头版发表了署名梁效的《永远按毛主席的既定方针办》的反党文章，公然发出了要篡夺最高领导权的信号。叶剑英看后，立即跟华国锋打招呼，分别去找他和汪东兴紧急磋商。他说，现在解决他们的问题已经到了刻不容缓的时候，他们就要下手了，不能再等了，按原定时间，要提前采取行动！他提议6日至7日下决心，“一破一立除四害”，要先发制人，“以快打慢”。原先设想的行动方案，计划在国庆节后准备十天再动手，经过商议，需要改变。
粉碎“四人帮”是在非常形势下采取特殊方式进行的一场斗争。为了取得这场斗争胜利，在采取行动之前，叶剑英考虑到各种可能发生的复杂情况：江青依仗特殊身份、白骨精本领，拉拢与讹诈，软磨与硬缠，撒泼与装死，样样在行，甚难对付；张春桥，狗头军师，老谋深算，身兼国务院副总理、总政治部主任等数职，权力与阴谋俱备，他多次到中南海找江青长谈，出谋划策；姚文元，手握“金棍”，横行文坛，操纵舆论界，造谣惑众，随时可以兴风作浪；而王洪文，党中央副主席，“文武全才”，家有枪支子弹，随身携带武器，大小“兄弟”跟班，扬言“要搞我是不容易的”。还有一层，钓鱼台的警卫工作由张春桥的心腹掌管，戒备森严，对付这帮双料“政治流氓”，公开动武，既不合法，又容易打草惊蛇，酿成大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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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年浩劫（37）
谋成于秘，败于泄。对“四人帮”采取重大的政治行动，必须严密组织，妥善安排，做起来，人不宜过多，越少越好，要绝对可靠。否则，稍有疏漏，一着不慎，全盘皆输。在这方面，叶剑英是有切身体验的，这位国内外知名的足智多谋的“叶参座”，在长期革命斗争中曾遇到多起类似的事件，有经验也有教训。他到中南海南船坞，与汪东兴反复磋商，周密部署，从警卫人员的挑选到“隔离审查”的方式、场地，每个细节都不放过，再三检查，慎重敲定，最后由汪东兴负责具体落实。为了防止“四人帮”闹事，加强警卫工作，由中央机关警卫部队物色对革命忠实可靠的同志，分别组成几个特殊行动小组，并且对小组成员逐个审查，谈话，进行了深入细致的思想工作和组织工作，做到精确缜密，万无一失。同时，叶剑英还和军委总部的领导人杨成武、梁必业、张廷发、肖劲光、苏振华以及北京军区的傅崇碧、吴忠、吴烈等个别打招呼，一定要加强战备，掌握好总部机关、陆空军和海边防。他还亲自给空军副司令员吴富善打电话，要他提高警惕，听从号令！
10月5日下午，叶剑英分别找华国锋、汪东兴紧急磋商，决定先发制人，“以快打慢”。并决定于10月6日晚8时在中南海怀仁堂召开政治局常委会议。会议主要内容有三项：一、审议《毛泽东选集》第五卷的清样；二、研究毛主席纪念堂的方案；三、商议毛泽东中南海故居的安排等事宜。按照组织原则，出席政治局常委会议，只能有华国锋、叶剑英和王洪文、张春桥。为了让姚文元参加，以修订文献的名义，通知他列席会议，准备把这条鳄鱼调到中南海。
汪东兴回忆那天的情景，异常兴奋，他说：“我们分析了当时的形势，也分析了我们党的形势，当时我们谈得非常兴奋了，也很疲劳了，我说你休息一下，在我们这里吃顿晚饭。他说我们就这样定了，不要变了。”
铲除“四害”，万民欢呼，“无限风光在险峰”
1976年10月6日，傍晚，夕阳隐进西山。一场特殊的战斗等待着叶剑英。
年近80高龄的叶帅在玉泉山九号楼接到电话通知后提前吃饭，只带上警卫参谋马西金，从容不迫地出发了。临走时，他告诉秘书，今晚开会可能不回来了。
叶帅嘱咐警卫参谋和司机，要放慢速度，一路上要用心观察，不要发生意外。
马西金和司机赵绍贤感到有点异常，格外小心。他们回忆当晚的经过，说：“1976年10月6日下午3点半，我们值班室的红色电话突然响起，通知今天晚上8点，在中南海怀仁堂要开政治局常委会，请叶帅提前一个小时到达。我们到了5点钟，向大会堂方向去了。”
“一到三角地那个地方，首长就特意提出，赵师傅，今天你去的话呢，不要离车。”
“快到木樨地的时候，他又提出来：‘马头’（作者注：马西金绰号）你再看看，注意钓鱼台方向，有没有红旗车过来。快到六部口的时候，他又提出来：‘马头’你对中南海熟吗？对怀仁堂熟不熟哇。我说，熟哇。他说：怀仁堂有没有后门？我说：有后门。能进车吗？我说，能进车。这时，我心里想叶帅今天怎么啦。怎么连续提出这么多问题来呀？”
大红旗直奔中南海。这位在战争年代曾经同毛泽东、周恩来、朱德一起运筹帷幄、决胜千里的元帅，今天，为了处置几个跳梁小丑，为民除害，又一次亲临前线。说是“前线”，却异常的平静。这里没有堑壕，没有炮声，没有两军对垒。怀仁堂像往常一样，灯光闪烁，肃穆安谧。只有少数执行特殊任务的人员，担任着警卫，一切正常。轿车进了中南海，警卫参谋马西金和司机赵绍贤都被安排在一间房子里“休息”。这使人感到，情况有些不正常了。但究竟会发生什么事，除少数负特殊使命的人员外，别人是不得而知的。
夜色很美，天遂人愿。一轮满月穿透乌云，将一片皎洁洒向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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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年浩劫（38）
在夜幕掩护下，叶剑英只身来到怀仁堂正厅。在那里已经按时到达的还有华国锋和汪东兴。他们见了面，以目示意，不多言语。怀仁堂正厅，这个新中国成立以来党和国家的重要议事堂，今天搬走了所有的桌椅，空空如也，只在大厅中间摆着两个高靠背沙发。华国锋和叶剑英分别落座。此刻叶剑英俨然是一位坐镇的大将军，胸有成竹，指挥若定。汪东兴和警卫人员躲在正厅屏风的后面，注视着门口，负责“会议”的安全。
正厅里鸦雀无声。党和国家的主要领导人华国锋和叶剑英等，焦急地等着来“开会”的另外3个人。
将近8时，王洪文兴冲冲地来到怀仁堂正厅东侧门，突然被警卫人员扭住。他怒问：“我是来开会的，你们干什么？”摆脱了警卫人员，从很远的地方向坐在正厅的华国锋、叶剑英猛扑过去，几个警卫人员立即将他推倒在地，带到正厅。这时，华国锋站起来，按照事先准备好的“隔离审查”决定，严肃地宣布：“王洪文，你犯下了反党反社会主义的罪行！我代表中央宣布，对你实行‘隔离审查’。”然后王洪文被带到一个候审地方。就在离开正厅的时候，人们听到他自言自语：“没想到有这样快！”这从反面证明采取“以快打慢”的方针，是何等适时和正确。
张春桥夹着皮包，摇头晃脑准时到来了。他似乎感到事情不大对头，随警卫人员来到怀仁堂正厅东侧门，还未弄清怎么回事，就被警卫人员戴上手铐，听华国锋宣布他的罪行和“隔离审查”决定。此时此刻，这位“四人帮”的狗头军师什么计谋都不灵了，只见双腿打颤，没有任何反抗，就由监护人员送他到一个候审的地方。
解决了王洪文、张春桥，下一个该是谁呢？按照原来部署，该是姚文元。
此人一向深居简出，有好一阵子没有到怀仁堂开会了。他会不会有什么察觉呢？为防备万一，对他事先作了两手准备：他来就在中南海一起解决；如果他不来，就由负责警卫其住地的北京卫戍区某领导人下令就地解决。不知何因，此人迟迟未动。汪东兴只好亲自打电话相催，姚文元急中有错，竟然忘记戴帽子，光着秃头（此人因为秃顶，一向是用帽子遮住的），兴冲冲地直赶到怀仁堂。虽然姗姗来迟，但还算适时，他美滋滋，迈着四方步，手里举着毛选送审本，准备大显身手，没料到等待他的是“隔离审查”。此时，仗着胆子，连声质问：“我是来讨论毛选的，你们胆敢？……”随后大叫警卫员，他竟不知道警卫员早被扣在外边了！
就在怀仁堂“会议”紧张进行的时候，另外的执行特殊任务小组由中央办公厅张耀祠副主任率领，来到了中南海江青住处，向她宣布了“隔离审查”的决定。江青听罢，又气又慌，连问：“为什么？为什么？”然后急着要求入厕。执行小组派一位女同志跟进去。出来以后，一脸沮丧，往日的神威失灵了。来人要她交出保险柜的钥匙。她先是拒绝交出说：不能交给你们！随后气鼓鼓地把钥匙封进一个大信封里，写上“华总理亲启”字样，才交给执行小组人员。办完交接“手续”，执行小组人员“请”她坐上轿车，由警卫人员陪同乘车“监护”到另一处地下室候审。“四人帮”被关在不同的地下室里，不过他们自己并不知道，也没有人向他们透露半点消息。
在解决江青之前，执行小组人员到中南海毛远新住处，对他采取了“保护审查”的措施。对迟群、谢静宜等也由北京卫戍区负责解决了。为了控制舆论，耿飚奉华国锋、叶剑英之命，带领一些人接管了广播电台、新华社、人民日报等宣传要害单位。
这样，前后不到一小时，没费一枪一弹，没流一滴血，就从组织上打垮了“四人帮”反党集团，结束了历时十年之久的“文化大革命”的灾难。
下面是耿飚的一段回忆：“10月6日那天晚上，我正在看新闻联播，突然红机子急促地响起来，通知我立即到中南海怀仁堂。我坐车赶到怀仁堂看见了华国锋和叶剑英元帅。华国锋对我说：‘我们已经决定采取行动，并且已经取得了胜利。王、张、江、姚已被隔离审查。现在派你带卫戍区邱副司令，立即去接管了中央广播电台、新华社等新闻单位’。叶剑英在旁也语重心长地嘱咐两点：一要防止内部混乱，二要防止向外泄密。你要防止发生异常情况，采取处理林彪事件的办法。华国锋又关心地问我：‘你要不要带枪？’我看看邱副司令说：‘枪就不必带，请给一个手谕。’华国锋提笔写道：“邓岗同志，为加强广播事业局的工作，特派耿飚、邱巍高来，有什么问题，你请示他们。华国锋。”我们和另一位副师长出门坐车前往广播事业局。这时一个营的部队已经进驻该局广播大楼。我一到广播电台，带了几个哨兵，就把办公室围起来了。我在广播电台办公室见到了当时的负责人邓岗，首先向邓岗宣读了手谕，接管了电台。以后又接管人民日报、新华社、红旗杂志社以及其他宣传口的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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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年浩劫（39）
至此，叶剑英和华国锋等中央领导人完全控制了粉碎“四人帮”后的紧张局势。
叶剑英逝世后，中共中央审定的悼词中，对他在粉碎“四人帮”行动中的作用作了中肯的评价：“1976年，周恩来、朱德、毛泽东同志相继逝世，江青反革命集团加紧夺取党和国家最高领导权的阴谋活动。在这个危急时刻，叶剑英同志同中央政治局其他同志一道，根据政治局多数同志的意见，代表党和人民的意志，果断地作出重大决策，粉碎了江青反革命集团，结束了‘文化大革命’这场历时十年的灾难，从危难中挽救了党。在这场斗争中，叶剑英同志起了决定性的作用。”
解决“四人帮”之后，当天夜里叶剑英回到玉泉山，告诉一位秘书严守机密，立即通知作战部、情报部等，密切注意国际上的动态，加强戒备。
玉泉山黑蒙蒙，静悄悄，高深莫测，披上了神秘的外衣。只有九号楼的会议室里灯火通明，人们用探寻的目光期待着什么。由于紧急开会，与会同志开始还不清楚会议内容，甚至连李先念也不知道“四人帮”已被解决。他下车后，还关切地问接待人员王文理秘书：“开什么会呀？叶帅的身体怎么样？”会议接待人员看着来的人多，只好临时找椅子。
忽然间，叶剑英同华国锋手挽着手，笑容满面地走进大厅。在华国锋主持下，中央政治局会议开始了。大家听了华国锋、叶剑英等的报告，真相大白，一片欢腾，有的兴奋得当场犯了心脏病，紧急抢救。会议完全赞同处置“四人帮”反革命集团所采取的果敢行动。因为会议绝对保密，这天夜里，叶剑英的子女们不明父亲去向，一直守候在电话机旁，忐忑不安。会议中间，叶剑英才想起回话，叫他们放心。
会议从当天晚上10时一直开到第二天（七日）4时，通宵达旦，商讨粉碎“四人帮”后的党和国家大政方针。会议刚刚结束，叶剑英想到的第一件事，就是把粉碎“四人帮”的喜讯迅速透露给一直被“软禁”的邓小平和其他被迫害的老一辈革命家。邓小平对这个伟大斗争的胜利，由衷地感到喜悦，他说：“中国有救了，我可以安度晚年了！”陈云赞许地说，剑英同志是一个真正的共产党员。徐向前连声高呼：“好得很，好得很！”聂荣臻激动地说：“中国得救了！”许多老同志夸奖叶剑英在关键时刻，又一次为国家为人民立下了不朽的功勋！胡耀邦事后送给叶剑英“中兴伟业，人心为上”三句话：第一句，停止批邓，人心大顺；第二句，冤案一理，人心大快；第三句，生产狠狠抓，人心乐开花。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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