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叶剑英在关键时刻-第25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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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对“四人帮”的横行肆虐，全党全军和全国人民经过巨大创痛之后，更加觉醒了：十年浩劫的“文化大革命”必须结束，祸国殃民的“四人帮”必须清除。人心思治，人心思定。坚持真理，敢于斗争的正义力量正在凝聚、成长和壮大。人们一齐把希望的目光投向北京，投向党中央，希望有人站出来，振臂一呼，带动千军万马，涤荡妖雾，重整乾坤。
这时，担任党中央第一副主席、国务院总理的华国锋正在考虑制止“四人帮”的猖狂活动，而邓小平、陈云等老一辈革命家又遭到打击迫害和严密监视。在这种情况下，人们瞩目于叶剑英。这位革命家虽然被宣布“靠边”了，但他仍保留着党中央副主席、中央军委副主席的职务，在国内享有重望。粉碎“四人帮”的伟大斗争，使叶剑英成为领导这场斗争的风云人物之一。他毅然决然承担起历史赋予的使命。
叶剑英以一个政治家所具备的科学的态度和冷峻的目光，高瞻远瞩，审时度势，分析估量全国的形势和人心的向背，同时想到了毛泽东的嘱托。毛泽东不愧是一位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尽管他晚年错误发动和领导了“文化大革命”，但他毕竟察觉了江青等人阴谋篡权的活动，逐步减低了对他们的信任度。他第一个在政治局宣布江青一伙是“###”、“四人帮”，并进行过多次严厉批评，表示要加以“解决”，同时，从组织安排上堵住了他们妄想爬上党和国家领导高位的途径。叶剑英认为，毛泽东从政治上组织上两个方面采取的这些措施，是很重要的“两着棋”！想到这里，毛泽东弥留之际欲语不能的情景又浮现在他的脑际，他想：那时，主席的心脏还未有停止跳动。他为什么要第二次看我呢？……他联想到毛泽东生前多次讲过汉朝周勃、陈平平息吕氏作乱、巩固汉室的故事，清醒地意识到，解决“四人帮”，也是继承毛泽东主席的遗志。毛泽东从1974年起对“四人帮”不断提出批评，1975年5月3日，批评他们破坏党中央团结时说过：“问题要解决，下半年不行，明年，明年不行后年。……”后来因整邓小平，就把这件事拖下来了。毛泽东在生前没有来得及解决，现在到了非解决不可的时候了。还能让“四人帮”继续闹腾下去祸国殃民吗？让这伙败类把中国引向倒退吗？难道由毛泽东、周恩来、朱德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开创的伟大事业能被他们断送吗？难道有着半个多世纪斗争历史、几千万党员的中国共产党，能让“四人帮”篡夺领导权吗？难道浴血奋战几十年的几百万人民解放军会听这伙野心家的指挥吗？叶剑英在思索着。作为一名跟随共产党和毛泽东为共产主义事业奋斗多年的老党员、老战士，眼看着党又一次面临生死存亡的危机，在这个严重关头，他不负重望，又一次顺应党心民意，挺身而出，逆流而上，决心团结众人，坚持斗争，挽救危局。
十年浩劫（33）
经过长时间的观察和思索，叶剑英意识到，解决“四人帮”这场斗争需要一个酝酿、决策和实施的过程。在酝酿阶段，应当听取各方面的意见，思考对付“四人帮”的办法；在决策阶段，由于带有极大的机密性，只能限于极少数几个人知道；而决策付诸实施，更要机警行事了。
这时，其他的老一辈革命家也正在考虑如何清除“四人帮”这个关系党和国家的前途、命运的大事。他们虽然各在一方，受到“四人帮”的监视和“软禁”，但是心是相通的，思想是共鸣的。这些“中国的脊梁”，抱成一团，密商除妖救国良策，决不让“四人帮”阴谋得逞，使中国历史再来一个大倒退。在毛泽东治丧期间，有些人就悄悄地互相关照，酝酿此事。邓小平、陈云、聂荣臻、王震、谭震林、李先念、邓颖超、康克清、乌兰夫、李德生等老革命家和老同志都曾与人商议，并亲自找过叶剑英交谈。
原中共中央副主席李德生曾回忆当年与叶剑英的一次微妙的谈话，他说：“叶帅征求了我的意见，问我当前是抓革命还是抓组织，抓生产？他暗示我，抓组织就是干部问题，干部组织问题还很重要的，后来我才明白，他说的组织问题主要是抓‘四人帮’的问题。”
部队中其他的一些军队和地方上的老同志，或访问，或探病，或捎口信，采取各种方式，向叶剑英反映情况，提出扭转危局的建议。
叶剑英是一位政治阅历和斗争经验非常丰富的革命家，他考虑到，粉碎“四人帮”这场斗争不是个别人的行动，而是在党的最高层组织内部的一场斗争，亦即中央政治局内多数同志与“四人帮”的斗争，当时在政治局里，王洪文是党的副主席，张春桥是中央政治局常委，江青和姚文元虽然不是常委，但一个是“挟天子以令诸侯”的政治骗子和“小小野心家”，一个是掌握全部宣传工具的吹鼓手和“金棍子”。他们人数虽少，能量不小。而在毛泽东病重以后，善于制造谎言、兴风作浪的江青又把毛远新送到毛泽东身边当“联络员”，政治局会议的情况由他上传，毛泽东的指示由他下达。叶剑英和当时政治局的多数同志为了顾全大局，为了毛泽东的健康，对这种不正常的情况一直采取克制的态度。但毛泽东逝世以后，“投鼠不必忌器”，只要政治局团结，就可以使“四人帮”遭到毁灭性打击。
叶剑英明确认识到，要把政治局的多数同志团结起来，与“四人帮”作斗争，首先要取得华国锋的支持，华国锋担任党和国家的主要领导职务，是由毛泽东主席提议，经过中央政治局一致通过的，这是历史条件造成的。叶剑英的组织观念一向是很强的。从党的组织原则出发，他尊重和爱护这位党中央主要领导人。
毛泽东逝世当天夜里，当江青一伙在政治局会议上大叫大嚷“批邓”不力，干扰毛泽东治丧工作，给主持会议的华国锋施加压力、进行刁难时，叶剑英曾厉声说：“当前最重要的事情是要紧紧团结在华国锋同志为首的党中央周围！”他维护党的团结的壮举，大煞了“四人帮”的威风。现在要解决“四人帮”，理所当然地更要照顾大局，尊重中央的主要领导人华国锋，征得他的支持和合作。这是个重大的组织原则问题，也是合法解决“四人帮”的必要条件。叶剑英主动地关心他，接近他，多方了解他的处境和主张，亲自到他在史家胡同的住地，找他交换看法。叶剑英发现华国锋也正在考虑这件大事，也想找老同志摸底，寻求帮助。在多次交谈中，叶剑英与华国锋分析局势，揭露“四人帮”篡党夺权的阴谋活动，他殷切希望华不辜负毛主席期望，能够站出来，担负起领导这场斗争的责任。并劝他多到老同志那里走走，听听意见。叶剑英推心置腹地说：“请你放心，我支持你，老同志支持你，只要你站出来，大家都会支持你的！”并且告诉他，想找谁，先打招呼。华国锋听了，表示只要有老同志撑腰，有军队撑腰，就好办。他除了与中央办公厅的个别同志密议对付“四人帮”的办法外，更主动找一些老同志交谈，斗争的决心和信心更强了。后来，华国锋在一次中央工作会议闭幕会上谈到叶剑英与他的交往说：“叶副主席同‘四人帮’斗争是很坚决的。他找到我那里，和我商量，他说，我们同‘四人帮’的斗争是你死我活的斗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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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年浩劫（34）
叶剑英继续在奔走。他亲自到中南海，几次找汪东兴交谈，并利用他在西山的隐蔽住所，同政治局委员和其他一些老同志杨成武、李德生、韩先楚、杨得志、吴克华等个别交谈。每次谈话，他都扭开水龙头，或打开收音机，用杂音干扰窃听，防止泄密。汪东兴回忆说：“同‘四人帮’的斗争叶帅和老华（华国锋）他们两个人挂帅。我负责具体工作。叶帅对我有个别的交待，特别是保密。为了保密，他多次亲自找我和老华商量，特别交待不要到他那里去，不要暴露秘密。所以我觉得叶帅是很谨慎、很细致、很具体的一个人，我很敬仰他，很尊敬他，很信任他，他是我们国家的创造者之一。”
审时度势，西山决策，虑善以动，“以快打慢”
“四人帮”加快步伐，争分夺秒，从政治上、组织上、武装力量上进行反革命夺权准备。
在“两报一刊”社论抛出了“按既定方针办”的所谓毛泽东的“临终嘱咐”之后，9月19日，江青打电话给华国锋，要求中央政治局召开紧急常委会，讨论“重大问题”，并特意声明，不要叶剑英参加会议。中央副主席不让参加，相反地无理提出，她和姚文元、毛远新（三人均不是常委）必须出席会议。明明不够资格，怎能出席会议呢？会议讨论什么问题，江青避而不谈，却要求立即答复。华国锋被逼无奈，只好下午开会。会上，江青一伙采取突然袭击的办法，公开提出，毛主席的文件档案、书籍，从现在开始要交给毛远新清理。对此，会上产生了分歧。在华国锋支持下，经过一番争论，会议否定了她们的无理要求，毛主席的文件档案决定由中央办公厅封存。
此时，“四人帮”摇羽毛扇子的张春桥正在全力抓上海。9月21日，他在北京单独接见了在上海的亲信徐景贤，听取他与南京军区司令员丁盛等一起密谋武装暴乱的情况汇报。上海突击发武器7万多件。这还不算，据上海市财政局的档案材料记载，这时“四人帮”一伙在上海、湖南、安徽等地还制造和购置了枪支48 400余支，指挥车10辆，雷达指挥仪10套，步、机枪零件418 000件。他们计划装备30个步兵团，10个高炮师，1个坦克师，1个摩托师，配备一三○火箭炮108门，高射炮730门等等，28日，张春桥又派秘书去上海，通知徐景贤、马天水、王秀珍等人“要提高警惕”，“要准备打仗”，并且说：“要看到资产阶级还有力量，问题是谁挂帅？”他明目张胆地提出“挂帅”问题，准备动手夺取最高领导权。
大闹中央政治局，是“四人帮”的一贯伎俩。每次政治局开会，他们众口一词，总是一人提议，三人响应，胡搅蛮缠。在9月29日的政治局会议上，他们蓄谋要大闹一场。在会上，讨论完国庆节庆祝活动安排之后，江青提出：“毛主席逝世了，党中央的领导怎么办？”王洪文、张春桥一唱一和，要求安排江青的工作，实际想让她当主席。接着，讨论毛远新是否回辽宁的问题。会上读了毛远新为此事给党中央写的信。叶剑英等多数同志认为，毛远新留在北京已无事可做，要他回辽宁。江青大发雷霆，张春桥随声附和，要毛远新留下来处理毛主席的文件、档案，还提出要他“准备三中全会的政治报告”。这实际是要召开三中全会，公开篡党夺权。这些无理要求，当即遭到华国锋、叶剑英等多数政治局委员的拒绝。江青大吵大闹。要“没有事的都走”，围攻华国锋，搅散会议。会后，江青继续逼着汪东兴要毛主席的文件。叶剑英告诉汪东兴，要坚决顶住！
形势越来越紧。“四人帮”和党中央政治局的较量已到了最后摊牌阶段。叶剑英分析说：“毛主席逝世以后，全党全军全国人民，全世界的革命人民，都非常悲伤。正在我们浸沉在悲痛之中的时候，（四人帮）认为篡党夺权的时机已到，疯狂地开始了篡夺党和国家最高领导权的罪恶勾当。因此，政治局同‘四人帮’的斗争，趋于白热化。”在这样的紧急时刻，叶剑英加紧与华国锋接触和交谈，继续寻求解决‘四人帮’的途径和办法，继续同老同志保持联系，酝酿消除党内的隐患。在京的、外地的一些党政军负责人，不断向叶剑英反映情况，希望果断采取行动。也有些同志向华国锋、汪东兴等提出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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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年浩劫（35）
此时，“四人帮”已经察觉叶剑英的行动，派王洪文跟进西山，靠近叶剑英住地住下，加强监视。叶剑英知道以后，佯作不知，镇静如常，悠闲自在，“游山玩水”，故意“示人以缓”。
有一天晚间，伴着落日余辉，叶剑英同身边的同志在山间凉亭一带散步，忽然问起常走的一段山路叫什么名字？大家答不出，他就说：“叫好汉坡吧！”
走了一段路，又问常去的那个亭子叫什么名字？他自问自答：“叫‘风雨亭’吧。”
随员们表示惑然：“现在也没有刮风下雨啊！”
“很快会有的。山雨欲来风满楼。”
其实，叶剑英命名“好汉坡”、“风雨亭”的寓意是很明显的。反“四人帮”需要做“英雄好汉”，需要经得起风风雨雨的考验，同舟共济。
叶剑英落脚在周恩来曾经住过的九号，集中思考捉妖大计。王洪文发觉后，就质问汪东兴：“为什么让叶剑英搬到那里去了？”汪东兴告诉他，周恩来生前交待过，剑英同志可以住那栋房子。王洪文无可奈何。
叶剑英探山钓水，吟诗作赋，嘴里哼着郑板桥的《道情》：“老渔翁，一钓竿，靠山崖，傍水湾……”笔下写着“廊间正是无寥赖，燕子衔泥慰故人”的诗句。心里却想着“举事捉妖定乾坤”。他行踪不定，频繁地往来于西山、玉泉山、城里小翔凤之间，利用各种条件和时机，继续相约一些老同志个别密商，准备捉妖。有时一天之内要接谈几次。一天，邓颖超刚走，陈云即来访。叶剑英见了这位老革命家非常高兴，首先给他看了毛泽东生前关于解决“四人帮”的谈话记录，然后简要谈了一下根据主席遗愿，解决“四人帮”的设想，征求陈云的意见，问他怎么样？陈云说，这场斗争不可避免，同意剑英的意见，要设法解决。
陈云的儿子陈元后来从父亲口里知道此事大概，下面摘引一段他的回忆：
叶剑英还几次接见军事科学院政委粟裕、院长宋时轮，了解外界情况，磋商机宜，要他们加强戒备，注意掌握部队和各方面的动向，防止意外事件的发生。粟、宋都是与叶剑英共事多年，中外驰名的战将。他们从形势的发展中，已经预感到事态的严重，回告老院长说，我们连草鞋和担架都准备好了，首长放心吧！叶剑英感到满意地说，我们要做最坏的准备，力争最好的前途。在此期间，叶剑英还与军委总部的杨成武、梁必业和空、海军的领导人张廷发、吴富善、肖劲光、苏振华以及北京军区、北京卫戍区的傅崇碧、吴忠、吴烈等领导人保持密切联系，要部队加强战备。
这时，叶剑英与华国锋更加相知，华感到叶胸怀坦荡，光明磊落，鼎力相助，坚决对抗“四人帮”，对这位长者更加信赖和倚重。他采纳叶剑英的建议，主动与汪东兴等中央办公厅可以信赖的同志，研究对付“四人帮”的办法，同时更主动找政治局的同志接触，进行酝酿。
9月下旬，他见到李先念。李正想到外地去，华劝他说：“你留下吧，希望老同志在斗争中能作些参谋，多想一些办法。”
李先念以参观香山植物园为名，坐着车子直驱西山。为了避人耳目，特地又绕道上山，来会见叶剑英。
叶剑英好长时间未见到李先念了，警卫参谋马西金跑来报告说，客人已经到了。叶剑英便亲自迎他到走廊里，风趣地说：“哎呀！是那股风把你吹来了啊？”
李先念回答：“是啊，我是无事不登三宝殿。”说着走进屋里坐下。
叶剑英和往常一样，照例打开收音机，在噪音的掩护下，两个人密谈起来，叶剑英说，我们同他们的斗争是你死我活的斗争，没有调和的余地了。经过短暂的交谈，两位老革命家取得了一致的看法。
这一年10月，政治局和“四人帮”之间的斗争进入了决战阶段。华国锋遭到“四人帮”连日的“逼宫”，处境越来越困难，叶剑英了解到他的处境，进一步与他密商粉碎“四人帮”的战略决策。有人曾设想召开扩大的中央委员会来解决“四人帮”问题。叶剑英分析党和“四人帮”斗争的形势、性质和特点，说，江青、张春桥、姚文元、王洪文是在中央政治局内结成的“四人帮”，是一个反革命阴谋集团。他们参加中央领导还嫌不够，还要篡夺最高领导权。这伙人作恶多端，人心丧尽，极为虚弱。这是由于他们的阶级立场和反动本性所决定的。我们同“四人帮”的斗争是势不两立、你死我活的斗争。已超出党内思想斗争的范围，不宜于采取党内思想斗争的正常手段来解决。但又要尽量争取合法解决，避免引起###。我们要给后人留下一个好榜样，要搞合法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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