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叶剑英在关键时刻-第17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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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当叶剑英讲话时，解放军兽医大学“红色造反团”的一名“战士”（学员）递条子给会议主持人肖华，责问这个大会“林副主席批准没有？”“你们四位副主席的讲话是不是林副主席批准的？”叶剑英在主席台上当众宣读了这张条子，气愤地问大家：“同志们，他怀疑我们大会是偷偷开的，同学们相信不相信我们？”台下回答：“相信军委。”叶剑英接着说：“我代表军委的全体同志感谢同志们信任我们，请同志们信任我们。”他告诉大家，四个人的讲话是军委集体讨论过的。他重复说，现在文化大革命是“子教三娘”，儿子教育老子，教爷爷。他希望递条子的那个学员也要接受教育帮助。
十年浩劫（4）
这次大会，在全国范围内尤其在北京引起巨大反响，陈毅、叶剑英等元帅的讲话迅速传播四方。受迫害的老同志和一切正直的人们，无不表示赞同，而林彪、江青一伙及其追随者们则认为陈、叶的讲话违背了“十六条”和“紧急指示”，是“镇压群众”，是“资产阶级运动路线的猖狂反攻”。有几个院校成立“批资筹备处”，准备批斗几位元帅。“陈、叶讲话必须批判”的大标语出现在街头。
在林彪一伙鼓动下，11月29日，在工人体育场再次召开了军队系统院校和文体单位来京人员大会（即“第二次十万人大会”）。这次大会比上次大会气氛更为紧张。“造反派”在林彪、江青一伙指使下，决定利用这次大会，进行“反击”。他们在会场贴满了大字标语，声言陈毅、叶剑英上次讲话有“严重错误”，必须“彻底批判”。周恩来得知这一情况后，对大会非常关心，亲到会场看望大家。
在会上，陈毅第一个讲话。他在讲话中，满腔热忱地鼓励和教育青年军人，要他们学会正确对待路线斗争，“应该弄清思想，团结同志，共同对敌。”
在陈毅讲话之后，叶剑英挺身而出，再次作长篇发言。他首先念了几张台下递来的条子，回答了所提的问题。对有人提出要为上次递条子的学生恢复名誉问题，叶剑英耐心地讲明道理，明确表示了否定的态度。
接着，叶剑英着重阐述了毛泽东对青年一代的亲切关怀和殷切希望，以及军队院校培养学生的重要意义。他肯定绝大多数师生是革命的，是好的，同时对少数人不守纪律，“住大房子”、“坐小汽车”，讲排场、摆阔气等破坏解放军优良传统等不良倾向提出了严厉批评。他说，一小撮人煽动一部分群众到毛主席办公的地方猛冲、猛打，这行吗？这些人如果不改，就是废品，将来不能用的。有人说我又挑动群众斗群众，不是！我不敢挑动群众斗群众。这样的人不是群众，是废品，要洗刷！有人冲我们的国防部是个大错误，严格讲是反革命！最后，他苦口婆心地劝说同学们回校闹革命，搞好本单位的斗、批、改。
也就在这次大会的同一天，叶剑英针对一些“造反派”提出怀疑中共中央某些领导同志的问题，明确指示军事博物馆要保留刘少奇和邓小平在各个革命历史时期的照片。
叶剑英和军委其他领导同志两次参加“十万人大会”并发表讲话，是对“文化大革命”的第一次公开对抗，也是对解放军院校师生进行的一次深刻教育。叶剑英和其他几位元帅理直气壮讲话，使党内外的广大干部和群众受到了鼓舞，也促使一些狂热的青年学生听到了不同的声音，开始重新思考问题。有相当一部分院校师生接受了叶剑英等的劝说，离京返校，甚至宣布退出“造反”队伍。这对林彪、江青一伙是一次“反冲击”。正因为这样，他们掀起了疯狂的反扑浪潮，诬蔑叶剑英是挑动群众斗群众的“罪魁祸首”，是“军内资反路线的代表”，为刘少奇、邓小平“树碑立传”等等，挑拨不明真相的学生和群众对叶剑英进行“火烧”、“油炸”、“炮轰”。江青和康生等秘密策划，煽动“造反派”再开一个“十万人大会”批斗叶剑英和陈毅。“请帖”发两种：中央文革成员发红的，给陈毅、叶剑英发的却是白的，等于“最后通牒”。
叶剑英陷入更大的“危机”之中。他眼前看到的是满地满墙的“大字报”重重包围，耳旁听到的是“造反派”指责“老机”、“老右”的一片叫嚣声。但他稳坐西山住所，保持着冷静的头脑，继续坚持不屈不挠的斗争。他公开说：“大字报尽管贴，该讲的我还是要讲。”不是说，对“文化大革命”不理解吗？好，这位著名“儒将”，排除一切纠缠和干扰，埋头攻读马列经典著作，希望从“老祖宗”那里得到新的启示。面对当时社会上无政府主义思潮泛滥，他特意从书架上取下列宁的《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重新研读，并要秘书帮助摘编有关论述。温故知新。他联想俄国当年革命的情形，越来越感到当前这场运动确像列宁说的那样：“否认党性，否认党的纪律”，“无政府主义往往是对工人运动中机会主义罪过的一种惩罚”，“无产阶级政党的内部需要实行极严格的集中制和极严格的纪律，才能抵制这种恶劣影响……”他从马列著作中吸取了力量，增加了斗争的智慧和勇气。陈毅来到西山叶剑英住处，看到他和办公室同志认真研讨列宁的《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的情景，连声叫好，表示了极大兴趣和钦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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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年浩劫（5）
但是，叶剑英并不是“两耳不闻天下事，一心只读圣贤书”。他人在西山，心在山外。
12月8日，他冒着挨批斗的风险，照常出席军委召开的13所军队院校师生代表座谈会。他针对有人攻击他和陈毅在“十万人大会”上的讲话，严正地提出“反批评”说：“有人不是要搞大民主吗？他们有讲话的自由，我也有讲话的自由！”他驳斥一些别有用心的人攻击军事首脑机关的流言蜚语，斩钉截铁地说：“军委、总政没有反动路线问题”，“军队自上而下不存在一条黑线，不但没有反动路线，而且经常是同错误路线作斗争的。”
迎着漫天风雪，叶剑英和聂荣臻在西山常和陈毅、徐向前、刘志坚等在山上会晤，谈论形势，商议稳定军队的大计。陈毅气愤地说，把老干部都打倒了，军队和国家能保住吗？叶剑英深有同感，说：“这样搞，把我们的老传统都搞乱了，军队无论如何不能乱”，并谈了继续稳定军队的办法。陈毅听了，举起了双手说：“我到阴曹地府也举双手赞成你！”有一次，几位元帅在西山聚会。年高体弱、双目失明的刘伯承元帅也来了。他激动地问大家：“我的眼睛看不见，现在是什么样了？”他边说边走到其他的元帅身边，伸出双手，一个一个地从上到下抚摸着老战友。大家握着他的手，热泪盈眶，舍不得放开。陈毅沉痛地说：“现在看不见最幸福，看见了更是糟心！”
糟心的事果然是接踵而来。叶剑英和几位元帅以及军委各总部的负责人遭到越来越猛烈的围攻。陈毅元帅首当其冲。周恩来出面保驾、“陪斗”也无济于事。在极度的困境中，陈老总特致函老战友叶剑英，并亲手录寄1966年12月《冬夜杂咏》中的《青松》：
大雪压青松，青松挺且直。
要知松高洁，待到雪化时。
叶剑英展诗吟诵，连声称赞“好诗！好诗！”他十分钦佩老战友的正气侠胆、青松品格。但他眼看着老战友遭此厄运，无力制止，心焦如焚。何以慰之？唯有诗篇。他随即铺纸端砚，挥毫泼墨，作《虞美人·回赠陈毅同志》：
串联炮打何时了？官罢知多少！
赫赫沙场旧威风，顶住青年小将几回冲！
严关过尽艰难在，思想幡然改。
全心全意为公，共产宏图大道正朝东。
这首响彻京都、脍炙人口的小词深刻表达了处在逆境中的两位老战友肝胆相照、热情相助的真挚友谊。它是老革命家发自内心的正义之声，是对“文化大革命”的一篇檄文，也是对共产主义的一曲赞歌。正当“炮轰”风暴席卷全国之时，它却不胫而走，流传各地。陈毅读后，提笔写道：“绝妙好词！陈毅拜读。”他从《虞美人》中得到了最大的慰藉。
“十万人大会”余波未息，真个是“串联炮打何时了”。事情闹到毛泽东那里，他只好出面调停，劝老帅们：“检讨一下，了此一案。”这一年的12月31日，年终岁尾，叶剑英在军队院校师生大会上奉命作了一次违心的“检讨”。江青皮笑肉不笑，又来讨好：“你检讨什么？”叶剑英愤怒地说：“我不欠账！”
但是，“检讨”归“检讨”，此案还是未了。造反派并未罢休，斗争锋芒继续指向几位元帅和革命军队。他们酝酿再次召开“批资反路线斗争”大会，揪斗陈、叶，只是因为周恩来总理出面制止，才未开成。
迎着风暴，擎起“保护伞”
1967年是中国灾难深重的一年。新年伊始，从上海开始向全国各地卷起的“一月风暴”猛烈地冲击着人民解放军的机关和部队。为了配合“造反派”的夺权斗争，林彪等人抛出了“揪军内一小撮”的口号。军内造反派在“中央文革”一些野心家的策动下，成立“批资反筹备处”。确定1967年1月5日联合召开“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大会”，指名要陈毅、叶剑英到会检讨。开会的“通知”有两种颜色、两种写法，发给陈毅、叶剑英的是“到会接受再教育”，给其他人写的是“到会指导”。叶剑英接到通知后，向周恩来作了汇报。周恩来听后，当即质问：是谁同意他们开这个大会的？为什么不报告？他果断地说，不能叫他们开这个批判大会，即使开，老帅也不能参加。然后，他亲自出面在人民大会堂连续三次接见群众组织代表，强调指出：“把批判全军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矛头指向叶剑英、陈毅两位副主席是指错了方向”，是“不符合实际的”，并明确表示不赞成开这个会，经过耐心说服，制止了这次批判大会的召开，又一次保护了陈、叶两位老帅。
十年浩劫（6）
但是保了元帅，保不住将军。1月4日，总政治部副主任、全军文革小组组长刘志坚被打倒。紧接着林彪在中央军委常委会议上宣布关锋任总政治部主任。1月10日，江青授意中央文革小组成员关锋、王力等人起草了一个《关于〈解放军报〉宣传方针问题的建议》，进一步抛出“彻底揭穿军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的具体纲领和措施。经过林彪批准“完全同意”。于是林彪、江青一伙明目张胆地抛出“揪军内一小撮”的口号，把斗争锋芒直接指向叶剑英等几位元帅和军队各级领导干部。1月11日，经毛泽东批准，中央军委改组全军“文革小组”，由徐向前任组长，萧华、杨成武、王新亭、徐立清、关锋、谢镗忠、李曼村等任副组长（后又增补谢富治），江青任小组顾问，组员有叶群、王宏坤等10人。新的全军“文革小组”由中央军委和中央文化革命小组直接领导，不再隶属于解放军总政治部。林彪、江青、叶群等攫取了直接干预军队“文革”的权力，全国刮起了一股更猛烈的反军乱军的妖风，飞沙走石，天昏地暗。北京、沈阳、昆明、福州、广州、南京、兰州、成都、新疆等军区和各总部、各军兵种的许多负责同志遭到揪斗，被逼得东躲西藏，奔赴异地。告急的电报、电话纷至沓来，要求叶老帅给以保护。有些无路可走的，如刘志坚、刘震、成钧、苏振华、赵永夫、王恩茂、赵尔陆、许世友、李达、杜义德、王诤等同志，直接找到叶剑英住地求救。
原叶剑英办公室秘书、武警部队副司令员王文理回忆说：
“‘文化大革命’的初期，叶帅保护军队的老干部，他主持军委日常工作，他怎么不保护这些老同志？他就给我讲，因为我是作战部调过去的，说你们作战部的部长王尚荣同志，萧华同志，海军的其他领导同志，他们在我家里吃饭，有的还留在我家里住，我教给他们如何正确地对待群众，如何正确地对待运动，都保护了他们。”
为了抢救这些革命将领，主管军委日常工作的叶剑英经过请示周恩来，竭尽最大努力，采取紧急措施加以保护。来者不拒，既来之则安之。叶剑英在军事科学院内的二号楼和西山住地，一时成了老干部的“庇护所”。这里住不下就送到京西宾馆。在极端困难的条件下，叶剑英还特意关照要做好他们的医疗保健工作，护理好每个老同志。当时，躲进大别山的许世友打电话呼救，叶剑英设法把他接来住进京西宾馆，保护起来。后来，许世友在南京摆家宴，请叶剑英和西哈努克，以报答“救命”之恩。叶剑英还与地方有关部门打招呼，尽最大努力保护钟惠澜、薛愚、谢铁骊、华君武、袁世海、谢芳、马玉涛、李维康等知名人士，这些同志念念不忘叶帅的亲切关怀和爱护。
为了抵制造反派反军乱军迫害老干部，叶剑英从1月8日开始多次主持开军委碰头会、军委扩大会议，与陈毅、徐向前、聂荣臻等同林彪、江青一伙展开激烈的斗争。同时通过会议研究对策，稳定军队。在一次军委扩大会议上，叶剑英针对全国、全军混乱不堪的局势，气愤地说：“他们主张越乱越好，什么党、政府、军队，他们一概否定，都要推倒重来，说这是无产阶级向资产阶级夺权。我们的各级干部，他们给扣上走资派、黑帮、反动权威或其他什么罪名，企图一律加以打倒，说这才是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这怎么行呢？这怎么会是毛主席的思想和路线呢？”叶剑英讲到这里，有人当场高喊：“他们有野心！”“我们要和他们辩论！”会场上对江青等人的愤怒情绪达到了顶点。但是，作为会议的主持者叶剑英还是开导大家冷静下来，要加强团结，加强组织纪律性，搞好战备。只要军队自己不乱，就不怕别人钻空子。
这期间，叶剑英在参加和主持军委的一系列会议的同时，还经常出席周恩来主持召开的中央政治局会议。在会议上，只要有机会，就同江青等进行面对面的交锋。在一次政治局会议上，叶剑英针对搞乱军队问题，再次强调指出：“地方越乱，军队越要稳，不然敌人乘虚而入怎么办？”他列举了大量事实说明全国13个军区，有7个军区在搞运动，全军157所院校都在搞运动，到处抓反动路线的代表人物，目标就是抓各个军区、军种、兵种的领导人。三个总部，总后瘫痪了，总政几乎瘫痪，总参部分瘫痪，海军瘫痪了，空军瘫痪了。凡瘫痪了的单位，所有的办事机构、会议室、招待所全部被占领。领导人来一个抓一个。他激动说：“现在空军指挥部只好转移到战备工事中去。如果全国空中有情况，指挥中断了，事情谁去办！”叶剑英据理力争，手里拿着一张全国军分区以上单位受冲击的统计表指给江青看，严肃地说：内忧必然引起外患，稳定军队是党和国家的根本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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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年浩劫（7）
由于叶剑英等与林彪、江青一伙反军乱军篡军的阴谋活动进行了坚持不懈的斗争，又得到周恩来的大力支持，中共中央于1月14日发出了《关于不得把斗争锋芒指向军队的通知》，“通知”强调军队担负备战和保卫国防的任务，不许任何人、任何组织冲击人民解放军的机关，这个“通知”对稳定军队发挥了重大作用。
1月18日，叶剑英又主持制定了《关于各军区开展文化大革命步骤问题的决定》，继续强调一定要保持军队的稳定；各大军区、省军区机关运动必须分期分批进行，不要与地方同时展开；规定济南、南京、福州、武汉、广州、新疆、昆明七个军区推迟或暂停“文化大革命”。叶剑英还经常听取军委总参谋部作战、情报等部门汇报，掌握部队动态，加强战备，保证部队的稳定。他还视察部队，主持军委常委会听取导弹、核武器的试验、军工生产等情况的汇报，并作了大量指示。
叶剑英所做的这一切，有效地抵制了林彪、江青一伙对军队的干扰破坏，维护和巩固了伟大长城，有利于稳定全国局势，有利于国防建设和经济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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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林彪、江青一伙，贼心不死，蓄意制造更大的反军乱军事件。
1967年1月19日，北京京西宾馆硝烟弥漫，摆开了“战场”。这天下午，军委在这里召开扩大会议。出席会议的有中央军委领导，各总部、各大军区、各军兵种负责人，以及中央文革成员共40余人。江青、陈伯达、康生等以“主角”自居，逐个发言，大叫大嚷：军队一定要支持革命群众开展“四大”，要和地方一样搞“文化大革命”，不能搞特殊。叶剑英和军委其他领导同志持反对意见，力主军队不搞“四大”，坚持维护军队的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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