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叶剑英在关键时刻-第10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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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北上后，陈昌浩还强行扣留胁迫一方面军的干部南下，不许他们跟中央北上。如李伯钊等几十名去四军、三十军演出和教歌归来的同志，一到巴西就被陈昌浩下令包围缴械，软禁起来，迫令南下。陈昌浩、李特、何畏等人在总指挥部和红军大学，对没有得到北上通知而想返回一方面军的干部，则采取了令人无法容忍的歧视态度。
俄界会议，揭露和清算张国焘危害党分裂红军的罪行
9月11日，叶剑英和同志们到达俄界。同日，党中央为了争取张国焘改正错误，再次电令“张总政委立即命令左路军向班佑、巴西开进，不得违误”。张国焘置若罔闻，抗拒命令，反诬中央逃跑，制造分裂。他公然继续致电一、三军领导人，恶毒诬蔑中共中央率领红一方面军主力单独北上的行动。
9月12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在俄界举行扩大会议，着重讨论与张国焘的斗争及今后的战略方针问题。叶剑英出席了会议。会议一致通过《关于张国焘同志的错误的决定》。决定深刻地揭发和批判了张国焘分裂党、分裂红军、反对北上战略方针、退却逃跑以及军阀主义的严重错误，号召红四方面军广大指战员，团结在党中央周围，同张国焘的右倾分裂主义作坚决的斗争。为了挽救张国焘，争取和团结红四方面军广大指战员，这个决议没有向全军公布，只发至中央委员。会议还决定将红一方面军主力和中央军委纵队改编为中国工农红军陕甘支队，彭德怀为司令员，毛泽东为政治委员，叶剑英为参谋长，王稼祥为政治部主任，###为副主任，继续北上。
9月14日，中共中央再次致电张国焘，再一次要求“张总政委立即取消南下的决心及命令，服从中央电令具体部署左路军与四、三十军继续北上”。但是，张国焘顽抗到底。他令左路军和右路军的第四军、三十军南下后，随即另立中央，宣布“撤销”毛泽东、周恩来、博古、洛甫的工作，“开除”其中央委员及党籍，并下令“通缉”。同时宣布对###、叶剑英“免职查办”，直至狂妄要求取消党中央，明目张胆地反党篡军，成了历史的罪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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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14）
到达陕北，参与指挥东征取得全胜
1935年9月中旬，陕甘支队继续北上，叶剑英协助毛泽东、彭德怀指挥部队斩关夺隘，于9月18日，攻克天险腊子口，占领甘南的哈达铺。陕甘支队于哈达铺进行休整。第一军团改编为第一纵队；第三军团改编为第二纵队；中央军委纵队改编为第三纵队，叶剑英兼司令员。叶剑英率第三纵队，继续北进，追赶敌人，在占领榜罗镇和通渭县城后，翻越六盘山，于10月19日进驻吴起镇。叶剑英协助彭德怀指挥部队击溃尾追敌骑兵二千多人。22日，叶剑英出席了中央政治局在吴起镇召开的扩大会议。会议确定“建立西北的苏区，领导全国大革命”的战略任务。至此，中央红军胜利结束了历史空前的、艰苦卓绝的两万五千里长征，为中国历史谱写了辉煌的篇章。
红一、三军团长征胜利到达陕北，于1935年11月初，同红十五军团会师后，成立西北革命军事委员会，恢复红一方面军番号，彭德怀任司令员、毛泽东任政治委员、叶剑英任军委参谋长兼红一方面军参谋长。
当时的形势是，日本帝国主义继攫取我国东北之后，日益加紧扩大对中国的侵略，又制造了华北事变。国民党政府却继续推行“攘外必先安内”的卖国政策，整个中国面临着沦为日本殖民地的危险。中日两国之间的民族矛盾急剧上升为主要矛盾，促使国内各阶级、各政治集团的政治态度发生了新的变化，全国各地抗日救亡运动风起云涌，势不可挡。
1935年12月中旬，中共中央在陕北瓦窑堡举行政治局会议，制定了建立党的最广泛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总策略、总路线。当时蒋介石仍然执行“剿共”的政策，组织晋绥军等大批武力围困陕甘地区，企图消灭刚刚结束长征、立足未稳的红军。
根据这一形势，中共中央制定了《关于军事战略问题的决议》，确定以坚决的民族战争反对日本帝国主义进攻中国为总任务的战略方针，“准备直接对日作战”、“猛烈扩大红军”。在此方针指导下，红一方面军把“打通抗日路线”作为中心任务，确定红军行动与苏区发展，以山西和绥远等为主要方向，迅速举行渡河东征，###军阀阎锡山。
根据毛泽东、彭德怀的指示，叶剑英全力投入东渡黄河作战的具体准备工作。亲赴前线组织调查由延安、甘泉铺各地到黄河西岸临真镇的交通道路，同部队指挥员察看渡河地点，提出部队作战行动方案和建议，协助各部队收集和制造木船、皮筏等渡河器材，组织地方党政机关征调造船和划船民工，做好渡河的各种准备工作，并对渡河的先锋队和船工进行政治动员和技术训练。
1936年2月20日夜晚，第一、第十五两个军团冒着凛冽寒风，利用夜暗掩护从陕北绥德县沟口、清漳县河口开始强渡。部队渡河过程中，叶剑英亲临渡口，检查渡河情况，并随时向毛泽东、彭德怀、周恩来报告。21日10时，叶剑英最后率领一方面军直属队渡河。部队渡河后，按预定计划迅速向纵深发展。相继占领了三交、留誉、义牒各镇及其周围地区，完成了战役展开，取得东征战役的第一个胜利。叶剑英协助彭德怀指挥部队，打退了晋绥军的反击，控制了石楼、中阳、孝义、隰县、永和等县，并大力开展群众工作，得到山西人民群众热情支持。阎锡山仓促应战，急电向蒋介石救援，调动部队向抗日先锋军反扑。红军将反扑之敌全部击溃，在上述数县广大地区建立起临时根据地。为了发展胜利，军委决定以这一地区为作战枢纽，分兵南下北上，组成右、中、左路军。徐海东、程子华指挥以红十五军团为主力的左路军，向北进攻；林彪、聂荣臻指挥以红一军团主力为右路军，向南急进。同时以红十五军团的一个团、方面军直属队和新成立的红三十军、山西游击队等部组成中路军，由叶剑英直接指挥，以牵制和吸引晋绥军主力，支援左右两路军的进攻行动。左右两路军分南北两线向晋绥军进攻，迅速进抵侯马和太原近郊，占领了晋西南广大地区。
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15）
红军的强大攻势使阎锡山惊恐万状，急忙集中十四个旅，阻止红一方面军东进，同时请求蒋介石增援。蒋介石先后派遣约十个师进入山西，同时命令西北军、东北军等部向陕甘革命根据地进攻。叶剑英根据中央军委要求左右两路军从南北两线向中路军靠拢、集中兵力准备歼灭敌人的指示，指挥中路军和所有游击队、赤卫军、少年队等一切武装，与众多敌军巧妙周旋，钳制敌人，同时，控制石楼通往水头、石口镇、隰县、永和、留誉五条道路，充分发动群众，坚壁清野，建立和发展地方党组织和抗日游击队，建设各级政权机关，征集兵员，筹粮筹款。同时组织兵力随时阻击敌人，始终控制黄河渡口，保证前后方的交通运输和伤员的转运工作。
5月上旬，党中央根据全国抗日形势的发展和晋西敌军的变化，决定将渡河东征红军全部撤回河西，结束东征。叶剑英率部最后西渡回师，胜利完成了东征任务。
这次东征作战虽然只有75天，但战果辉煌，消灭国民党约7个团，取得了强渡江河作战的重要经验，提高了部队的战斗力。“围剿”陕北革命根据地的晋绥军被迫撤回山西，打击了蒋介石、阎锡山的反动气焰，使陕北革命根据地得到恢复和发展。红军吸收新兵约8000人，筹款30余万元，并在山西20多个县开展了群众工作，宣传了党的抗日主张，扩大了党和红军的政治影响，使刚刚立足于陕北的红一方面军在政治上军事上由被动转入主动，并增加了经济实力。叶剑英领导的中路军兵力虽然不多，但他果敢机智，巧于用兵，吸引和钳制晋军主力，圆满地实现了军委的战略意图，受到毛泽东的赞许。
在日寇大举侵华（1）
六 在日寇大举侵华、中华民族面临生死存亡的紧要历史关头，叶剑英坚持抗战，开展统战，“誓荡扶桑儿”
1937年7月7日，爆发了卢沟桥事变，全国性的抗日战争从此开始。
7月8日，中共中央向全国发出通电，呼吁全中国人民、政府和军队团结起来，筑成民族统一战线的坚固长城，抵抗日本的侵略。
7月9日，在古都西安的叶剑英致电中央提出抗日救亡的四点建议，毛泽东当晚即复电叶剑英表示同意，并作了明确指示。
7月12日，叶剑英根据毛泽东的指示，代表中国共产党和红军与国民党政府军事委员会、西安行营代主任蒋鼎文等就国共两党合作事宜举行会谈，并将会谈情况报告中共中央、毛主席和朱总司令，经同意后复电转告何应钦呈报在庐山的蒋介石。
经过多次谈判和斗争，蒋介石在全国人民的压力下，终于7月17日在庐山发表谈话，宣称如日本继续进攻，就只有奋起抗战。从此，叶剑英在党的领导下，为挽救民族危亡，打败日本侵略者，奋战在全国各地，成为闻名中外的抗日健将。
出席南京国防会议，解救大批难友
8月初，蒋介石准备在南京召开国防会议，邀请中共代表参加。中央经过研究，决定派周恩来、朱德、叶剑英等去南京参加国防会议。会议期间，他们多次发言，并接触各方人士，广泛宣传中共的团结抗战主张，积极推动发展抗战的大业。叶剑英在出席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军政部长何应钦主持的讨论会上，作了关于抗日“政略与战略”问题的长篇发言。他分析中日战争中的敌我力量、国际因素以及战争的发展进程，指出：日军战略展开，必先取得下列五点：上海、青岛、天津、北平、张家口。日本对我估计错误，企图速战速决，没想到遇我强烈抵抗。其动员计划及经费预算均须重新布置，现尚未完成其战略展开。他说，我之战略重点若放在上海，即使取得胜利也不能扭转全战局。如果将重点放在平绥线，则可转移战局，并能破坏敌人的整个计划。战争将是持久的，我们不仅要动员国内力量，而且要大力争取国际援助。接着，他对战略战术问题谈了精辟的见解：“我们虽然主张战略上持久，但是战术上仍然应采取攻势，以求速战速决。战略上虽然采取内线作战，但战术仍然应取外线作战，随时包围敌人。所以，我们要打集团防御战争、广大游击战争和广大民众的运动战。”叶剑英在发言中，还谈到宣传抗战、武装民众、战区工作、粮食补给、创办刊物等一系列问题。他强调，进行宣传鼓足干劲，做好动员后的巩固工作。发动妇女鼓励亲人上前线。成立补先师、补先团。
叶剑英的精辟发言，得到许多与会者的赞同，对于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制定全国抗战的战略方针起到了很好的作用。
在南京，周恩来、朱德、叶剑英通过国防会议上发言亮相，宣传共产党的抗日主张，使共产党在南京逐渐取得了合法的地位。在会议期间，叶剑英利用各种机会和场合同南京党政军各界要人以及冯玉祥、刘湘、白崇禧、龙云、张发奎、黄琪翔、黄绍■等各地将领，一一会晤交谈，积极促进抗日统一战线的工作。从接触中，他深切感到，南京主战空气越来越浓，主和者不得人心。对于蒋介石的抗战态度和军事部署，有了进一步了解，心中有了数。国防会议结束后，叶剑英等即迁移到南京中央路鼓楼附近傅厚岗66号（现为青云巷11号）一栋二层楼房内办公。以后在此正式设立了八路军驻南京办事处。
8月13日，日军进攻上海，淞沪抗战爆发。这一天，周恩来、朱德和叶剑英就同国民党谈判条件向中共中央提出四点建议：努力抗战，以巩固蒋介石的抗战决心；红军立即改编，争取开动；力争发表《中共中央为公布国共合作宣言》；催促南京发表红军改编后正副指挥的任命。
不久，朱德离开南京去西安后，叶剑英继续协助周恩来奔走于国民党军政要员之间，积极开展团结抗战工作，多次同何应钦、蒋鼎文等接触会谈。有一次，何应钦举行家宴，邀请周恩来、叶剑英。大家正在用餐，电话铃突然响起来。何应钦接完电话后回到桌旁，高兴地说：“报告你们一个好消息，委员长说要坚决抗战啦！”周、叶当即说道：“如果蒋先生真能坚决抗战，那当然是一件大好事。”何应钦接着说：“敌人在上海都打我们了嘛，我们还不抵抗？”叶剑英补充说：“如果不抵抗，大家都要当亡国奴了！”大家谈得很投入，气氛融洽。
在日寇大举侵华（2）
国共双方经过多次谈判，终于达成协议，实现了第二次合作。中共中央、中央军委将中国工农红军主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22日，中共中央在陕北召开洛川会议，组成以毛泽东为书记，朱德、周恩来为副书记的十一人的中央军委，叶剑英为军委委员。随后，中央军委发布第八路军命令，朱德任总指挥，彭德怀任副总指挥，叶剑英任参谋长。八路军总部正式委派参谋长叶剑英为八路军驻南京的代表，李克农为驻南京办事处主任。叶剑英代表中央和军委，以公开合法的身份进行活动，坚持贯彻中共中央抗日统一战线的方针政策，既坚持原则性，又掌握灵活性，进行了卓有成效的工作。
当时，在南京“首都反省院”关押着一大批中###员和革命同志。七七事变之后，国民党政府迫于全国各阶层民众一致要求释放###的压力，释放了一批关在南京中央军人监狱的刑期较短的###，但对一些“重要的###”却不予释放。“八一三”之后，日军飞机轰炸南京，“释放###”的呼声越来越高，监狱难友强烈要求出狱。斗争也越来越激烈。在这种形势下，周恩来和叶剑英想方设法了解监狱难友情况，多次进行交涉，营救被关押在南京几个监狱里的难友。
8月18日，他们驱车来到“首都反省院”。叶剑英翻看“犯人”花名册，发现曾在莫斯科劳动大学同学的夏之栩和比较熟悉的熊天荆、王根英三位女同志的名字，立即向院长提出要先见她们，营救她们出狱。
周恩来、叶剑英向陪同在一旁的监狱反省院长提出要求，先保她们三人出狱。随后提出要去看其他难友，在监狱的大礼堂里，同大家见了面，向难友们表示关心和问候，简要地讲了讲国际形势和国共合作的问题。叶剑英告诉大家，很快接大家出去，参加抗日。难友们热烈鼓掌，高兴得跳起来。
夏之栩等三位战友出狱后，又详细汇报了其他一些同志关押的地点，列出名单向国民党当局要人。经过狱外强有力的营救和狱中斗争的响应，一批又一批的“###”终于相继出狱了，总共500多名难友从国民党监狱中被救出。其中有共产党员钱瑛、刘宁一、帅孟奇、彭镜秋、黄文杰、王鹤寿、刘顺元、郑绍文、曹瑛、赵希愚、谭天度、肖桂昌、顾玉良、周云德、陈曾固、喻屏、陈春林、熊有清、陈霖、何洛等同志。这批人出狱后，大部分经西安转送到延安，一部分送衡阳八路军办事处办的训练班学习，少数就地分配了工作。后来，这批同志中的少数人在革命战争中牺牲了，大多数在建国以后担任了重要领导职务，为党和人民做出了贡献。
老共产党员谭天度被捕后判刑十年，释放出狱时，兴奋异常，赋诗一首：“吉凶祸福非前定，屈伸苦乐亦无凭。昨夜乌云犹盖地，今朝举目见天青。”
多年来，这位健在的105岁老人每当想起南京监狱那段生活，总是感激周恩来、叶剑英解救之恩。
不久，周恩来离开南京后，叶剑英与国民党继续谈判和交涉，解决国共两党谈判中一些未能解决的遗留问题。8月25日，中共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毛泽东和副主席朱德、周恩来正式发布命令，根据与国民党南京政府谈判结果，宣布主力红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9月1日，按照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命令，第八路军改称第十八集团军，隶属第二战区），朱德为总指挥，彭德怀为副总指挥，叶剑英为参谋长，左权为副参谋长，任弼时为政治部主任，邓小平为副主任。第八路军在总指挥部率领下，东渡黄河，开赴华北前线，对日作战。中共中央为了加强统一战线工作，决定成立长江沿岸委员会，周恩来、博古、叶剑英、董必武、林伯渠为委员，周恩来为书记。
叶剑英在南京期间，还广泛接触国民党上层和社会各界人士，就陕甘宁边区、海南游击区的发展、太原失守后的战略部署，以及在南京创办《新华日报》等问题，多次与国民党当局谈判，巩固和扩大了统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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