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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一海平面上下来回波动的结果对于当时的人类有着巨大的影响。“在冰期后的海侵高峰期，华北平原很可能上不存在。当时，华北一带人们居住的主要低地是位于西边高原东部的山丘以及山东高低附近的山丘。用今天的术语来说，当时人们居住的低地位于沿太行山的冀西部分，核心区在河南沿太行山和中条山一线，还包括沿泰山的山东地区及鲁东高地”　。
　　进入到“文明时代”，陶器与农业出现，虽然他们两者并不一定是如影相随，大多数的情况看他们是相互伴随产生的；渔猎活动却是农业产生之前人们就一直在从事的活动。
　　新石器时期尽管有一些东部平原上的遗址，但是他们的突然消失也变得容易接受了，因为海平面在不断升降起伏。当人们评论说，既然那里不平稳怎么还会居住在那里，要知道这个情形跨越千年，所以一旦有几年看到可以居住的平地人们也会扩散而去，不用说相对的稳定经常是几十年几百年了。
　　基于以上的事实，这样一个史前遗址分布是必然的：多在西部高原山区，东部平原比较少见，尤其是在距离较远的时期。旧石器时代末期的遗址分布体现了这个特点，基本上是沿山分布，体现了他们既要依靠海洋生物过活，同时居住在高岗以避水灾。在今天人们喜欢的广阔的平原地区基本上看不到古人类活动的踪迹。或许我们也可以假设，那里曾经是有过人类活动的，但是被洪灾全部掩盖摧毁了。但是西部高原却较为完整地保留了他们的文化，因为他们没有受到太多的水灾。
　　我们可以想象一个这样的场景：海平面波动期间，不仅中国东部的平原经常消失不见，东亚的文明人主要集中在中国“大斜线”的西北一侧，东南亚的许多岛屿不见了。假如行走海路，不用再穿行马六甲海峡，从泰国那里的某些低地或许就可以直接穿越过去。印度半岛经常泡在水里只露出几个小岛来，古人们开个独木舟沿着喜马拉雅山南侧划行，这条海上通道可以一直走过两河、顺着伊朗高原的南麓一直到达土耳其！
　　假如从印度这里向南，某些时候阿拉伯半岛可能只露出今天也门一带的高山，对面的埃塞俄比亚也有比较安全突出水面的大片地带。从东亚启程的人们从红海穿过，可以直接把独木舟开进地中海。红海与地中海在海平面比较高的时候是连通的，西奈半岛的一部分被淹在水里。欧洲曾经一片泽国，只有意大利、法国和西班牙的高山作为岛屿凸出在海面，这也就是为什么人们可以在这些地区才可以发现密集的古人类活动痕迹的原因所在。北欧的斯堪的纳维亚也露在外面，所以有一部分人居留在那里并形成欧洲的爱斯基摩人——就是著名的拉普人　。
　　最后，不要忘记由于当时天气温暖，就在今天的西伯里亚一带高原很可能生活着一批文明人，那里有广大而安全的土地，他们在新石器时期南下而影响过东亚的北方地区；中国西北地区与苏联临近的阿尔泰山在气候与地理认识中也应重新考虑在新石器时期的特殊地位，那里很可能曾经是个发达的文明地区。
　　我认为人类航海的事情不仅是1万年就有了，而且是1万年之前就存在的事实，只是他们的船会很简单，但他们的勇敢弥补了技术的不足，所以没有什么能够阻挡他们航海。
　　假如我们推断人类的语言能力从大约3万年前就开始出现了的话，那么思维随之出现，用石器就可以凿出独木舟来。不过人们最多提到的早期船类实际上更多是芦苇捆绑起来的小船，这不需要很先进的工具，只需要思维能力。但是很可惜，由于船类在水的这一特点以及木质或草类的特性，今天的考古很少发现。比较令人高兴的是，中国杭州湾附近的河姆渡已经发现了一些“大船”的痕迹。河姆渡的存在时间大约在7千多年，但应该注意的是那里有一些高岗，当时周围应该多为沼泽或大海，我们应该把他们想象为生活于一些孤岛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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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新石器早期文化（1）
在中国新石器早期大家比较熟悉的是西北地区的仰韶文化，它大体开始于7000年前，而衰落于夏商之际。实际上我常常简单地把中国新石器时期就分为仰韶文化和夏商周三代，两个部分。
　　在仰韶文化之前，有比较大影响的遗址是河南的裴李岗文化，其中精美的椭圆型磨盘与磨棒引人注目　。在其南面不远处还有一个舞阳贾湖文化，据称它与裴李岗有一定的联系。近年来的考古发现说明，贾湖已经出现了令人迷惑的符号，有人认为那就已经是文字的雏形了。这些发现不同寻常，因为几乎是中国最早的符号了。
　　贾湖在河南漯河，遗址时间为大约8500年前。从我研究看这些符号与后来的仰韶符号以及甲骨文之间，我认为有一定继承关系　，最奇特的是这个关联一直延伸到中东去。
　　在著名的古埃及象形文字之前也有类似的符号存在，并且，在埃及远古也出现了几乎与裴李岗、贾湖一模一样的的磨盘。他们之间到底是一种什么样的传播关系，现在还不好定论，我只能说早在9000年前到3000年前这段新石器时代，中国与中东之间一直发生着某种我们尚不知道的神秘联系。既然中国人整体经历着从非洲方向而来的迁徙，那么这个联系就不是特别难以猜测。
　　一种比较有利于“西来说”的支持因素是，这个时间依然没有超出西方的新石器时期的开端。也就是说，即便有了裴李岗、贾湖等中国的新石器遗址，中国的新石器开端依然在西方新石器时期之后出现，就东西方新石器时期的开始标志方面，没有形成质的改变。
　　另外有一点是要注意的，当时的海岸线假如波动很厉害的话，那么裴李岗实际上是属于海洋文化，因为遗址所在地新郑就在秦岭东麓末端的“海边”。我们已经推论过由于海平面的波动使东亚与中东之间距离缩短的可能，而这几个文明在最初假如都属于海洋文明的话，那么这个统一性使他们关联起来的几率更大了一些。YIN15
　　与裴李岗基本同期的河北磁山出土的一些陶器纹饰能够看出来已经出现了一些“波纹”状与“V”形痕迹，这些不仅与西北的仰韶文化有联系，而且与中东地区也有联系。我倒不倾向于他们是后来仰韶文化的先驱，很可能他们之间的相似有其它的联系。同时，我也不认为他们之间的联系是突然一鼓作气从中东直接跑到东亚来的。他们可以分批分期呈多米诺骨牌效应方式，从一个接近的文明地区来到中国的河南以及西北地区。这个根源完全可以是土耳其与伊朗高原甚至青藏高原附近。在华北平原根本不存在的时候，那些西方的人们甚至可以驾着小船一点一点沿海划到裴李岗这里，当然所用时间不是1年、2年，而是1百年或1千年。据说那个时期的人们喜欢沿海而居，这方便他们的渔猎生活，海洋生物的获得成为他们生存的一大支点。
　　那时候由于海平面很高，里海东岸实际上接近今天的新疆西部地区，甚至天山北部的准葛尔盆地通过伊犁草原而与欧洲汇为一片湖海沼泽。所以，假如是从北部进入中国，在大约1万年前后可以从西亚、欧洲分别进入天山或青藏高原一带，然后沿祁连山一直过渡到秦岭的“海边”——陕西、山西或河南附近——定居下来。假如你怀疑这条路线过于遥远而不可能如此，那么你怎么看2000年前匈奴人从中国北方长驱直入法国境内的历史事实？事实上这条路线上确实有欧洲人的踪迹。只是越到中国中原欧洲人的痕迹就越淡，因为南方而来的人类抑制了这个人群的扩展，中原黄河成为中国地区南北或东西方向人类源流碰撞交融的一大胜地。
　　在大约6000年前后从南边或东边来到中国的人们不仅部分北上与仰韶文化会师，另外一部分可能到汪洋一片的东部寻找适合落脚的小岛，然后当海平面下落之后那里成为大陆的一部分，河姆渡等可能就属于这样的类型，接下来“东夷”的产生就有了根据，他们与仰韶文化是根本不同的两个源流。
　　几千年里由于海平面的来回波动，不仅可能产生包括挪亚方舟那样的故事，同时会给那个时代的人们留下“山崇拜”的文化根源，因为在某些海平面快速上涨时期，似乎看起来世界的末日就要到来一样，对于他们来说只有高山可以挽救这个世界。所以，新石器时期陶器上面最经常出现的“波纹”状条纹，一方面很可能是水，同时他们也可能就是连绵不断的救命之“山”。青蛙也在陶器产生初期就出现在人们面前，除了表示生殖之外　，很可能他们能够逃脱水患的而两栖生存能力让古人艳羡，从而人类开始崇拜他们。
　　就在挪亚差不多同时代，是中国仰韶文化的兴盛时期。我曾经长久地为封闭的内陆大西北所表现出来的海洋特色迷惑不解，我想现在假如不能说我全部的疑问没有了，起码削减了许多：甘青一带当时距离大海远比今天要近得多，或者说那里当初就曾经为沿海地区。
　　中国西南地区一直是个化石密集的地区，因为这里距离“西方”近，另外，这里有裸露在大海里的群山。尽管这里已经出现了文明的曙光，为什么这里看起来没有发展出西北地区那么发达的文明？我的看法依然是与地理气候有关。农业只适合于有明显季节变化的地区，而甘青一带的高原当时肯定符合这样的条件，要考虑到那里比今天要温暖潮湿一些。但南方却由于过分湿热失去了农业文明的高度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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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新石器早期文化（2）
广西桂林的甑皮岩发现了陶器，据说那是“中国迄今为止发现的最早的陶器”，时间大约为9000年前。这同时，距离那里很近的西边泰国也同时发现了类似的洞穴遗址。看来假如论早，实际上最早还得是与非洲方向最近的西南。
　　以上提及的中国早期文明基本上已经奠定了中国本土化的最低层的资源。最基础的部分可能陆续从1万年左右就部分从中东附近带过来，比如对于鸟的崇拜，对于鹰的敬拜，对于蛇的恐惧与崇敬，都是曾经有过的“水世界”的产物；人们渴望如鸟一样可以随时避开洪水的袭击，他们可以象鸟一样了无障碍地飞翔于蓝天，可以象鹰鹫一样强悍凶猛，但对于到处存在与他们为伴的蛇摆脱不了只能求告于他们。
　　鸟与蛇崇拜是全球通行的图腾，不是中国独有的，有人可能说这是巧合，但最集中于这2种动物却不能说是一种巧合，应该怀疑同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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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类起源于海洋假说
大约公元前2000年的一块中东泥板上记载着世界产生的过程：“最初没有芦苇，没有树，没有房屋，没有城市，到处都是海洋。”这说明，当人类有记忆的时候他们所知道的就是“海洋”。后来陆地才慢慢显示出来，给人们以存身之地。实际上这可能是文明开蒙之后人类具有语言之后的最早记忆，其主要特征是：到处都是汪洋海水。
　　我们发现，不仅人类喜欢沿河流而生存，而且考古显示最早的人类也非常喜欢沿海而居，甚至离开海就不行。比如以上两幅地图就显示出人类在追着“海岸线”发展，只要有足够立脚的丘陵与岛屿，他们就会迅速移居过去。所以我们确实很容易猜想：古人类是不是属于海洋动物？我甚至想猜测他们是两栖动物，当然这不是真正意义上的“两栖动物”，我的意思是，很可能在远古时期人类对于水的亲近以及对水的把握能力远远在我们想象之外，反而是后来他们与水亲近的能力才退化了。起码从解剖学上看人类曾经与水亲近并不让人意外。
　　也有人把人类的起源解释为海上。20世纪中期英国人类学教授爱利斯特·哈代爵士认为：距今400万年至800万年前这一时期的人类祖先并不生活在陆地上，而是生活在海中，这里存在一个化石的空白期。在人类进化的历史中，存在着几百万年的水生海猿阶段。大约在400万年至800万年前，非洲东部和北部曾经有大片地区被海水淹没，海水分隔了生活在那儿的古猿群，迫使其中一部分下海生活，进化成为“海猿”。几百万年后，海水退却，已经适应水中生活的海猿重返陆地，他们就是人类的祖先。
　　这个“海猿”假说同时也是“人类起源于非洲”的最早学说。
　　“海猿说”也有丰富的论据：
　　第一， 人的身体表面裸露无毛，却有皮下脂肪，这与灵长类动物大大不同，光洁无毛的身体与丰富的皮下脂肪更适宜在较冷的海水中生活并保持体温。
　　第二， 人体无法调节对盐的需求，而且要“出汗”来调节体温，这是“浪费”盐分的，而灵长类动物却不需要靠出汗调节体温，反而具有对盐摄入量的控制与渴求的机制。这说明人类是从盐分丰富的海洋中来。
　　第三， 人类以外的灵长类动物都不是游泳能手。
　　2002年一位叫米高尔·奥登的法国医学家提出了更加离奇的新观点：人类和海豚的亲缘关系超过猿猴，人类的祖先是海豚。其论据是：
　　第一，人类本性亲水、猿猴厌恶水，这是最明显的分水岭。人的婴儿一出生就有游泳的本能，而且人的脊柱可以弯曲，适宜水中运动，而猿猴的脊柱是不能后伸的。
　　第二，人的躯体和海洋哺乳动物一样光滑，头部却长满浓密的头发。
　　第四， 人类能以含有盐分的泪液表达感情，有趣的是，海豚也会流泪。
　　第五， 人类喜欢吃鱼、虾与海藻，猿猴却不喜欢。
　　假如说这些牵涉到人类起源的理论还比较空洞和难以把握的话，那么考古遗址的分布已经很清晰地表明了这样一个事实：远古人类并不象我们曾经推测的那样因为没有高科技大船的出现而畏难于海，相反，他们与海异乎寻常地亲近！这个道理可能就象远古并没有天文科学但是人人却了解星空一样　。很可能古人使用简单的航海工具做出了许多我们今天无法现象的航海事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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盐类与人类文明的关系（1）
撇开人类起源问题，海边有什么吸引着人类？在文明初期的古代人们为什么会聚集在海边？有以下几点可以考虑：
　　在没有生产盐类的蒙昧时期，很可能已经有某些群体认识到生活在海边感觉身体更舒服一些。尽管他们还不知道原因何在，但是他们只能呆在海边身体的不适症状才会减轻一些。甚至这个现象构成一些迷信，但事实上这与他们摄取海生物所带的盐分有一定关系。河流却是淡水，所以无法自然地补充盐分。另外，打鱼和以虾蚌类为生远比在陆地上狩猎简单而方便。最大的好处是，乘船比行走更便捷、迅速。当然所谓船并非今天的船，而是非常简陋的一些工具，甚至是如葫芦等一些原始条件的支持。
　　人类整体逐渐与海洋拉开一定距离应该是新石器中期的事情。从此时开始，盐类被得到正确的认识，河流开始被开发，水井使用成为可能，盛水的陶器开始出现，最重要的是农业出现了。
　　农业需要人类退到足够远的内陆去发展耕田。大约1万年到5000年前正是这一文明时期发生关键转换的时期。当他们全部转化到位，中国的“国家时期”开始了，“三代”在4000年前出现。
　　“三代”最典型的特点就是农业已经成为他们的常业，他们开始稳定地生活于黄河中游一带。
　　仰韶文化被“三代”取代的过程，很可能伴随着东亚地理的巨大变动。比如说，原先生活在“海边”的仰韶距离大海越来越远。或许对于盐类的提取时间与途径会对仰韶文化研究注入新的血液。
　　我觉得研究人类认识盐与使用盐的过程很可能会揭开一部分人类文明之秘。在古代盐为“白色的金子”。相当长的时间内盐几乎是一种流通货币。盐类实际上也是仅次于空气的一种生命必需品，所以结合海洋在中国大陆上的伸缩研究是个很重要的课题。了解了这个秘密，早期人类为什么喜欢沿海生活就容易理解了。
　　传统学者认为商业的起源很晚，我不这样认为。我认为商业的起源几乎随着文明的开始就已经存在了，而盐类就是人类最初的商品之一。许多人会被迫主动去寻找盐这个必需品的交换，然后顺便他们后来也交换其它的东西，一些商业网络就会渐渐建立起来，当然最初他们只存在于一些家族之内，我相信某些家族可能会因次而渐渐成为职业商人，故而个别庞大的特殊商业家族会遍布全世界。商业交流促进文明交流，同时也发展了交通工具。
　　管仲的《管子》相当篇幅谈到经济。管仲多次谈到“利”，“盐利”即为其一。《管子·海王篇》多涉及盐策，这是我国最早的盐政理论。他的理论确立了“盐税是人头税”，并且提出了“盐专卖”政策。
　　盐类制约并引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