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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了，亲笔批了“《申报》禁止邮递”六个大字。“禁邮事件”，遂由此酿成。
　　　　史量才对“禁邮”这一手，极为气愤，为了表示反抗，他不惜花费巨资用普通邮寄的办法，将几万份报纸化整为零寄往外埠。与此同时，他接受宋庆龄、杨杏佛、陶行知等人的建议，派秦墨晒去摸清原因，了解蒋介石的意图。可是秦往返于南京、南昌、汉口多次，蒋介石避而不见，最后由杨永泰（“剿匪总司令部”秘书长）代见，提出三项条件：（1）《申报》时评改变态度；（2）陶行知、黄炎培、陈彬和离开《申报》；（3）国民党派员指导。经多方面研究，史量才答应（1）、（2）两项可以做到，“派员指导”决不接受，否则宁可停刊不办。蒋介石、杨永泰会商后，接受了史量才的意见，8月21日，《申报》恢复邮递，“禁邮事件”宣告结束。
　　　　蒋介石慑于《申报》在读者中的广泛影响，妄图对史量才加以笼络。1932年10月，蒋把史量才等上海各界代表召到南京，并将史拉到自己身边留影；此时，上海临时参议会成立，国民党政府又指定史量才为参议会议长，还陆续给他什么农村复兴委员会委员、中山文化教育馆常务理事、红十字会名誉会长和上海战区善后委员会副委员长等荣誉职务。对蒋介石的笼络，史量才或虚与委蛇，或称病请假，或保持缄默。因此，他们之间的矛盾，并没有解决。这时，史量才曾对友人讲过这样一段话：“《申报》有十余万读者，我岂能昧着良心，不讲事实，欺骗读者？现在《申报》得人信任，是由许多朋友们协助而来，我岂能负我朋友？《申报》产业属我个人，玉碎我也自愿。苟且取巧，我素耻恶。”
　　　　1932年12月，宋庆龄、蔡元培、杨杏佛等在上海发起成立“中国民权保障同盟”。对此史量才给予很大支持，立即派陈彬和（已辞去《申报》职务）、钱华（《申报》记者）参加同盟，任总会和分会执行委员，协助撰写文件及新闻报道。“同盟”成立后，《申报》陆续大量地发表“同盟”的代电、消息，扩大它的影响。12月29日“同盟”在华安大厦（现华侨饭店）举行记者招待会，史量才以记者身份出席，第一个站起来发言，反对国民党当局对革命人士的迫害，坚决拥护争取言论、结社、集会自由的主张，并号召新闻界同人与中国民权保障同盟并肩战斗。次年3月，共产党员廖承志、罗登贤、余文化等三人在上海租界被捕，《申报》及时报道了“同盟”营救的经过，并发表律师的辩护声明，等等。
　　　　1933年春，国民党当局新闻检查官扣发有关东北义勇军抗日的消息，史量才打电话把上海新闻检查所主任、国民党上海市党部委员陈克成找来，严峻地责问道：“时至今日，你们竟然还扣发东北义勇军抗日的消息，你们究竟还像中国人吗？”接着，史又借题发挥，拍桌大骂国民党政府的不抵抗政策。陈克成慑于史的雷霆，忙说：“让我打电话向南京请示。”
　　　
第二章　报业巨子史量才遇刺案（7）


　　　　1931年后，《申报》增设了许多社会服务机构。在《申报》总经理下设立总管理处，以陶行知为顾问，黄炎培、戈公振为设计部正副主任，开始了《申报》自身一系列的改革。根据陶行知的建议（陶1930年被蒋通缉逃亡日本，1931年隐名潜返上海，对外不公开），《申报》的革新抓住“时评”这个“头”和《自由谈》副刊这个“尾”，同时，切实加强与读者的联系。时评一改过去“温吞水”式的面貌，言论切中时弊，虎虎有生气。增辟的《读者通讯》栏，深入政治领域，发表了一批言人所不敢言的来信，很引人注目。鲁迅、瞿秋白、茅盾、巴金、叶圣陶、唐彛�等人的犀利杂文则刊登在改革后的《自由谈》上。《申报》还决定增添专论和各种周刊，约请胡愈之、金仲华等撰稿。1932年7月至1933年12月，《申报》又创办了一系列社会文化事业，例如《申报月刊》、《申报年鉴》、《申报丛书》等的创刊，申报流通图书馆、申报新闻函授学校、申报业余补习学校、申报妇女补习学校和申报服务部的开办，等等。而由李公朴主持的申报流通图书馆，包括其中的“谈书指导部”，以及申报业余补习学校，对广大青年尤其具有吸引力，后来更成为上海抗日救亡运动的一个战斗堡垒。当时，《申报》成为全国拥有众多读者的最大报纸。
　　　　史量才愈往前行，步履愈加坚定。他终于从一个报业巨子，变成一个受人尊敬的爱国新闻事业家。他代表着资产阶级中要求摆脱国民党控制的一股势力。据说，蒋介石曾亲自找史量才谈话，蒋说：“把我搞火了，我手下有一百万兵！”史冷冷地回答：“我手下也有一百万读者！”这真是枪杆子和笔杆子之间一次惊心动魄的对话，手握申、新两大报纸的史量才，负一国舆论重望，没有理由不自信，但他竟然没有察觉到“只识弯弓射大雕”的枭雄对他的忌讳，他已成为不受约束的权势者眼中的钉子。很多年以后，杭州的丁云川老人听说这番对话，都要发出如此的感叹：“有骨气啊，可惜纸头敌不过弹头”。蒋介石为维系其反动统治，恫吓进步力量，阻止民族资产阶级的左倾，终于下决心要除掉史量才。
　　　　五
　　　　美国研究中国史的专家学者魏斐德认为：史量才被列上黑名单是出于三个原因。一是因为他继续介入人权保障同盟，而且他的报纸大张旗鼓地抨击政府谋杀杨杏佛。第二是因为史量才坚定地公开支持抵抗日本侵略的强硬政策。1932年1月28日上海爆发中日战争以后，同蒋的胆怯截然相反，史量才自己出钱公开向勇敢保卫上海的第十九路军捐献巨额军饷。第三个原因与政府的“党化”教育政策有关，这项政策由新上任的教育部部长朱家骅执行，此人的警察背景是学术界的不祥之兆。朱在柏林大学获地质学博士学位，并“被认为是个纳粹式政府的崇拜者”。
　　　　1932年朱家骅成了教育部长后，他的中央大学校长的职位由“反布尔什维克同盟”的重要成员、国民党主要的右翼理论家段锡朋继任。中央大学的学生强烈反对段锡朋的上任。当段以校长身份出现时，学生造了反。他们殴打新校长，并把他逐出校园。作为报复，政府逮捕了包括学生领导人王志梁和钱启明在内的60多名学生。史量才的《申报》积极地攻击政府的这些措施，谴责这是镇压蒋在国内的反对派，并用拒绝组成统一战线抵抗入侵者来从日本人那里争取时间的整个策略的一部分。
　　　　《申报》副刊主编黎烈文在他的“自由谈”专栏里揭露了这些罪行，从而激怒了蒋介石及其支持者们。国民党社会事务局局长、右翼运动领导人吴醒亚要求解雇黎烈文，被史量才拒绝。这三个原因加在一起，特别是《申报》把蒋对内迫害人权斗士和对日妥协两点明显地联系起来，是对蒋介石的直接挑衅。结果，1933年秋冬时节，蒋对戴笠下令准备谋杀史量才。那时史量才正在上海最权威的机构之一上海市参议会任会长。
　　　　暗害史量才的罪恶活动，在悄悄地进行。特务头子戴笠接到蒋介石的命令后，亲自部署了这一活动。当时，蒋介石担心的是，一旦事发，上海工部局将会揭破真相，因此特别指示不许在上海租界内下手。然而，1934年10月，史量才决定带全家离开英租界，去杭州度假，在西湖租了一座别墅秋水山庄。戴笠迅速行动起来，成立了一个由赵理君率领的六人行动小组，并将其派往杭州，准备在史量才返沪途中狙杀。
　　　
第二章　报业巨子史量才遇刺案（8）


　　　　除了密电给浙江省警察局局长赵龙文要求配合以外，戴笠还从南京鸡鹅巷53号派出特务处司机张秉午开一辆黑色别克牌轿车去杭州警察学校。在教官金民杰的协助下，汽车被重漆成别的颜色，车牌也换了，像是一辆南京盐业银行的车。
　　　　1934年11月14日，史量才和他一家结束度假，准备坐自己司机开的汽车回上海住所。这队人中还有史的妻子沈秋水、儿子史永赓、侄女沈丽娟和儿子的同学邓祖询，他们经沪——杭公路返沪。汽车驶到海宁县翁家埠附近的博爱镇时，被一辆横在公路上的汽车挡住了去路。那辆汽车的牌照是“京字72号”，是金民杰从警察学校弄来的。史的司机黄进才放慢了速度，快停下时，前面那辆车的门开了，凶手们持枪从里面跳下。在一阵子弹扫射下，司机和同学邓祖询被打死。其他人逃向附近的田野。史夫人和沈丽娟都被枪弹击伤倒下。儿子史永赓得以安全逃脱。但史量才被当场枪杀，凶手们将他的尸体抛入一个干水塘里，然后上车一溜烟逃走了。当时，史量才只有56岁。
　　　　虽然警报器很快响了起来，但警察头子赵龙文故意事先召集湖墅和小河分所的警察别动队和汽车检查站人员会议，好让赵理君和他的人在回江苏的路上不受停车检查。这时戴笠已经得知使命顺利完成，因为赵龙文通过戴笠的内弟毛宗亮给特务处发了密电：“一部二十四史，已在杭州购得。”
　　　　蒋介石和戴笠虽然机关算尽，却万万没有想到残害史量才并殃及其家属在国内外引起的巨大轰动。血案发生后，上海舆论哗然，一些报纸发表言论指出：“此种以野蛮手段所行之罪恶，实足使沪上各界人士为之震惊”（《上海泰晤士报》）；并说：“暗杀之风，年来甚盛，……若惝恍迷离不可捉摸者，殆莫如此案”，强烈要求缉拿凶手，解开这个疑团（《新闻报》）。噩耗传来，《申报》同人陷于极度悲痛之中。他们尊敬史量才的为人，痛感世事之不公。
　　　　著名人士一个接一个地对这一恐怖主义行为表示愤慨，上海市参议会集体辞职，以示抗议。虽然他们的辞职被上海市政府拒绝，但南京方面不得不做出一些姿态来平息公愤。蒋介石给史量才家属发了一系列表示哀悼的唁电，并责成浙江省政府主席鲁涤平捉拿凶犯归案。赵龙文假装积极办案，并悬赏10000元通缉罪犯。但后来他不得不跟孔祥熙出国，参加1937年英王乔治六世的加冕典礼，以躲避舆论的谴责。由于此案一直未破，真凶始终无法缉拿归案，后来鲁涤平被撤销省主席的职务，调任军事参议院院长，不久竟突然身亡，也有人说他是被毒死的，舆论普遍认为与他追查这起谋杀案时掌握了某些线索有关。这样，史量才被害案就更为“扑朔迷离”了。在那强权践踏真理的年代，人们只好将哀愤寄于悼诗唁文，有一首挽诗写道，“谁谓天地宽，不许正人行；谁谓天地窄，魑魅森从衡！……安得照妖镜，尽睹魑魅形；安得双飞龙，为君一廓清？”
　　　　11月15日，史量才的遗体运送到沪；16日举行大殓。这一天，铜仁路史宅附近一带，军警戒备森严。上海各界人士前往吊唁者有2000多人，外地各方的慰唁电函，更如雪片飞来。
　　　　史量才遇难后一年，即1935年5月18日，其灵柩运往杭州暂置。1936年春，全国抗战风云密布，史量才被营葬于风景秀丽的杭州西湖茅家埠天马山麓。章太炎为他撰了《墓志铭》，称誉“史氏之直，肇自于鱼。子承其流，奋笔不纡”，赞他“不与俗同污”，是一位“唯夫白刃交胸，而神气自如”的“伟丈夫”！
　　　　史量才遇难后50年，1984年11月13日，上海市各界人士隆重聚会纪念。人们缅怀这位具有强烈正义感与爱国热忱而又勇于开拓的民主战士和新闻事业家，赞颂他为我国抗日民主运动和文化事业作出的卓越贡献。
　　　　参考文章：
　　　　《守护“报格”的报业巨子史量才》，作者傅国涌，《书屋》二〇〇三年第八期
　　　　《史量才》，作者：庞荣棣，上海教育出版社1999年版
　　　　《史量才与上海申报》，作者：胡憨珠，台湾《传记文学》第67卷第3期
　　　　《报海旧闻》，作者：徐铸成，上海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
　　　　《报章血痕》，作者：李文绚，福建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
　　　
第三章　唐绍仪被刺案纪实（1）


　　　　·早年赴美留学
　　　　·出色的外交能力，在清末进行了一系列外交活动
　　　　·积极推进民主共和
　　　　·与孙中山的分歧，政治消沉
　　　　·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后，唐绍仪任中山县
　　　　·上海沦陷后，与各方暧昧不明，引起多方揣测，置自身于险境
　　　　·上海、广州等地盛传日敌拟利用唐等组织华中伪政府，蒋介石下令杀唐
　　　　·1938年9月30日，被特务赵理军等暗杀于家中
　　　　·流传的多种死因
　　　　1937年11月，日军侵占了上海。此后从1938年到1940年是上海史上的一段恐怖时期，暗杀与绑架层出不穷。其中大量的是日寇及其卵翼下的汉奸特务机关制造的杀害抗日爱国人士的血案，也有不少是国民党军统组织镇压汉奸的事件，互相交织，扑朔迷离，枪弹横飞，刀斧并用。其中尤以1938年9月30日，曾任过中华民国第一任国务总理的唐绍仪的被杀，更是触目惊心，在全国引起了巨大的震动。
　　　　一
　　　　唐绍仪，又名唐绍怡，字少川，生于1862年1月2日，广东省珠海市唐家镇唐家村人。清末民初著名的政治活动家、外交家。
　　　　唐父巨川是上海的茶叶出口商。唐绍仪自幼到上海读书，随着鸦片战争的一声炮响，古老中国的大门被西方的坚船利炮洞开，清朝统治阶层为之震撼，一些有识之士为挽救清朝统治危机掀起了一场“师夷长技以自强”洋务运动，开始了中国向西方学习的道路。在这场洋务运动中就包括派遣出国留学人员到西方学习先进的制造枪炮的技术。1874年，年仅14岁的唐绍仪随同第二批留美幼童被选派到美国留学，由中学升入哥伦比亚大学。稍久，这些留美幼童为避免同学嘲弄，有人剪掉了辫子，改长袍马褂为西装，见师长羞于跪叩，还有人随房东去基督教堂，惹怒了“选带幼童出洋肄业局”正监督吴嘉善和驻美公使陈兰彬，认为学生离经叛道，不读儒书，目无师长，沾染恶习，有以夷变夏之险。1881年奏请慈禧批准撤回全部幼童，遣送回国。船到上海登陆时，像一群罪犯，由清兵押送，被关押起来，最后不问所学被分配到全国各地。尽管如此，几年的留美学习和生活，成为唐绍仪人生轨迹中的重要一段，对他今后的人生必将产生不同程度的影响，特别是西方资产阶级思想，从而对中国社会历史的发展产生了一定的影响。唐绍仪在美国生活了7年，西方的资产阶级思想在一定程度上已深深影响了年轻的他，为后来他的各种政治和外交活动成就的取得奠定了一定基础。
　　　　1881年唐绍仪归国后，被派往天津的洋务学堂读书。1885年进入天津税务衙门任职，1889年底被委任为驻龙山商务委员，即驻朝鲜汉城领事，在任上表现出干练的外交才能。在朝鲜期间，唐绍仪与当时驻扎朝鲜总理交涉通商事宜的袁世凯建立友谊。1896年10月，清朝政府正式委任唐绍仪为中国驻朝鲜总领事。1898年9月，唐绍仪因奔父丧返国，结束其出使朝鲜近10年的外交生涯。
　　　　回国后，因曾经留学美国，清政府安排唐绍仪在外务部门负责一些外交事务。1899发生的“山东教案”中，法国政府借“法国教案”要求清政府赔款84万两白银，唐绍仪接手了“法国教案”的谈判任务，在他的努力下，赔款数额由84万两白银降为17万两，大大减轻了清政府的负担，从而深得清政府的赏识，使得唐绍仪有机会参加多次的外交谈判，并一次次取得重大胜利。
　　　　二
　　　　铁路主权关乎国家主权，国家对铁路的控制如何，必将影响铁路沿线经济甚至是整个国家经济及政治的发展。近代帝国主义国家为加强对中国经济的掠夺，获得了许多地方的铁路修筑权。为收回铁路主权，唐绍仪和帝国主义国家进行了一系列的谈判。1898年10月10日，清政府与英国的中英公司签订了《关内外铁路借款合同》。铁路建成后，铁路的控制权被中英公司侵夺，义和团运动爆发后关内为英人控制，关外为俄人控制。《辛丑条约》签订后，袁世凯派唐绍仪去与英人交涉，于1902年4月29日签署了《英国交还关内外铁路章程》和《关内外铁路交还以后章程》，明确规定了中国管理和统辖该铁路的大权，同时将原合同中作载明的支路修筑权予以更明确的规定：此后在距离现时所有铁路80英里地方之内，凡欲新修铁路，除此章程画押以前所应允修办者外，均应由中国北方铁路督办大臣承修。这引起了在该区域享有特殊利益的比利时和俄国抗议。由于唐绍仪的坚定立场及杰出的外交活动，使得比、俄两国取得该区域的铁路修筑权无法实现，最终使关内外铁路全线接收工作得以顺利完成，中国开始了收回外资铁路自办的新阶段。
　　　
第三章　唐绍仪被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