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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远举，除向他祝贺外，还表示今后一定听从他的指挥调度；但贵州站长陈世贤，当时兼任贵阳警备司令，这个黄埔二期毕业的老大哥，过去在洪公祠特训班讲过课，是徐远举的老师，接到毛人凤的通知后，根本不予理会，从不与特区打交道。徐远举也不曾用特区区长的名义给我和陈世贤发过文件。徐远举常到昆明，也没有问过云南站的事。周养浩却一直不愿屈居徐远举的副手，经常与徐顶撞。毛人凤听周养浩妻子的话，又在重庆成立了一个保密局西南督察室，以周养浩为主任。按照军统一贯的做法，督察室不但与西南特区是平行单位，而且可以对西南特区和各省站实行监督考察。但谁也不理这回事，其实是徒有其名。
　　　　策划应变
　　　　1949年3月10日，毛人凤到重庆，召集西南和西北几个省的省站与一些公开单位的负责人，举行三·一七大会。过去军统局时期，是开四一大会，以纪念1932年4月1日特务处成立。但自军统头子戴笠于1946年3月17日飞机失事摔死后，军统便将四一大会改为三·一七大会，以纪念戴笠。可是这时全国大部分地区已经解放，剩下的几个较完整的省，都在西南和西北，眼看解放军即将横渡长江，保密局在蒋介石被迫引退后，也由南京逃往台湾，所以毛人凤便决定到重庆召开这个一年一度的大会。为了欺骗蒋介石，还把这次大会也说成是全国性的，把广西和湖南两个省的负责人也召到了重庆。过去军统开四一大会，连沦陷区的地下组织也派代表参加，派到外国的特务有不少也回来。现在解放区虽也留有少数潜伏特务，却不能让他们参加，因为他们都是好不容易才潜伏下来，出来了就回去不了。
　　　　筹备这次会议的，当然是东道主徐远举。他过去对此无经验，知道我在军统局任总务处长时，主办过几次大会，所以要求我早两天到重庆，帮他筹备大会。大会开幕前，毛人凤又指定徐远举为大会秘书长。大会期间，因为毛人凤一再表扬徐远举，使他更加骄傲，经常因为一些小事和参加大会的代表们争得面红耳赤，总是由我出来当和事佬。那次参加的人数虽只有过去的1／5，也有三四十人。这些人中，不少人的学历、资历均比徐远举高，而徐又自以为立了大功，得到毛人凤的赏识，便目空一切起来，大家都很不痛快。
　　　　那次大会的主题是讨论所谓“应变”问题，一是加紧在西南、西北地区布置潜伏特务；二是搞“还乡运动”，让从解放区逃出来的特务，回到自己的家乡去搞潜伏或破坏活动；三是在西南、西北地区组织游击武装，以便解放后打游击。我是三项任务都要承担，既要帮助保密局的潜伏布置组布置潜伏，又要劝说到云南的外省特务，回他们本省去，更重要的是，毛人凤还要我在云南组成一支强大的游击部队。而徐远举只愿担任组织游击队一项任务，准备在四川打游击，认为他在四川地熟人熟，打游击有把握。几天会议下来，各人都分配到一项或几项任务，毛人凤便满意地回去了。
　　　　当时四川省主席王陵基和徐远举关系相当好，徐除促使他在反共方面全力以赴以外，并请他在成都举行“乙种汇报”时，把所有民主党派成员也予以逮捕。王同意他的意见，先后把国民党革命委员会川南负责人李宗煌和川康地区负责人周从化等抓了起来，送给徐远举去审讯。
　　　　云南整肃
　　　　1949年8月，蒋介石准备到重庆布置西南地区的军事反共。这时他既不是“总统”，也不再是军事委员会长官，只留下一个国民党总裁的名义，以其职权而论，只能管国民党内的事了。但徐远举为了要加强蒋这次到重庆的声威，便与重庆市市长杨森等共同策划，发动了10来万帮会分子冒充重庆市民，搞了一次盛大的夹道欢迎，博得了蒋介石的欢心。
　　　　张群接受了蒋介石的指示后，也跟着召开了西南军政长官公署的扩大会议，指定徐远举作“敌情报告”。徐连夜打电话到昆明和贵阳搜集各地有关人民武装的情况。我用了几乎一个小时，把云南和滇桂边、滇黔边的人民游击队的活动、人数、装备等都详细告诉了他。他在这次会议上所作的敌情报告，深得张群和与会者的好评。会后他立即打长途电话告诉我，许多与会的高级军政人员，除当面称赞他报告很有内容外，还向他要材料，特别是云南方面的情况，最受人重视。因为我向他提供的许多东西，是报上没有发表过的。
　　　
第四章　我所知道的徐远举（6）


　　　　当时云南的局势十分引人注目。卢汉几乎是公开和国民党中央闹分裂，他指使地方势力大肆活动，竟把中央派去的警备总司令何绍周赶走，请求撤销警备总司令部，成立云南“绥靖”公署，由卢汉任主任，军政大权集于他一身。他还指使一些报刊，公开提出驱逐国民党中央在云南的机关，驱逐在云南的特务集团。所以云南站表面上不得不撤走，连省站无线电台以及交警武装部队都一同撤往重庆，只留我以国防部驻云南区专员名义与卢汉保持联系。云南省参议会中一些进步的议员，不断公开在报上抨击国民党和蒋介石。特别是卢汉半公开支持云南人民武装游击队，不但不派他的保安团队去清剿，还送枪弹给他们使用。从这些方面来分析，云南的局势是很值得重视的。
　　　　蒋介石为巩固后方，9月初决定要解决云南问题，但又抽不出军队来云南加强统治，只好听信张群的意见，要卢汉到重庆一趟，由他亲自来说服卢汉。他怕卢汉不去，又派蒋经国到昆明当面劝驾。卢汉考虑到起义的时机尚不成熟，所以硬着头皮去见蒋介石，答应对云南来一次“整肃”。
　　　　卢汉9月9日上午由重庆返回昆明，蒋介石、毛人凤紧接着就派徐远举带着一大批特务，于下午到达昆明，执行“整肃”任务。徐下飞机见到我之后，急忙跳上我的汽车，带着几个特务直接驶到民革领导人之一的杨杰家中。由于杨杰在他抵昆明前乘机飞往香港去了，徐扑了空，他便对我大加埋怨，说杨是蒋介石亲自指定要抓的重要人物，抓到后即由他所乘的飞机押到重庆去，现在竟让他逃走了，如何向蒋介石复命！因为杨杰就住在我家斜对面不远，我多次接到毛人凤要我暗杀他的密令，最后一次我正安排几个特务去刺杀他，不料被我母亲知道了，严厉责备我一顿，我只好暂停一下，结果让他跑了。我是准备接受处分的。后来毛人凤到了昆明，总算找出一些线索，由毛人凤从台湾调派特务将杨杰暗杀于香港。
　　　　徐远举没有抓到杨杰，立即要我当晚就集合在昆明所有的公开单位的特务，由他去见卢汉，让卢同意解散省参议会，逮捕一些参议员，查封几家报社，并由徐远举和我出面，约集昆明市警察局、宪兵团和刑警大队等单位负责人开紧急会议，说卢汉已接受蒋介石的命令，在昆明进行一次大规模镇压。当晚全城戒严，一夜之间捕到了300多人，其中有省参议员20多名，还查封了几家报社和广播电台，并拘捕了所有员工。整个昆明成了恐怖世界，家家户户都不安宁。第二天，徐远举又亲自率领宪兵、警察、特务到昆明西郊海口53兵工厂，逮捕进步员工30多名。接连逮捕了三天，虽然捕到近400人，但经初步审讯，还没有逮捕到中共云南地下党负责人和重要的民主人士。蒋介石接到报告后，很不高兴，又于12日派毛人凤到昆明加强镇压，随同毛去的有周养浩、陈世贤、保密局高级法官徐钟奇等。
　　　　毛人凤在我家住了一个多月，以他这个保密局长之威，也没有把云南中共地下党破获。他希望借卢汉之手，把九九事件中抓到的人杀一大批，让卢分摊血债而不敢起义，但卢一直不同意，直到9月22日，蒋介石由重庆返回台湾时，绕道昆明停留了几小时，事前都不敢让卢汉知道。到机场迎接的只有蒋经国、毛人凤、徐远举和我四个人。我们到了机场，才告诉昆明空军军区副司令沈延世和场长蒋绍宇。蒋的座机快到昆明上空时，蒋经国才打电话通知卢汉到机场迎接，因为蒋害怕发生和西安一样的事变，只在卢汉家中吃了一顿午饭，便飞走了。
　　　　重庆屠杀
　　　　卢汉并不因蒋介石到昆明就同意杀害革命人士，还是一个劲地推说杀人要按法律手续。毛人凤把要杀的人一减再减，他还是不在要杀的名单上签字。于是毛人凤便要徐远举先回重庆去，把关在白公馆和渣滓洞的革命人士，列一详细名单，准备必要时杀害。毛人凤在审阅这个名单时，我看到几个是我认识的军统小特务，有的因贪污敲诈，有的因吸鸦片，毛人凤也在上面圈一个“杀”的记号。我请求他把这些人释放，他却把笔一搁，笑着对我说：留下来也是我们的麻烦，不如一次解决算了。所以在那次大屠杀中，有几个军统特务也被杀掉了。
　　　
第四章　我所知道的徐远举（7）


　　　　10月15日，毛人凤由昆明飞返台湾，11月中旬，又由台湾飞抵重庆。他这次来是蒋介石认为西南已无法保住，让他来部署大屠杀、大破坏的。
　　　　11月27日上午，徐远举召集特务骨干开会，当面指示他们立即行动，把两个看守所关押的300多人杀掉，造成了举世震惊的大惨案。
　　　　11月28、29日两天，徐远举、廖宗泽、杜长城又指挥特务们，将重庆多家工厂炸毁，炸死炸伤护厂工人及家属80多人，附近居民死伤20余人。其余兵工厂、发电厂等因工人组织起来护厂，与特务们作殊死搏斗，均有伤亡。第29兵工厂工人被杀害了18人，伤的更多。
　　　　11月30日，重庆解放前夕，蒋介石于黎明时飞逃成都。毛人凤、徐远举等也在同日逃离重庆。12月9日一大早，我正在做早操，徐远举由成都打来长途电话，说他当天中午将与保密局经理处长郭旭、总务处长成希超一同飞来昆明，要我为他们3人安排明天飞往台湾或海南岛的机票，我满口答应一定照办。徐远举来昆明以后，卢汉发动起义，派人将他抓了起来。接着周养浩也被抓获。
　　　　被捕之初
　　　　一年之后，我们3人被先后押解到了重庆。囚禁我们的地方，正是一年前我们囚禁和屠杀革命先烈的白公馆。历史真是这样无情吗？不！恰恰相反，是无比公正的！试想一年前，谁能想到我们会被囚禁在这里呢？然而历史正是这样安排的！要说有什么不同，只是过去我们对待革命人士，是那么野蛮残暴，而今天人民对待我们，却又如此宽宏大量；过去在这里听到的是一片愤怒的斥责与苦痛的呻吟；今天听到的，则是朗朗读报声和谈笑声。这些过去指挥过屠杀人民的手，现在却捏着棋子，在“黄河为界”的棋盘上，悠闲地对“杀”。完全用不着别人提醒，每个犯人都会理解：今天，这里是共产党领导下的监狱。什么叫“社会主义的革命人道主义”？对这个十分陌生的名词，用不着别人向他们去作说明。因为他们比说明这个问题的人，会有更加深刻的体会。
　　　　就在这一年的清明节，数以千计的群众来白公馆附近的烈士陵墓扫祭时，爆发出雷鸣般的口号声。我们都吓得面色惨白，缩成一团，徐远举还不时用袖子擦汗。可是过了一会儿，他故作镇定，慢慢站起来向窗口张望时，立刻打手势让我们过去。我们看到监狱大门和侧门都闭的紧紧的，从门前长长的石阶直到烈士墓的那条土路上，增加了很多解放军战士的岗哨，还有大约一个排的解放军战士，像是刚从别处调过来，正坐在楼下，脱帽擦汗。这说明是为了防止愤怒的群众冲进来，而临时加强了警卫。
　　　　我们这3个过去看惯了别人痛哭流泪而无动于衷的人，这时也都禁不住流下一串串感激与悔恨的热泪。
　　　　我们在白公馆住的是楼上西边那间大的套间，也是白公馆的主人白驹过去住的房间。军统把它作为监狱后，叶挺将军就被关在这里。没想到这个囚禁革命志士的地方，我们今天又被关在这里。同时被关在其他房间的，还有国民党四川省主席王陵基、川湘鄂边区“绥靖”主任宋希濂、兵团司令钟彬等。
　　　　不久，西南公安部让我们交代过去的罪行材料，徐远举首先表示：“决不保留，决不扩大缩小，老老实实交代。”他还背地里告诉我：以我们过去的所作所为而言，杀一个共产党是死罪，杀一百个也是死罪，不如痛痛快快、一下子交代清楚更舒服些。所以他在交代罪行时，常常受到审讯人员的表扬。我在他的启发下，也感到与其吞吞吐吐，还不如“竹筒倒豆子”，一下子全倒出来。
　　　　两年后，西南公安部在白公馆后面的松林坡，修建了一座标准监狱，我们搬了过去。我和徐住在一个房间，管理也比白公馆宽得多了。徐远举原来以为，交代完罪行就会按照惩治反革命条例判处死刑。在这之前，他和我在白公馆走廊上散步时，曾指着军统屠杀革命烈士的那条山沟说：“你我将来就会和过去的共产党员一样，倒在那里罢了。”自搬到新监狱后，不但和在白公馆一样，还是吃中灶伙食，而且还能随便到院内散步。这时他才感到可能不会杀掉我们，也许就在这里过一辈子了。
　　　
第四章　我所知道的徐远举（8）


　　　　西南公安部后来撤销了，我们被送到重庆市石板坡监狱，伙食虽未降低，但地方很小，没有放风的地方，每天闷坐在牢房内。这时徐远举越来越急躁，他认为这一辈子就在这里面度过了。有天监狱的理发员给我们理发，可能是为了节约肥皂，在徐的络腮胡子上稍微一抹，就用刀去刮，胡子虽刮下来了，而两腮上红肿的刀痕几天才褪掉。他为此气愤异常，决心不再剃头刮脸。他说当犯人就这么蓬头垢面算了。
　　　　我们在石板坡监狱住了一年多，一天监狱长来宣布，让每人整理自己的档案。徐远举认为处决我们的时间快到了。当管理员抱来原始档案，清点页数当面交与每人后，再三叮嘱不能丢一页。徐远举的档案只比王陵基的少几十页，有近400张，他只花了一个星期，便摘要整理完毕。管理员再三表扬他，说他整理得又好又快，他却冷冷地回答：“死也要死个痛快嘛！”
　　　　可是，事情往往是出人意外的。1956年初，管理员向我们报告一个好消息，说再过两天，我们要搬回到原来的松林坡去。那里的生活条件比过去好得多，新的麻将桌都已准备好，他已去看过了。对这一变化，大家都很高兴。两天后，我们便又搬了过去。四川省公安厅厅长第一次向我们宣布说，集中我们是为了对我们加速改造，要我们好好学习，只要诚心诚意接受改造，党和人民是能原谅和宽恕的。徐远举听了，又悄悄地对我说：“看情况，死不了，在这里住一辈子也不在乎了。”因为伙食又提高了，新的衣帽穿戴后，再也看不出是囚犯了。
　　　　那次集中在一起的有100多人，大半都是熟人。王陵基是级别最高的一个，他以前是国民党四川省主席，而且兼四川保安司令部上将司令。所以我们准备在重庆进行参观时，政府考虑到王是老军阀，多年来在四川杀人不少；徐远举是11月27日大屠杀的主要凶手；还有廖宗泽，是解放前夕在重庆破坏兵工厂的主要负责人，这3个人如果在重庆参观工厂、学校时被群众认出来，可能会发生意外，所以决定把他们送到北京去。
　　　　努力改造
　　　　不久，我也和另外3个军阶高的战犯由重庆送到北京战犯改造所，又与徐远举在一道了。我和徐不在一个小组，但我发现虽只分别了几个月，他比我思想进步多了。每年到3月中旬，我总是向过去的老同事提醒一下：“明天又到3月17日了。”过去我向徐远举提出时，他总是长长地叹一口气，这次我向他提的时候，他忙把我拉到一处没人的地方，用劝我的口吻说：“以后不要再提了，你怀念戴笠的心情我是理解的，但现在是什么时候，什么地方，你得慎重一点，不必再去提醒别人。”我听了后，连连点头，第二年3月中旬我就再不向别人提了。
　　　　我们在这里学习了一年多，便到北京郊区公安部农场去参加农业劳动，仍然是半天学习，半天做些轻微的农活。我的体力比徐远举好，逐渐能挑上百斤的东西，他也很想和我一样，但总是赶不上，我便劝他按规定办，做到力所能及就行了，不必太勉强。不久，他就得了肠炎，住院一个月左右才好。回来后，他的体力大不如前，但还是坚持劳动，从不偷懒。后来监狱组织我们写国民党的历史资料，徐远举最卖力气，也毫无顾虑，知道什么便写什么，从不回避写自己的问题。
　　　　我们出去劳动是整好队一道走，可回来却可以不那么整齐，只要不落后很远，先回来是没有人阻止的。先回来的人，多半是想早洗洗澡，而徐远举先回来，总是去管理员办公室领取当天的报纸，先抢着看标题，看过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