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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般不反对沉重的40％甚至50％的赋税，而是抗议在这个基础上又增加的赋税。对此，朱棣简直忌妒欲狂。明朝征收的农业税，哪怕是再加上劳役折合成银钱计算，其平均值也只不过保持10％左右！

　　　　而且，当时的日本农民请愿不是西方意义上的阶级斗争，并没有要变革制度本身的企图，而是因为年贡、赋役过重，妨碍了正常生产。进入工业时代后，日本工人罢工的目的也并不一定是停止生产，而是占领工厂继续工作，增加生产，使经营者丢脸。在三井系统一家煤矿中，“罢工”的工作把管理人员全部赶出矿井，把日产量从250吨提高到620吨。足尾铜矿的工人在“罢工”中也增加了生产，并把工资提高了两倍。对于日本农民和工人的自觉性、主观能动性、自我奉献精神，朱棣简直欣赏极了。

　　　　因为无法忍受，日本农民成群结队地涌向藩主，但请愿和裁判都是有秩序的。农民们写好请求免除苛政的请愿书，递交藩主内臣；如果请愿书被扣压或者领主不予理睬，他们便派代表去江户把状子呈送给幕府将军。在一些著名的起义中，农民在江户城内拦截幕府高官的车驾，确保状子不被扣压。农民此举风险很大，幕府首脑一般首先解决当前问题，而后则追究农民领袖。一般而言，幕府的判决有半数倾向于农民的利益。当局看来，农民的请愿可能正当也可能是无理取闹，需要评判，而且正当的要求应该尊重。但是，农民起义的领袖则已触犯等级制度的严峻法令。即使判决倾向于农民，但农民领袖仍然应该判处死刑，斗争的目的再正确也必须死。甚至农民领袖自己也承认这种无法改变的命运。被处死的人是农民的英雄，人们聚集刑场，目睹首脑们被投入油锅、砍头或者钉上木架。他们不会暴动，而是在事后建祠堂，把领袖们作为殉难烈士供奉起来。他们很清楚这样做很残忍，不公平，但法令和秩序是他们赖以生存的核心，必须接受。对于日本底层人民的服从性和自我牺牲精神，朱棣羡慕得要死。

　　　　这些情况综合起来后，使得朱棣喜欢日本劳动者更甚于中国劳动者——当然，是喜欢奴役他们。将来有机会，一定要建立大东亚共荣圈，将日本纳入大中华体系。不得不说，朱棣的思维确实具有很大的发散性。原本只是考虑农民抗争的问题，可是想到最后，却使得朱棣下定了建立大东亚共荣圈的决心。

　　　　……

　　　　回过神，朱棣看到朱高炽正眼巴巴地望着自己。想起太子一直等着自己的答复，于是朱棣沉吟片刻，说道：“酌情减免其罪也不是不可行，但必须有严格的先决条件。”

　　　　“第一，必须有四品以上的武将在战斗中被贼人俘虏或是杀死。”

　　　　朱高炽眼皮一跳，惊问道：“父皇，为什么要定下这个先决条件？”

　　　　朱棣没好气地瞪了朱高炽一眼。

　　　　“没实力还要扯旗造反。然后还幻想着被赦免。世上哪有这等好事？农民起义军如果不用实力证明他们有赦免地价值。那就不赦免！”

　　　　尽管朱棣近来一直对朱高炽比较和蔼。但朱高炽对朱棣还是打心底里惧怕地。被朱棣瞪了一眼后。朱高炽便吓得不敢再开口了。

　　　　“第二。必须有三品以上地文武官员提议招抚。而且。提议招抚地文武官员必须以身家性命为贼首担保。若事有反复。则保人连坐。”

　　　　朱高炽期期艾艾地问道：“若是保人连坐。儿臣担心无人敢于作保……”

　　　　朱棣似笑非笑地反问：“任何交易地保人都负有连带责任。若保人没有把握。凭什么给他人作保？莫非朕乃软弱可欺之辈？”

　　　　朱高炽仍然试图做着最后地抵抗。“若有一心为国为民地忠臣提议招抚。但事后被贼酋连累。岂不令亲着痛。仇者快？”

　　　　朱棣冷哼一声。崇祯年的熊文灿难道就不是忠贞有为的大臣？他一开始招抚郑芝龙倒还好，可后来又招抚张献忠，谁知张献忠狗改不了吃屎再次反叛，结果愤怒的崇祯便将怒火撒到了熊文灿身上。在这件事上，崇祯固然不够冷静，但熊文灿难道没有责任？自己拉的屎当然应该是自己揩屁股！

　　　　“这种事要从两个方面看。首先，好人做坏事和坏人做坏事效果都是一样，都是在做坏事。做坏事就应该处罚，不管他的出发点究竟是好是坏。其次，若确实是忠贞正直且较有能力的大臣一时犯胡涂，朕可以代他担点责任，保住此人的性命。”

　　　　朱高炽不由语塞，因为他意识到自己这样一再坚持很是不妥。父皇说了，若真是忠臣一时胡涂，将来就下罪己诏承担责任以便保住那人的性命。这个办法虽好，但有朝一日父皇想起来下罪己诏是自己固执坚持所导致的，那可是件万难承担的事。正胡思乱想着，却听见朱棣继续说道：“除了需要保人之外，贼酋若想投降还需要表现足够的诚意。凡是投降的贼首，都必须戴上裹着黄绫的枷锁链铐，然后直赴京城请罪——反正，贼首若真有诚意，赴京请罪应该不算什么为难的事吧？”

　　　　“至于说到了京城之后……”朱棣咬着细白的牙齿一笑，右手缓缓握成拳头。“那时主动权不就掌握在朝廷手中了吗？”

　　　　朱高炽大惊进谏。“父皇，万万不可诱骗贼酋入京然后将之杀害！若如此，朝廷的诚信受损，将来谁还敢投诚？之后的贼寇岂不是只能与朝廷死战到底了？”

　　　　“谁说朕要将贼酋诱骗入京然后将之杀害？！朕难道不知道朝廷保持诚信的重要性？！”朱棣严厉地盯着朱高炽。“记住，将来你登上皇位后，要象保护眼珠一样保护朝廷的诚信……不仅你必须如此，朕的后世子孙也需要如此。若是破坏诚信，死后不得入皇陵！”

　　　　朱高炽被朱棣突如其来的严厉弄得不知所措，好一会儿才嗫嚅答道：“儿臣记住了。”

　　　　得到朱高炽的答案后，朱棣放轻语气。“朕的意思是，到时候将贼酋或囚或放，主动权全部在朝廷手中。若确实诚意投降，将贼酋放回原籍也无所谓。若心怀侥幸的野心悖悖之辈，朝廷将之软禁，保证其衣食无忧也算是仁至义尽了。”

　　　　“至于说为生活所迫因而从贼的平民百姓……”朱棣面无表情地盯着朱高炽，有些犹豫是否应该模仿一下日本的模式，允许抗争的农民首领进京陈述冤屈。若真的是官逼民反，用贪官的人头安抚一下农民朱棣倒是舍得的。事后将农民首领处死，然后再特许受惠农民为之建立祠堂，把他们作为殉难烈士供奉起来，说不定那些农民首领也会愿意呢。

　　　　这样好了，在烈士陵园里再修建一个义士庙，里面专门供奉有血性的汉子。入庙的条件先设三条：

　　　　第一个条件，必须曾经手刃过无恶不做的土豪劣绅或者是欺压百姓的污吏——之所以不将贪官包括进去，倒不是朱棣准备将“刑不上大夫”的传统发扬光大，而是出于另一个方面的考虑：若是鼓励百姓杀死贪官奸臣，将来朝堂之上不同派系的官员进行政治斗争时，难保不会有哪个想象力丰富的官员教唆游侠或者干脆派遣死士冒充义士去暗杀政敌。政治上的斗争一旦与暗杀扯上关系，就会彻底变质。当然，坚决禁止百姓暗杀官员并不意味着那些贪官会有好下场。将义士押送京城后，若供词中涉及当地官员，再将相关人员押入京城进行审判也就是了。

　　　　第二个条件，是被杀者生前必须惹过官司，而且衙门的判决对其有利。若是没有这个限制条件，弄不好将来民间有私怨者就根本不打官司了，而是一有恩怨就直接操刀杀人。

　　　　第三个条件，则是杀人者必须老老实实地向官府投案自首——若是杀人后扯旗造反，被朝廷的大军剿灭后仍然能够进义士庙享受香火，那么朝廷必然会增加大量不必要的军费开支。从另一个角度说，义士庙的设立也并不会从根本上损害法律的尊严。因为，那些能够进义士庙享受香火的义士，最终还是会被判处死刑的。

　　　　义士庙能够带来很多好处。

　　　　说起来，历史上中国遭受过数次侵略战争，国人表现出来血性倒也不算少。但问题是中国人口基数太大，按比例算就显得少了。所以，朱棣觉得中国人的血性还有很大的提升余地。设立了义士庙之后，可以鼓励民间的血性。只要十分之一的国人有着“路见不平，拨刀而起”的血性，后世还会有哪个民族胆敢侵犯中国？

　　　　此外，义士庙还可以释放民间的怨气。象官官相卫、贪官与劣绅相互勾结、污吏盘剥百姓以及贪污赈灾粮这类事情最易激起民愤。一个处理不好，说不定就会惹出暴乱造反之类的事情。而设立了义士庙之后，一旦民间稍稍积攒一些怨气，自然会有身强体壮、桀骜不驯之辈出头，于是怨气就会得以释放。

　　　　拿定主意后，朱棣又将思路转移到刚才的话题上。

　　　　朱棣正色对朱高炽说道：“若象你建议的那样赏盐一斛、酒一坛，粮菜茶肉若干，难保下次再有人造反时，这些尝过甜头的百姓不踊跃从贼。因此朕决定：凡是因生活所迫而不得不从贼的百姓，既然他们在当地活不下去，那就统一移民好了！而且，即便是酌情减免曾经参加造反百姓的罪行，却也不宜完全赦免——从贼者十中抽一以罪囚身份移民！”

　　　　以罪囚身份移民，意味着在刑期之内形同奴隶。虽然觉得父皇的决定太过冷酷，但朱高炽并不是傻子，只瞅了一眼朱棣此刻的表情，便知道此时绝对不宜提出反对意见。既然如此，朱高炽这时候自然只得唯唯诺诺了。

　　　　朱棣也不为己甚。毕竟朱高炽已经二十多岁了，思想已经成形。即便揪住他过于仁厚的事数落个不停，朱高炽的性格也不会因此发生什么改变。因此朱棣只得无可奈何地摆摆手。

　　　　“好了，这件事就这么定了。你退下吧。”

第十八章　命里有时终须有

　　　　虽然没能彻底轻闲下来，但太子进入文渊阁办事后，朱棣毕竟比以前轻松多了。以前差不多三五天才能挤出一点点时间上街，现在却几乎每天都有空了。

　　　　就现代化程度而言，十五世纪远不如二十一世纪。然而街上小商小贩们挑着担子呦喝的情景对朱棣确实也挺有吸引力。不说各种各样的小吃散发出诱人的香味，那些卖艺的杂耍，有人吞吐火球，有人掌碎石块，有人在高空踩红绳，还有说评书的，弹唱的……这些东西，朱棣在二十一世纪还真没亲眼见过。

　　　　这天朱棣正在街头闲逛，突然发现前几天销声匿迹的举子们又冒了出来，这才想起今天正是恩科考试结束的日子。想起立志成为文武双状元的景秀，朱棣不禁一笑，于是信步朝贡院而去。

　　　　今年恩科考试没有一个举子感染时疫，夹带、顶替、传递的舞弊者也比往年要少，主考李至刚和副主考解缙自觉这科考试没出什么毛病，因此大大松了一口气。两人正聊着天，突然发现一个穿着平民服装的人闯进至公堂。本欲发怒，然而待他们看清楚来人，却惊得连忙跪下叩头山呼。

　　　　“免礼平身。”朱棣随意走到案前。“桌上这一撂应该是你们拟定取中的试卷吧？”

　　　　李至刚上前一步躬身答道：“皇上圣明。”

　　　　解缙则进谏道：“圣上，所谓白龙鱼服鱼虾可以欺之……”

　　　　“知道了，知道了。”朱棣装作漫不经心的样子将那撂试卷翻了翻，发现周忱的试卷在里面，但景秀的却不在，不禁暗自奇怪。于是又问：“落卷呢？”

　　　　李至刚指着堂东侧靠墙一溜大柜，引朱棣过去。落卷按各行省、各府县州存放，每卷都标了墨签，一叠叠整理得十分清爽。朱棣装模作样抽出一份看看又放了回去，但是来到泉州府惠安县一栏处，朱棣却将景秀的试卷取了出来，踱到案前细细查看。

　　　　景秀所做的策论正是朱棣建议的那篇《论预防宦官为祸》，一手极刚健的瘦金体字迹令人看得爽心悦目，文笔也沉实敏捷，不知为何竟然落选了。

　　　　朱棣琢磨了半天，终究没看出原因，于是问道：“朕看这份试卷学识优长，词理精纯，为何落选了？”

　　　　李至刚诧异地看了朱棣一眼。然后恭恭敬敬地答道：“其实微臣也觉得这份试卷很好。然而解大学士发现文中有触忌犯讳之处。因此……”

　　　　解缙飞快地瞟了李至刚一眼。满脸地震惊和气愤。

　　　　“当时李大人看过那份试卷后将试卷递给下官时。难道没说过‘这篇试卷确实不错。但当今圣上在很多事情上却倚重宦官。《论预防宦官为祸》这篇策论多半会惹怒圣上’这句话？”

　　　　李至刚朝朱棣微一欠身。说道：“微臣确实是说过这句话。不过还没把话说完。微臣本来想接着说：‘然而这篇策论毕竟是从防微杜渐地角度考虑。倒也应该取中。’”

　　　　他叹息了一声。舔舔嘴唇。又说道：“谁知道解大人拿过试卷后瞟了几眼。便说文中有犯讳之处。应当落选。解大人说地是正理。臣只得应允。”

　　　　听完李至刚地解释。解缙呆若木鸡。只有他那不断转动地眼珠。表明他还活着。

　　　　朱棣对两人的性格很了解，因此通过他们的对话一下子就弄明白了这件事的来龙去脉。

　　　　李至刚这个家伙虽说有才干，但人品并不怎么样，“诞而附势”这个评价不算污蔑他。朱棣重用太监是事实，因此李至刚猜测皇上看到景秀的策论后会生气——若选中景秀成为进士，作为主考官的他便有可能遭受皇上的迁怒。因此，李至刚便想要让这篇试卷落选。

　　　　对此，朱棣简直哭笑不得。事前朱棣劝景秀别以《应当恢复丞相制度》为题，免得因为政治原因而落选，却没想到换了个题目后景秀仍然要遭受此劫。

　　　　解缙这个人自然称得上是一代才子，做学问那是没得说，但说到人品，解缙却是有缺陷的——至少，投靠朱棣之后，解缙已经称不上正人君子了。

　　　　应当说，解缙刚刚步入政坛时还是一名充满正义感的青年。当时正是政治形势错综复杂之时，胡维庸已经案发，法司各级官员不断逮捕大臣，很多今天同朝为臣的人第二天就不见了踪影，真可谓腥风血雨，变化莫测。在这样的环境下，很多大臣成了逍遥派，遇事睁只眼闭只眼，只求能活到退休。但解缙此时却表现出了一个知识分子的骨气和勇敢：他勇敢的向朱元璋本人上书，针砭时弊，斥责不必要的杀戮，并呈上了一篇很有名的文章《太平十策》，在此文中，他详细概述了自己的政治思想和治国理念，为朱元璋勾画了一幅太平天下的图画，并对目前的一些政治制度提出了意见和批评。

　　　　做同样的事在不同的时代所需要的勇气是不一样的。朱棣在穿越之前敢于在上网大骂文化大革命运动，但如果真的身处那个疯狂的年代，朱棣知道自己绝对不敢吐露任何不满。

　　　　解缙当时的那种勇气，大约不逊于在那个疯狂的年代指责伟大的领袖。毕竟，后者所造成的恶劣后果顶多只是本人丧命外加连累至亲，但前者却可能导致九族遭受株连。不过解缙的运气不错，朱元璋居然不仅没有找他麻烦，反而称赞解缙有安邦济世之奇才，治国平天下之大略。

　　　　两年后，屠刀指向了李善长。解缙又代好友郎中王国用上书为李善长申辩。这一次朱元璋很恼火，但仍然没有对解缙怎么样。之后，解缙又屡次上疏，针泛弊政，弹劝奸馁小人。终于有一次，解缙代御史夏长文革疏《论袁泰奸黠状》。虽然此疏使袁泰受到了处罚，但却使朱元璋认为解缙还缺乏涵养，必须修身养性，闭门思过，否则会成为众臣攻击的对象。因此，朱元璋召解缙之父进京，对他直说：“大器晚成，若以尔子归，益令进，后十年来，大用未晚也。”就这样，解缙遭受了官场上的第一次沉重打击。

　　　　洪武三十一年（公元1398年），太祖病逝，解缙进京吊丧。之前因解缙上疏而遭受处罚的袁泰对建文皇帝进诲言道：“诏旨，且母丧未葬，父年九十，不当舍以行。”建文帝听信诲言，贬解缙为河州（今甘肃兰州附近）卫吏。

　　　　说起来解缙的人际关系倒也不错，以前解缙代朋友上书，如今便轮到朋友帮他说话了。当时的礼部侍郎董伦为惠帝所信任，在惠帝面前为解缙说了不少好话，这样，解缙终于在建文四年被召回京师复职，任翰林待诏。必须强调一下，待诏只是从九品的小官。

　　　　从解缙的经历来分析他的心理变迁历程：解缙十八岁中解元，十九岁会试第七，可谓是春风得意。年青人总是热血激昂的，所以他敢于在株连之风最盛时向朱元璋进言“治罪不株连妻子，捶楚不加于属官”。之后，解缙经常上书针泛弊政，弹劝奸馁小人，有时候以自己的名义，有时候则代朋友上书。解缙的这些行为，最终导致自己被迫回家。

　　　　在家郁闷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