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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鹿不明-第4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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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李三找他谈。整个下午，会议室的门紧紧关着，里面半点声音也没有，仿佛整个世界在那扇门后面死去了。到了五点半，门才缓缓打开来，那个人像普度完苍生的上帝一般飘飘然移出会议室，以“好了你们的感恩我收到了，平身罢”的姿态离开公司。过了好一会，李三才出现在会议室门口，一手扶着门框，一手夹着刚签完的合同，小膝盖咯咯颤抖着，整张脸跟雷劈过了一样。
合同签了三年，合同期内除了定时检查工作进度，大且不会有什么问题，领导们乐得放手不管，让我们这群小出马。田忌赛马。
公司订的宾馆地段偏僻，计程车兜兜转转，到了晚上十一点钟才找着。到了房间，我便一头扎在床上，累得动弹不得。十二点，我收到一通电话和一封邮件。电话是大老板的助理打来的，说他在外地出差，得礼拜五才能回来。此外，那个人发来一封寥寥数字的邮件。上面写着：周一周二可能有空，等我消息。
然后他放了我两天鸽子。
那两天，我无事可做，也不想出去。B城天气糟透了，终日里烟雾蒙蒙，很多时候都看不见对街的建筑。路上很少有人，偶尔冒出几个，都抄着双手，埋头匆匆走过。脸上戴着面罩，只露出一双眉眼，眉头拧巴在一起，好像对生活厌倦到了极点。到了周三清晨，雾霾终于散去了一些，街上显露出零星几点色彩，车，广告牌，行人的衣裳，不消多久，狂风卷着黄沙又丝丝拉拉吹了过来，所有的人，所有的色彩，如海市蜃楼一般又消失在昏黄的尘土中。两根光柱从远方灯塔上抛射下来，如同夜海中救生艇上的手电筒光，不分昼夜，漫无目的地在沙海中飘摇。灯光打到半空中，就被混沌的灰黄色吞了下去，半声回响也没有。
鹿男在电话里问我过得怎样，我环顾四周，顺便望了眼窗外毫无起色的天气，告诉他说：白纸般浆硬的单人床、深棕色的圆形茶几、玻璃烟灰缸、棕绿绒垫沙发、组合咖啡、瓶装纯净水、环形清喉糖、热气腾腾的冰箱、蓝色塑胶包装的网线电缆、数字惊人的价目牌、结满茶垢的电热水壶、形同绑腿带的备用卷筒纸、门缝下悄无声息翩然而至的夜总会广告、浅灰网络信号上的惊叹号——这就是我在这儿的生活，它已经被一系列客观具体的物件代表了，它缺乏可陈，它操蛋。
挂下电话后，我跳回床上，来回调台。屋里没点灯，昏暗的天色下电视屏幕每秒跳动一下，在空乏无尽的烟尘中鲜艳得不切实际，像从迟暮的妓女脸上洗下来的妆料，腌脏而沉重。天气预报，新闻，电视剧，娱乐节目，天气预报，污染预警。。。。。才过了两天，我就想家了。随着有限的时光在这呛人的天气下无限伸展，这种念头正如泥淖中的车轮一般势不可挡地愈陷愈深。
我摸着冷冰冰的枕头，想着鹿男一起一伏柔软的肚子，女主播机械式的声音中，我想起鹿男念书和吃苹果的声音，我想念周末郊外澄澈如洗的天空、市政厅前大片大片绿被褥般的梧桐叶、蛋形歌剧院门口被化学剂漂蓝的池水、女人们砌满了白粉的脸上跳动的阳光。。。。假如要在这儿呆上一年半载，那么我会像判了死刑的囚犯那样尽早麻痹自己，来适应当下的环境。可我只需在这儿呆上一个礼拜，一周之后，所有的想念和记忆又会变为现实，正因如此，所有的嫌恶和期盼异常地尖锐了。在这样的时间，在这样一个地方，没有什么人是我认识的，没有什么地方是我想去的，没有什么声音是我期盼听到的，我唯一能够做的，只有周而复始地徒劳地想着远处的南方。回去以后，我要去露营，要去郊外兜风，要去市政厅前的草地上睡觉，要去参加马拉松，去海上骑摩托车，去老家的山上挖竹笋。。。。。
然后我又想到了鹿男，不知怎么就想起了他。他高大得肆无忌惮的身躯、常常被自己绊倒的长长的腿、笨笨的手、温水一样的嗓音、慢得让人绝望的语速、看似若有所想实则茫然无措的眼神、不怀好意的巨大食量、低而持久的笑点、走在街上贼一样兴致勃勃的模样，还有戴着夹鼻眼镜时老干部一样的表情。。。。。一个古怪的念头让我来了精神，我突然想道：等我老了的时候，当妻子向孙子讲起田螺姑娘的故事，我要把那小屁哈抱在膝盖上，告诉他：很多年以前，我遇见过一个专给我惹麻烦的田螺男。。。。
我就是在那个时候开始写鹿男的故事的。我像一个闻见早餐气味的孩子，从床上蹦下来，坐到书桌前，用纸和笔开始写。因为很久都用电脑，我的字变得很难看，可我丝毫不在乎，飞快地将那些事，无论大小，无论是否值得一提，都记录下来。仿佛只要停顿一秒，那些记忆就会悄然流走。
夜晚降临时，城市上空漾起了斑斓的灯光，我的纸上也爬满了苍蝇似的让人看了万箭穿心的黑字。故事离结束还很远。我搁下笔，把纸叠起来，放在一边。当我再次抬头看向窗外时，厌倦与沮丧不复存在了，我感到了快乐。很久以前，在一本方格本上写下一大篇狗屁不通、错字连篇的东西之后，我也曾感到这样的快乐。那时我从来不会把一个故事讲完，所有的故事都停留在最完满的阶段。小时候，每天都写日记。小黄死了以后，我把它的部分划去了，祖父死了，我就把医院里那段删了。任何改变发生时，除了在纸张上篡改现实外我别无他法，只能听天由命姑妄随之，不知不觉中我的日记逐渐脱离了现实，那些实际存在过的快乐片段由于破碎而失去了真实性。所以，后来我没有再写下去。我怕写着写着，那些人会从日记里猝然消失。之后我进了出版公司，开始写点别的东西。里面的人对我说：你得把故事写完才行，每天要写至少六千字才行。起初的日子里，我对这份工作尚还满足，想一想，敲字既不需要多大技术，更不是什么体力活，只要按上面给的要求好，再差劲还是有人看的。可除此之外还能有什么？
我把目光从窗外调转回来，对着桌上密密麻麻的字迹，点起一支烟。下午那一闪而过的念头又跑了回来，这次稍许改变了一点儿：很多年以前，我遇见过一个专给我惹麻烦的田螺男，而现在。。。。
窗户半开着，风沿着窗缝刮进来，削断了半根烟。烟头簇红地亮了一下，又暗了下去。
作者有话要说：
☆、7
周三晚上，那个人给我发了条短信。短信内容与杀手任务类似，只有时间、地点和他的穿着。晚上九点，我打了辆计程车去二环。橙黄色的车穿过寒夜的迷雾和迷雾中若隐若现的蛇目般的灯火，停在一家酒吧门口。
他还没来，我坐在吧台上，左一杯右一杯地先喝起来，又吸了三支烟。三刻钟后，他才进来。正如短信写的，他穿着驼色长风衣，尖得近乎刻薄的鼻梁上架了一副雷朋墨镜。坐下来后他没有摘眼镜，只抱着胳膊，王家卫似的在那两片黑色玻璃镜片后面观察我。
我瞟了眼手腕上的电子表，十一点半，时候不早，大家好聚好散。我咳嗽一声，向他伸出一只手说：“晚上好，我是——”他向后躲了一下，拒绝了，并直截了当地表示，对我姓甚名谁不感兴趣。
这家伙姓秦，据说血统挺纯，血统这东西，放之任何物种皆准，但凡血统纯，这人要么智障，要么就是个性格极端的变态。他显然是后者。
“我该怎么称呼你？”他漫不经心地说，“小作者？”
这下，我又觉得他属于前者。“你对我叫什么不感兴趣。”我说。
“哦对，我偏头痛害得厉害，没功夫记多余的人名，”他干巴巴地说，末了补了句：“请见谅。”
我在心里呸了他一脸。尽管对他写了些什么、工作进展到何种程度丝毫不关心，但出于工作需要，我还是故作为难、有滋有味地说：“那本杂志刚开刊，很多事才起头，有什么不周到的地方，你尽管说就是。连开三期天窗，读者走掉了不少，我们也很为难。”
他再次不予置答，像一块抱着胳膊的石雕一样缄默无声。我想他可能睡过去了吧，于是伸手在他眼前晃了一下。这回算是自找麻烦了，我刚要收手，他便风驰电掣般的射出一条胳膊，牢牢扣住我的手腕。这家伙看来是个练家子，手劲极大，捏得我当场就嗷地叫了出来。好在我的脸皮和他的手力是一对矛盾，叫完后我紧跟着说：“我是想问你要喝什么！”
他松开了，我的手像遗像前蔫掉的白菊一样当空垂下来。我哆嗦着收回手，颤巍巍地点了支烟压惊。他向吧台后面抬了抬下巴，酒保立刻送来两杯酒，他抿了一口，若有似无地笑了一笑：“你这种人都写武侠。”
“古龙还被人砍了呢。”我反驳道。这家伙做过功课。
“你放心，没什么人会来砍你，不值得。你只会一点点变老，然后死去。”
我耸耸肩；“这样不是蛮好。”
他又不说话了。我们面对面喝了两杯酒，又面对面吸了支烟，期间我忍不住抓了两下屁股。吸完烟，我下意识地检查了一下手表。十二点十分，秒针啪啪地还在跳。
十二点十分零四十五秒，他突然开口说话：“你压根不感兴趣。” 我说：“你是故意的。”
他继续以沉默应答。我毫不客气地打了个哈欠，然后像磕了药的小白鼠一样左右摆动身体，跟着酒吧音乐哼哼唧唧唱起来。他不说话，我就打算这么唱下去了，若是到了一点钟他继续保持沉默，我就跳到桌上唱。
最后他服输了。他说：“你别唱了，我给你看样东西。”说着掏出一包烟，放在酒杯边上。
我没领情，继续唱，一边唱一边做脱眼镜的动作。这时，舞台上的乐队正在调动气氛。主唱说：“我说一！”下面的人喊：“我说二！”主唱又说；“我说黑！”下面又喊：“我说白！”我乘机跳起来，大叫了一声：“我说穿！”主唱往这边瞧了一眼，随而热情洋溢地把上衣拉到胸口上，大声喊：“我说脱！”底下的人跟着起哄：“脱！脱！脱！”
那个姓秦的人，终于按耐不住，摘下眼镜，啪地甩在桌上。“这下你满意了吧？”我没再疯下去，坐下来比了个请的动作。
“打个比方说，这是我们。”他用食指哒哒敲了两下烟盒，“这是你，”又举了举酒杯，“这是我。我们是烟和酒。其实，这两样东西屁个联系都没有。可人们抓着酒瓶的手上总是习惯性地夹一支烟，就好像它们是番茄和鸡蛋似的。他们喜欢说，不喝酒不抽烟，却很少说不吸毒不自戕。可不知从什么时候起，也许是一开始，这两样东西就被摆在了一块儿。烟会使人清醒，酒精会让人犯迷糊，乃至于短暂失忆——这两样东西摆在一块儿使，就会让你感到噁心。作者和编辑跟这是一码事。人们总以为，编辑可以让文章更漂亮，更符合读者的口味——诚然如此，可对我来说，他们只会把我们的东西毁得干干净净。刚出头的小作者，尽量会写一些真善美的东西来博取好感，等熬成老油条才肯说实话，因为到了那时，哪怕你放个屁，那些评论家，那些读者都会帮你分析气体成分，不是么？”
只要一有人跟我讲大道理，我就会恢复地地道道的嘴脸。所以我说：“你太偏激了，再说，你跟我说又有什么用呢？”
他看了我一会，偏头吐了口烟：“几岁了？”
我楞了楞，说；“三十二。”
他嘻地笑了声，往酒杯里弹了弹烟灰，“我看过你写的玩意儿，不是说能力方面，可你不适合干这行。”
“你知道，工作这事不需要什么天分。”
“不是天分，而是——”他用食指敲了敲脑门，“是这个。我、你、李三，我们在有些方面就是有那么点像，不然我也不会和你们浪费那么多时间。”
“所以？”
“那天下午，我劝他换份工作。今天我对你说的话，和那天差不太多。”
“他没答应。”
“是的，我告诉他：不要因为当下赚了点名声赚了点钱，就以为可以就此高枕无忧了。浪费时间并不可怕，人么，不出意外都能活个几十年，不是么？可怕的是明明在浪费时间，自己却还不知道。你口袋里的钱，你那来之不易的名声，正在逐渐消耗你，它们已经快把你耗尽了。他拒绝了我的建议，这顽固的小瘪三，现在吃到苦头了。”
“既然如此，你怎么不封笔呢？你怎么还在写呢？你为什么还在浪费我的时间呢？”
“知道我小时候想干什么吗？开水族馆。现在我用稿费买下一座水族馆，白天我在里头看鲸鱼、看企鹅，晚上高兴的话，写一两千字。我为什么留下来？因为我赚的稿费可以买下一座水族馆，因为人们偶尔会谈起我，知道我姓甚名谁、知道我的尊容、知道我写了些什么。二十岁时我喜欢敲字，二十五岁我厌恶这项工作，可我成名了，赚够了钱，这样我再次将它当作了乐趣。而你呢，三十二岁，除了每天被屏幕辐射外一无所成。”
我惘然了。我决定避开这个话题。“我小时候有三个梦想，开妓院，开巴士，和
练降龙十八掌。”
他并不奇怪，仿佛早已料到了似的摊了摊手，好像在说：看吧，就说你不是这块料。显然，按他的逻辑，我们应该一起被关进精神病院做病友，成天不是在明晃晃的食堂里戳青豆，就是在病房外裸奔——当然这也不失为一种职业理想，我们可以一起出演《三傻大闹精神病院》，没准还能获奖。。。。我的思绪不由地驰骋了，穿过寒夜冰凉呛人的迷雾，到很远很远的地方去，那儿到处飘满了戴着护士帽的天使。
他擦亮一根火柴，接下去道：“我们之所以不适合干这行，恰恰是因为我们是最合适的人。文学！人们在吐出这两个字的时候总会想到高深莫测的字眼，灵魂，神，纯洁什么的。可他们会以同样的态度对待我们吗？不。他们问你：你是干什么的？你说：我是个作家。他们就如同见到‘逼格’本尊一样，一脸憧憬地望着你，连连说道：哇，你可真了不起！我小时候也想干这个呢。但他们满脑袋想的却是：穷鬼，神经病，宅男。
这就是文学，这就是我们和一切被人称之为高尚的东西在他们心中的地位。因为高尚的东西往往也最低贱，需要被吐一口唾沫、按一只脚印。可当你真那么做的时候，他们又生怕你玷污了它。这就好比让一个女人同时繁衍子嗣和保持童贞。你瞧，老天其实很公平，他把原先的金字塔反了个个儿，真正在行的人在底下受人调遣，而那些不得要领的人——无论他们在这方面有多么才思匮乏，甚至一无所知，却能随心所欲地挖掘或是扼杀。这样，极致的强大和极致的弱小就被平衡掉了，这样，才能使尽可能多的人在此分一盏羹，这样我们赖以谋生的圈子才能在彼此的争夺与排挤中生生不息。”
凌晨一点。我的屁股已经坐不住了，它正在呼唤宾馆里硬邦邦的床垫。“你说完了么？”我问，“我只想知道，你写不写下去？”
他斩钉截铁地答道：“不写。”
此言一出，我所剩无几的耐心极速射入零。我招呼酒保给他上一罐成长快乐，旋即站起身说：“秦先生，快看窗外！你家始皇正在窗外飘着呢！”
说完我就走。
作者有话要说：
☆、8
8。
周五去见大老板时，我没有了任何压力。压力如雾霾留在肩上的细小尘埃，在走出酒吧后，我捏起兰花指，轻而易举地把它们弹开了。眼下我离撤职已经很近了，那么近，以至于我已产生与恐慌截然相反的情绪——我有那么点盼望着被撤职。你知道，将死之人是没有理由去忌惮死亡的，唯有那些活得好好的人才会吃这吃那还怕得要死。
大老板比想象中要年轻得多，也和善得多。见到他的那一刻，我几乎要对他产生好感了。即便他从小在国外长着，连中文也说不利索，从这方面来说，做一个出版公司老板根本不够格。可我依旧难以克制地对他产生了好感。
姓秦的家伙认为没必要浪费时间去记忆萍水相逢的人名，同理，对一个以后恐怕再也见不着的人产生好感是不必要的。就好像，有很长一段时间，我曾对取款机里的女声产生好感，于是我频繁出入取款机隔间，到头来却寻不到任何途径去认识她。
起先，我想把文书丢在他面前，让他自己看。可我没那么做。而他对厚厚的报告漠不关心。我从公文包里掏出档案袋，毕恭毕敬地放在办公桌上。他只搭了一眼，一副老式圆片眼镜捏在手里，不打算戴上，也不打算去看。他的脑袋后方挂了一大张裱着相框的彩打柴犬画，两者一前一后，神情出奇一致。
“你叫大石吧？”他说。
我说是的。
他微笑着看我，一手折起眼镜丢在桌上：“还没睡醒么？现在的小年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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