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苦撑危局:周恩来在1967-第10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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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6年12月24日，国家体委造反派批斗体委副主任荣高棠，周恩来去“陪斗”（实际上是以陪斗的形式保护），贺龙也去了。
贺龙的性格也刚烈。为了使贺龙免遭造反派的纠缠，周恩来对贺龙说：“你血压高，我看你还是暂时休息一段时间。”
贺龙从周恩来的话中猜想出自己处境的不妙，但还是说：“我干了一辈子革命了，是不会怕群众的，我还是想工作。”
周恩来忧虑地说：“工作我替你顶着，不要紧。你还是去休息一段时间，保重身体第一。”
鉴于贺龙的家已不安全，周恩来指示身边工作人员把贺龙和薛明安排在军队控制下的钓鱼台住下。
但刚住了一个晚上，周恩来又想到江青、康生也都住在钓鱼台。如果让他们知道贺龙住在钓鱼台，造反派就会接踵而来，哪还有贺龙的安宁！
周恩来赶紧又把贺龙夫妇转移到了新六所。
不料，造反派探到了消息，很快跟踪到了新六所，闹着要揪斗贺龙。与此同时，造反派还占据了贺龙在东交民巷的家，在那儿闹腾。
贺龙气愤不过，打算回家去把事情向群众讲清楚，群众应当是了解自己的。
1967年1月9日下午4时30分，贺龙来到西花厅，向周恩来讲了造反派进驻他家的情况，说：“我要回去一趟，我不怕。难道群众还不了解我贺龙吗？我也了解群众。”
在那人妖颠倒的时代，我们的元帅仍相信群众的眼睛是雪亮的，却不相信阴谋家可以一手遮天。
然而，事情远不止贺龙所想像的那样简单。历史并不是每一步都是踩着真理的脚印前进的。
周恩来对整个局势的严峻性看得更清楚些。他担心贺龙去跟造反派正面接触，矛盾可能会更加激化，弄得不好，还有被造反派揪走的危险。
就在前两天，军队院校的造反派和北京一些高等院校的红卫兵组成了“彻底打倒贺龙反党篡军集团联络委员会”，准备在7日召开批斗大会，并要把贺龙揪出来示众。周恩来得知后，及时劝阻了这次大会。
“你不要回去，我来顶着。”说着，周恩来转身拿起电话打到了贺龙的家里：“我是周恩来，你们那里谁负责，要他接电话。”
造反派头头赶紧过来接过了话筒。
“你们到贺龙同志家里去，呆在那里，太不像样子嘛！你们要赶快搬出来！有什么事，跟我说，今天晚上，我在大会堂见你们！”
在贺龙家闹腾的造反派立马撤走了。晚上11时，周恩来在人民大会堂接见了他们中的6个代表。
轿车悄然从新六所开出，照样又在市区兜了几个圈，确认后面没有跟踪的车辆后，突然拐进了中南海西北门，停在了周恩来的住处西花厅前。
警卫人员打开车门，神情忧郁的贺龙和薛明从车上下来，步入西花厅。
就在周恩来把贺龙安排在西花厅住下的当天下午，在人民大会堂河北厅，毛泽东委托林彪召集政治局扩大会议。参加会议的有毛泽东、周恩来、朱德、李富春、徐向前、陈伯达、叶剑英等在京的部分政治局委员，江青、王力、关锋等作为中央文革小组成员列席会议。贺龙没能参加会议。
会上，康生提出贺龙的问题，企图把贺龙的所谓“问题”在党内公开化。
周恩来立即当着林彪、江青等人的面，特意强调说：“主席说了，只是要贺龙去登门拜访，听取大家的批评，不公开的，不在集体会上讨论，也不公开点名。”
1966年9月9日，毛泽东看了林彪交来的吴法宪等人诬陷贺龙的信后，没放在心上，曾让秘书徐业夫打电话给贺龙说：“经过和林彪还有几位老同志做工作，事情了结了，你可以登门拜访，征求一下有关同志的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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贺龙的“问题”（3）
“街上关于他的大字报已经很多了。”康生还不甘心。
“昨天我们的红卫兵小将就去捉他这个人嘛！”江青也在旁边呼应。
周恩来严肃地说：“群众点贺龙的名，我们不负责。我们政治局的同志，我们常委的同志，不要在公开场合点他的名。主席说了嘛，政治局不公开点名，当然也不让红卫兵揪了。”
康生、江青脸红耳热。主持会议的林彪脸色也很难看。
周恩来不管，有毛泽东的指示在手就好办。
希望遥遥无期“一月夺权”的风暴，穿过中南海高厚的围墙，也在里面肆虐着。
在中央文革一伙的挑唆下，中南海的工作人员也闹起了两派。许多在中南海居住的中央负责同志受到了冲击。
中南海外头的造反派连续好几次对中南海的几个出入口发起冲击，要揪斗在里头的中央负责人和被周恩来保护在里头的国务院各部的部长。
往往是周恩来到西门来劝阻群众不要冲击，那边江青等人却跑到北门去给造反派煽风点火。
8日凌晨，几百名农林口的造反派翻墙冲进了中南海。
对于贺龙来说，中南海西花厅也非安全之处了。
当然，贺龙住在西花厅，是瞒不过林彪和江青的。长期这样住着，且不说林彪、江青因此攻击周恩来，对周恩来长远的斗争策略也不利。因为这就等于表明周恩来是公开和林彪、江青一伙唱对台戏。
1月19日，周恩来和李富春一起找贺龙谈话。
周恩来告诉贺龙：林彪说你在背后散布他历史上有问题，说你总参、海军、空军、装甲兵、通信兵到处伸手，不宣传毛泽东思想，毛主席百年以后他不放心。还有，关于洪湖肃反扩大化的问题，你、夏曦、关向应都有责任。
贺龙几次起来想申辩，没有插话的空隙。
周恩来对贺龙说：你不要说什么了。主席不是说过要保你吗？我也要保你。对于你的安全我负责。我想把你留下，但中南海这个地方也闹两派，不安全，连朱老总家的箱子都被撬了。我给你找一个安静的地方，去休息休息，缺什么东西，你告诉我。
贺龙从周恩来的谈话中觉察到了形势的险恶。但他也知道周恩来的处境也非常困难。想到周恩来能在如此艰难的处境中悉心关照他，贺龙已经是感激不尽了。
谈话结束后，周恩来握住贺龙的手，说：你先走吧，到秋天我去接你。家里的事我顶着。一会儿由杨德中同志送你们，夜间再走。
1月20日凌晨，杨德中护送贺龙夫妇到了北京西郊香山附近的象鼻子沟。这里有中央警卫团的一部分部队守卫。
贺龙离开西花厅后，林彪、江青一伙到处打探贺龙的去向，并唆使造反派多次闹着要“揪斗贺龙”。周恩来都严词回绝。2月18日，周恩来嘱咐秘书告国家体委造反派：总理不同意批斗贺龙同志，这是中央的决定。
2月22日，周恩来继续嘱告秘书向体委传达：“总理不同意召开大会批斗贺龙同志，因为中央至今未批准此事。”
周恩来的这句话的“中央”，实际上是指毛泽东。这表明，此时毛泽东对贺龙的态度还是明确的，要保。只要毛泽东明确保贺龙，不管林彪、江青一伙怎样步步进逼，周恩来就有余地可以斡旋。
4月28日，周恩来、李富春、康生一起接见国际关系学院的学生代表。谈话间，有学生问及诬陷贺龙的“二月兵变”问题，周恩来当着康生的面，严肃地说：据我知道，没有这回事。“备战、备荒、为人民”是主席在杭州会议上提出的方针嘛！是执行主席的命令嘛！
一旁的康生低着头，一声不吭。
地处山区的象鼻子沟冬天来得特别早。虽然还是金秋10月，但早晚却有点寒意了。国庆节过后，贺龙发高烧，吃饭总吐。周恩来得知后，提出送三0一医院治疗，但遭到江青一伙的反对。
忍看亲朋成冤魂秋天到了，天气凉了，树叶黄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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贺龙的“问题”（4）
周恩来曾对贺龙说，秋天我去接你。这是基于寄希望文化大革命局势的缓解。当时，中央曾有这样的考虑：二三月间见眉目，四五月间见分晓。
然而不幸的是，“文化大革命”的政治气候并没有因为秋凉而缓解，相反，继续向“左”的方向滑去。在林彪、叶群、江青、康生等人的串谋下，贺龙又被诬陷为“叛变投敌”，列为专案审查对象，9月13日，贺龙被正式批准立案审查。康生、叶群等人把持了贺龙专案组。从医院回到象鼻子沟后不久，贺龙完全落入了林彪、江青一伙的魔掌，与周恩来的联系也断了，原来负责贺龙医疗的医生也失踪了，换上了他们授意的医生。失去保护的贺龙元帅受到更为残酷的迫害。1969年6月9日，贺龙元帅被林彪、江青一伙迫害致死。
文化大革命中，周恩来绞尽脑汁，保护遭林彪、江青一伙打击、迫害的老干部，保下来了大多数，但由于种种复杂原因，周恩来也有力不从心的时候，有些干部努力保了，还是没能保下来。贺龙就是其中的一个。
对于贺龙的死，周恩来心中有一种难言的悲哀。他极力想保住情同手足的战友，但是，由于种种原因最终没能保住。这样一位与自己从南昌起义的战火中走过来的老革命家就这样被迫害致死，周恩来的表面平静如水，内心却汹涌如海，痛苦之情是可想而知。
秘密保护（1）
文化大革命中，各大区、各省市自治区的负责人也都受到林彪、江青一伙的迫害和造反派的冲击。
一些造反派为炫耀自己的“能干”，甚至把有些省、市、自治区的负责人揪到北京，游街示众。
周恩来曾派自己的联络员转告造反派头头，制止这种乱揪乱斗的行为。
毛泽东对这种怀疑一切、打倒一切的无政府主义做法也有不满。
1967年2月3日，毛泽东接见阿尔巴尼亚劳动党中央政治局委员、书记处书记卡博和部长会议副主席兼国防部长巴卢库。周恩来参加陪见。
谈到眼前中国的文化大革命时，毛泽东说：现在流行着一种无政府主义思潮，口号是一切怀疑，一切打倒，结果弄到自己身上。你一切怀疑，一切打倒，你自己呢？资产阶级要打倒，无产阶级呢？他那个理论就是不行。
2天之后，毛泽东在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上对江青、陈伯达等人打击老干部的行为提出了批评：你们文化革命小组，毫无政治经验和军事经验。老干部统统打倒，你们掌权掌得起来吗？对干部，不要不许革命。徐向前，我保。江华、江渭清、杨尚奎、刘俊秀、谭启龙这些人还是要保吧！
毛泽东这么一说，周恩来心中有底了。他根据毛泽东要保江华、谭启龙、江渭清、杨尚奎等人的意思，顶着林彪、江青一伙的压力，把保护范围扩大到所有受冲击的各大区、各省市自治区负责人，并把他们接至北京保护起来。
周恩来先指示谭震林、陈毅、李富春、李先念几位副总理写出报告，然后由他把报告送给毛泽东批准。真可谓用心良苦。
2月初，遵照周恩来的指示，谭震林、陈毅、李富春、李先念先后两次写报告给周恩来，提出把一些省市委的负责人接到北京。
2月8日，周恩来将这两份报告转送毛泽东批准，并附信建议：对叶飞、谭启龙、江渭清、杨尚奎、刘俊秀等同志均拟先接来北京养病。
毛泽东同意了周恩来的建议。这样，在周恩来和造反派的直接交涉下，受冲击的各省市自治区负责人陆续被接至北京养病。名为养病，实为保护。
2月9日晚上，周恩来通过军委一号台要通了济南军区司令员杨得志的电话。
“得志同志，你还好吗？谭启龙同志现在在哪里？”
文化大革命中，谭启龙是遭受冲击比较早的地方领导干部之一。1966年11月初，红卫兵要求参加省委为传达中央工作会议精神召开的全省三级干部会议，劝阻无效，学生冲击会场，并押谭启龙上北京。红卫兵向中央提出几点要求：（1）要求在天安门广场召开10万人大会批判谭启龙；（2）要求在京游行（即游街）；（3）要求拨给经费和两辆宣传车。对此，周恩来明确答复：（1）10万人大会不能开；（2）游行不能搞；（3）委托陶铸、谭震林同志出面处理。在周恩来、陶铸、谭震林等的直接干预下，公开批斗谭启龙的大会被取消了。谭启龙回到山东后，在一月夺权的狂潮中，又被造反派关押起来了。
“总理，谭启龙同志前两天刚从青岛被押回到济南，听说现在被关在山东医学院。”杨得志回答说。
“好。得志同志，请你立即派人把谭启龙同志从造反派手中接出来，并由军队护送到机场。毛主席指示，让谭启龙到北京来休息一段时间。明天早上7点，中央派飞机到机场接谭启龙同志来北京。”
“总理，你放心，我一定找到谭启龙同志。”
晚上10点，杨得志司令员派出的人直接把车开到了谭启龙被关押的地方——山东医学院教学楼。
开始，造反派拒不交人。军区来的人斩钉截铁地说：“中央有紧急指示，要谭政委马上去北京。”谭启龙那时还兼济南军区第一政委。
谭启龙被接上汽车，来到军区五所，换了一部车后，未作停留，直奔机场。
谭启龙心里有点纳闷，不知要把他带到什么地方去。但从那些人对他的态度上看，又不像是造反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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秘密保护（2）
到机场后，负责护送的军人才告诉谭启龙：“谭政委，周总理打电话给杨司令，指示把你从造反派手里接出来，负责护送到机场。明天早上7点派飞机来接你。”
次日一早，北京派来的飞机准时降落在济南机场。谭启龙到北京后，被安排住进了由军队控制的京西宾馆。
就在谭启龙被接到北京的当天，浙江省军区的电话直接打到了总理值班室，说造反派将于12日在省体育场召开10万人参加的批斗江华的大会，省军区是否参加，如何表态？
江华当时是中共浙江省委第一书记，文化大革命爆发后，因病在上海住院治疗。
1966年底被造反派从上海揪回杭州，关押起来。他担任省高级人民法院院长的妻子吴仲廉也被迫害致死。
1967年1月28日，周恩来接见浙江省来京的造反派时，严厉批评了造反派揪斗、关押江华的行为，说：浙江省委的工作在文化大革命前是好的，成绩是主要的。江华是井冈山时期的老同志，是拥护毛主席的。他是少数民族，我们要团结少数民族干部。毛主席再三说过，对江华要保。
总理值班室秘书周家鼎将浙江省军区的请示写在了《要事汇报》条上。
周恩来凌晨才回到西花厅，看到浙江省军区的请示后，拿起军委一号台的专线电话，要通了南京军区政委杜平。此前，中央针对浙江的混乱形势，委派杜平以中央驻浙江代表的身份负责处理浙江问题。
“杜平同志吗？我是周恩来。主席指示让江华同志来北京治病。中央决定，11日晚派飞机到嘉兴机场，接江华同志来北京。你们要负责保证把江华同志安全地送到机场。为保证安全，路上要多派些人护送。”电话声音质量不好，周恩来几乎是对着话筒在喊话。
周恩来这一招是釜底抽薪。造反派不是要在12日召开批斗江华的10万人大会吗？
11日晚上就把江华接到北京，看你这个会怎么开。
“总理，我马上召###议，保证完成任务。”杜平就像在战争年代接受战斗任务。
11日上午，杜平召集驻浙江空五军政委陈励耘、浙江省军区政委南萍、浙江省军区副司令员阮贤榜等和群众组织代表开会，传达周恩来的指示。
那时，地方领导机构大多已瘫痪，说话不灵了，只有军队说话还管点用。
造反派虽然不情愿交出江华，但无奈有“最高指示”，不得不服从。
11日晚上，江华被安全地护送到嘉兴机场，飞往北京。
江西省委的电话打了几次，工作都没有做通。
2月18日，周恩来再次嘱秘书打电话给江西，限令江西造反派在2月19日负责将杨尚奎、刘俊秀送到北京，到时，中央派飞机到南昌接。
江西有关方面给造反派传达周恩来的命令后，造反派不愿意放人，竟打电话到总理值班室讨价还价：“我们19日准备在八一广场召开批斗走资派刘俊秀的大会，杨尚奎也要参加。我们要求推迟几天送他们来北京。”
总理值班室的回答没有商量的余地：立即按时送到，不得推迟。
2月19日，中共江西省委书记杨尚奎和书记处书记刘俊秀在两名造反派“护送”下，乘飞机来到北京。
周恩来派出的联络员早在机场等候。
联络员对“护送”的两名造反派说：“总理指示，把人交给我们，这里没有你们的事了，你们可以走了！”
联络员穿着军装。两名造反派大眼瞪小眼，眼看联络员带着杨尚奎、刘俊秀上了车。
这些老同志当时的住处是保密的，一般人不知道。然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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