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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知道的老兵故事-第4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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给慰问团的回礼。
指导员话还没有交代完,那个人民军的军官就把照相机挂到了老邓的脖子上,并且说“不用送我,我必须留下来”。旁边的那个朝鲜青年团的同志也坚决要留下。
这个军官姓洪,是人民军报的记者,他小时候在中国东北读书,能说很流利的中国话,抗战胜利后随金日成打回了朝鲜,在战斗中负过重伤,是个老兵了。这些情况当然是老邓日后听介绍才知道的,当时他甚至还不知道那个青年团员原来是个女同志(其实,坑道里的人谁也没有注意到这一点)。
听到人民军洪军官的话,老邓说指导员当时就愣在那里了。洪记者先问清楚老邓的名字,掏出个信封刷刷写了几个字,要求老邓必须把他的信和文件转交到人民军政治部,然后转身就往外走,指导员这才想起阻拦他,可洪军官大声说了句“我级别比你高,听我的”,人就出去了。指导员没辄,只好带着部队顶着炮火冲了上去。
老邓说,当时他就觉得这个洪军官很了不起。因为头几天连里的副指导员牺牲了,副连长受伤还没有回来,而现在战斗才刚开始又损失了连长,连级干部只剩下指导员一个人,大家心里都有些发慌。洪军官一定是发现了这个苗头才决定挺身而出的。老邓说,朝鲜政治军官的军衔标志和其他军官的不一样,他看不懂。但是,“真正的政工干部就应该像他那样做”。
老邓一面赞赏着一面往团部跑。这时他还不知道,在他兜里装着的那封洪军官的信将会给他带来一枚朝鲜勋章。
洪军官不久就牺牲在阵地上了,他双腿被打断,手雷扔完,在敌人冲到跟前时仍从容地用手枪还击。战友们说,直到最后一刻,他都在大声地唱歌,虽然唱的是什么大家听不懂,但是很好听。
洪军官后来被朝鲜授予国家英雄的称号。由于他是牺牲在志愿军阵地上的,所以中国方面也给予他一级战斗英雄的表彰。同时,朝鲜方面还给了老邓一枚“三级国旗勋章”。这勋章马甲见过,镀金的,很大也很漂亮。
老邓到了团部,把东西交给政治部主任,主任一听说情况就急了,怎么能让人民军的同志留在阵地上呢?团长也马上呼叫阵地,可阵地上无线电员说找不到人了。确实,从团部这里探头看出去,密集的炮火打得山头上烟尘弥漫。老邓知道,在那样的情况下,阵地上的能见度不会超过5 米。团长马上命令两个作战参谋带领从警卫连抽调的30个人增援阵地,政治部主任也派出一个通联干事,要求他一定把朝鲜同志带下来。
在团部外边等人的时候,老邓遇见了后勤处的老乡。那老乡送给老邓一个急救包,这也是慰问团的礼物。和普通急救包不同的是它里面有个瓷瓶装的云南白药,而且瓶里居然有5 粒“回命丹”,老乡说“这可以救你五次命”。老邓一听当然很高兴。
增援部队集合完毕,老邓带着人就往阵地上跑。这时,敌人正不停地往交通线上打“干扰炮”,大家只好分散开来,一边躲炮一边前进。快到阵地的时候,一个参谋叫住老邓,他说刚才在团部时听见阵地上在喊“要炮!要炮!”估计当时敌人是冲上来了,现在阵地情况怎么样可吃不准,看见老邓脖子上挂了个铜号,他就让老邓先联系一下。于是老邓摘下喇叭就开始吹,吹了几遍,阵地上有回音了,大家就朝着回信号的地方摸上去。
到了地方一问情况,这才庆幸那个参谋有经验。原来这时候表面阵地已经被美军占领三分之二了。如果事先不联系一下,稀里糊涂跑上来真不知会发生什么事。
老邓找到指导员,把政治部主任的命令告诉他。指导员说洪军官已经牺牲了,只有那个青年团员还在,让老邓和通联干事去动员他下阵地。可那青年团员坐在地上不说话也不走,两人只好去拽,七拽八拽地才发现她竟然是个女的,弄得大家十分尴尬。
青年团员见自己的性别暴露了,这才哭着跟通联干事下了阵地。老邓跑回到指导员那里报告这桩新鲜事,正在琢磨问题的指导员一时都没回过神来,瞪着眼张着嘴傻了好一阵才冒出一句话:“俺的娘诶,这是个花木兰啊。”
这时候,由于表面阵地局势不明朗,敌我双方的炮火都只是在干扰对方的补给线。阵地上反而出现了暂时的平静。老邓也着手修整工事、收集整理弹药。
正忙着,听到指导员问:“山下面有两辆坦克,你敢去把他炸了吗?”
“敢啊,这有什么不敢的”,老邓答应得很痛快。
第九章
上甘岭防御地带的主阵地是两个主峰,在主峰前端及两侧有一些大小不等的山包,一条从南至北的公路就穿绕于这些山坡之间,公路在这里要经过一个叫“上甘岭村”的村庄,因此所谓上甘岭战役,实际上就是为了在“上甘岭村”截断这条公路而展开的一系列战斗。
老邓说,除了上甘岭两个主峰外,其他附近的山头我军和敌人差不多各控制一半,并且不断易手。老邓他们的阵地位于主峰的东南,公路经过他们所在山头的左侧,通往两个主峰之间的“上甘岭村”。也就是说,我军一旦彻底控制了这个山头,敌人的车辆及重型装备将无法到达主峰阵地前沿。
当时,志愿军并没有完全控制这个山包,前些天,24军进攻时,只是占领了山包右边以及中段的大部分,而山坡最左侧,靠近公路边有两个敌军堡垒,由于得到了公路对面美军的强大支持,始终没有能够拿下来。端午节这天,美军就是从这个左侧发起进攻,在占领了大部分表面阵地之后,又把志愿军压制到了右边角上。
形势对老邓他们很不利,敌人随时可以沿着山脊的表面阵地发动新一轮攻击。这时候,弃守阵地当然是绝不允许考虑的。虽然志愿军也可以退回到坑道里,倚据坑口工事进行防御,但那样一来,坑道很容易被敌人封锁,再要想进行有效反攻就困难了。“从一上阵地,连长指导员就讲了,我们的任务就是守住阵地,阻止敌军通过公路,以实际行动支援主峰。”因此,如果退回坑道,虽然名义上我军在这个山头还保存有力量,但在战术作用上,却已经没有多少实际意义了。
基于这个原因,师、团首长给老邓他们的任务是:不惜一切代价,坚守阵地直到天黑。
“天黑了就好办,我们的大部队从坑道那边上来,马上就能把敌人再赶回去。”眼前的这一小块阵地,不仅是掩护坑道和后方交通线的屏障,也是实施下一步反击的跳板。
说到反击作战,马甲听老邓头和老王头介绍过美军的一个特点,很有意思。美国人的工兵很厉害,修工事麻利。他们的部队一旦在前边占领了阵地,后面的工兵马上拖来各种各样的材料,几个小时就能把大大小小的工事、堡垒和障碍物建好,把枪、炮火力点、铁丝网探照灯什么的,布置得规规矩矩。如果工事修好了,美国兵防守得就很认真,可如果没有工事,美国人可不愿意像志愿军那样硬着脖子干,一般马马虎虎顶一下就跑了。针对这种情况,上甘岭战役后期,志愿军在与美军进行阵地争夺时,就十分注重使用炮火对敌人运输线实施干扰。这样,美军即使占领了阵地,他们的军工物资一时也上不来,接着,我们则马上利用敌人立足未稳,迅速展开夜间反击,争取夺回阵地。仗打到这份上,大家都精了。
反击是晚上的事,老邓他们现在的问题是,怎么能把阵地给守住。
从增援部队一上来,指导员和两个参谋就开会琢磨防守的事。志愿军目前所在这个“右边角”的正面,坡很陡,敌人步兵不大可能从这里进攻,因此,防守的重点无疑是左面方向的表面阵地。但是,在正面仍存在着一个隐患,据指导员说,敌人在公路边有两辆坦克,能对我军阵地进行直射,在刚才的战斗中,我们的重火力点都被它打掉了,而由于坦克位置太靠近山坡,我们的大炮又打不着它。如果等会敌人再进攻,这俩铁家伙肯定会顺着山沟开过来,那时候威胁就大了。
那个年轻点的参谋说:“不要紧,我带人干了它。”这时,指导员转头问老邓:“山下面有两辆坦克,你敢去把他炸了吗?”
“敢啊,这有什么不敢的”,答应得很痛快。
年纪大一些的魏参谋(就是提醒吹联络号的那位)站起来喊:“高大炮,高大炮!”于是,高大炮跑过来了。这个高大炮老邓认识,他本来就是连里的兵。上甘岭阵地防御的方针是“前轻后重”,担任防守的一线连队,干部保持满员,但要抽出二三十个士兵补充到警卫连,扩充前指的预备队。高大炮就是从老邓他们连抽出去的。他是个老兵,姓高,可个子不高力气挺大,能把手榴弹扔得好远,就像开大炮一样,所以得了个外号叫“高大炮”,真名反而没多少人知道了。
向高大炮交代了任务,魏参谋又说:“这次炸坦克得把它炸得不能用才行,要是光炸了履带,它还能朝我们开火,得先想清楚怎么弄。”老邓寻思,都知道坦克后面有油箱,扔准了能把坦克烧了,要不然掀开顶上盖子往里扔也行,可谁有那个把握啊。于是没敢吭声。
“我有办法”,高大炮说,“拿带子把两个手榴弹连着,扔到炮管上这么一搭,就能把坦克炮筒给毁了”。
“能成吗?”
“能成”,高大炮力气大,自然也就信心足。
于是拿来苏联手榴弹(反坦克手雷),解下腰带一头拴一个,弄了三组,挂在三个人脖子上,说好了由高大炮负责扔,年轻参谋和老邓配合掩护。爆破小组从侧面溜下去,到了坡底就沿着沟边往左侧公路方向爬。
老邓说,电影上的志愿军总爱弄个草帽子戴在头上当伪装,可他们没有搞这个。上甘岭上面连石头都打酥了,到哪里找草去。
“山上光秃秃的全是土,只有些树桩子,被炸得横七竖八的。”
“1955年我们回下甘岭收容遗体(战役期间烈士遗体都临时埋在下甘岭村,后来分别移到了几个公墓),看到山上的树居然都活了,花也开了,红的绿的。可是人却烂得只剩下骨头了……心里难受啊。”
老邓他们三个下到坡底,每人披了一块阵地上装土的麻袋片,主要是为了遮住身上武器的反光。高大炮在前面爬,老邓跟着,参谋在最后。原本的计划是找个合适的地方设伏,等坦克来了再开炸。可爬着爬着,高大炮越爬越快,老邓都要跟不上了,参谋也连忙在后边小声喊“慢点慢点,别太远了”。可高大炮却仍旧不停地爬,还说“快快,我看见坦克了”。老邓急忙抬头张望,可不是么。
敌人的两辆坦克已经离开公路开进了山谷,可不知为什么,他们刚拐进来一半就不走了,一前一后斜斜地停在那里,像是在等人似的。三个人从侧面爬着接近坦克,距离还有四十米左右时,山上的阵地突然开打了,坡上面的石头沙子被震得直往下滚。
老邓正准备问参谋怎么办,前面的高大炮就已经窜了起来,拎着手榴弹冲上去了。
“要说他胆子也真够大,就那么直着身子从坦克侧面跑到正对面,一扬手就把手榴弹往炮筒子上甩。”
“可是,那带子没挂上炮管,手榴弹砸在炮塔上落到地下,咣地炸了,坦克没有什么事,倒把高大炮给震倒在地上。当时我还以为他完了呢。”
高大炮一倒,老邓和年轻参谋就都冲上去了。老邓首先接近高大炮没炸成的第一辆坦克,可他没再乱甩手榴弹。“我想人家那么大力气都不行,我就更不成了。”他老老实实地爬上坦克,把两颗苏联手雷搭在炮管上,拉着火再跳下来跑开。
“我看着炮管子炸塌了,行了。”老邓挺开心,回头看见高大炮不知什么时候已经蹲在他的身边,一副还在犯迷糊的样子,身上倒是一点伤也没有。
年轻参谋那边的任务完成得更容易,也许是由于天气热,美国兵打开了炮塔下面的盖子,参谋顺手把手榴弹扔进去就是了。
炸完坦克,三个人赶紧往回跑。
“感觉到身边子弹在飞,也顾不上看是从哪里打来的。反正任务完成了,猛跑,能跑回阵地就算拣了条命。”
老邓跑前头,高大炮最后,刚跑到坡跟前,年轻参谋一个跟头栽倒了,“看不出子弹打在哪里了,身上没看见血,可人就是不行了”。老邓和高大炮架着他接着跑,没走几步,高大炮说不用架了,人已经完了。“的确是完了。死人和活人扛着不一样,也说不清哪里不同,反正感觉得出来。”“可惜了啊,军政大学的学生,高个子,比我年纪还小……也不知道他家是哪里的。”
老邓他们跑回来时,阵地上正打得激烈,高大炮一声没吭就冲进硝烟里去了,老邓则去找领导报告情况。他先遇见魏参谋,问:“我们指导员在哪呢?”魏参谋指着前面回答:“他在组织反突击,你先在这里等等。”
老邓不干了,“我是通讯员啊,我得跟着我们指导员”。说着,端着枪就往最热闹的地方跑去。
第十章
老邓他们据守的“右边角”阵地,面对左侧的纵深不到八十米,由于山脊中部和“右边角”这边的高度基本上是平的,因此敌人的步兵火力能够贯穿我军阵地。基于这种形势,指导员和魏参谋决定的战术是:在阵地表面保留一部分防守兵力压制敌人,其余人员埋伏在侧面的坡上作为反突击力量。
在阵地前沿(“右边角”的左侧)有一处七八米宽、很浅的山沟,表面阵地的我军首先力争把敌人压制在沟里。如果敌人冲出了沟面或者试图从侧面攻击,我军就实施反突击,与敌人搅在一起打。由于山坡侧面面向敌人的一方(就是刚才坦克来的方向)坡很陡,敌人难以仰攻,而面对我军后方的一侧虽然坡比较缓,但敌人又不能实行火力支援,因此,反突击战术能够产生很好的效果。
老邓顺着魏参谋指的方向往前跑,山脊上敌人的火力很猛。我军在阵地上挖了几组T 字型的战壕,战壕只有齐腰深,人在里面必须趴着运动才行,志愿军战士正冒着弹雨拼命还击,把美军一直压在坡底。老邓瞅了个空子爬出战壕,接连打几个滚,就翻到了山坡侧面。远远就看见指导员带着人在前面开打了,他赶紧跑到跟前,和大家一起把从侧面露头的敌人给打了回去。接着,突击组又爬到坡沿往沟里扔手榴弹,敌人无奈,撤退了。
“打倒了七八个,我们一个受伤的也没有,敌人打枪打炮只能打到坡顶,对我们没有多大影响。”
“我也不知道我打到了没有,大家都在打,谁能保证是你打中的。当然也有人会说他打着了几个几个,那么,连里有时候会问问当时的射击位置和角度,有时候也不问,反正都算是大家打的,那时候没有谁计较这个。”
敌人撤退后,指导员先安排大家维护工事(突击组在侧面坡地上的单人掩体),然后就往坡顶阵地上走。老邓知道他是要去查看上面的伤亡情况,于是也就跟着。路上,他顺便就把炸坦克的事汇报了。指导员听了以后分析说:“你要感谢高大炮啊,他那两个手雷虽然没把坦克炸了,但肯定是把鬼子给震蒙了。要不然你们也不能弄得那么顺当。”
敌人火力压制着坡顶阵地,我军有一些伤亡。卫生员劳君冠(外号“老军官”。四川人,后来在马甲爹单位的职工医院当医生,该大夫打针的动作极生猛,马甲小时候生病最怕见到的,就是他)在阵地上爬来爬去,不停地叫“哪里有情况?”把嗓子都喊哑了。
老邓见劳君冠居然挂着把冲锋枪,就提出和他换枪,“咱们参加突击组的人才应该用冲锋枪啊,你这个小卫生员有个药箱子就足够了嘛”。劳卫生员无话可说,于是换枪成功。接着,邓通讯员又不失时机地掏出一个小瓷瓶子,向他炫耀“可以救五次命”的云南白药。卫生员当然大为羡慕,希望利用专业优势将这个宝贝据为己有。通讯员自然不肯,于是劳君冠恼羞成怒,一直到二十多年后还在骂老邓小气,把老邓弄得十分狼狈。
两个小“员”正在这边扯皮,指导员却在那边忙着作政治动员,无非是“英雄部队、光荣任务、钢铁战士、消灭美三师”之类的话。正说着,敌人又攻过来了。美军第二次进攻来得这么快,连指导员都没有料到,他赶紧离开战壕,回到反突击部队那里去。老邓记得,这时候,我军阵地上的战斗人员(包括先前增援上来的三十二人)一共还有八十五个人。
由于不清楚我军的防御情况,美军的第一次进攻带有一定的试探性质。在明确了志愿军的力量配备和防守决心之后,美军第二次的进攻的强度明显增强了许多。由于阵地狭窄,敌我双方距离较近,美军的重炮没有能够轰击我方阵地。但他们在山脊中部设置了多门“阵前炮”,还垒筑了重机枪工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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