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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知道的老兵故事-第3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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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现在也不清楚那些牛肉到底有多重。马甲只记得放学回家时看见好多人围在家门外的公用水龙头旁边等着分肉，住在附近的人家基本上都来了。说是分肉，其实也没什么标准，就是胡乱地把牛肢解了，大家根据自己家庭人口情况随便拿走一块两块的，无论多少与好坏，一切凭自觉。结果这样拿到最后，竟还剩下一大堆，马甲娘就做主送到老邓家去了。老邓很感激，晚上就端了一锅煮好的牛肉送来，马甲爹推辞不掉，只好去邀请了几个同事一起来会餐，朱正常伯伯也带着一塑料壶白酒来了。
大人们谈论什么，马甲不关心。可是，等他们海阔天空聊得差不多的时候，马甲就希望听战斗故事了。
“邓伯伯，讲个打仗的故事吧。”
“打仗有什么好讲的，打仗不好。”
“哎呀，小孩子爱听，你就说说嘛。”马甲娘总是护着马甲的，看见马甲失望的样子，她便帮着求情。于是，片刻之后……
“打仗不好，真的，打仗不好。不管什么事，再难也难不过打仗，再狠也狠不过打仗”。马甲记得非常清楚，老邓的讲述是由此前言开始的。
参军之前，我也不知道打仗是什么样，可1953年到朝鲜，还没上战场我就知道了。
那时候，还是由朱教员带着我们（老邓头一直都称朱正常为朱教员），徒步行军到常德里，一路上美国飞机经常来轰炸，飞机一来我们就隐蔽，有时候敌人飞机飞得很低，机枪能把地上的树都扫断。记得那天是白天行军，当时公路已经被敌人炸坏了，有许多朝鲜老百姓在抢修，我们的队伍就挨着他们旁边走。就在这时，美国飞机突然来了。
我们的部队已经发警报了（就是急促地敲锣），可朝鲜同志却没有及时隐蔽。据说朝鲜方面有规定，与志愿军同时遇到袭击时要先掩护志愿军。当时我们不知道，还以为他们不懂防空，有的人就去拉他们，结果他们反而跑开了。
空袭过后死了不少朝鲜人。要知道，他们都是住在附近的老百姓，死掉的都是彼此的亲人。可是，在现场，没有人哭，一点哭声也没有。离我不远有个女同志，背上背着个一岁大的孩子，当妈的没事，可孩子被弹片打死了。她解下孩子，抱着看一看，放在路边上，然后就拿着锄头继续修路——那是很年轻的一个妇女啊，把脸都憋青了，可一滴眼泪也没有流出来！你相信吗，这时候要是冒出来个美国鬼子，大伙都能把他吃了！战争呀，把人的心都练狠了。
“朝鲜人民的确很坚强”，朱正常接着老邓头的话说，“都说朝鲜电影哭哭笑笑，其实战争期间我很少看见朝鲜同志哭。即使是在医院，我们的新兵也有哭的、有闹的，可就没见朝鲜同志哭叫过。说起来，哭得厉害的就两次，一次是1953年停战，医院里所有人都哭，战士哭老百姓也哭。再一次就是1955年我们回国，头一天，人民军的李团长说要把我们抬着送出营地，我们团长说，你一个团我也是一个团，你怎么抬我？李团长说你就是一个师我也要抬。结果第二天人家真来了两个团，加上老百姓，人山人海啊，愣是把我们一个个从军营抬到了火车站。大家舍不得啊，哭啊，人民军的小姑娘，围着火车车厢唱歌，哭了唱，唱了哭的……那都是真感情啊。”
说到这会，马甲想听的打仗的事还没开始呢，这怎么行。“邓伯伯，你还是讲你打仗的故事吧。”
“我打的仗少，春节过后上前线，端午节就下来了，没什么好说的……”
“哦，可不能这么讲”，朱伯伯又插话了，“老邓你第一次作战受奖，最后一次作战立功，很勇敢的嘛”。
据老朱介绍，老朱老邓他们于1953年2月到常德里集结，那时候二十四军正担任上甘岭地区的防御任务，春节过后，他们这批人员被补充到七十师。老邓到一线连队，先是在下甘岭二号阵地，后来又转到上甘岭的东南阵地；老朱则到团部任参谋（敢情他这个曾经的连长是从来没带队打过仗的），到团部先熟悉了几天业务，第一次看战报，老朱就在各营上报的嘉奖名单中看到了老邓的名字。
“其实，那天我什么也没听见，我都冻木了”，老邓开始叙述他的第一次战斗，“那天我跟着魏班长他们放观察哨……”
1953年上半年，上甘岭地区的作战方式主要是坑道防御。据老邓描述，坑道是建在山背后的，有大有小，大的能藏一个连，小的只能躲几个人。平时部队都在坑道里，山脊的阵地上只留几组观察哨，除了固定观察哨，还有流动的侦察小组（这“流动侦察小组”或许就是现在所宣传的狙击手？）。放观察哨的一般都是有经验的老兵，老邓这样的新兵能参加这个任务，是因为他“有时间”。那时候全连上下谁都没有手表，连级干部掌握时间要也靠闹钟，而闹钟就装在个木盒子里，由通讯员挎着（连长问：“时间？”通讯员就赶紧往木头盒子里看一眼）。通讯员的另一个宝贝是手电筒。所以他日常三件事就是擦枪、检查电池、给闹钟上发条。老邓说，当通讯员的最怕摔跤了，因为一个跟头下去，人伤了没什么，闹钟和电筒可都是带玻璃的宝贝，摔坏了可不得了。
各观察哨位需要掌握时间，由于老邓这时已是指导员的通讯员，于是他就带着盒子闹钟参加值班了。
老邓当通讯员的原因有两个版本。以老朱的说法是，他们这批补充兵四川人多、山东人少，而70师的连营级干部大多是山东人，所以老邓当通讯员是因为了老乡的缘故。可按老邓自己的说法，他当通讯员是因为他会用留声机。原来，老邓到连队报到的时候，连长和指导员正在为一个洋玩意伤脑筋。前几天，兄弟连队搞了次成功的夜袭，弄回不少好东西，他们连长跑去“分浮财”，别的没要，就抱回来一台留声机。连长和指导员都知道这是个能唱歌的机器，可就是怎么摇它也不响。老邓毕竟当过车马店的少掌柜，见过世面，在旁边看了一会，忍不住告诉长官，留声机是需要唱片配合的，没有那个圆盘盘，这台机器唱不了歌。连长和指导员一听恍然大悟，连夸老邓聪明，决心把他留在身边好好培养。于是乎，老邓就当上了指导员的通讯员。
那天晚上，老邓参值的观察哨在2号阵地的最西侧，差不多相当于下甘岭与上甘岭的结合部。哨位上除了老邓，还有一个姓魏的班长以及另外一个战士。
朝鲜的2 月份是很冷的，夜里4点20分，就在老邓被冻得木头木脑、不知所措的时候，魏班长忽然悄声说“注意听，好像有动静……”
第七章
1953年，在上甘岭地区与志愿军二十四军对峙的联合国军始终保持有三个师以上的兵力。美军和南韩军队虽然时有换防，但在下甘岭方向，七十师的正面一直是南韩的首都师。
据老邓说，不同的部队有不同的作战习惯，区分美军和“李伪军”也很容易。比如夜间，美军有打“值班炮”的习惯，美国坦克冬天不熄火，隔一会就往我们这边打几炮，这种炮发射位置不固定、间隔时间不固定、弹着点目标也不固定，很麻烦。有一次，祖国慰问团的一个团员就不幸被“值班炮”击中牺牲了。在上甘岭，由于敌我双方阵地较近，美军还打“值班机枪”，打照明弹，时不时用大口径机枪通通通地扫射我方阵地。所以，我军在做前沿运动和军需运输时都必须十分小心。相对而言，“李伪军”在这方面就安静得多了。但“李伪军”会搞夜间袭击，甚至能把手雷甩到坑道里来，而美军一般不会这么干。
敌人进攻的时候，美军火力又猛又狠，步炮协同得好，动作快，反突击能力强，他退下去的时候你还不能追，一追准吃亏。击退美军进攻很不容易，但美军很少连续攻击，像那种一上午就进攻十多次的，都是“李伪军”的做法。所以美军一退，我们马上就防炮，而“李伪军”一退，我们得抓紧修工事，因为他们紧接着就又要来了。“李伪军”动作慢，但一波接一波的，怎么打人也不见少，等打完了，满坡都是血印子，他们死的人多。
我军进攻敌人都是在晚上，敌人火力配置好，白天不好弄，有次老王他们团没弄好，白天强攻，一个营上去没拿下来，结果换老邓他们团，到晚上一个连就完成任务了。
老邓说这番道理时已完全是老兵的口吻了。可当1953年2月的那个夜晚，面临第一次战斗的新兵老邓绝不会有如此丰富的经验。当时，他只觉得天气寒冷、只觉得昏昏欲睡，他只感觉到周围的黑暗中隐藏着莫名的危险。
其实老邓那天的任务很简单，他每隔一个小时左右到阵地各观察哨位走一遍，通知时间，再到坑道口向值班排长报告，然后回到魏班长的哨位（当然这个过程时间不能长，否则连里就要派人找他了）。干这个活有个好处，就是可以时不时地走动一下，有抗冻的效果。
夜里4点20，就在老邓正琢磨着再出去溜达一下的时候，魏班长忽然说：“注意听，好像有动静。”老邓吓了一跳，赶紧支楞起耳朵，可他还是什么也没听见。这时魏班长又说：“听见了吗？有石头响。”另一个战士接着回答：“对，坡下面有人。”发现魏班长正看着自己，稀里糊涂的老邓也连忙跟着乱答应：“是的是的，坡下有声音。”于是魏班长就命令：“准备战斗。”
观察哨的侧面是个很陡的坡，坡对面是二十四军另一个师防守的上甘岭侧翼阵地。夜里，坡下面的谷地黑漆漆的什么也看不见，魏班长上哨时带了半麻袋手榴弹，这时他命令两个战士把手榴弹盖子都揭开，等他一发信号就开打。班长爬到坡沿上继续听动静，隔了不一会，他的冲锋枪响了，老邓和另一个战士在他身后抓起手榴弹就往坡下面扔，战斗开始了。
老邓他们一开打，对面的上甘岭侧翼阵地上不知发生了什么事，于是也就跟着打，他们那边还有门六零炮，咣咣地直往山谷里炸。可奇怪的是，山上打得这么热闹，山坡底下却一点反应也没有。不一会，老邓他们连长跑来了，问是怎么回事？魏班长回答说坡下面有敌人，连长说先别打了我看看情况，于是大家都住了手，趴在坡沿上树起耳朵。听了半天，没发现异常啊。魏班长说刚才是有敌人的有动静的他们俩都听见了的，老邓一面跟着点头一面心里犯嘀咕。连长说，刚才有动静现在怎么反而没有了？难道敌人都被你消灭光了？
正说着，指导员来了，说指挥部在电台里问情况呢。连长说：“什么情况？八成是这几个二百五搞错了！”等到天亮，山坡下面果然什么人也没有，连长火大了，把魏班长臭骂一顿，老邓也就只好窝窝囊囊地回坑道睡觉去。
一觉醒来，老邓看见指导员笑嘻嘻地坐在旁边，隆重地端过来一杯糖开水，并且亲切地拍拍他的肩膀，夸奖说：“小伙子，不错，不错啊。”把老邓闹了个莫名其妙。
原来，昨晚山坡下确实有一股敌人，他们原本是准备袭击对面上甘岭侧翼阵地的，没曾想却被下甘岭二号阵地的老邓他们发现了，观察哨一开打，对面上甘岭方面也有了防备，敌人见无机可乘就撤退了。守备上甘岭侧翼阵地的是24军的另一个师，他们的侦察小组看见撤退的敌人有两百多，还拖带了十几具尸体，那边的部队把这个情况通报给了七十师，师长很高兴，当即表扬了老邓他们连。
三个“二百五”给连里增了光，连长指导员自然十分欢喜，结果是，魏班长记功一次，老邓和另一个战士各得一个大表扬（据老朱介绍，这表扬分大表扬和小表扬，小表扬是开会表扬，不记入档案，大表扬则要上报嘉奖，差不多就是立功的意思了）。
呵呵，老邓第一次打仗，连敌人是什么样都没看见，就立了一功，不能不说是个福将啊。
冬天过去，天气逐渐变热了，到端午节的时候，老邓已在上甘岭前线战斗了四个月。这期间老邓又打了多少仗，他没讲，马甲也不知道，不过据老邓说这四个月他们连队曾经换下来休整了两次，那个魏班长也牺牲了，可见战斗是十分残酷的。
端午节的时候，老邓他们防守的是上甘岭的东南阵地。那一天，祖国慰问团送来了好多东西，除了苹果，还有日记本、针线包、毛巾。大家都乐意要笔记本，因为那里面一般都有封信，闹好了还可能有张照片什么的。“我分了条毛巾，上面绣了个红五星。日记本没得到，要的人太多。也是怪呢，越是不识字的人越是喜欢那本本，拿着封信到处求别人念”，老邓如是说。
在坑道里天天吃饼干，缺维生素，所以苹果是好东西，一人分一个，剩下的由指导员统一管理，保管苹果的任务自然就落到指导员的通讯员老邓的头上了。
端午节中午，老邓正在坑道里忙着往弹药箱子里收拾苹果，这时候炮响了，密集的炮火震得坑道里尘土飞扬。打了几个月的仗，老邓当然知道这是敌人要进攻了。可是，当时他并不知道，这将是他参加的最后一次战斗。
第八章
1953年的6 月，正是朝鲜谈判谈谈停停的时候，双方在板门店桌子边争吵得越热闹，三八线的战场上打得也就越激烈。
在坑道里，老邓他们得到的消息是这样的：“美国的无产阶级是反对侵略战争的，想扩大战火的是杜鲁门和资产阶级一伙。”因此“反动派不肯认输，我们就把他打回谈判桌去”。根据这个原则，从5 月份起，阵地上就配置了高音喇叭，由会说英语的广播员负责给美军中的工人阶级士兵做思想工作，而老邓他们则专门负责消灭属于资产阶级的那部分坏蛋。
英语广播有多大效果不好说，反正敌人进攻的强度不见减弱，密度倒还有所增强。
这一阶段的战斗都是围绕着阵地的争夺与反争夺而展开的。“连长和指导员每天都不停地说要坚守阵地坚守阵地，一步也不许退。我们的部队是渡江英雄营，连长和指导员都是最勇敢的人。”
说是要坚守阵地，可是坚守也不容易。阵地上的土早被炸弹犁松了，“不能挖战壕，坑挖深一点，炮弹一震就把你埋到里面去了”，“只挖个膝盖那么深，前面用土麻袋挡着，能趴下就行”，“我使步枪，步枪要掩护机枪。敌人进攻，在前面跑着的那些我不管，那些归机枪打。我们打蹲着的和趴着的，蹲着趴着的家伙你不打他，他就瞄着我们机枪干了”。老邓还说：“我们当然也打敌人机枪，但敌人机枪的打法和我们不一样，我们的机枪手都是好战士，摆在前面，打得最狠；他们的机枪躲在老后面，胆小。” 2
1953年端午节的中午，老邓听见炮响，赶紧把苹果放好，再往自己脖子上挂了个铜喇叭，拎起枪就站到指导员旁边。按以往习惯，指导员负责机枪组，所以这时几个机枪手也跑了过来，可指导员一摆手，让他们跟连长去。
原来这天坑道里有客人。从6 月份开始，二十四军在上甘岭战区逐渐转入进攻态势（老邓他们这个阵地就是不久前才占领的），当时部队的口号是“一鼓作气，消灭美三师”。为了配合这个形势，朝鲜方面也开展了宣传活动，这天正好有一个人民军的政治军官和朝鲜青年团的一个同志来连队采访，现在战斗打响了，指导员先要把他们送回去。
指导员让老邓帮朝鲜同志把采访包背着，一边坐着谈话，一边等炮停。
从炮一开始响，连长就守在坑道口，看见炮火延伸，连长手一挥就带着一个排冲上去了。接着，指导员、老邓和朝鲜同志也来到坑道口，准备等我军的反击炮火开始之后，沿着运输线返回到团部去（师、团的前指离阵地不到三百米，但真正的师、团部离一线却要远得多）。就在这时，敌人的炮又响了。指导员赶紧指挥战士退回到坑道里，不一会，阵地上抬下一个人来，是连长。
连长的背被炸开了，像血糊的一样，抬进来后只动了几下就咽了气。指导员当时眼睛就红了，他和连长是老乡、老战友，年纪差不多，平时点一根烟都要两个人分着抽的，关系极好。指导员不让别人插手，自己找了床棉被把连长裹上，然后问上面的情况怎样？连长的通讯员哭着回答：“美国人，人很多。”指导员于是对朝鲜同志说：“对不起我不能送你们了。”
指导员安排老邓把两个朝鲜人送回去，并且让他把一个包交给团政治部，那里面有连队的战斗日志和全连战士的决心书。决心书的事，老邓知道，那是指导员写的，分苹果的时候还张罗着大家签名字。每次祖国人民送礼物给志愿军，前线部队就用决心书当作给慰问团的回礼。
指导员话还没有交代完，那个人民军的军官就把照相机挂到了老邓的脖子上，并且说“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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