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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知道的老兵故事-第14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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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务长的津贴,军官的办公费、外出费,部队的柴火费、伙食费……征兵站往总部打个电报,说明“本处有壮丁若干正在训练”,军政部就根据新兵数目拨发相应的费用。
征兵官是要吃空额的,招了一百人就敢报五百,先把钱骗到手再说。可蒋总裁也不是好蒙的,新兵训练完毕开拔前,军政部要派“点验官”照着花名册数人头,核实了再签字。
于是,征兵站就临时请人冒充,让老百姓穿军服扛枪排队答应一声“到”,然后就走人回家。那么到了前线人数不足怎么办?好办,就说路上死了、跑了,这没办法。
迟殿文面子大,每当这时候,他就走遍济宁附近乡镇,把商铺打杂的、饭馆跑堂的、澡堂搓背的、码头扛包的……都集合起来跟他“出差”去,冒充新兵。所以,他和国民党的关系也不错。
你说,这样的人物,咱们冀鲁豫湖西分区怎么能放心呢?
可说不得,就在这时,人家“金济鱼挺进队”又为十一分区做了件大好事。
1944年三月的一天,迟殿文到济宁城外的一个集镇去赶集,照例坐在“水煎包子大棚”里。过去在鲁西有个讲究,集市赶场买卖各行当,要以卖吃食冒烟的行业为首,而这烟火行又要以卖水煎包子的为“行首”。所以卖水煎包的必须搭大棚,还要正对着戏台或庙门,只有等这“顶台”撩布了,其他摊位才能开张。换句话说,迟殿文往大棚里一坐,这集市啥时候开场,得由他说了算。
迟殿文可不吃水煎包。他单独一张桌子,坐下喝茶,倒上一壶茶摆两个茶碗,先满上,然后端起一只茶碗两手捧着,伸出右手三个指头,这是请“三老四少们”喝茶。这样一表示,有外地来的同道就可以上前打招呼、联络消息、求人帮忙。一见面,老大会问:“朋友从哪里来?”对方必须得说是“从杭州来”,再问“到哪里去?”得回答“到五台去”。这就算对上了。
这一天,迟大佬摆好架势,慢慢品茶。外面闯进一个陌生人,端起另一只茶碗就开喝,大佬一看对方来头不小,赶紧站起来笑脸相迎。
“这位朋友从哪来?”
“济宁,北马场。”
“……,准备到哪里去?”
“不去哪儿,来这赶集呀。”
切!这家伙是个什么玩意?
第二十三章
迟殿文知道自己遇到了一个“棒槌”,心中十分恼怒。
通常,在济宁这一带,一般人即使不懂青帮规矩,也知道在水煎包棚子里喝“顶台”茶的人不好惹,没人会去找事。可这位却不同,他姓夏,塘沽人,是“北马场”的管事,一则没跑过江湖,二则仗着自己有后台,大大咧咧惯了,有点凡事不在乎的味道。
这“北马场”又是怎么回事呢?
离济宁火车站不远,有一个伪山东政府的“省立畜养试验场”,养了几百头种羊、种牛和种马,从事牲畜繁殖业务,他们的牧场在济宁南边(一个废弃的飞机场),所以叫“南马场”。另外,在济宁的北边,原先有一个寒羊场,后来被日本人改做了马场,专门驯养蒙古马,因此又称为“北马场”。这北马场的大股东就是那个名叫古屋猛的“青帮日本人”。
这位夏管事是个日本留学生,学兽医的,学问不错(后来还当过山东农学院的教授),可惜江湖阅历实在太差。他在水煎包子铺喝了好几壶“顶棚茶”,愣没看出迟殿文是干什么的,满嘴跑轮船、胡说海吹,还和青帮大佬拍胸打背、称兄道弟,把迟老大气得不行,当即就给徒子徒孙们打了个手势,意思是要想个辄、教训这傻小子一下。
说句题外话。现在的电影电视剧里的江湖黑帮,从上海滩的许文强到香港岛的功夫王,都是一个模样:墨镜灰帽黑褂子、进门“大哥”“小弟”、出门砍刀斧头——其实并不完全是这样的,那时候,各帮派有着不同的特点。
就拿青帮和洪帮来说。洪帮不大讲究师承、更看重职位,谁当了大掌柜谁就是老大,所以,彼此称兄道弟的无所谓;但青帮却很重视师承辈份,没有“四海之内皆兄弟”的说法,讲究的是“师门字辈压光棍”、“父子不入同一门”,无论权势有多大,师父、师叔、师兄、师弟分得很清楚。因此,当着“嗨”袍哥(袍哥属于洪帮)的人叫声“兄弟”没关系,可对于混青帮的人物,就得称呼“先生”、“好汉”、“老大”、“朋友”,要是乱喊“老弟”、“老兄”,说不定就成了旁边什么人的爷爷辈,是会得罪人的。
混帮派的人当然免不了打架斗狠,但也不是乱打,像青帮这样公开活动的大帮派,在江湖上办事也要遵从起码的社会规则,不能想打就打想杀就杀。比如这位夏管事,虽然冲撞了青帮的场子,但他毕竟是外人、不懂规矩,所以不能使用帮内的办法,要想教训他,还非得耍“阴”的才行。
迟殿文做个暗示,手下人就明白了,他的徒弟张知行就拽着夏管事去吃“杂毛肉”。
那时候,猪牛羊肉叫“大肉”、鸡鸭鱼虾叫“细肉”,这些肉要到饭馆子里才能吃得着。集市小摊上卖的是驴肉和狗肉,称为“杂毛肉”,五毛钱一碗,味道虽好却上不了正经酒席,平常解个谗倒正合适。肉摊上还卖“明流酒”(一种用黍子酿的酒),一坛子也是五毛钱——赶集的时候花上一块钱,可以管吃又管醉。
酒坛肉碗摆上来,张知行和几个喽罗就拉着夏管事猛灌。才三两下的工夫,姓夏的就喝高了,拍着胸脯请“各位兄弟”到北马场去做客、参观他们的蒙古马。
张知行眼珠一转:好啊,去看看!
到了北马场,一百多匹蒙古马养得真精神。张知行就开始装傻:“夏先生,咱们只骑过驴子、还没骑过军马呢,能不能让咱们也过个瘾。”夏先生正在酒劲上:“当然可以啦!”于是帮他们挑选高头大马,还配上了马鞍具。
一伙人在马场转了几圈,抽个空子把侧门打开了。张知行喊一声:“不好了!马惊了!”其他人也跟着大吼大叫,小伙子们骑着马就跑了,只留下夏管事还在马场办公室里发愣。
这一趟骗来了六匹装具齐备的好马,迟殿文看见以后高兴得直笑。可这些军马留在济宁也不是办法,干脆,送给鲁西分区吧,八路军打仗用得着战马。
过了几天,北马场的老板古屋猛找来了,迟殿文对他说:“你们那位姓夏的朋友,我是见过的。可后来他和几个人到集市上喝酒去了,至于那些人,我就不认识了……”
古屋猛也无可奈何。
送到鲁西分区的六匹战马引起了八路军的兴趣,分区领导问金济鱼游击大队:“能不能再弄一些马匹?”迟殿文回答:没问题。
几天后,分区派来了两个排,带着长枪短枪机关枪,准备配合游击队袭击军马场,迟殿文却说用不着那么费劲——他早就花钱买通了北马场的看门人,八路军看中了什么马,牵出来就是了。
半夜里,两个排的八路军摸进了马场。大门开着,马匹也都在马厩里,可一群土八路生拉活拽,马儿就是不肯走。最后,躲在暗地里的看门老头实在忍不住了,跑出来告诉大家:“夜晚偷马要先牵头马,只要把它带走,其它的马匹就能跟上。”八路问:“哪一匹是头马?”老头乐了:“头马当然是马厩口上的头一匹呀。”八路们这才恍然大悟,于是乎,四十四个人顺顺当当地牵走了四十四匹马。
这马儿偷得也太容易了!军分区领导一高兴,就琢磨着想成立个骑兵连。捎信给游击队:一不做二不休,干脆把剩下的军马全弄出来算了!
迟老大还是那句话:没问题!
北马场被偷以后,敌人增派了一个排的伪军担任警卫。可巧,这警卫排的排长和班长都是迟殿文的徒子徒孙,迟老大甚至不用花钱收买,打个招呼就搞定了。
这次行动是由“金济鱼游击大队”的顶头上司、原独立支队的董鸣春支队长亲自指挥的。他带来了不少人手,意思是要给小鬼子的军马场来个大搬家。
临动手的那天,驻守北马场的伪军排长借口过生日,把几个日本技师和管事都请到济宁城里喝酒去了,其他人也都灌了黄汤在各自屋子里睡大觉。两个伪军班长把宿舍房门从外面拴上,八路军想怎么折腾就怎么折腾。
董鸣春带人从马厩里牵走了五十三匹军马,从仓库里搬走了八十二套马鞍具,顺手还把为日本技师提供早餐的两头奶牛也拉走了,只给鬼子们留下了几只小羊羔。
这么一来,八路军鲁西分区就成立了一个八十人的骑兵连,一色的蒙古马、一色的新鞍具。而那个“青帮日本人”古屋猛却只好宣布破产,关门大吉了事。
说起来,迟殿文一直是以隐蔽方式配合抗日活动的,他的游击队也是“游而不击”,只在暗地里协助八路军,从未和日伪军正面交过火。日本人对迟殿文虽然有所怀疑,但一方面没有找到证据,另一方面也顾忌青帮势力在地方上的影响,所以采取了比较容忍的态度,这使得迟殿文在日伪、国民党和八路军三方之间都能够得以敷衍,显得从容自在。
对共产党而言,迟殿文这样的表现,在环境恶劣的时候当然是可以接受的,但随着抗战形势的发展和根据地政权的逐渐扩大,党对各游击武装的素质要求也就有所提高。从1944年以后,冀鲁豫军区多次试图对这支“通字辈”的游击队进行改造,规劝迟殿文放弃旧势力帮派思想、加入到人民武装的行列中来。
然而,迟殿文的态度却十分顽固。为了派政委、指导员的事,军区和军分区不知道和他谈了多少次,却始终达不成条款——这里面有个原因:迟殿文比较信任的共产党干部只有两个,一个前鲁西南行署专员袁复荣、一个运河支队政委朱道南,都是山东人。1944年的时候,袁复荣已经牺牲了,而朱道南属于山东军区,不好插手冀鲁豫军区的事情,迟殿文就对其他人一个也信不过。
1939年的“湖西肃反”错杀了许多山东地方干部、也伤了不少人的心(比如,骑兵团在1944年消灭的时锡九和关玉平,原先也是湖西的八路军干部,都是被当初的“肃反”给逼反的),迟殿文对此还记忆犹新,所以,他始终不肯接受共产党的改编——双方谈来谈去,搞到最后就闹翻了。
在这种情况下,八路军对迟殿文采取了“打拉结合”的办法,一方面加强地方政权和民兵武装的力量,打击“通字辈游击队”的势力;另一方面加大了对迟殿文部基层骨干的统战力度。
1945年春节前夕,迟殿文的得力助手、徒弟张知行带领一中队投奔了八路军。一中队是迟殿文最“精锐”的队伍,拥有他全部的轻重机枪,几乎相当于“通字辈游击队”的一半实力。迟殿文得知此事之后如丧考妣,究其丧心的原因,队伍的哗变还在其次,更重要的是,徒子徒孙们的背弃而去,代表着他青帮老大的权威从此丧失了。
1945年的春节,迟殿文没有过好,他先是嚷嚷着要把那些个背叛师门的徒弟抓回来,按帮规处置。到了年初六的中午,迟老大一觉醒来,发现枕头边有一封信,打开一看,居然是张知行写给他的规劝书。这下子,青帮老大再也不吭声了,回到济宁就大病了一场。
八路军运河支队的朱道南政委也给迟殿文去过信,鼓励他克服封建江湖观念,加入到革命队伍中来。说起朱道南的名字,知道的人不多,可若是提到电影《大浪淘沙》里的“靳恭授”就相当有名了——那就是以朱道南为原型改编的。
迟殿文怎么看待朱道南政委的来信,现在已无从知晓。因为接到信之后不久,迟殿文就被杀了。
1944年,日本人改变了运河的管理方式,把山东的水运纳入“华北交通株式会社”管辖,这样一来,济宁的运河办事处就有了两个日本上司——水上警务段长山田本一和“株式会社”的司法主任执印省等也。有趣的是,这俩日本人也是“通”字辈的青帮大佬。不巧的是,这两个日本青帮和迟殿文混的不是同一路。
青帮起源于漕运,虽然民国以后的门徒干什么的都有,可讲到门派还是要按照漕运的“十路进京船队”来分师承。比如,迟殿文属于“杭三帮”,报号的时候就得这么说:“本舵满运船四十二只,进京打白旗白镶边,阴阳上红下黑。吃的是长流水,烧得是昆山柴。”那两位日本大佬是“嘉白帮”的,说的话也就不同:“满运船六十六只,进京打龙旗,半个月亮、金钩如意。吃的是翻花水,烧得是五湖四海柴”……
两个日本大佬和迟殿文不同路,却和济宁“安青道义会”的会长刘裕泰是一个帮的,这可是迟殿文的冤家。
刘裕泰也是“通”字辈。他是个苦出身,早先是扫地的,后来给当铺做“小子”。
当铺的幌子是“见物质当”,可要是遇到那种穷急了的人,跑到柜台前把胳膊一伸:“我把拳头当了!拿钱来吧。”当经理的还真没有办法。这时候就需要请外面的“小子”来顶着,打架打官司,把当铺的麻烦揽过去——刘裕泰干的就是这个营生,所以虽然吃得白白胖胖的,做买卖出生的迟殿文却对他一点儿也看不起。
有一次,俩人在赌场上打起来了。
赌博的时候,有的赌徒本钱不多,输光了以后想扳本就只有把衣服当了再接着干。于是,刘裕泰就搞“上门服务”。这小子自己不上场,专在赌桌边上守着,一会儿劝这个把衣服脱了当掉、一会儿又劝那个把衣服赎回去穿上,他倒不嫌麻烦,因为人家每赎当一次都要算利钱,折腾得越多他就越发财。
迟殿文当时正是霉庄、十几把没有开胡,被这乱七八糟的场面搞得火冒三丈,掀翻桌子揪住刘裕泰就是一顿胖揍。俩人从此就解下了梁子。
山田本一、执印省等也(这名字真怪)掌管运河之后,刘裕泰就开办了“裕泰行”粮行,当上了济宁第二任“安青道义会”会长,他还在两个日本同门师兄弟的支持下不断插手河运业务,硬是把迟殿文挤兑出了河防队。
说起来,1945年的迟殿文真够倒霉的。国民党的朋友被打跑了、日伪政府的肥缺被青帮会长抢走了、徒弟又带着队伍投奔了八路军,把这个先前呼风唤雨的“通”字辈老大搞得里外不是人。
心里一着急,老迟就下狠手了。
1945年的端午节,刘裕泰在济宁宴请几位“通”字辈的大佬,山田本一、执印省等也和迟殿文都在受邀之列。迟殿文称病没去,他想借这个机会杀掉两个日本人。
迟殿文委派的杀手姓温,天津人,是个“空子”。
所谓“空子”,是指流浪在外的青帮子弟。那时候在酒肆旅馆,时常会遇到这么一类人:帽子翻开、倒放在桌子上,左膝压住右膝,左手撮起三个手指、压在右手上,这表明他是流落到此的青帮弟子,想请帮里的三老四少帮个忙。一般情况下,这类人回答问题的“切口”是不会错的,但你却无法证实他说的是不是实话,也不能确定他师门和字辈的真假,所以就称为“空子”(据说,黄金荣也是以空子的身份混进青帮的)。
迟殿文要杀帮内的大佬,当然不能派自己的徒弟,请一个心狠手辣不怕死的“空子”当杀手正合适。
端午节是与河水有关的节日,漕运出身的青帮照例要进行一些礼仪性的祭祀活动。按一般情况,去吃饭的人都不会带枪,而且这几个通字辈大佬的年纪也不小了、腿脚功夫有限,所以,只要预先知道宴席的时间和地点,干掉他们不会是太难的事。
姓温的“空子”事先把手枪藏在酒店包间的大座钟后面,开席的时候再装作送热水毛巾的伙计混进去,悄悄摸出枪来就开打。
这计划原本不错,可惜,那天的饭桌上来了一位不速之客——山东特务机关的政务班长小野正尔少佐(他也是“通”字辈的),这可是个厉害角色,反行刺的经验丰富。温“空子”还没来得及开火,就被小野摁在地上了。
于是,抓住刺客、严加审讯,姓温的“空子”不怕死却怕疼,被打了一顿就把迟殿文招出来了。接着,宪兵队又到迟老大的家里搜查,找到八路军朱道南政委写给他的信……
当天晚上,迟殿文被砍了头,尸体丢进了运河里。
就这样,迟殿文死了,他的“通”字辈的游击队也就从此烟消云散。
现在对迟殿文的评价是“反动会道门头子,汉奸,抗战期间因内讧争斗而死”,这个结论估计难以翻案了。
但我想,这个青帮人物虽然反动,却也曾经帮助过八路军、做过对抗战有利的事情,还是应该有人记住他的好处的。并且,迟殿文毕竟是为了刺杀日伪头目而死的,无论结果如何,总还对得起青帮的“义气”二字,至少比起那个1951年被人民政府处决的“刘裕泰先生”要光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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