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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知道的老兵故事-第10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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柴志兰在大洼村住了好些天,王三官的母亲认她做了干女儿。虽然大家对这个死里逃生的女孩儿很客气,但她还是急着要走。她坚持认为日本人一定会到乡下来,坚决要在鬼子到来之前就离开这里,王家人说了许多挽留的话也没有用。
柴志兰的家乡在西南大后方的贵州,而这时候南边还在打仗(豫湘桂会战),想要回家就只有向西北走——经豫西到山西、陕西,再转道四川和贵州——这一路可不容易,即使一切顺利也要走上大半年。
于是,王家忙着给她准备上路的东西,除了吃的用的,还要做几件衣服。王三官是开染坊的,布料不用愁,可柴志兰却不会针线活,只好请姐姐帮忙。
王三官的姐夫死了,姐姐这时正带着孩子在娘家避难。
5 月2 日那天,日军轰炸了舞阳县城。飞机来的时候,好多人都跑出去看稀奇,王三官的姐夫说:“荒唐,有什么好看的,”就躺在床上睡大觉。
天上总共来了两架飞机,个头都不大。有人说:“不怕不怕,这飞机是公的。”意思是小飞机不会丢炸弹。可没想到鬼子的“公飞机”也能下蛋,转了一圈就扔下几个黑乎乎的东西,轰隆隆地爆炸了。
有颗炸弹落到王三官姐姐的家里,没响,可那个铁疙瘩穿透屋顶直砸下来,正掉在他姐夫的肚皮上……姐夫在世的时候发了笔横财,姐姐怕婆家的人分财产,刚办理完后事就收拾细软跑回娘家来了。
这会儿,姐姐一边做衣服、一边和柴志兰闲聊天。
“妹子,你在军队里,手下管的是女兵呀?还是有男的?”
“我是医助,不带兵的”,柴志兰笑了。
“啊呀,没有兵还算是什么官。你一个姑娘家,大老远的跑出来,图的是个啥呀?”
“为了民族救亡,为了我们国家。”
“哎哟,又是民族、国家,县长才爱讲这样的话”,姐姐撇了撇嘴,“你姐夫说过,禹县长一讲民族啊、国家啊,不是骗人钱财就是要人送命”。
“可是,我们的国家正处在危难关头,要靠大家来救亡啊!”柴志兰认真地争辩着。
“傻瓜,别信这个。骗人的时候才说‘我们国家’呢,等交完钱送了命,我们还是我们、国家还是国家”,姐姐一副很有经验的样子。
“怎么能这样想?国家兴亡,匹夫有责,不起来挽救我们的国家,大家要亡国的呀。”
“瞧你说的,亡国不亡国,不过是换一拨当官的。庄稼还在地里长,老百姓还是老百姓。”
“你……你愿意做亡国奴,我可不愿意!”柴志兰急得脸通红,“凭你怎么说,我不当亡国奴,凭你怎么样,就是不能当亡国奴!”说着就哭了起来。
姐姐原本是闲聊,却没想到却把干妹子惹哭了,不禁觉得好笑:“好吧好吧,你不愿当亡国奴,我也不当了。过来试试衣服,穿上新衣裳、赶紧挽救我们的国家去吧!”
柴志兰这才破涕为笑。
两个女人的谈话,王三官一直在旁边听着。
以经验而言,他比较同意姐姐的观点。因为现实的事例就在面前摆着:平时成天把“民族大业”、“抗日救国”挂在嘴上的舞阳县长禹升联,遇到日本飞机扔炸弹,立刻就跑不见了,临走时还带走了政府的公款,搞得公务员的薪水和死难者的抚恤金都没有办法支付(1948年,禹升联曾经再度担任舞阳县长);同样,成天标榜“救国”、动不动就威胁要“处置汉奸”的民团团总关震亚、尚振华,一见到日本人立马就投降了,当上“绥靖一师”的正副师长,自己先做了汉奸。
柴志兰的话虽然很诚恳,但政府和军队的所作所为却使她的说法很难具有说服力。她之所以急得哭起来,也是因为实在找不到什么证据能够赢得老百姓的信任,爱国的初衷和现实的后果竟然如此矛盾,连她自己也感到困惑难堪、无法解释。
但是,她的话仍然对王三官有所触动。
王三官是个中庸的人,天性不愿伤害任何人。他希望每个人都能恪守本分、每个人都能平安快乐,甚至希望这世界可以永远一成不变,可事实上却难以做到。这半年多的保长生涯使他如履薄冰,而即将面对的现实就更让他惶恐不安——日本人来了,他们会做什么?真的如柴志兰所说,要当亡国奴了?那么,亡国奴的生活和原先有什么不同、到底有多可怕?这一切,他不知道,他很想知道,却又很怕知道。
王三官的胆量不大,却也并不比别人胆小,只是在他的人生哲学中,“天命性道”的成分远胜过“舍生取义”。他不愿意去冒险,但柴志兰刚才提到的“国家兴亡,匹夫有责”仍然给了他极大的震动,虽然他不能像这女孩子一样的背井离乡、奔赴国难,但他知道,“国家兴亡,匹夫有责”是一个正派人应该奉行的原则。
可是,该怎样救国救民呢?是像禹升联县长那样?是像披着黑斗篷的师长那样?是像那几个被罗小扁担杀掉的国军士兵一样?还是像眼前这位哭哭涕涕的女军官一样……这都不是办法啊。
或者,忍气吞声、逆来顺受,也是一种求得平安的选择?
“管他呢,事事让三分、海阔天空,以前一直是这么做的,今后还是这么办吧。”王三官心想,也许,亡国奴的滋味并没有别人说的那么可怕。
柴志兰离开大洼村的第二天,日本鬼子来了。
中午的时候,东面的山坡上出现一大堆人,不像是逃难的群众,但分辨不出是在做什么,这让大家有些摸不着头脑。接着,从南面也来了队伍,前面的骑着马,后面跟着一串步枪和机枪,穿的是米黄色衣服——日本人!
老百姓惊慌起来。6 月份,地里的玉米刚拔节,只有村东的一片“草高粱”(当饲料用的大高粱)可以藏人,于是大洼村的男女老少都拼命往这一小块青纱帐里钻。男人们牵着牲口、女人们拿着行李,蹲在地上连大气都不敢出。
过了不一会,高粱地外有人嚷:“都出来吧,早看见你们了,还躲什么呢。”
大家你看看我、我看看你,没人敢动。外面又喊了:“保长出来!王三官先出来!不然就开枪了。”
“这是谁啊?怎么知道我的名字?”王三官犹豫着站起来。
姐姐一手抱着个座钟、一手扯着他的裤腿,不让他出去。可不出去又怎么行?人家要开枪了。
地头上站着几个穿绸缎衣服的人,领头的拎着把盒子炮,原来是先前的土匪头子、外号“山连山”的崔巍。他对王三官笑了笑,算是打了个招呼。
王三官跟着他向东面的山坡走。到了这里才看见,坡上站着一群青壮年,都被绳子捆着、拴成一串,日本兵把几个人推到一个大坑旁边,用刺刀一捅、人就栽进去,然后再押一拨人上来……有几个“机灵的”没等鬼子刺刀扎上就往坑里跳,鬼子就向坑里填土,生生把他们活埋了。
俞二算盘的哥哥“俞大算盘”也和鬼子在一起,看见王三官来了就问:“村子里藏着有支那兵没有?”
王三官知道他问的是国军,连忙摇头。
又问:“有枪没有?赶紧交出来。”
枪支倒是有。保丁配备了几杆“土压五”,前些天还抢了两枝汉阳造,因为怕惹祸,都丢到井里去了,王三官答应:“马上捞出来,全部上缴。”
这时候来了个日本官,指着高粱地“咿哩哇啦”一通吼叫,意思是要那里面的人赶紧出来。俞大算盘也催着王三官去喊人,不过还是悄悄交待了一句:“女人藏着,别出来。”
回到大洼村,村子已经被糟蹋得不成样子,鸡毛、猪头和牲畜的毛皮身子随处可见。小鬼子吃鸡只吃腿,撕下鸡腿烤着吃,杀猪只要肉,用铡刀把猪砍死,割下几块肉挑在枪上,别的就不要了。
王三官家的耕牛也被杀了,牛屁股上的肉被切去了两块。院子里满是破碗烂瓷,粮食、被褥、衣服弄得乱七八糟,墙上还写着几个字:“大日本皇军在此路过,昭和十九年。”
这帮鬼子,有柴草不用,把各家的纺车、桌椅板凳拿来烧水做饭,吃饱喝足之后就在面缸里、灶台上拉屎撒尿,真是可恶至极。看见老百姓回村,一帮鬼子又兴奋起来,跑到路口比划下流动作,嘴里嚷着:“花姑娘的,塞古塞古。”等发现回来的人不是大老爷们就是老太太,顿时气急败坏:“哭啦,八格牙路。”
一个大胡子日本兵拿着根硬木秤杆,见人就打。那时候,豫中的男人大都剃着光头,秤杆敲在脑袋上“噼啪噼啪”的响,逗得其他鬼子哈哈大笑。打到罗大扁担头上,秤杆断了,鬼子兵就端着刺刀在他头顶上来回猛挫,老头的头皮刺烂了,鲜血顺着脖子往下流。人们又气又怕,可是谁也不敢反抗。
王三官的心里一阵阵的痛,他明白:从今以后,要当亡国奴了。
接下来的几个月里,王三官娶亲了,新娘子姓谢,是保和乡卸甲店人,比他小十岁。
他依然是十六保的保长,罗小扁担也还是他的副手,只有俞二算盘到县里做事去了,他哥哥“俞大算盘”在日本人开办的“大信公司”里当总办,捎带着把一家人都弄到县城里“做官享福”。
王三官没有享福的运气。日本人在县城东南的望城岗建造飞机场,同时还加固城墙、维修公路、垒筑碉堡、开挖壕沟,征用大量民夫。保长的任务是召集青壮劳力替鬼子干活,这让王三官每天都过得提心吊胆。
农历十月十五,是下元水官“洞阴大帝”的生日。
水官是主管“解厄”的,往年这时候,人们都要到三官庙来祈求消灾,可今年却办不成了,大洼村的三官庙已经被日本人拆掉,砖头和木料都拿去修了炮楼。“洞阴大帝”连自己的灾祸都不能免,当然也就更帮不上凡人的忙了。
这天,罗小扁担倒是挺高兴的,一大清早就满世界嚷嚷:“屎壳郎掉进面缸里,又是个白胖小子!”——他老婆的本事大,还真的给他生了个“土豆”。
王三官打发新媳妇到罗家帮忙,顺便通知罗小扁担今天不用干活,他自己带民夫出工就行了。
民夫出工一定要有人带队,不然的话,鬼子看见四五个人走在一起就会开枪。
向据点行进的路上,王三官走在前头,胳膊上戴着写有“保和乡十六保”的袖箍,手里举着膏药小旗——这是白天的道具。晚上回来的时候就得打着灯笼、手敲小锣,一路走一路喊:“平安喽,没事喽……”
自从修起了炮楼,稀里糊涂被打死的人太多了。王三官的岳父是个裁缝,每天夹着布包袱、走村串户的招揽生意,有次经过据点的时候脚步快了点,炮楼顶上的日本人起了疑心、冲着他一阵喊叫,裁缝听不明白,就想从包袱里把“良民证”掏出来,鬼子见他的手往掖下摸,立刻开枪,当场把他给打死了。从那以后,王三官每次出门都要提醒大家:“手直点、头低点,遇见鬼子走慢点。”
民夫的集合地点在尹集,据点前的哨卡是个要命的关口。
王三官远远就把手举得高高的,一手挥舞膏药旗、一手拿着香烟,走到跟前鞠个躬,先说“太君,我们是苦力”,然后递上烟卷,算是“心交心交的”——这是规矩,每次都要给鬼子送点东西,如果不“心交”、他就发脾气打人。
进了据点就排队,等日本人来派工。
管工的军曹个子很矮、样子很丑,不像个当兵的。也许正是怕别人蔑视他,他就用更加凶恶、更加残暴的行为来表现自己的勇猛。几个月里,各乡的“苦力”被这个名叫勾口右京的矮鬼子打死了十多个,打伤打残的更是不计其数(抗战胜利后,好多人都想找勾口右京报仇,可惜让他跑掉了)。
勾口右京指挥民工就像带兵一样,先点验人数,然后喊口令:“列子开”( 立正) !——“西塔里母开西塔里”( 向左转) !——“马野撕卖”(开步走) !……大队人马就出发,一路上还不停地催促:“合牙苦、合牙苦”(快点)!稍不留神,大棒子就打过来了。
按规矩,民夫干活,保长也要跟着监工。可这一天王三官却没去,他要去县城办事。
王三官去县城,是想把十六保的几个村民保出来。
舞阳县维持会成立以后,保和乡一带被划为“模范治安区”,是最先被要求办理“良民证”的地方。这良民证是两面对折起来的小纸片,一边写着姓名、年龄、住址、职业,另一边贴照片、摁手指印。鬼子的要求是每个村民都必须照相办证,可问题就出在这照片上了。
那时候的河南农村,大多数人一辈子也没照过相。且不论忌讳照相“丢了魂”,就是这每张照片十元钱(储备券)的“照相费”就叫人开销不起。所以,好多人都采取了一家只办一张证、几兄弟合用一个证的办法,谁出门谁就揣着良民证。
这办法平时胡乱应付还将就,可遇到大检查就没戏了。前两天,游击队打死了鬼子兵,日军立即拦住路口盘查过往行人,结果,十六保有三个村民的良民证露了馅,被抓到县城关了起来。
王三官进县城,先去求俞二算盘帮忙。
俞家兄弟如今在日本人手下当差,说起话来也是拿腔拿调的:“虽说是乡里乡亲,可也难保是不是游击队的探子,真让我做难呢。”
王保长赶紧陪笑脸:“哪里会是探子,无非是相片对不上、证件不合规矩,这都是因为穷嘛。别说他们了,就连我也是头一次照相。”
俞二算盘乐了:“真是的,要不是为了办良民证,我也没开过这洋荤。”
王三官趁他高兴,连忙把篓子里的二十斤猪油拿出来:“俞先生在城里生活也不易,一点小意思,瓜子不大是个心。麻烦你好歹把事情给熄灭了。”
俞二算盘这才说:“不是外人,别害怕。我去便衣队听个信,你就放心吧。”
下午,俞二算盘回来说:“成了,带上手印,跟我去领人。”
舞阳县的看守所在西大街(现在的舞阳文化站),院子中间蹲着大狼狗。关在牢里的人遍体鳞伤、奄奄一息,样子凄惨极了。十六保的三个村民看见保长就咧着嘴巴哭,牢里的其他人有的哀求“把我也保出去吧”,有的说自己是什么地方的人、“请好心人给家里捎个口信”……
办完手续,领着人出来,在大门口正遇上“山连山”崔巍。这家伙先是愣了愣,接着就笑起来:“巧了,我还想抓你呢,你倒送上门了。”王三官这时也看见五花大绑的罗小扁担被拖进了看守所,顿时就懵了。
原来,这天上午,一伙日伪军从大洼村外路过,别人都往东南方向走了,却有个鬼子兵脱离队伍、跑到村里来“发癫”。他先是把“王翘鼻子”的媳妇追得满村跑,后来实在撵不上了,一扭头就钻进了罗家。
罗小扁担的老婆刚生了孩子,好些女人都在那里帮忙。鬼子突然间冲进去,屋里顿时炸了锅,老婆媳妇东躲西藏、日本鬼子上窜下跳,折腾得鬼哭狼嚎、乱七八糟。外面的罗小扁担再也忍不住了,喊一声:“这畜生,不让咱活了!”拎起院子里的铁锹冲进去,搂头就打。
可是,屋里的人太多、铁锹施展不开。才打了几下,小鬼子就带着伤跑了出去,守住院子向屋里开枪,子弹穿过窗子飞进来,把缩在炕上的罗小扁担老婆和王三官的新娘子都打死了。
没过多久,鬼子兵和便衣队也闻声赶来,一把火烧了罗家的房子。金豆、铁豆和刚出生的小土豆都被关在屋里烧死了,罗小扁担被打得皮开肉绽、押到县城等候处决。
按“保甲连坐”的规定,管事犯事,保长要负连带责任,罗小扁担活不成,王三官也被关进了死牢。俞二算盘吓得面无人色,他要不是到城里当差,这回也得跟着送命。
罗小扁担的腿断了,露出白森森的骨头岔子,神智也有些不清楚了,一会儿哭一会儿骂。清醒的时候,要么说:“保长啊对不起,我把你老婆害死了,把你也害了。”要么就骂:“王三官,你这个笨蛋,为什么把我的枪收缴了?要不然,我今天非打死几个小鬼子不可……”
王三官欲哭无泪。
天黑的时候,死牢里的人被押到“五二部队”的营地,这里原先是个书院(解放后的舞阳县中心粮店),院子外边的操场就是行刑的地方。
那时候,舞阳县城里的日本驻军很多,除了“五二部队”,还有“四七部队”、“五八部队”、“红部队”,弄不清是什么编制,反正都属于第三十七师团。日军中有老兵,也有没打过仗的新兵,鬼子就用中国人“练手”,让新兵拿刺刀捅人来提升胆量。
操场上立着四根柱子,相互间隔五米左右,罗小扁担和另外三个人被蒙着眼睛、绑在柱子上。操场边有一群日本兵,四个人一组、站成好多排,都端步枪、插着明晃晃的刺刀。当官的把小旗一挥,当兵的就一拨接一拨地往上扑,这个捅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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