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罪无可恕 何沫书-第21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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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动手做,就无师自通了。他真的做成功了。我们将豆腐煮熟,盛了一铝罐,放在饭锅里。哥哥找来一条扁担,两兄弟抬着饭锅翻山越岭的,要送到田里给大人们吃。我们都十分兴奋,仿佛做了一件莫大的功德事。但是在一个陡坡,我到底体力不支,摔倒了。豆腐流了一地。哥哥用拳头抹着眼睛里的泪水,十分责怪我
。我怕他要打我了,坐在地上放声大哭。哥哥看见我哭得那么惨厉,也不敢打我,只是坐在地上,十分伤心地抹眼泪、抽鼻子。后来大人们都回来了。妈妈这一次并不责备我们自作主张,
反而十分赞赏,说我们聪明,会做豆腐了。这真是前所未有的奇事。有时候农忙时节,我也要下田干活,除草、锄地、割稻、插秧,什么都干。有一片很深的田,大人下去,都会没到大腿根部的,我下去的时候,没到胸膛。其实双脚还没有踩到硬地,但沉不下去了。我倒觉得十分好玩。而且干完活后,妈妈会破例允许我去河里游泳。别的孩子都可以成群结队地跳进河里游泳,唯独我不行。妈妈怕我会被溺死,我游一次,她就毒打一次,后来都不敢擅自去游泳了。我还要去扯猪草。那时候家里养很多猪,地里的红薯都不够用,我就天天提一个大竹篮,和邻居一个老婆婆去扯猪草。我们在河边,水田边,菜地边和低矮的小山坡上,到处寻找猪草。可以当猪菜喂猪的几种野草,我至今还记得,不过名字全都忘了。老婆婆患着重病,行动十分缓慢,颤颤巍巍的,好像随时都会倒地身亡的样子。我道德非常好,遇上成片的好猪草,都让给老婆婆扯,自己东奔西跑,去扯那些七零八碎的。因为有我的照顾,一天下来,
两个人都扯到满满一大篮猪草回家。因为这个缘故,老婆婆对我十分感激,有什么好吃的都会给我分一点。她的丈夫和儿子却凶得很,整天瞪着眼睛骂人,还隔三岔五地跟村里人吵架,打架。村里没有对手了,就在家里搞窝里斗,父子打,兄弟也打。我十分害怕这三个男人,因此也不大敢去他们家。有一次放学的路上,我被一个同学追着打,他一棍子一棍子打在我的身上、头上,我痛得很,却咬紧牙关不哭。那时候我都不敢跟别人打架。打起架来,他们惹红了眼,一大群围上来,我更吃亏。而且母亲整天唠叨,说什么别人打伤了你,就要出钱给你治伤;如果你打伤了别人,我们家砸锅卖铁,揭瓦顶都不够治别人。况且他们存心要害我们,你打他一下子,他不伤也要装伤。我听了母亲的话,哪怕挨别人揍,也绝不敢还手。谁知道老婆婆看见了,气得抡起拐杖击打地面,喝骂那男生“断子绝孙”。那男生吓得撒腿就跑,围观的小孩也一哄而散。老婆婆问我打痛了没有,我忍着泪水点头,说痛。老婆婆责备我为什么不还手,我就将妈妈的话告诉她。她就哭了。第二天,她看见我妈妈,就说:“小书以后是做一番世界的人,可惜我老了,看不到了。”于是将昨天的事情告诉我妈妈。妈妈眼里含着泪水,后来的几天她对我特别好。我还要割鱼草。小时候家里盖新房子,爸爸就在家门口的水田里挖泥,和匀了做成泥砖。他请了华叔来帮忙。华叔的儿子小刚,非常调皮的,也来帮忙切稻草。稻草切成五六公分长,和在稀泥里,增加泥砖的韧性。
吃饭的时候,小刚将萝卜干一粒一粒地抛到空中,张大嘴,仰起头来接着吃。这件事被姐姐们当作笑料,传说了很久。泥砖晒干之后,堆成一座城墙,成为附近小孩们打仗的好去处。后来有一个小孩踩翻了一块砖,摔到地上,被泥砖砸断了腿骨,我们就再也不敢爬上去玩了。房子盖起来之后,华叔和小刚来吃饭。我的口袋里有两毛钱的,后来被人偷掉了。我坐在地上哭。小刚平时就小偷小摸惯的,华叔逼他承认,他死都不认帐。最后被华叔从口袋里抄了出来,打了一顿。水田的半截都挖掉了,父亲干脆将它加深,挖成一个鱼塘。猪栏的猪粪流出来,流到鱼塘里去,养活了许多又大又肥的鲤鱼。父亲又买了些草鱼放进塘里。我就天天傍晚都背一个草筐,到田埂上割鱼草。那个草筐是哥哥编的。我很佩服他会把竹条折起来,折成一个方柱形的筐,
父亲也赞扬他编得好。割鱼草的梯田正对着西边的高山,可以看到我爷爷的坟地的。我老是想,爷爷会不会站在对面的山顶,看他可怜的孙子蹲在田埂上割草。太阳下山的时候,满天都是火一样燃烧的红云,天空中盘旋着密密麻麻的蜻蜓。绿油油的稻田渐渐模糊,蚊子咬得我又痛又痒。我一心只想把草筐装满,并无心去欣赏落日那奇异的图画。我将草撒在鱼塘里,硕大的草鱼满塘乱窜,翻滚起一阵阵旋涡和浊浪。我回到家里,在水缸边打水洗脚的时候,冰凉的水冲洗着被蚊子叮咬得又痛又痒的皮肤,十分舒服。这时候天黑得看不见路了。厨房里亮着灯,可以听到妈妈炒菜的声音。到秋末的时候,爸爸放干鱼塘里的水,最多的是鲤鱼,又肥又大。草鱼有十几条,最大的一条有十二斤重,爸爸笑着说:“是你的功劳!”我做梦都想不到,我有这么伟大,可以养出这么大的鱼来。我还要种菜。有一年夏天,放暑假的时候,我天天早晚都要挑水挑粪,轮流着浇两个菜园子里的空心菜、芥菜、芋头、冬瓜、南瓜、丝瓜和猪菜,结果那一年的菜喂猪都喂不完,一到圩日,母亲就摘两箩筐青菜,挑到墟上去卖。我还要打柴,上课的时候一天打一次,放假的时候一天打两次。我们还会找一点钱来花。有一次,
村里有人烧石灰,大量收购柴草。每天放学后,全村的孩子都上山打柴,挑了去卖。我也要跟着姐姐们一起上山去。但她们不让,因为我还爬不了山路。她们中的一个抱住我,别的先上山去,我放声大哭。别的都走远了,她就放开我,飞奔而去。我一边哭,一边跌跌撞撞地在后面追。每次都追不上她们,每次都是追到竹林就哭着回来。竹林临着一条幽深的河,哗哗的响,十分阴森可怖。别人都说竹林里面有鬼,我从来不敢走进去的。我不知道她们卖了多少钱,总之凑在一起,都交给了妈妈。有一个纸厂收购松树根,哥哥就和两个小男孩,天天上山去挖松树根。我跟着去,其实什么都帮不上忙。两天才能挖到一个松树根,可以卖到七八毛钱,每个人分到两毛多。哥哥把零头的几分钱给我,我不干,要和他们一起平分。他说我根本没有帮忙,只能给几分钱。但他争论不过我,就动手打。我放声大哭,他就威胁说,明天不带我进山了。而实际上,明天还是一样。哥哥还卖松柴。他一个人上山,将风吹折断的树枝杠回来,辟成松柴,晒干了,挑到集镇上去卖。他总是天没亮就起床,挑柴往集上去。他怕天亮后,一是太热,二是被别人看见了,不好意思。还没到中午,他就卖柴回来了。他说他都是卖给作饮食的小店。我问他怎么知道人家要不要,他说挑着柴,在街上一直走,想买柴的店主人就会走出来,带着你挑到他的店上去。我很佩服他居然敢天没亮就赶集,而且敢跟人家卖东西。哥哥卖柴发了财,前后总共挣了九块多钱。直到后来三姐说他那么小就挑柴去卖,让一家人都没脸,而且也太可怜。妈妈就不准他去了。妈妈用这些钱给他买了一件衣服,我没有,就气得一天都不说话,却没有哭。我隐约觉得,这是哥哥应得的。剩下的钱,哥哥买了很多小人书,成套的《红楼梦》、《三国演义》、《水浒传》、《西游记》,还有很多别的,都忘了是什么了。我刚上小学,还不认识太多字,就翻来覆去地翻看那些图画,一面似懂非懂地听哥哥解释书里的故事。这也许就是我最初的文学启蒙了。后来我终于找到挣钱的机会。村里有人家盖房子,买了许多红砖,用拖拉机拉回来,倒在路边。他叫大家帮忙搬红砖,搬到他盖房子的地方,一分钱十个。全村的小孩都出动了。我一次搬两块,搬了好多天,最后挣了两毛多钱。这是我有生以来挣到的第一笔巨款,得意洋洋地交给母亲。母亲要了两毛,将零头的几分给了我。后来那人家又买了许多石灰石,叫大家帮忙,将石块打成石碴。这一次我挣了七毛多。我记得母亲用这点钱买了一包盐。后来家里编六角帽,一顶帽子可以卖两三毛钱的,母亲让我编帽垫,编一个给一分钱。编得快的时候,一天可以编五六个。我在兄弟姐妹中变成了“有钱人”,姐姐们叫我去买糖果,买回来后,大家一起吃。吃完了我才知道上当,于是放声大哭。
这些艰难的、不堪回首的岁月,我不知道是怎样熬过来的。我痛苦的童年留在我心中的阴影,今生今世都不可能挥去。成长发育中的东西,哪怕受到的只是最微不足道的伤害,都会给他留下终生不可愈合的创伤。童年的不幸注定了我一生的不幸。但我不能怪罪任何人,父亲,母亲,姐姐,哥哥,谁都深受其害,谁都不比我更加幸福。小时候,爸爸给过我最多的零花钱是一毛。那年冬天,快到大年夜了,父亲请人将家里的猪杀了,连夜挑到镇上。我和哥哥跟着去。到了镇上,下半夜突然刮起大风。肉行四面都没有墙壁,刺骨的寒风呼啸而过,冷极了。父亲跑到田里,背了许多稻草回来,铺在肉案底下,安顿我和哥哥钻进稻草堆里睡觉。又给我们盖上唯一的一张棉衣。我小得很,什么都不懂,转眼就睡着了。父亲坐在旁边,冷得浑身发抖,牙齿打战。我真不知道,那个晚上,父亲是怎样熬过来的。第二天买了肉,父亲给我们兄弟俩一人一毛钱。哥哥拉着我的手去逛街,在人群里钻来钻去。我们一人买了一个水果,拿在手里整整一天,就是舍不得吃。我家里离镇上有七里余路,一赶集就是大半天。在卖饮食的摊点上,有钱的人买用猪肉炒的米粉吃,钱少一些的就是豆腐炒米粉,最差的就吃炒白粉,米粉里面什么菜都不加。父亲连炒白粉都吃不起。我知道他又饥又渴,他只能带我去喝一分钱一杯的凉茶。母亲也是什么都不敢买,有时候实在饿不过,就买一碗五毛钱的猪肉粥,还要分一半给我。我终生都不会忘记那一天,母亲挎着一个小竹篮,攥着我的手,穿过人山人海的街道。后来她发现口袋里仅有的十块钱被人偷掉了。对于一贫如洗的母亲来说,十块钱意味着什么!母亲孤零零地站在街头,泪流满面。太阳都下山了,母亲不敢回家,又无路可去。一个人,来到这个世界上活一辈子,为什么就永远都是那么痛苦、无助、绝望!
第24章劳累的农活
我和父母天天下地忙活,真是痛苦不堪。早上太阳出来之前,田野里的空气相当清凉,但露水很浓重,水稻就像在水里浸过一样。这时候不宜收割的,因为稻子湿透了,挑回家时会增加很大的重量,也不容易晒干。对我而言,晒谷也是一件苦差事。在我很小的时候,村里有钱的人家,都纷纷盖起了水泥钢筋结构的平顶楼房,在楼顶上晒谷,一是容易干,二是不用照看,因为鸡飞不上楼顶的。我们家里没有平顶楼房,只有一块小晒场。这块晒场是用灰浆在地上砌成的,年深月久,极不平整,而且裂开了一条条缝。晒场四周都是很肮脏的泥地。早上起来,鸡群将四周的泥土扒进晒场,又拉上满地鸡屎,脏得连落脚的地方都没有。我要用大扫把将晒场打扫干净,再摘一大堆树叶,填平晒场上的裂缝,才能将稻谷摊开。太阳一出来,地上就下了火,没有一个躲避的地方。晒场旁边有一间大房子,房子的主人是我们家的对头,所以也不敢跑进去躲太阳,怕被他们骂。我就坐在晒场边,看着前面的太阳一点一点逼近,我一点一点向后挪,终于挪到晒场的边沿,没有地方挪了。晒场的左边有一片木芋地,长着高大茂盛的木芋。我尝试着钻进木芋地里,以为会好一点。阳光虽然晒不到我的身上,但木芋地里面也闷热得像个蒸笼,而且发出一阵阵呛人的恶臭。木芋地旁边还有一棵大树,本来可以遮阳乘凉的,但是一到夏天,树上就长毛毛虫。这些虫子在空中掀出蛛丝一般的丝来,肉眼都看不到的,一碰上皮肤就会骚痒难当。更有甚者,毛毛虫冷不防地掉到身上,立即就会红肿一片,奇痒无比,所以也不敢躲在树下。稍远的地方倒是有一片竹林,竹林里清凉无比。但是不能去,因为竹林离晒场太远了,看不到晒场。人一离开,鸡群就进来。收获水稻的季节,村民都不喂鸡的,成心让那些鸡饥饿难当,到田里或晒谷场上觅食。占别人家的便宜。记得六七岁的时候吧,有一个下午,我实在忍不住了,跟一群小孩去玩了半天。回来时,晒场上简直惨不忍睹。密密麻麻的站了一大群鸡,将土地上的泥土扒到晒场上,晒场上的谷子爬到泥地上。稻子被吃掉五分之一,而且满是鸡粪和泥沙。结局当然是一顿毒打。那稻子也弄不干净,不敢吃了,全部拿来喂猪、喂鸡鸭去了。我知道自己铸了大错,从那以后再也没有敢偷懒。太阳再曝再烈,我都守在晒场边上,不断地吆喝着,不让饥饿的鸡群靠近。
水火都是大敌。除了害怕太阳,更害怕的是大雨。六月的天空,真是说变就变。刚才还是太阳暴烈的,转眼就乌云满天,狂风怒号,大雨倾盆了。天一阴,田野里的村民就大声吆喝起来:“下雨了——,收谷罗——”吆喝声此起彼伏,汇成一片喧哗的声浪,搞得气氛十分紧张恐怖。父亲告诉我说,只要东南面的高山上空一黑,就肯定有雨下的。我拼尽吃奶的力气,将铺在晒场上的稻子推成一个圆堆,再扫干净晒场上的稻粒,盖上塑料薄膜,压上石块。每一次收完谷,我全身的衣服都被汗湿透了,脚上有时候还被稻粒扎出血来。有时候收完谷子,风一吹,云就散了,又是暴烈的太阳。一切都白干了,又得将稻子铺开来晒
。更多的时候,谷子还没有收好,东面的山峰上早下起雨来了,白茫茫一片。暴雨如万马奔腾,摧枯拉朽地席卷而来,我吓得简直要命,又不敢哭。在大雨来到之前,我要争分夺秒地搏斗。有一次雨特别大,母亲从田里冲回来时,雨已经下了。那真是倾盆大雨啊,泥土和着雨水涌进晒谷场来,和稻谷混在一起,往外冲。我和母亲找来很大的石块,堵住晒谷场的出口,不让稻子冲出去。雨水鞭一般抽打在我的身上,辛辣辣地痛。雨水打得我睁不开眼,鼻子、嘴巴、耳朵都是水。眼前白茫茫一片,耳朵里全是风声、水声、雷声。风狂雨骤,我那么单薄弱小,简直就站立不稳。后来母亲拉着我,站在人家的走廊上。母亲的头发全部湿透,一条条水柱从头发里钻出来,顺着脸颊往下滑。她的衣服被水泡得皱巴巴的,紧紧地贴在身上。她赤着脚,全身的水,有的顺着脚流到地上,有的滴滴答答地掉到地上。不大一会,她站的地方就积聚了一滩水。母亲又冷、又饿、又累、又气,一言不发地盯着晒场。我知道,对我们来说,每一粒稻子都显得无比珍贵。因为一家九口,都要靠它来养命的。稻子经水一泡,一个晚上就长出白茫茫的芽来。一旦发芽,稻子就废了一半了。原来一百斤稻子可以碾出七十斤白米的,发了芽,顶多能碾出五十斤白米来。而且做出来的饭没有胶质,发苦,没有营养。面对这些天灾人祸,母亲真是一筹莫展!
强烈的阳光掠过高大的山峰,投射到层层叠叠的梯田上来。一田田壮实的熟透的水稻,在微风里轻轻摇晃。碧绿的稻叶像剑一样支开,倒挂着一束束黄净的饱满的稻穗。母亲弯着腰,镰刀“沙沙”地割得飞快。汗水顺着她的脸颊和手臂不断地流下来,滴到田里。水稻像波浪一样倒下去。母亲穿着肥大而陈旧的衣服,膝盖上缀了一大块补丁。小时候,家里永远都有成堆成堆的衣服需要缝补,积累一段时间后,母亲就会抱着一大堆破衣服,到小婶家里去,借她的衣车用。我赤脚穿过阴森潮湿的堂屋,踩过满是鸡粪的冰凉的天井地,小婶的房间像个地窖一样阴暗。爬上笔直的梯子,到小阁楼里,从小窗户看出去,可以看见成片碧绿的菜地、清亮的小河和远处的竹林、稻田和村舍。小婶是一张刀子嘴,热情和慷慨都显得虚假而夸张,她的话总是锋利而玄妙,话里有话。母亲嘴笨,疲于应对。母亲缝一次衣服,她的贫穷、她的苦,里里外外都被小婶涮个遍。母亲其实极不情愿去小婶家里借衣车的。她宁愿用针、用线,慢慢地缝。而我总不肯。因为那样针脚会太疏,太松垮,一点都不美观、结实、耐用。而且用针线缝补的补丁,在学校里是一个贫穷的标识。别人一眼就看得出来,你家里穷,买不起缝纫机。我知道母亲在拼命地收割,想做得多一点,以减轻我和父亲的负担。其实我们俩个也是一样做。这样一来,谁也减不了谁的负担,反而人为地加强了劳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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