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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骏别解二战风云人物-第13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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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点军校的全称是美国陆军军官学校。因这所学校位于纽约以北约50英里的哈得孙河西岸，因而得名西点军校。西点军校创办于1802年，在它的花名册里，几乎可以找到所有美国著名的将军的名字。
麦克阿瑟之所以把西点作为自己最重要的精神家园，就是因为西点的校训使其成长为一代名将。西点有一条著名的校训，这就是“责任－荣誉－国家”。麦克阿瑟与西点有着很深的渊源。首先，他本人是西点军校的学生。麦克阿瑟是在1899年考入西点军校的。他在西点读书的成绩非常好。西点为保证自己的教学质量和学校的牌子，淘汰率极高，大概在1/3左右。麦克阿瑟入学时，他们班有143名学生，第二年剩下了134名学生，第三年剩下了104名学生，而在毕业时，只有91名了。而麦克阿瑟在4年的西点学习中，有3年的成绩都是第一名。麦克阿瑟在西点创造了三个第一：一个是他打破了西点军校学生同时约会7个女朋友的记录，他同时处了8个女朋友；另一个第一是刷新了25年来学校学生平均分数为分的记录；还有一个是获取了西点军校学生的最高军衔——第一上尉。
第二次世界大战时，麦克阿瑟在一次接受记者采访时说：“父亲给我灌输了当兵的思想，而西点圆了我当兵的梦，并把我塑造成为国家的守护神！只有上帝和国家才能改变我的行动，而这一点正是西点校训教育我的，那是我的精神支柱。”
此外，麦克阿瑟还当过西点军校的校长。
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西点军校面临建校后最衰落的时期。体罚与保守，是西点的两大顽疾。当时国会已有人提出方案，主张取消西点。哈佛大学校长查尔斯·伊利亚特是其中最激烈的批评者，他撰写文章，猛烈地抨击了西点的僵化、死板和因循守旧的教学方法。
为了重振西点，陆军部决定让麦克阿瑟任西点校长。麦克阿瑟起初不大想去，他对找他谈话的陆军参谋长派顿·马奇说：“我不是教育家，我是打仗的。况且那里还有许多教过我的教授，我只能尊敬他们，而不能领导他们。”
马奇曾是麦克阿瑟父亲的副官，他了解麦克阿瑟，认为麦克阿瑟是最好的校长人选，因为麦克阿瑟思想活跃，热爱军事事业，具有创新精神。他威胁麦克阿瑟说：“如果你不去西点当校长，你的军衔将重新变回少校。”
美国的军衔有正式军衔和临时军衔两种。正式军衔一旦被授予，则终生拥有，即使你不担任相应的职务，你的军衔也不会变。而临时军衔则不同，它同职务紧紧挂钩。如果你不担任相应的职务，你的临时军衔也将随之取消。
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开始时，麦克阿瑟的正式军衔是少校。由于他作战有方，潘兴提拔他当了师长，临时军衔是准将。战争结束后，麦克阿瑟不再担任师长，面临着退回到少校军衔的问题。从准将退回到少校，这个反差太大了。
麦克阿瑟最怕这一点，他马上说：“好的，我去，谢谢你给了我这样一个职务。”为什么麦克阿瑟突然痛快地答应了下来？因为西点军校校长将被授予正式少将军衔。于是，麦克阿瑟成为西点军校历史上第二年轻的校长，当年他39岁。
任职期间，他时刻把“责任－荣誉－国家”作为治校的座右铭，整顿纪律，增设课程，主要着眼于针对未来战争进行军事训练，推行现代化军事教育，很快将西点彻底改造成为世界上最杰出的军校之一。为了培养西点学生的荣誉感和责任感，他大力开展体育活动。在学校体育馆入口的上方，他挂上一块匾，上面镌刻着他的一句话：
今天，在友好场地上播撒下的种子，明天，在战场上将收获胜利的果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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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荣誉－国家（2）
一直到生命的最后阶段，最让他难以忘却的仍然是西点。1962年5月12日，82岁高龄的麦克阿瑟，不顾重病缠身，应邀参加西点军校授予他西尔维纳斯·塞耶奖的典礼。他对妻子说：“在美国将军中，我是获取战功章最多的一个人，但我最看重的是这一块。即使手脚并用地爬，也要爬到西点去。”
在西点，他发表了他一生中最后一次，也是最精彩、最感人的一次演说：
同学们，你们所从事的职业是武装的职业，这种职业需要必胜的意志！在战争中，没有，也不可能有任何东西可以代替胜利。你们是国家安全的守护者，是国家的卫兵，是国家在战争竞技场上的角斗士，如果你们失败了，国家就会灭亡。不要让那些文人政客的争辩牵扯你们的注意力，你们心中只有一个路标，这就是我们西点的校训：责任－荣誉－国家。
我现在老了，耳朵听不见什么了，但我仍然渴望听到军号那迷人的旋律，听到从那长长队列里传来的阵阵鼓声。即使在梦里，我也渴望再次听到炮声、枪声和战场上那奇怪的哀鸣。在记忆中的黄昏，我时常回到西点，想起让我魂牵梦绕的校训：责任－荣誉－国家。今天，在我淡出人生、淡出世界的前夕，我最后一次和你们一起接受我们西点军校的点名……永别了！
听了麦克阿瑟这仍然威严有力的演说，在场的人无不热泪盈眶。
“我，美国陆军五星上将道格拉斯·麦克阿瑟回来了！”
麦克阿瑟一生说过很多有名的话，为什么说这句话最有号召力呢？这还要从麦克阿瑟军事生涯中最大的一次败仗说起。
1941年12月7日，太平洋战争爆发。当时，麦克阿瑟正在菲律宾担任美军总司令。他率领驻菲律宾美军坚决抗击日军进攻，但仍然抵御不住。麦克阿瑟拒绝了罗斯福总统让其撤离菲律宾的命令，找出老麦克阿瑟留下的科尔特45型手枪，准备在关键时刻自杀，与菲律宾共存亡。然而，1942年2月8日，罗斯福总统以国家的名义，再次命令麦克阿瑟及其家属撤离菲律宾。2月22日和23日，罗斯福和马歇尔连续给麦克阿瑟发电，让其撤离，并允诺让麦克阿瑟到澳大利亚指挥盟军反攻。接到总统和马歇尔的电报后，这位斗士哭了。他对妻子琼说：“我生在陆军，长在陆军，一生习惯于服从命令，可是这个命令我真难服从。”最后，他请求总统允许他在他认为必要的情况下撤离。总统同意了。
3月11日深夜，麦克阿瑟在陆军部的一再催促下，携带妻儿登上PT－41号鱼雷快艇，撤离战火纷飞的菲律宾，去澳大利亚接掌西南太平洋战区的指挥权。4月9日，在菲律宾巴丹半岛作战的75000名美军投降；5月6日，在菲律宾哥黎希律岛作战的15000名美军投降。日军占领了菲律宾全境。
菲律宾战役是麦克阿瑟从军以来遭到的首次失败，而且败得那样惨。他非常悲伤地说：“没想到美军历史上最庞大的一支缴械投降的部队竟出自我的手下。”
麦克阿瑟认为这是自己的奇耻大辱。尽管他在澳大利亚受到英雄般的欢迎，因为他的部队毕竟在盟军连遭惨败的最黑暗的时期，抗击了日军10周的时间。但是，麦克阿瑟这个一向自负高傲的将军，真的一点也高兴不起来。到澳大利亚后不久，他就对采访他的记者们说：“总统命令我冲破日本人的防线，从菲律宾撤离到澳大利亚，目的是要我组织对日本人的反攻，主要目标是解放菲律宾。现在，我出来了，但是，我将会回来！”
“我出来了，但是我将会回来！”战时新闻局认为这句话非常好，建议麦克阿瑟把这句话修改成为：“我们将会回来！”然后公开发表，作为激励美国军民战斗的口号。然而，麦克阿瑟断然拒绝说：“不，不是我们，而是我将回来！”
战争给人类带来死亡与悲伤，而死亡与悲伤一旦注入人类的血液，往往发酵成力量与不屈。有时，人们经历了失败，换来的是刻骨铭心的感悟和坚定不移的决心。麦克阿瑟拒绝修改这句话，与其说是这位名将倔强而高傲的个性使然，不如说是这位名将勇于负责的心的驱动。我个人认为，一位名将之所以有无穷的个人魅力，就在于他敢于为自己的一切，胜利的和失败的一切负起责任。所以他坚持用“我将会回来”，而不是 “我们将会回来”。
责任－荣誉－国家（3）
在此后的太平洋战争中，麦克阿瑟始终把这句话作为激励自己的座右铭。从巴布新几内亚到印度尼两亚，从印度尼两亚到菲律宾，为了这句“我将会回来”，他在整个西南太平洋和日军英勇奋战，甚至不惜和自己的同僚太平洋战区司令尼米兹争夺主要任务，不惜和罗斯福总统争战略优先权。在他的感召下，这句话已远远超出了他个人的感情恩怨，成为所有在西南太平洋战区作战的美军、英军及其他国家人民反抗日军侵略的信念。
1944年10月20日，麦克阿瑟终于兑现了自己的誓言。这一天，他乘坐“纳什维尔”号旗舰，指挥28万大军进行莱特岛登陆作战。当美军第1骑兵师占领了滩头阵地后，他不顾岸上战斗还远远没有结束的危险，换上崭新的卡叽军装，戴着太阳镜和五星上将帽，下巴向前伸，气宇轩昂地涉水向岸上走去。当他上岸时，正赶上一场暴雨突然到来。他拒绝部下让其避雨的建议，在大雨中发表讲话：
菲律宾人民，我，美国陆军五星上将道格拉斯·麦克阿瑟回来了！
麦克阿瑟语气深沉，眼角挂着泪光。他号召大家为了神圣的死者，为了子孙后代，继续战斗，夺取正义的胜利！
麦克阿瑟的泪光，折射出的是名将的那种敢于负责任的勇气和承担责任后的努力带来回报后的欣慰。真正能够感悟到这种欣慰真谛的只有名将本人。
人生成功与否的关键往往在于如何面对失败。有的人可能将失败看成是对自己的一次打击。如果这样，那么他的前一次失败，就是下一次失败的种子，最终使其成为真正的失败者。而有的人则把失败作为一种磨砺，或者作为自己人生的一种收获。如果是这样，那么前一次失败，则成为下一次成功的铺垫。麦克阿瑟说得好：“每一名军人都不希望自己打败仗。但是，战争中不可能没有失败者。失败者要想成为胜利者，最好的方法是屡败屡战，凭借超人的勇气最终成为胜利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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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有大规模战争就无法大显身手（1）
行为主义本来是一个心理学概念。1913年，美国著名心理学家温斯顿·沃森提出并大力宣传一种新的观点：心理学的论题应是客观上可以观察到的生物活动。生物活动是指对外环境和内部生物过程所决定的条件或刺激做出应答，心理学即对环境事件或刺激与行为（人类反应）之间的关系进行客观的实验研究。
对于非心理学专业的人来说，沃森的新概念不太好懂。如果把其应用于政治学，可以这样做出解释：人们对国际社会战略力量的消长情况与某国战略决策间的关系所进行的思考、评估与实践。而这一切往往还是来自行为主体内心中那份久存的理念。
丘吉尔就是一个用行为主义领导战争的政治家。他怀着对大英帝国昔日辉煌的敬佩与留恋，在他的帝国走向没落的时代，依然从“大英帝国遗产守护者”的思维模式出发，使尽浑身解数希图使帝国恢复 往日辉煌。
“我是维多利亚时代的产儿，我要做大英帝国遗产的守护者！”这是丘吉尔一生的政治理念，这种理念成为他终生政治行为的主宰。因为，大英帝国的辉煌在丘吉尔的孩提时代就深深植入他的记忆中……
丘吉尔是个混血儿。他的父亲名叫伦道夫·丘吉尔，是英国著名的政治家，曾担任过英国财政大臣，这是个仅次于首相的职务。伦道夫·丘吉尔年轻时，求取政治功名心切，曾声称要在最短的时间内当上英国首相，因而被人称为是“伟大的急于求成的年轻人”。
丘吉尔的母亲名叫詹妮，是个有印第安血统的美国人，出身于美国一个名门望族。1625年，第一批英国清教徒乘坐“五月花”号船来到北美大陆。这是英国对美洲大陆殖民的开始。这艘船上有一个人，名叫约翰·库克。他有两个女儿，一个女儿是罗斯福总统的母亲萨拉的曾祖母，一个女儿是丘吉尔的母亲詹妮的曾祖母。因此，丘吉尔的母亲与美国总统富兰克林·罗斯福有血缘关系。
1874年11月30日，生性爱玩的詹妮带着7个月的身孕去参加舞会，不想运动量过大，竟把孩子生在了舞场上。
这个早产儿就是温斯顿·丘吉尔。
俗话说，父母是孩子的第一个老师。丘吉尔继承了父母亲许多东西。比如，他母亲出身于一个非常富有的家庭，经常在伦敦上流社会过着愉快的生活，即便是丈夫去世后，家境衰落，也不善于精打细算。丘吉尔也是这样，过着几乎完全脱离普通人的生活。尽管伦敦是世界上地铁最发达的城市，但是，丘吉尔一生只坐过一次地铁。他不习惯于在地铁里与常人面对面地坐着，他说这样会使人产生十分尴尬的心理。正是出于这个原因，他一生从来没有坐过比地铁更拥挤的公共汽车。更有甚者，他不会将牙膏挤在牙刷上刷牙。他的政敌讥讽他说：“除了能够娴熟地点雪茄，丘吉尔不会料理自己的一切。”
然而，对于丘吉尔来说，他从父母那里继承下来的最重要的是父亲那种急于成就功名的心理。丘吉尔对政治领域那种惊心动魄的角逐、极富有戏剧性的变化非常感兴趣，特别是对大英帝国的力量产生了崇拜心理。渐渐地他可以评论起父亲的成败得失。比如，他认为父亲辞去财政大臣的做法非常失策，是一个无法挽回的悲剧性错误。他对母亲说：“如果是我，会比父亲做得更好。”
后来，他竟然到下院听会，专心致志地倾听那里发生的政治大辨论，并且学会了辩论的艺术。少年时代的丘吉尔认为，对付政敌有时最好的办法是针锋相对。他竟然把在下院学来的这些辩论手法用于生活中。一次，校长对丘吉尔挑拣老师、不愿意向不喜欢的老师学习的行为给予了警告批评。校长说：“丘吉尔，我有很充分的理由对你表示不满。”而丘吉尔听后，大声回敬说：“先生，我得出的是完全相反的结论——我也有充分的理由对你表示不满。”当时，丘吉尔才刚满10岁。丘吉尔相信，政治就是权力，而获取权力的最重要的优势莫过于对于未来的设计与想象。所以，丘吉尔从少年开始就养成了极富创造力的个性，他几乎整天都在谋划明天的事情，思考别人从来没有想象过的事情，并且急切地想在未来的政治大舞台成为政坛上的一颗新星。比如，他在桑赫斯特军校读书期间，就曾想象过发生一场大规模的战争，但对于细节却从不考虑。他说：“没有大规模的战争，我就无法大显身手，出人头地。如果有一天，阿富汗人，苏丹人，或者印度人心血来潮发生起义和暴动，我就可以在那里指挥英国军队，获得勋章，一直爬上最高统帅的宝座。”
没有大规模战争就无法大显身手（2）
从少年时代丘吉尔的成长经历，可以看出丘吉尔是一个非常崇尚权力政治的人，并且这种崇尚极为急切，这种个性深刻地影响了他的一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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沉睡英国的无眠者（1）
大英帝国的没落是与德国的崛起共生的。这种“共生”过程开始于19世纪末。这对“没落”与“崛起”的碰撞，深深刺激了丘吉尔。整整半个世纪里，他一直没有对帝国眼前的这个敌人抱有任何幻想，即便是在英国一度战胜了德国时，他也没有这种幻想。
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以英法为首的27个战胜国集团通过《凡尔赛和约》对战败的德国实施了最严厉的制裁：1/7的德国国土和生活在这些地区的相当于德国1/10的人口被分离出去；德国的武装力量被严格限定在10万人以内，并且不得拥有重炮、坦克、飞机、潜艇和大型战舰；德国不得在莱茵河右岸面积达9540平方公里的地区驻兵，此外还有大量的战争赔款。当时的欧洲人普遍认为德国被彻底击败了，一个持久的和平时代已经到来。然而，却有极少数人并不这样认为，丘吉尔就是其中之一。
面对欢欣鼓舞的欧洲，有两个大人物保持了足够的冷静。其中一个是法国著名的军事家福煦。他的军事思想对第一次世界大战产生了很大的影响。由于福煦对战胜德国做出了重大贡献，因此除了法国外，英国和波兰政府也授予他元帅军衔，他成为战争史上绝无仅有的“三国元帅”。福煦熟知战争史，知道巴黎圣母院的钟楼曾先后5次目睹普鲁士军队的刺刀，因此他在仔细地研读了《凡尔赛和约》后，坚决地预测：“这不是和平，这只不过是20年的休战！”
然而当时的欧洲没有人能够听懂他的预测。
但丘吉尔听懂了！
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丘吉尔担任内阁的海军大臣和军需大臣。战争结束后，他先后担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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