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瓦房，成为人们议论的奇迹。记者们不顾余震，冒着酷暑大雨走访抗震指挥部，走访一座又一座的帐篷，他们挤在狭小的帐篷里录音、写稿；他们吃着从各地运来的饼干、大饼、咸菜，喝着自己烧的开水；他们不顾蚊子咬、苍蝇叮、传染病，……责任感、手足情，一直使他们处在亢奋状态中，忘我地工作着。
　　我从唐山又去了天津。
　　中央电台的前方记者，一直同当地军民共甘苦，在抗震第一线工作了一个多月，准确及时地向全国###道了震区人民抗震救灾、重建家园的信息，又向灾区人民送去了全国人民的关怀和温暖。中央电台唐山地震报道组被评为抗震救灾先进集体，受到了嘉奖。
　　五
　　为确保中央电台的播音不中断，在任何时候任何情况下做到万无一失，地震发生后必须做最坏的打算，必须多手准备。如果再有强震发生，广播大楼被震塌、传送线路被切断、电力供应被破坏、稿件和节目供应不上、人员伤亡，……怎么办？最可选择的方案是建立中央电台的临时代播点，一旦发生意外，由代播点接替播音。这种方案在过去搞战备时设想过，但地震的破坏与战争的破坏又有不同之处，几乎没有其他安全的设施可以供用。代播点必须建在最安全的地方，自成系统，能独立地工作；代播点又必须建在北京，同各方面联系方便，能及时地传达中央的声音。在多处选点之后，确定了天坛公园东边苹果园的一片开阔地。这里地势高，周围建筑物少，容易操作，便于管理。地址确定后，在中央广播事业局的领导下，局属各部门通力合作，争分夺秒，日夜施工抢建新点。
　　天坛公园东边是一片古柏，古柏再往东是一片草地，雨水充盈，草木茂密。“拓荒者”们冒着酷暑锄草平地，用苇席、帆布搭起了临时播音室、录音机房、编辑部、办公室、节目储存间，所谓“室”只是比防震棚好一些罢了。然后运来机器，竖起发射“塔”。节目的安排当然不能一成不变地播出中央电台的4套节目，不能坚持每天70多个小时的播音，不能包容各类节目，只能由原来的4套节目缩减为集中力量办好一套节目，其中主要保证新闻节目、尤其是重点新闻节目的播出，但播出次数要大大减少；保留一部分专题节目，但取消了重播时间；取消大块文艺节目，多是作为间奏乐播出。这一特殊情况下的临时节目时间表，基本上是过去战备时的一套设计方案，用在了地震中。（见附件）以上节目中的一部分专题和全部文艺节目，可以事先录制复制，作为随时播出的备用节目，存放在代播点，而新闻节目只能现时采访报道，为克服录制机房的困难，在广播大楼尚存的情况下，在大楼内录制后随时送往代播点备用播出，同时代播点新闻播出机房随时待命，一旦强震发生，广播大楼倒坍，立刻接替播出，并由录播改为直播。为确保中央电台的声音在任何情况下不中断，做到万无一失，并与外地有的电台商定好，一旦中央电台两种方案都不能保证，随时启用地方台用中央电台的呼号播音，由中央电台提供新闻、稿件和文艺节目。
　　中央电台从各部门临时抽调精干人员，组成了包括记者、编辑、播音员、技术员、党政后勤人员的一套独立完整的机构，进驻代播点，日夜坚守在岗位上。几十个人工作、居住在周围长满蒿草的帐篷里，潮湿闷热，蚊虫叮咬，他们身上很快就长满了痱子、疥疮，疼痒难忍。就这样，他们一直工作到解除了地震警报。
　　六
　　除了宣传，中央电台自身的抗震防震任务并不轻。这任务一部分与安全播音密切相关，另一部分是安排照顾好工作人员及其家属的吃住等生活问题和安全问题。
　　突如其来的地震，把人们从酣睡中赶到了大街上，瞬息之间改变了人们的生活方式和思想观念，生活和安全成了最为突出的问题。当时情况之紧急、问题之复杂、条件之困难，许多过来人都记忆犹新，特别是对老弱病残者和妇女儿童的安置，牵动着许多人的心。如果说，这是北京各机关、各单位的共同之点，而中央电台把安全播音放在中心位置，许多人必须日夜坚守岗位，无暇顾及自己的家庭，领导上更要对他们的家属负责，解除他们的后顾之忧。这些，都需要大量的思想工作、组织工作和行政后勤工作给以切实的保证，而时间又刻不容缓。但是，中央电台有一支素质很好的干部队伍和职工队伍，当突如其来的情况发生时，大家知道自己的工作岗位在哪里，知道自己该如何去工作。中央电台党政后勤部门的同志主动承担起这项工作，他们日夜奔忙，在物资匮乏、经济困难的条件下，他们找来材料，建防震棚、建食堂，送水送饭到每个点，妥善地解决了各种难题，保证了安全播音的顺利进行和职工家属的安全。

中央电台在唐山大地震中（4）
到今天，唐山大地震已经过去了多年，我们看到了一个新的唐山矗立在中国人民和世界人民面前，中国人民又创造了一个新的奇迹。中央电台关于唐山大地震的宣传报道也已成为过去，但它留给我们的在紧急情况下应对危机的能力和临危不惧、艰苦奋斗、无私奉献的敬业精神，我们是不会遗失的。
　　七
　　在抗震防震的宣传报道中，中央电台和中央各大媒体都积极报道了唐山人民的抗震斗争，增强了他们战胜灾害、重建家园的信心；报道了解放军、医务人员和全国各地军民对唐山人民的大力支援，显示出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报道了在抗震救灾中涌现出的英雄人物和感天动地的事迹。这对鼓舞灾区人民和全国人民战胜地震灾害起着巨大的作用。同时，这支广播和新闻队伍也从中受到了锻炼和陶冶，工作机制经受了考验。
　　但是，必须指出，在抗震救灾和宣传报道中存在着许多值得深思的问题。由于当时的政治环境，尤其是“四人帮”的阻挠和破坏，使抗震救灾工作和宣传工作受到很大的干扰。在关系人民生命财产遭受巨大损失最紧急的时刻，在全国和世界都关注抗震救灾的时刻，“四人帮”中主持宣传工作的姚文元不顾现实和人民的利益，不断下令反复强调对抗震救灾宣传报道的位置要适当，“抗震救灾报道要做适当安排，量不宜多，不宜集中，不要造成是当前中心工作的印象”；不要报道死伤人员数字及治疗情况，不要报道灾情细节；还是要把“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作为中心任务，放在一切工作的首位”，“抗震救灾的报道不能冲击这个中心”。在这种时候，“四人帮”总是拿阶级斗争说话，向新闻单位施加政治压力。姚文元不断打电话强调“要密切注意阶级斗争的新动向，防止阶级敌人的破坏”，“要用深入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促抗震救灾，抓革命，促生产”。他在一次会见外宾时说，“过去我们一直是在同阶级敌人的斗争中战胜自然灾害的”。“四人帮”这种与现实和人民意愿背道而驰的行为，严重干扰了抗震救灾和宣传报道的顺利进行。
　　在抗震救灾的整个宣传报道中，一直对伤亡的总体情况，对人们最关注的伤亡人数，对造成的总的损失等，严格保密、严禁报道，剥夺了人们的知情权，使各种猜测和谣言满天飞。直到唐山地震过去3年以后，经由新华社记者徐学江（后为新华社副总编辑）一再争取才报道出来。（而1970年云南通海大地震造成15600多人死亡的数字，直到2000年30周年纪念会上才被披露。）这种违背民意和新闻规律的做法，在过去被视为“正常”，现在是永远抹不去的严重教训。
　　附　　件
　　天坛苹果园临时代播点节目时间表
　　（1976年唐山大地震时，中央电台曾经参照战时播音时间表，为设在天坛苹果园的临时代播点制定了播出节目时间表：）
　　4∶00合唱《东方红》，预告节目
　　4∶15新闻
　　4∶30音乐
　　5∶00新闻
　　5∶15广播体操
　　5∶30对人民公社社员广播
　　6∶00人民解放军节目
　　6∶30《新闻报摘》
　　7∶00音乐
　　7∶10学习节目
　　7∶30《新闻报摘》
　　8∶00少儿节目
　　8∶20音乐
　　8∶30《新闻报摘》
　　9∶00记录新闻
　　10∶00综合新闻
　　10∶30国际新闻
　　11∶00音乐
　　11∶15学科学（星期一、三、五、日）
　　讲卫生（星期二、四、六）
　　11∶30对工人广播
　　11∶50简明新闻
　　11∶55预告节目
　　12∶00新闻
　　12∶15体育节目
　　12∶30文学、曲艺
　　13∶00青年节目
　　13∶20综合文艺
　　15∶00国际时事
　　15∶30学习节目
　　15∶50音乐
　　16∶00新闻
　　16∶15戏曲
　　16∶45预告节目
　　17∶00新闻
　　17∶30文艺
　　18∶00新闻
　　18∶15少儿节目
　　18∶35简明新闻
　　18∶40对工人广播
　　19∶00人民解放军节目
　　19∶30对人民公社社员广播
　　20∶00《全国联播》
　　20∶30文艺
　　21∶00《全国联播》（重播）
　　21∶30青年节目
　　21∶50音乐
　　22∶00新闻
　　22∶30戏曲
　　23∶00国际新闻
　　23∶15音乐
　　23∶45体育
　　0∶00新闻
　　0∶15戏曲
　　0∶40体育
　　1∶00新闻
　　1∶15音乐
　　1∶30国际歌
　　1∶35播音结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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粉碎“四人帮”时的中央电台（1）
谁都清楚，在政局发生大变动时掌握宣传舆论的重要性，在中央采取粉碎“四人帮”行动的紧急关头，派耿飚和邱巍高进驻中央广播局，一夜之间控制和夺回了长期被“四人帮”篡夺了的中央电台、电视台的宣传大权。
　　毛泽东主席逝世治丧活动的宣传报道刚刚结束，1976年10月6日晚8时多，一举粉碎了“四人帮”。在这历史发展的紧急关头，在这场决定中国未来命运的决战中，作为国家电台的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又经受了一次严峻的政治考验。
　　决战时刻　　耿飚来到广播局
　　1976年10月6日晚7时左右，秋天的夜幕已经降临，有几位未经打招呼的不速之客走进北京复兴门外的广播大楼，径直走进中央广播事业局局长邓岗的办公室。
　　来人中为首的是中联部部长耿飚。他的突然到来，是执行一项重大的、紧急的、特殊的使命。一年后的1977年10月18日，耿飚谈到这一使命的时候说，1976年10月6日抓了“四人帮”，“是下午8点零5分抓完，我和北京卫戍区（副）司令员邱巍高到电台来是晚上7点多，不到8点。”耿飚回顾当时接受任务的情况时说：“叶剑英元帅在粉碎‘四人帮’的那天晚上亲自坐镇。我去接受任务的时候，叶帅就坐在一个高凳子上等着，中央领导亲自交代任务。”后来，耿飚在他的回忆录里的《春风又绿中华》一章中，谈到他接受任务时的情景。他说：“华国锋同志立即向我交代任务：‘你和邱巍高到中央广播事业局去，要迅速控制住电台和电视台，不能出任何差错，否则，后果不堪设想。’”
　　中央电台是党和国家的要害单位，一向戒备森严，负责警备任务的是北京卫戍区部队，邱巍高是北京卫戍区副司令员，他的参与，一是可以不经事先打招呼直接进入广播局，二是可以随时调动广播局的警卫部队。
　　耿飚在回顾那天晚上进驻情况时说：那天晚上，他们在警备部队中挑选了20名战士，他带了10名。“我们一进广播电台的大门，就直到局长邓岗同志的办公室。邓岗同志正在办公，一看我们去了，他莫名其妙。我们是认识的，但他不知道我来是干什么的，怔住了。我说是奉命到这里来的，为加强对广播电台的领导。我把华主席的信给他看。大约三分钟的工夫，邓岗同志没有说话，大概考虑不知发生了什么事情。我说，你如果想给姚文元打电话也可以。他说没有必要了，不必了。随后，便召集党的核心小组成员和局领导开会。”在这紧急关头，短短的三分钟，邓岗经受住了政治考验。
　　当然，对于这一切，当时我只是中央电台主管宣传的副台长，自然无从知道，只能从当事者的回顾中得知。后来看到一些粉碎“四人帮”揭秘的文章，对这段历史众说不一。1990年12月24日在庆祝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建台50周年的联欢会上，我见到耿飚同志问起这段情况。他说，他的记忆是准确的。
　　现在来回顾当时的情况是轻松的，可是在1976年的10月6日晚，中央电台的气氛异常紧张。自“文革”以来，人们已经习惯于晚上到办公室学习、工作、开会、聊天，彼此打听些小道消息。6日晚这异样的变化使得有新闻敏感的广播编辑、记者更为敏感了，使得不平静的广播大楼更为不平静了。自从这些“不速之客”进局以后，局长办公室的外屋穿军大衣的人不断增多了，不一会又搬来了被褥，看来是要在这里“安营扎寨”了。随之而来的是警卫战士频繁调动，增设了岗哨，增加了值勤人员，而且是全副武装。我在电台工作多年从未见过这种阵势。“文革”中人们对政治问题非常敏感，善于察言观色，又何况1976年发生的大事又太多了。毛泽东主席逝世的悲痛气氛还笼罩在大家心头，许多人在思考着中国的未来。正是在这种时候发生了这种变化，自然会跟某些重大问题联系起来。人们在窃窃私语：“一定是发生了大事！”
　　为了探个明白，也是责任心所驱使，我赶紧向中央电台的节目传送间走去。节目传送间在广播大楼的第四层，是中央电台播送节目的前哨阵地，也是电台的机要重地，所有节目都要从这里传送到发射台。一路上，气氛格外紧张，一道又一道地严格检查证件，除了固定岗哨，又增加了流动巡逻人员。在节目传送间门口增设了岗哨，直播室门口有两位持枪战士分列两旁，明晃晃的刺刀在灯光中闪烁，电台从来没有过这种阵势！据后来耿飚回忆说：“邱巍高到广播局后作了四项布置：第一是控制电台的要害部门，如直播室、机房、制高点等，加强了岗哨和验证；第二是保持电台秩序的稳定，内紧外松，不要让别人看出异常来；第三是保证所有进驻人员的安全；第四是对警备部队进行教育。”

粉碎“四人帮”时的中央电台（2）
“文革”前，中央电台的新闻节目实行直播。“文革”开始以后，为“增强阶级斗争观念，防止敌人破坏，保证安全播出”，陈伯达一声令下，统统把直播改为录音播出。从此，中央台的直播室已经“铁将军”把门多年了。记得有一次为赶播一份外交声明，因为录音播出而延误了播出时间，周恩来总理曾经批评“为什么不可以直播呢”，但终究没有直播过。时间久了，人们对直播和直播室的观念就淡忘了，一些年青人还不知道直播为何事。但是，这天晚上却格外不同，不仅增派持枪战士守卫，不一会儿，中联部副部长冯铉、张香山急急忙忙来到直播室，坐在直播室门旁的沙发上寸步不离。然后把我叫去吩咐，赶快把直播室的钥匙找来，交给他们。他们在直播室门前坐等。直播室的钥匙由专人保管。当时，两把钥匙分放两处，因为长期不用，不知道在谁的手里，我前后追找了半个小时才找齐上交。他们接过钥匙，才长长地舒了一口气。
　　看到这种情景，我确信发生了大事，而且不是一般的大事。电台是党和国家的要害的舆论机关。历史经验告诉我们，许多国家在政局发生重大变化的关键时刻，都要设法严格控制或争夺电台，这种事屡见不鲜，自然共产党人不会不懂。曾经有人提出过疑问，这是不是发生了“政变”而控制电台？当然不是。我们的国家电台——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始终掌握在党中央的手里，只是宣传舆论的领导权一时被“四人帮”所把持，现在是要从他们的手中夺回来。正如耿飚所说，中央不是对电台和电台的工作人员不信任，而是因为过去是姚文元抓意识形态、抓舆论，中央担心在这个决定中国前途和命运的历史时刻，一旦“四人帮”有所觉察，哪一个漏掉了，走漏了消息，“四人帮”的余党或者亲信把持了电台，就会出大乱子，其后果不堪设想。耿飚后来回忆说：“新闻舆论长期受‘四人帮’严密控制，他们经营了十来年，会不会跳出几个亡命徒来？我个人的安危生死事小，万一电台、电视台出了事，其传播速度和范围比报纸要快、要远，就将迅速波及到全国，影响到国外，从而打乱党中央的战略部署。”所以，在采取抓“四人帮”的行动时，要把电台、电视台控制住，避免发生意想不到的情况。
　　当时的接管是顺利的，但气氛异常紧张。耿飚回忆说，当晚他和邓岗没有回家，他和邱巍高一直轮流睡在办公室的一张行军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