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彬的，光看长相，猜不出他是农家子弟。
　　“你也会在外面成家吗？”话说出口，我又有些后悔。
　　他笑了笑，没有回答。
　　最近，我在伦敦远郊家里的电视出了故障，我便打电话让人来修。
　　预约上门维修的时间到了，两位操着蹩脚英语的技工敲开了我家的门。维修工作结束后，我们随便聊了起来。两位技工来自波兰，年龄大的大概30来岁，已经在英国工作了四年，年龄小的只有20岁出头，刚来英国一个月，是赶着波兰加入欧盟后兴起的新一波出国打工潮来到伦敦的。
　　“你们在波兰时就认识吗？”我好奇地问。
　　“他差点儿成了我的brother…in…law（中文“妹夫”之意），”年龄大的那一位笑着说，然后朝年轻的那位做了个鬼脸，“但他不喜欢我，所以我们没有成为亲戚。”
　　我告诉他们，我刚去了一趟波兰首都华沙，玩得很高兴。
　　“是吗？我还没有去过华沙呢。”年长的那一位一边拆卸电视顶端的数码调台盒，一边心不在焉地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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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二章　我们都来自农村（2）
“那你们二位来自哪个城市？”我有些诧异。
　　“我们都来自农村，一个村的。”那个小伙子用波兰口音很重的英语说。
　　波兰加入欧盟之后，来英国打工的波兰人越来越多，街头上、火车里、商店中、吧台前，你随处都能听到波兰式英语，这些波兰打工者不仅有“波兰乡下人”，也有许多受过很好教育的“波兰城里人”。全球化模糊了移民输出国的城乡界限，穷国整体成为世界的“农村”，富国则成为我们这个因全球化而急剧缩小的星球上的“城市”。
　　我又想起了我最近的德国、波兰之旅。在柏林至华沙的夜行火车上，我遇到一位英语颇为流利的华沙青年，他在德国大学取得了博士学位，但选择留在德国工作，只是每个星期五晚上，他会乘坐这趟夜行的列车，回家与父母共度周末。
　　“如果我在华沙工作，我父母在柏林，我就花不起这个钱，每周与父母团聚。”我们在卧铺车厢的走廊里聊天时，他对我这么说，他戴的近视眼镜的镜片，反射着火车所途径的一座德国城市闪烁的灯火。
　　他告诉我，波兰加入欧盟后，大批青年跑到西欧国家打工，波兰劳工短缺，许多波兰公司甚至不得不去印度等南亚国家招工。他还说，历史上，波兰一直是移民输出国，著名的波兰人大多流亡海外，如音乐家肖邦、化学家居里夫人、电影导演波兰斯基等等。说这些话时，他的口气中带着一丝无奈。
　　我也向他讲述了今年五月份我的中国之行。听到我采访过的形形色色农民工的遭遇，他很感兴趣，提了许多问题，我还很费劲儿地用英语给他解释“农民工”这个中文词儿的确切含义。
　　“我也是一个国际农民工。”他突然来了这么一句。
　　其实，在地球上穿梭的这支日益膨胀的“国际农民工”大军中，也有不少中国人的身影。他们也许是广东、福建的农民，也许是东三省的下岗工人，也许是学成之后留在欧美日等发达国家工作的北京、上海的前留学生。从这个意义上讲，我也是“国际农民工”大军中的一员。
　　然而，由于国界的存在，寻找更好生活的中国人，还是更多地被限制在中国境内流动。尽管如此，全球化的影响在中国依然无处不在。因缘际会，中国赶上了全球产业转移的千载难逢的机遇，顺势成为“世界加工厂”；里应外合，原来就在寻找更好生路的中国农民，冲破种种制度的阻碍，进厂打工，进城谋生，天、地、人三大元素，共同在中国创造了人类有史以来规模最大的工业化和城市化浪潮。
　　如果有人问，中国自1840年以来最重大的变迁是什么，过去我也许会选择辛亥革命或共产主义革命等政治变迁，但如今我会选择发生在二十世纪末和二十一世纪初的中国城市化进程，虽然这一进程未曾经历改朝换代，也未曾闪现刀光剑影，但其意义却极为深远，因为只有生活方式和文明形态的变化，才是最为深刻、最为实质的变化。
　　我这次中国之行所采访的许多学者，也高度地评价了中国城市化进程的深远意义──
　　曾经主编过六卷本研究专著《中国移民史》的上海学者葛剑雄告诉我：“我曾经写过一篇文章，这样写道：没有移民，就没有中国的现代化。也就是说，中国的现代化过程，很大程度上是人口和资源的重新配置，必然是一个城市化的过程。”
　　“我觉得，城市化进程是全世界每个国家都要经过的。”北京学者茅于轼则这样开始回答我的提问，“农业的产出很低，所以要致富，必须靠非农业。中国的特点是，这个过程进行得非常快，因为中国的经济增长非常快，中国的农民比例也非常高，在这个过程中就出现了大规模的人口流动。”
　　

第十二章　我们都来自农村（3）
“人类历史上，没有一个国家的城市人口能够在不到30年的时间里净增4亿人。”中国科学院…清华大学国情研究中心主任胡鞍钢引用了一串统计数字，向我说明中国城市化进程的史无前例程度，“由于中国人口基数大，所以中国的城市化不仅对中国产生影响，而且也会对世界产生重大影响。”
　　“我个人认为，中国农民工流到城市来，他们对中国经济和社会的作用，怎么评估都不为过，”上海复旦大学人口研究所所长彭希哲对我说。彭教授还认为，中国的城市化进程“也是一场文化、知识的启蒙运动，因为一亿多农民在城市里工作、生活，他们接受了城市的生活方式、生活理念和创业理念……在整个过程中，政府没有花钱，却完成了对一亿多农民的再教育，这对中国未来经济发展的作用是不可估量的。”
　　深圳当代社会观察研究所所长刘开明则认为，中国的城市化进程得益于全球化。“有人说，我们中国的钱都给人家外国公司赚走了。但我们自己赚了多少钱？我们之前一无所有，我们参与进来了，我们就得到了这个好处。最重要的是，我们那么多人得到了就业机会。就因为那么多人有就业机会，所以那么多的行业才能发展起来，我们整个中国的供应链才能成长起来，所有的行业才能成长起来。深圳、东莞就是最典型的例子，深圳、东莞这么有钱，就说明中国已经成为全球化的最大受益者。”
　　不管是好还是坏，无论是福还是祸，反正迄今为止，工业化、城市化和全球化已经把地球一半以上的人口变成了“城市动物”，也使中国出现了人类历史上规模最大的人口迁徙潮。据胡鞍钢的预测，到2030年，中国的城市化率将达到，那时中国的“城市动物”将在9亿到10亿之间。
　　中国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农村部研究员崔传义在给FT中文网撰文时，则呼吁中国各级政府顺应这一城市化浪潮，加快改革二元户籍制度的步伐，让稳定就业的农民工融入城市，实现永久性迁移。
　　然而，不要忘记，相比起数千年的农业文明，人类开始从“乡村动物”进化为“城市动物”，大概只有短短200多年的历史。1800年，我们这个星球上仅有3％的人口住在城市里。中国城市化的历史更短。1900年，中国的“城里人”还不到全国人口的10％，一直到改革开放启动前的1977年，80％以上的中国人仍然还是地地道道的“乡下人”。
　　从某种意义上来说，不管我们现在住在这个星球的什么角落，我们自己，或者我们不远的祖先，都来自农村。
　　父亲生性鲜言寡语，很少跟我谈心。这次我去中国，在采写“城市化系列报道”的间隙，回了一趟家，探望已年过八旬的父亲。
　　有一天，不知始于何处，父亲与我谈起了他的少年。我一直以为父亲是农民出身，19岁从戎之前一直在家务农。但那天他告诉我说，他虽然生长在农村，但几乎没干过一天农活，家贫供不起他念书，务农又无法贴补家用，于是，他小学没毕业就去县城一间杂货铺当小工，一直干到从军。
　　一时兴起，他还讲了我只见过几面的爷爷的人生。爷爷是地地道道的农民，但他年轻时赶上了胶东老家“闯关东”风气正盛之时，死守穷乡的人是要被人嘲笑的，于是，爷爷也加入了清末民初的那波“民工潮”，去东北讨生活，一路打工过去，最远甚至“闯”到了海参崴。
　　我是第一次听到父辈、祖父辈这么久远的故事，我也是第一次彻底搞清了我的来源：虽然我本人出生在北京，求学在上海，后来又在加拿大第一大城市多伦多和英国首都伦敦生活过，可谓地地道道的“城市动物”，但追本溯源，我也来自农村，我也有农民的基因，只不过，我血液中的“城市化冲动”，至少可以追溯到我爷爷那一辈儿。
　　

第十二章　我们都来自农村（4）
也就是此时，我忽然搞懂了严仁杰为什么对“你也会在外面成家吗？”这个问题笑而不答。
　　我猜，他内心里的潜台词大概是──
　　“我本人是不会再回那座江心岛成家定居了，因为那座小岛即使不被洪水淹没，也会被年轻一代遗弃，但我永远会在梦中重返故乡，因为我知道我究竟来自何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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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记
回中国之前，我还记得，那天和FT中文网主编张力奋讨论采写《中国城市化进程》的题目时，力奋很兴奋：“中国的城市化进程和民工潮，大概是人类有史以来规模最大的人口迁徙潮，无论对中国，还是对世界，意义和影响都难以估量，我们的读者会感兴趣的。”我却有些为难：这么大的题目，我能驾驭得了吗？我离开中国已经十五年，短短一个月的实地采访，我就能理顺这场持续了近三十年的巨大社会变迁的前因后果和走势脉络吗？我一直在城市生活，是一个典型的“城市动物”，随便找几个农民工，我就能理解中国进城农民的喜怒哀乐、欲望追求吗？力奋似乎看出了我的犹豫。“不要勉强，”他对我说，“你没有激情、没有自信的题目，我不会强迫你写的。你完全可以换一个你更有把握的题目。”“让我想几天，再给你回话吧。”我说。几天以后，我找到力奋：“让我试试吧。”我没有另选一个“更有把握的题目”，是因为我觉得，我还是难以抗拒这个题目对我的诱惑。虽然我从小在城市里长大，但我的一生都与中国农村有着某种牵连，与中国农民有着某种瓜葛；离开中国的这些年，我也一直通过阅读中国报刊和网站，关注着中国城市化进程和农民工问题；每次回中国，我都有意无意地接触过许多进城农民，也常与熟人探讨中国城市化进程中的问题。事实上，由于农民工遍布中国城市的每一个角落，由于城市化进程的影响在中国几乎无处不在、无时不有，你想躲开这些人、这些事都很难，即使是偶尔去中国观光的外国游客，都能说出几件有关中国进城农民的趣闻轶事，更何况我这个自信“根”还在中国、并且常回中国采访、探亲的海外华人了。所以，我不能说，中国城市化进程对我没有任何影响、任何冲击。但被动的影响和冲击，也不能保证我能全面把握和充分理解这场巨大社会变迁的全部过程和深刻意义。我该怎么办呢？经过给力奋“回话”前那几天的苦思冥想，我至少理清了我该如何处理这个题材的“战略思路”。首先，我应该大幅度降低由我自己“全面把握”和“充分理解”这场巨大社会变迁的野心或目标。中国最新这一波城市化进程，已经持续了近三十年，中国国内对此描述或解读的文字已有很多，其生动性和深刻性，绝非我这样的海外旁观者所能企及，我最多只能以“远观者”的身份，去中国实地感受一下，面对这场在外人看来如同幕布之后上演的大戏，如果我足够幸运的话，不妨揭其一角，“近瞧”一把，也算是为中国国内读者提供一份“局外人”独特的“观后感”。其次，我应该把“全面把握”和“充分理解”的任务“甩”给“局内人”：尽量利用中国境内专家、学者的深邃洞察力，来解读这场举世罕见的人口迁徙潮的经济、社会和政治含义。如今，在中国法律出版社出版此书之际，感谢法律出版社的同仁和责编韩满春，同时衷心地向曾经接受我们采访、约稿的农民工、企业家、学生、专家、学者和官员表示谢意。
　　英国《金融时报》中文网记者魏城
　　2007年10月1日深夜于伦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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