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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农民工调查-第7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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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村，但已经在广州开出租车多年，入乡随俗嘛。
两天后，我给他手机打电话，提出想去他住的地方看看。他犹豫了一下，最后答应了。
“张生”准点来到酒店接我。他大约30岁出头，中等个头，略微有些胖。路上，我好奇地问他：“你每个月交多少钱的房租？”
“我和我姐姐两家合租一套单元，一室一厅，房租分摊下来，每家各交200来块钱吧。”
“广州竟然还有这么便宜的房子？”我惊呼。
他一边灵活地在拥挤的车流中穿来穿去，一边向我解释说：他住的地方位于不断扩张的广州新市区，原来是农村，当城区扩展到这里后，过去的村民便在自家宅基地上盖起了楼房，摇身一变，成了吃房租的房东，把房子出租给像他这样的来自河南周口农村的“的哥”，这一带也因此成为有名的“河南的哥村”。
“农民把房子租给农民，当然价钱便宜了。”他淡淡地说。
其实，租房交易的双方现在都不是农民了：房客开车进“城”拉客，房东守在“村”里揽租，都与农业无关，但有趣的是，在本文开场引述的那位开的士的上海城里人眼里，甚至也在“张生”口中，他们还是农民，还是和广州“城里”的那些有着“非农业户口”的老居民不一样……
聊着聊着，不知不觉我们已经驶入了“河南的哥村”。此时大约下午六点，正是“的哥”们白班夜班交接班的时间，“村”口或站或蹲聚着许多等车接班的司机。我们驶过了一排排安着铁栏栅门、装潢艳丽的小楼──“张生”告诉我，那是本地房东自住的地方；我们也驶过了一排排凉台晒着衣服、楼道坐着乘凉妇女的简易公寓楼──“张生”告诉我，这是外地房客租住的地方。
我随着“张生”，来到了他的家。客厅里，一位光着膀子的中年人正在满头大汗地吞面条，见到我，抬头瞟我一眼，继续埋头吃饭。“张生”向我介绍说，这是他姐夫，也是出租车司机，正准备吃完晚饭去接班；然后他又用河南家乡话向屋里所有人介绍了我。此时我才发现，我背后的折叠床上还躺着一个看电视的小伙子，从里屋又走出来一位妇女，屁股后面跟着一个六、七岁的怯生生的男孩。
“我姐姐出去了。这是我姐姐的孩子，今年19岁，也开的士，刚交班回家；这是我老婆和儿子。”“张生”一一介绍。就这一转眼的功夫，“张生”的姐夫已经穿上了衬衫，有些拘谨地与我握了握手，没说话，便接班去了；“张生”的外甥也从床上站起，尴尬地搓着手，不知是否应该与我握手；“张生”的老婆则倚靠门框，一只手拉着孩子，没说话，只是看着我，张着嘴笑着。
我也有些尴尬，环顾四周，没话找话地说：“你们租的这套房子面积不大呀。”
“张生”接过来说：“要么说便宜呢。我们住在里屋，我姐姐一家住在客厅。”
这样算下来，这套一室一厅的单元，睡着三个出租车司机、两个妇女和一个儿童。
第九章 农民“的哥”（2）
我记得，回家的路上，“张生”曾说过，他不想让他儿子接他的班，再当出租车司机，这也就是为什么他把孩子从老家接到广州来上学、又不让老婆出外打工的原因：“孩子小，我老婆不上班，在家接送孩子上学，尽管上的是农民工子弟学校，但教育质量还是要比农村老家好，如果这孩子有出息，将来我们就供他上大学。”
我们坐了一会儿，“张生”便建议：我们到他妹妹一家开的餐馆坐坐：“现在正是司机交接班的时间，许多下班的司机都会去餐馆喝酒吃饭。”
“我们家算是老北京吧，家住城里宣武区。我开出租已经二十多年了。北京老一代的出租车司机，基本上都转行了，像我这样现在还在开出租的，已经寥寥无几了。我是没出息，不是没试过别的，也开过餐馆，赚了点儿钱，都被我赌掉了。没办法，餐馆开不下去了，重操旧业吧。什么？哦，如今我不赌啦，轻车熟路，就开着出租，挣点儿吃饭钱吧。八十年代的时候，出租车司机曾经是人人羡慕的职业，许多女大学生都想着方儿、变着法儿，想嫁给我们呢。嗨，时代不同喽，现在的‘的哥’，就一‘现代板儿爷’！你问为什么？嗨，现在出租车公司收的份儿钱太高！像我一天开十二个小时的车，前八个小时都是白给公司干的，后面四个小时才是真正为自己干的。所以说，今天的北京，的哥这一行基本上都被郊区农民包下来了，钱再少，也比他们在农村刨地强啊！要不是上面控制，北京出租车这一行，也像广州一样，被外地农民接管了……”
──北京一出租车司机
其实，进城农民并不都是建筑工地的苦力、流水线上的“螺丝钉”、捡破烂收废品的拾荒者，也有出租车司机、小商小贩、甚至自行创业并把企业做得很大的企业家。他们大概是进城农民中的中、上层，或曰“成功者”。但“成功者”也自有其辛酸、苦衷与烦恼。
就拿出租车司机这一行来说吧。如今，中国许多城市的出租车司机，大多都是进城打工的农民，与那些流水线上的打工仔相比，“的哥”收入相对高一些，开车时又没有老板、工头监管，也许在进城农民中还算是个中层，但这一行也有这一行的辛苦：“份儿钱”过高、工作时间过长，究其实，不过是把城里人不愿意干的活接过来罢了。
去餐馆的路上，“张生”告诉我，他们家中姊妹三人全部都在广州打工，家中就剩父母了。村里其他人家大多也是这样，青壮年都外出打工了，村里只剩下老年人和小孩子。地里农活不多时，就靠家里老人打理打理，农忙时，他们便寄钱回家，雇人或雇机器来做。
这个“城中村”真可谓地地道道的“河南村”，就连街面店铺也冠以“河南杂货店”、“河南小卖铺”、“河南肉店”等名称，给人一种不知身在何处的错乱感。我们来到了“张生”的妹妹和妹夫合开的夫妻饭馆──“河南饭馆”。说是饭馆，其实就是一间平房，四、五套简陋的桌椅，平房的两面墙换上了可以活动关启的铁皮门，毫无遮拦地大开着，由于天气炎热，也由于两面临街，苍蝇懒散地在油腻桌子上摆放的酱油瓶和醋罐之间盘旋着，顾客清一色地都是操河南周口口音的司机，喝着商标剥落的瓶装啤酒，吐着劣质烟草燃出的烟圈……
我和“张生”坐在了几个抽烟喝酒的司机的对面。“张生”没有介绍我，他们则诧异地望了我一眼，没说话，继续吐着烟圈。我知道，是我的模样、神态和穿着惹来了他们异样的目光。我突然有一种强烈的荒诞感，甚至对我此行的目的产生了怀疑：作为一直在城市里长大的读书人，我真的能够了解这些农民“的哥”的所思所想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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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九章 农民“的哥”（3）
一辆桑塔纳缓缓驶近“河南饭馆”，停了下来，车上走下一位头发灰白、身材高大、但略微驼背的男子，坐在了我的旁边。“张生”给我们做了介绍，告诉我他是这里年龄最大的司机，今年已有六十多岁，大家都管他叫老周。听说我是记者，老周表情淡然，并没有与我握手，只是递给了我一支香烟，但浓重的河南家乡话却转换为略有口音的普通话：“第一次来广州？哦，来过多次了。”
我们聊了起来。老周来自农村，但也谈不上是干农活长大的。他当过兵，也是开车，但未能提干，一直是志愿兵，走南闯北，从东北调防到上海，见过大世面。复员后，他找到了周口县城一家运输公司的工作，继续开车。前些年，公司倒闭，他也下岗，索性返回农村老家，靠种地和很少的退休金维生。后来儿子上大学，家里经济拮据，老周又老骥出征，来到广州开车，用他的话说，“给儿子挣一份学费”。
听说我也在中国当过兵，老周的口气亲切了许多：“按军龄算，你还是个新兵蛋子，哈哈。”谈到他在广州开车的遭遇，他话多了起来：“广州人倒是不排外，但广州出租车管理部门不喜欢我们河南人，资格考试越来越刁难人。你说，考试出题，让我们这些刚从河南农村出来的人马上说出广州市区两地最直线的距离，能说出来吗？”
我的荒诞感减弱了许多：我似乎触摸到了这些农民“的哥”的所欲所求和喜怒哀乐。其实，30年前，我在中国当兵时，接触的战友，绝大多数也都是农村兵，我知道他们想什么、要什么，尽管那个年代他们欲望的实现渠道是入党、提干、留城，但也算是一种“城市化”冲动吧。
“来，咱们换一个桌子，与我的老板一起喝点儿酒。”老周捻灭了快烧到手指的烟头。
“我在深圳开的士，开了十多年，现在已经在深圳买了房子。我老家是湖南攸县，农村的。深圳一半以上的的士司机，都是从我们攸县来的。你想知道我是怎么想起干这一行的？我给你讲个故事吧，我自己的亲身经历：我初中毕业后就没干过一天农活，我走南闯北，先是打工，后来做小生意，但干了多年也没赚到什么钱。有一次，在云南边境的一个城市，一个人高马大的顾客欺负我个小，拿了货，不给钱，我火了，噌！我扯开了夹克拉链，露出了身上绑着的短刀和火枪：‘你晓得老子是做什么生意的吗？你晓得老子天天和什么人打交道吗？’那人吓得脸刷白，扔下货，撒腿便跑。但我也有些后怕：万一他叫来警察怎么办？我收拾起货，拦住一辆出租车，对司机随便说了一个地名，便人货一起上了车。车到了，司机一说价，我傻了。这么短的路程，他竟敢收这么多钱！我把当天赚的大部分钱都给了他之后，突然对自己说：我为什么不能开的士？我为什么不能赚这个钱？后来，我来到了深圳，用打工和做小买卖赚来的钱买了辆车，干起了这一行……”
──深圳一出租车司机
我们换了一个桌子，坐到老周的“老板”和另外一位河南司机的对面。所谓“老板”，其实也是同样来自农村的普通“的哥”，只不过因为在广州开车年头久，自己买了车，而老周刚来广州不久，买不起车，只好租他的车，与他轮班开车，因此尊称他为“老板”。
“张生”进了厨房帮忙，他妹夫端上几盘烹调简单但尚可口的炒菜和凉拌菜，他妹妹则提来几瓶啤酒。老周给我面前的塑料酒杯倒满啤酒，也不劝酒，就与“老板”和老乡唠起家常来，普通话又换回河南话。
席间，“老板”得知我是记者，也用“河南普通话”向我诉起苦来：“我们河南人在广东名声不好，作为出租车司机，我们也处处受排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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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九章 农民“的哥”（4）
另一位司机也加入进来：“现在广州出租车行业也在搞本地化，想方设法排挤外地农民司机，尤其是河南司机。但这一行工作太辛苦，工作时间长不算，交了份儿钱后，自己也落不下多少钱，所以广州本地人不愿干，挤走外地人后，广州的出租车行业肯定瘫痪。”
为了安慰他们，我讲述了我在深圳遇到的那位湖南“的哥”的故事，但一直没有插话的老周突然打断了我：“他十多年前起步，在深圳开出租车，但今天的情况早就不能与十多年前相比了，现在不管在广东什么地方，开出租都不那么容易挣钱了，油价、气价一个劲儿地涨，交给公司的份儿钱却仍然那么高，”老周指了指另外两位，“像他们这样还算年轻的周口司机，别说在广州买房子了，就是养家糊口都很难。”
“老板”给我续满了酒，他们三人一起举起塑料杯子：“来，干杯！”
老周把满满的一杯啤酒一饮而尽，抹了抹嘴，猛吸一口烟，然后，像是对我说，又像是自言自语：“我反正是快入土了，供完儿子上大学，老子就不干了，回农村老家去……”
（注：文中出租车司机的姓名均为化名。）
第十章 农民工出身的老板（1）
“我给你照张相吧。”采访结束时，我提议。
“怎么照呢？”一直颇为放松的邱启光顿时拘谨起来。
“你还是坐在董事长办公桌后吧。”
邱启光从命，离开采访时坐的沙发，来到办公桌后的高背黑皮转椅中坐下，两手伏案，端肩挺胸。他背后的墙上挂着镶着玻璃镜框的横幅大字：“诚信为本”，大字下面是同样镶着玻璃镜框的毛泽东画像。
“笑一下。”我准备按下快门。
邱启光不肯笑，依然正襟危坐，一脸虔诚。他没觉得背后“诚信为本”的企业经营之道与毛泽东画像有什么不和谐的地方。
邱启光信奉“以诚待人，以信经商”的哲学
但他不知道，如果他在毛泽东时代完成了从一个农村打工仔到亿万富翁的转化，他是会被送上批斗台的；他也不知道，如果没有毛泽东时代壁垒森严的城乡隔离制度的松动，如果没有毛泽东多次批评的“资本主义自发倾向”所驱动的农民进城经商务工潮，他也不会成为东莞一家资产过亿的企业的老板，而只能是福建山区的一个土中刨食的普通农民。
也难怪，”文化大革命”结束时，邱启光才刚刚四岁；也难怪，在邱启光进城打工和创业的年代，毛泽东画像已失去其意识形态的含义，成为中国百姓发财致富文化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
如今，作为中国国家一级资质企业──亿鑫钢业有限公司的董事长兼总经理，邱启光在东莞市企石镇上可是一位举足轻重的名人：他的企业是企石镇数一数二的“纳税大户”，镇党委书记和镇长经常来他的企业“视察”；镇上新建成的五星级酒店，专门有一间以他的企业命名的餐厅“亿鑫厅”；他从打工仔到亿万富翁的传奇经历，刚刚作为东莞市电视台“创业故事”栏目的开篇之作而隆重播出；听说“外国媒体”专程从英国派遣记者采访“邱总”，企石镇电视站还派出了强大的电视报道团队，打算拍摄“邱总接受外记采访”的全程经过……
我虽然婉言谢退了企石镇电视站的电视报道团队，从而避免了采访者自己被采访的尴尬遭遇，但我仍然对邱启光企业的规模之大、邱启光办公室的富丽堂皇、邱启光副手的侃侃而谈印象深刻。然而，更让我吃惊的是，创造了上述这一切光鲜亮丽成就的人，却是一个朴于外表、拙于言辞、听上去、看起来更像是一位副手的农民模样的邱启光。
不要以为，中国城市化进程只有无奈，只有悲情，农民工中只有流水线上的“螺丝钉”，只有山西黑窑的奴工。在我短短一个月的采访过程中，同样是进城农民，我既遇到了深圳的拾荒者老范，也遇到了东莞的企业家邱启光。如果说农民“的哥”算是进城农民的中层，那农民工出身的老板肯定属于进城农民的上层了，至少是他们中间最为成功地实现了自身城市化的精英。
“人不可貌相”这句话用在邱启光身上非常贴切。虽然他朴于外表、拙于言辞，但他很有志向，很有想法，他不仅做事认真，做人诚恳，而且自有一套结合了农民式朴实和企业家式精明的为人处事哲学。
邱启光1972年出生于福建上杭县一个普通农家，因为家贫，他初一没念完就辍学了。但邱启光说，他从来没有想过要像父母一样，一辈子做农民。
他回忆说：“小的时候，每逢暑假，我父母就带我干农活，我不去，他们说，你这么小就这么懒，好吃懒做，我说，我去做点儿小生意，挣钱更多，赚了钱，可以请人做农活嘛。”
从小就想做生意的邱启光，15岁就离开了农村老家。16岁的时候，他就卖过西瓜，“知道了做生意的技巧”；18岁的时候，他又卖过服装，却“亏得一塌糊涂”。因为没有经验，因为没有本钱，青少年时期的邱启光，更多的是出卖体力，打零工。为了生存，他什么活都干过，但他干得时间最长、后来也是因此起家的工种，却是建筑行业中的泥水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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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章 农民工出身的老板（2）
有趣的是，邱启光与我在深圳采访的拾荒者老范至少有一点相同：他们都曾经干过泥水工。但后来，他们却走了两条截然不同的道路。老范比邱启光更善于言辞、更知多识广，但两人却有一个重大的区别：从言谈来说，老范健谈，但话里话外透着一种宿命论的无奈，邱启光拙于言辞，但语气却非常倔强，从不认命；从经历来看，老范一直被动地任由命运之手推推拉拉，邱启光却从15岁开始就一直试图作自己命运的主人。
但20岁之前，邱启光在福建做买进卖出的零售生意都亏钱，他只能靠在建筑行业中零零星星干点儿泥水工的活来维生。真正使他命运发生转机的那一个“拐点”，还是他来到广东东莞以后；真正使他步入企业家行列的那一块“踏脚石”，还是他无奈时的维生手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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