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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农民工调查-第3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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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在城市或输入地稳定地留下来的是少数。其次，从调查来看，十年前的年轻人有一部分还在继续外出，有一部分不再外出了，不再外出主要因为家庭原因。十年前的中年人，少数仍然在外出，多数顺利地完成了代际更替——自己不再外出，外出的是他们的孩子。
二、新生代农民工
经济发展一方面提高了整个社会的福利，另一方面也提高了人们的欲望。在很多情况下，在发展中国家，成功的经济发展带来的可能不是人们更加满意，而是满意度的下降。
我们可以看到新生代农民工的不同：他们多数都是高中或初中毕业，他们所感受到的生活压力显然低于他们的父母辈，也许正因为这样，他们对打工条件的要求比父母辈高。新生代农民工的打工期望：首先在工资上他们的要求往往要比父母辈高，他们更在意工作环境、工作条件，更在意劳动时间，他们比父母辈更加关注自己的前景。
“民工荒”问题，如果仅仅从数量上来讲，我不觉得它是个真问题。如果真达到数量紧缺，岂不说明中国的工业化、城市化已经解决了吗？但是我想，在民工荒的讨论中应该不仅关注数量视角，而是引进质量视角，可能会帮助我们更好地认识现在的情况。
东莞就业局的黄慧屏局长对投资者说：你们不要把今天拉着拉杆箱来的农民工，看作和当初扛着编织袋来的农民工是同一种人。
三、身份认同
首先是流动中的沉淀。究竟什么算沉淀？有较稳定收入算沉淀？有较稳定单位算沉淀？长年在外算沉淀？举家外迁算沉淀？办理户口迁移算沉淀？在城市购买商品房算沉淀？显然，沉淀的定义不同，数量也不同。但是总的来讲，在调查中我们看到，不管按照哪种定义，在城市里沉淀下来的人还是比较少的。
其次是身份认同。我们问外出农民工一个问题：“你认为自己是城里人还是农村人？你的家人、朋友怎么认为？”在调查中我们发现，被访者普遍认同自己是农民，几乎无一例外。不管是低级打工还是高级打工，包括公司白领、小老板，甚至包括已经在城里购买住房的人，异口同声都说自己是“农民”。他们提出的理由是：我们没有基本的保证，不管我干了多久，只要不再和我签合同，我就什么都不是了；城里人失业、下岗就有人来管，我们失业也不算下岗，我们失业是没有人管的。调查员追问：城里人也会失业啊……，他们回答：城里人有房子住，可以慢慢找工作，我们在外面吃住都要花钱，压力大，十天半个月找不到工作，就慌了，只好回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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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流动中的中国农民（2）
四、关于身份认同的讨论
我想这并不是因为农民工的就业能力太低。习惯上总说民工“素质低”，“就业难”。其实就业决定不取决于单一指标。可能在就业决定中适应性才是第一位的。单纯从微观讲，似乎是线性的，教育投资越高人力资本越高，受到的训练越多就业可能越好。但从宏观讲，就业受制于需求结构，你的学历再高，如果没有需求，你的就业也是困难的。实际上，从数据来看，农民工的就业率是高于城里人的，农民工的就业能力并不低。问题在于是农民工的脆弱性，承受风险的能力太低。从住房来讲，如果有住房，如果能降低农民工在城市住房的费用，则可以降低生活的流动成本，增加安全感，使他们能够承受更长的工作寻找时间，从而提高他们抵御风险的能力。从福利制度来讲，如果城市政府不仅承担城市下岗失业职工的就业责任，而且承担已经在城市做出贡献的农民工、外来工的就业责任，提供基本的社会保障，提供低保，也能够提高农民工抵御风险的能力。
要解决这些事情，首先是要取消制度性的排斥，以身份为识别的隔绝制度或政策都是应该纠正的。其次，应该降低城市化的成本，包括降低就业成本、降低居住成本。降低就业成本包括真正实行就业优先的发展战略，包括实行有利于就业的企业政策，包括不要用不切实际的、超前的所谓“高科技”过早地带来资本密集技术对劳动密集技术的替代。降低居住成本，应该允许多元化的住宅建设和住宅经营，应当在保证满足基本需求的条件下降低公共设施的成本，在不降低服务质量的条件下降低公共服务的成本。
五、关注长期家庭分离带来的问题
与农村劳动力长期候鸟式的流动相联系的，是多数流动家庭成员间的长期分离。
长期分离带来的夫妻关系问题。首先是家庭稳定性：根据我们的调查，十年前几乎听不到外出引起的婚变，而五年后、十年后的调查，我们听到越来越多的农村离婚案例。绝大多数情况下，提出离婚的是外出者，而与外出者的性别无关。其次，长期分居带来的性烦恼，以及由此而生的健康威胁、性骚扰和性犯罪问题，应当引起学者和政府的更多关注。
“留守”子女教育问题。许多在外务工经商的父母都像我们谈到留在家中子女的教育问题。可能是文化较高的一方外出（显然文化较高对在外务工经商时更有利的）、文化较低的一方留在家中，可能是父母均外出而把子女留给爷爷奶奶带（隔代教育），都对子女教育有不利影响。“爷爷奶奶只能保证孩子饿不着、冻不着”，其他很难管，甚至孩子天天上网吧打游戏家里都不知道。除了文化教育外，父母子女的情感交流也可能因长期分离产生问题。父母的可能选择是：或者父母其中一人回家，或者把孩子带出来上学。当然，后者面临更多的花费。
农村劳动力外出带来的农村养老问题。传统上中国农村是家庭养老、家族养老。如果子女都出去打工，老人在身体健康的时候还能下地干活，但是在老了以后他的养老问题就会突显。子女有钱寄回来，生活花费没有问题，但身边没人照顾，缺少情感慰籍。尤其是举家外迁对农村养老模式的挑战，家庭、家族养老方式能否延续下去？或者需要建立更大规模的农村社会养老制度？
六、稳定的制度安排与行为预期
农民工在城里看不到自己的前景，没有稳定的预期，缺少安全感。在欧盟的一些国家，对境外的打工者会有明确的规定：只要有人雇用你就会享受一些起码的保障；如果在两年内有稳定工作、交税、守法、没有任何不良记录，你可以进入某一个更高一些的保障水平；这样经过七年（或若干年）的努力，你可以享受几乎所有公民待遇，如果你愿意甚至可以申请加入该国国籍。而在我们城市的制度安排中，并没有为进城农民工描绘出任何稳定的前景。何况，我们的城乡之间、地域之间，还不是国与国之间的关系。
第三章流动中的中国农民（3）
在社会生活中，制度安排显然会影响人们的行为。在城市化进程中，不应忽视给人稳定预期的制度安排所具有的行为导向作用。
没有稳定的预期，农民工要付出更高的成本。他不知道能不能在城里待下去、待多久，所以他要做出两套生活安排，把不多的钱用在两处，要维持两处住房、两套生活用品，还要做好准备随时应付两种生计手段，想得多的人还要考虑参加两套社会保障系统。更不利的是，前景的不稳定使他有很大的投资顾虑，他在物质投资上缩手缩脚，在人力投资上游移不决，因为他不知道投资是否有足够时间收回。不仅是本人在技能培训上的投入，甚至在子女教育上，他也一直拿不准主意，应该让他们上使用全国统编教材的打工子弟小学、还是上使用特有教材的城市正规学校？在社会交往和社会网络方面，他也不得不同时顾及两套生活前景的需要，不能把主要精力放在城市经济生活和社会生活的适应上。长期分离的生活，已经给一些家庭在夫妻关系、子女教育、老人赡养方面带来问题。
没有稳定的预期，社会也将付出更高的成本。在城市化的历史进程中，原本可以帮助进城打工者逐渐立足城市的工资收入，相当部分被寄回带回老家，而老家的新房在城市化进程中可能面临贬值；短期行为、人力资本投资愿望的压低，不利于提高经济的竞争力和全民整体素质；城乡两套行为规范在城市中的并行增加了城市运行成本，从维持交通秩序到地下黑经济的打击难度；等等。
城市不把农民工当作自己人，就不要幻想农民工能把城市当作自己的城市。缺少稳定预期的制度安排，就很难指望农民工能有建设性的长期行为。
（本文特约作者：白南生，中国人民大学农业与农村发展学院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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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故乡可望不可归（1）
我已经记不清那条街道的名字了。
这条不长的小街，坐落于中国深圳市福田区一座“城中村”附近。那是一个炎热的初夏正午，七、八个为沿街五金店打零工的农民工，把几个摆放在人行道上、尚未刷上油漆的货架当作叠架床，分层躺在其中午休；五金店对面的建筑工地也暂时停工，许多农民模样的建筑工人横七竖八地躺在临时工棚里午睡。整个小街上，似乎只有一个人睁着眼：他是深圳市无数拾荒者之一，在靠近建筑工地的人行道上，他坐在自带的小马扎上，正在翻阅收破烂收来的一本旧杂志。
“你收旧报纸吗？”我走上去，与他搭讪。
“收。旧报纸、旧杂志、旧书，什么都收。”他显然把我当成了一位普通的主顾，“旧家具、旧电器也成。”
他递给我另外一个马扎，“坐吧。这是我老婆用的，但她现在到对面五金店收废品去了，一时回不来。”
既然他把我当成卖主，我也没必要说破我的真实身份。我假装真的对抛售旧货感兴趣，详细询问了各类废品的售价。
渐渐地，我们熟了起来，开始聊起与售价无关的家常来。
他告诉我，他叫范青（化名──作者注），四十多岁，来自安徽阜阳农村。老范说，深圳有很多来自安徽阜阳的拾荒者。他还说，他们拾荒行业内有句“行话”：“刨不如捡，捡不如运，运不如换，换不如收。”老范就是一位“最高层次”的拾荒者：他专收废品，他与妻子轮流分工，“我上门收购时，我老婆就坐在这里，等人问价；我老婆上门时，我就在这里坐等。”当然，他们夫妻会经常变换“上门”和“坐等”的地点。
老范没上过几年学，但一直喜欢看书，即使从事拾荒，也经常翻阅收购来的旧报刊，所以也算知多识广。他离开农村老家、出外打工，已有十多年历史，最初，他就像附近工棚中午休的那些农民工，在不同城市的建筑工地之间奔忙：他曾为浙江温州私营企业家兴建的厂房和私宅搭过砖，也曾为海南房产泡沫中上马的“烂尾楼”砌过瓦；他也尝试过像温州人那样，做做小本生意，但“亏得一塌糊涂”，以至于使他得出一个结论：“做生意，不是我们安徽人干得了的。”当我以史上的“徽商”为例质疑他的结论时，老范尴尬地改口说：“做生意，不是我们阜阳人干得了的。”
最后，随着年龄的增大，老范感到自己“既不能靠智力吃饭，也不能再靠体力吃饭”，只好来到了这个“相对不那么歧视安徽人”的深圳市，与妻子一起，靠收购废品维生。
“这么说，你们已经把深圳当作你们的第二个家了？”我忍不住问他。
“哪里，哪里，深圳就是个旅店。我们只有一个家，那就是阜阳农村老家。”老范笑了，但笑容中带着一丝苦涩，“我们没有深圳户口。就是有户口，我们也不属于这里。我们不过是一对儿收破烂的老夫老妻，城里人看不起我们，我们也瞧不上他们。”
据老范说，自从改行干起收购废品这一行当，他们夫妻俩就像一对儿“候鸟”，每隔一段时间就回一趟安徽农村老家：“我们家里还承包着土地，播种和收割时，我们就赶回老家。种子播下后，我们就进城打工，也没有托给亲戚邻居照管，因为村里大部分人都出外打工去了，剩下的都是老人和小孩，管不了。我们现在是完全靠天吃饭：如果风调雨顺，我们就赶回去收割庄稼，如果逢旱遇涝，颗粒不收，我们也不怕，反正我们也不指望种田糊口。”
“如果你们不出来，完全靠在老家种田，能活下去吗？”我问。
“也能活下去。”老范停顿了一下，“说心里话，我们并不想出来打工，辛苦不说，还受人歧视。如今上面取消了农业税，种田的收入其实也不太差。但我们全村，不老不少的人，全出来了，如果你还守着家种田，是要被人笑话的。”
第四章 故乡可望不可归（2）
一阵哨声传来，工棚中午休的建筑工们渐次起身，揉揉眼，重新开工了，而对面五金店雇佣的木工们，则早已离开临时叠架床，重新操起锯、刨干活了。
我突然觉得，老范刚才说的那番话，似乎道出了他们夫妇自己、那些建筑工和那些木工背井离乡来到这个遥远、陌生、不甚友好的城市打工的深层原因。
看来，推动着中国城市化的无形之手不止一只。除了农村人多地少、收入微薄这只推力之手和城市收入更高、机会更多这只拉力之手之外，似乎还有一只颇具中国特色的“脸面文化”之手：本村的邻居、朋友、亲属们都进城打工去了，只有你还守在家里，只有你还在土里刨食，那你在别人眼里，就太没本事了、太没出息了、太没脸面了。时至今日，人不仅要为自己而活着，同时也要为他人的看法而活着。
其实，中国农民踏出离土又离乡的第一步，并非城里人所想象的那么轻松、那么容易。根据上海复旦大学历史地理研究所教授葛剑雄的说法，历史上，中国农民除非迫不得已，否则是不愿意离开故土的。
“农业文明造就了中国人安土重迁的习惯，对中国农民来说，只要土地能够满足他的要求，他就不会迁移的。但是，在非常态情况下，特别是碰到天灾人祸的情况下，中国农民也会被迫迁徙。”曾经主编过《中国移民史》的葛教授在位于上海近郊的家里接待了我。他还分析了通常满足于“老婆孩子热炕头”的中国农民被迫移民的另外一种压力：“另外，即使在常态的情况下，也有一个情况：在人口稠密的地区，由于人口增加，土地满足不了人的要求，在这种情况下，也有人口迁移现象。”
但研究当代中国农民工现象的学者发现，如今输出农民工最多的几个省份，其实多数位于中国中部，而非最贫穷的西部。因为相对于沿海地区，中部地区仍属落后，所以沿海大城市有吸引力；相对于西部地区，中部地区还不算太穷、太偏僻，所以有进城找工作所需的足够信息、足够关系和足够路费。
这个现象有点儿像偷渡海外的中国非法移民现象：偷渡客最多的省份不是中国最贫穷的省份，而是相对富裕的广东省和福建省。
“中国的流动人口有一个很重要的特点：富裕地区出来的，是经商的，中等地区出来的，是打工的，落后地区的人则不流动出来，因为落后地区的人可能连路费都没有。”中国著名民意调查公司──零点调查公司的董事长袁岳对我说，“有些农民工出来，什么技能也没有，什么关系也没有，身上只带了500块钱，这也许是他一辈子的本钱，如果他能在城市里找到工作，这500块钱可能很快就赚回来了，但如果找不到工作，路费也用光了，那他一辈子的本钱也就这样耗光了。这也是中国流动人口的一个特点：有的贫困地区，如果贫困到了连路费都没有的话，他就不出来了。例如，西南、西北贫困地区出来打工的人就很少，如贵州、广西，打工的人就少，山西的情况是：有煤的地方很富，没煤的地方就很穷，所以山西出来打工的农民就不多。”
零点调查公司曾经从事过多次有关农民工的大型调查。在位于北京朝阳区佳程广场的公司总部中，袁岳这样向我介绍他们调查中的一个发现：“从全国来看，出外打工者最多的省份是四川、安徽、江西、湖北、湖南，不仅与这些省份的经济状况有关，而且也与这些省份居民的流动爱好有关。”
拾荒者老范来自安徽。安徽阜阳籍的拾荒者不仅遍布珠江三角洲，也散落在中国许多大中城市之中。袁岳和他的同事们也发现了农民工的来源地与他们所从事的职业之间的有趣联系：“北京的木材生意，基本上是福建人做，鲜花生意，主要是湖南人做，小商品生意，基本上是浙江人做，小商品中的眼镜、童装，基本上是浙江瑞安人的，普通服装，基本是浙江乐清、永嘉人的，低压电器，是浙江乐清人的。山东人出来，主要是做蔬菜贩运的，北京市场上的蔬菜，85％来自山东，而山东寿光县一个县的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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