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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现一代京剧大师:我的祖父马连良(选载)-第9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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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连良与杨宝忠合作初期，一直相敬如宾，互捧、互让。时间一长，矛盾逐渐暴露出来。矛盾之一，马连良最恨看不起唱戏的人，他本人自尊心很强，同时要求扶风社的成员做人要有尊严，走到哪里都要被人看得起，别给咱们戏班丢人。杨宝忠有时在小节上不太注意，住旅馆时常常让茶房送盆洗脸水，或者叫碗吃食，说一句“待会儿给你单独拉一段儿”，小费就不提了。马连良看着就别扭，与杨大爷说过几次，见杨不在意，也就不再提了，心里可不舒服。矛盾之二，马连良主张在演出时，全体成员要有“一棵菜”的精神，不能为了要“好”而搅戏。杨宝忠台下有人缘，喜欢在全体乐队坐定之后，在后台先“闷”会儿，等戏开场之后，起唱之前再单上。这样台下就会出现一阵碰头好，他听着受用。在演奏之时，杨往往情绪所致，不顾剧情地常常拉上一些出彩的花过门，游离于戏外。马连良则认为这种即兴发挥、突出个人的做法完全是在破坏剧情，为了要好而不顾舞台气氛，直接搅戏不能容忍。要求杨宝忠与乐队在开幕前一起上场，杨心中不悦。马连良为了净化舞台，给观众以统一、和谐之感，为乐队全体成员订做了统一的中式制服，挽着雪白的袖口，让人看着整齐干净，而杨宝忠喜欢穿西装演出。马连良特意请杨宝忠吃饭，劝他接受统一着装。新新大戏院落成之后，乐队位置被移到碧纱罩内，杨宝忠认为这是针对他的，一直不痛快。矛盾之三，杨宝忠自视很高，要求涨钱。经励科李华亭不同意，认为他拿了全行最高的戏份，已增至每场十六元之多，无法再加。如果再加，则“牵一发而动全身”，必然影响到整体的收支平衡。马连良应国乐唱片公司之约，灌制《春秋笔》、《串龙珠》二片，代价为五千元。杨得知后，在灌片订立合约时，杨即要求“加份”至相当数目。按名伶灌片向有定例，杨之所得应为平日所挣戏份的四倍，杨则不顾。并说，现在约我的人多了，奚啸伯也约我，宝森也要挑班了，都约我。如不加份，当如何如何云云。戏班的同仁都认为杨有些“撇邪”，显得有点轻狂浮躁。马连良为了使自己班社的阵容长期稳定，在京梨园界首开老板与演员签订长期合同之先河。多为期一年，到期可续可停，但合约期间必须信守诺言。杨宝忠此举颇有用离班相要挟之意，无视合同内容，更谈不上尊重合约的精神。如果人人都如此，则“社”将不“社”，扶风社也就成了一盘散沙，对此马连良坚决不容。另外，马之爱徒李慕良近来琴艺突飞猛进，行内有“李小将”之称，不亚于杨宝忠。自他来京后，时常为师父调嗓，对马派艺术也十分熟悉，马连良自然是心中有数，“家中有粮心不慌”。后来杨宝忠干脆“拿糖”不来了，马与杨之间就有些“僵”了。马连良想起了师父的话，“天下没有不散的筵席”，随他去吧。一天《清风亭》都要开戏了，杨还未到，为了不影响演出的正常进行，只好让李慕良替代了杨宝忠的位置。从此马、杨分道，各走各路了。杨宝忠一度对此耿耿于怀，常常半开玩笑地对人说：“我炖好的一锅肉归他（李慕良）了！”
第四章 惨淡经营（5）
后来，杨宝忠去辅佐其三弟杨宝森演出，有一半观众是冲他的琴艺去看戏的，有人记述当时的场面：“杨宝忠单独出场、亮相，好声不绝。只见他一手举琴，一手掀着川绸大褂的后大襟，一边从下场门上来，一边向观众鞠躬致意，在全场‘噢、噢’地喝彩声中，以极边式的身段跨过场面围子，落座、定弦，手上钻戒在灯光的照射下光芒四射，台下好声又起，杨对台下再次点头致意。”这也是一段梨园轶事。
常言道“树大招风”，像马连良这样的艺人在社会上的名气很大，但地位却很低，常遭奸佞之人的算计。在日伪时期，当权的汉奸、特务们对他们的主子奴颜婢膝，对平民百姓则狐假虎威，仗势欺人，梨园界人士一向是他们欺诈的主要对象。艺人无权无势，手里又有些血汗钱，家境比普遍人家宽裕，不敲诈他们敲诈谁呀？
有个汉奸叫姬亚鹏，以前是特务队队长，“荣升”内二区区长后大排筵宴。贺喜者都备一份重礼向他献媚，他也借此横征暴敛，发了一笔邪财。惟独马连良没有前来拜见、祝贺，少了一次发财的机会，姬亚鹏顿起敲诈勒索之心。于是命令特务科科长带着警察闯入马宅进行搜查，搜查只是借口，实际上漫无目标，目的是找寻敲诈的把柄。实在找不到任何“犯忌”的证据，就把马连良从外地买回来给孩子们做皮鞋用的一捆皮子抱走了，并把马连良的三子马崇礼一起带到了特务科，罪名是“家中窝藏军用战略物资”。籍此终于“得手”，之后才把人放回来。把这些皮子称为“军用战略物资”，真是欲加之罪，何患无辞。由于马连良子女较多，为给孩子做皮鞋省钱，他就在去山东演出途中，买些皮革回来。不料钱未省下，却赔上了“赎金”。后来马连良在清华园洗澡时还碰见过这帮特务，一个个歪带着帽子，明明穿的西装吊带裤，却还系着皮带，就为了挎枪。洗澡钱都不给，还得意洋洋地在马连良面前摇头晃脑，猖狂之极。口中念着《法门寺》里贾桂敲诈成功后的台词，“不怕你不出血，我叫你花，你就得花！”
马连良爱吃西餐，常去回族朋友安先生开的“福生”西餐厅用餐。时间一长，认识了聪明、伶俐的青年侍者马治中。见其言谈举止彬彬有礼，又能说会道，是个可塑之材，就把他带了出来，在扶风社中管事，培养他做经励科。一次在天津演出期间，马治中在圣安娜舞厅跳舞时，见一女子生得貌美，花枝招展，不由得多看了几眼。不料此人是伪警察局局长徐树强的相好，当下就有人将马治中拖到了警察局一顿暴打，灌屎灌尿，还剃了个阴阳头，把个英俊、潇洒的马治中折腾得死去活来。最后问他有没有可托的门路，若没有就是打死了也没人知道。马治中让他们到中国大戏院找马老板，警察一听机会来了，便问：“你是回回？你是他弟弟？”马治中随机应变地点头，警察局立刻派人到马连良处送信。马连良见自己的兄弟们都在身边，没有什么弟弟出事，心中纳闷，最后才明白是马治中。为了营救他，多方托人说情都没有用。人人都说徐树强是个魔头，谁的账也不买，实际上徐是在等着好“买卖”。最后马连良只得送厚礼给津门霸主袁文会，只有他才镇得住徐树强。马治中终于生还。
第四章 惨淡经营（6）
自从1937年位于西珠市口的“第一舞台”被大火焚毁后，“新新大戏院”成了北京，乃至全国真正意义上的第一流的舞台。马派名剧《春秋笔》、程派名剧《费宫人》以及孟小冬拜余叔岩后的第一出戏《洪羊洞》等剧目，皆首演于此。它见证了20世纪三四十年代京剧艺术所取得的成就，让生活在日寇铁蹄下的北京人，有了一个能够暂且逃避现实生活苦闷，聊以慰藉烦躁心灵的场所。北京的观众把去“新新”看戏，视为心灵上的享受，精神上的解脱。
“七七事变”后，虽然日寇占领了北平，但日本人明白，尽管他们占领了中国人的土地，却不能征服中国人的心灵。因此，他们要在文化领域内大力宣传“日中亲善”、“大东亚共荣”，对中国人民实行奴化教育，好让他们心甘情愿地效忠日伪当局。最简单、直接的办法就是放映日本电影、伪满电影以及日伪当局摄制的宣传片，于是他们的魔掌伸向了新新大戏院。
日伪当局多次与马连良、萧振川、万子和交涉，希望在高额报酬的诱惑下，三人能够同意出让新新大戏院。马连良对此断然拒绝，认为此议根本没有什么商量的余地，就是搬来一座金山，也不能出让。“新新”的一砖一瓦，一桌一椅都凝聚着马连良等人多年的心血与汗水，根本就不是金钱所能买动的。在被多次拒绝以后，日伪方面使出了他们惯用的强盗手段。他们趁马连良在外地演出期间，把萧、万二人找来“谈判”，用手枪顶着两人的脑袋，逼迫他们签下了“枪下之约”。就这样，一所马连良和京剧界同仁以及广大观众所钟爱的大戏院，被日寇强行霸占去了。从此，成为他们宣传“亲善”与“共荣”的电影院。马连良回京知道此事后，郁郁寡欢欲哭无泪。每次路过“新新”的时候，都不忍对它多看一眼，它仿佛就像自己的一个亲骨肉，被强盗掠去做了奴隶，马连良的心中在流血。解放以后，这座电影院改名为首都电影院，在北京的所有影院中一直占据着“王者”之位，它又见证了新中国电影事业半个多世纪的辉煌。直到2003年随着长安街周围环境的改建，这座“里程碑”式的建筑，终于完成了它近七十年的使命，消失在人们的视线中……
戏班人常说：“唱得好是戏饭，唱不好是气饭。”赶上这种世道，唱得好的人也吃的是气饭。马连良的三子崇礼在学校里经常唱老生，人人都夸他极具马派神韵。马连良五子崇智自幼生性活泼，家中外号“欢蹦乱跳五爷”。深受父亲遗传基因的影响，喜爱唱戏。在读小学一年级后，被马连良送入了“富连成”科班学花脸，排“元”字辈，改名马元智。不久就能唱《除三害》、《荐诸葛》等戏，是科班里重点培养的对象，为此马连良还特意给他做了几身小行头。为了不让孩子再吃气饭，马连良与夫人商议后，对自己几个孩子说，以后你们就一门心思好好读书，别想唱戏的事了，我将来负责供你们上大学，做个文化人，别再吃这碗气饭了。为了让子女起点高，进步快，他把孩子们都送到教会学校“育英”去念书。又把马元智从科班里唤回来，重新送入育英小学。为了加强他们的古文基础，家中请了一位武先生，专门讲古文，从《论语》讲起。后来为了强化孩子们的英文学习，又请了一个洋教堂里的外国神甫主教英文。为了扩大孩子们的视野，增长见识，他从上海买回一部电影放映机和许多卓别林的电影，与子女们一起欣赏，提高他们的艺术鉴赏水准。一门心思地教导子女“好好念书，改换门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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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惨淡经营（7）
孩子们犯了错儿，马连良也从不打骂他们，以说服教育为主。有一次六子崇延从上海回京，带回一包新发明的“安全火柴”，很是新鲜。点燃之后，火焰五光十色，非常好看，像放花一样。于是他就在豆腐巷家中的后院与堂弟马崇年一起“放火”玩。后院除了住着几个工人外，主要用于堆放“扶风社”的行头和道具，各种戏箱放了满满几间房，是马连良多年的心血，每一件服装上都凝结着他的汗水。放行头的库房门前有一个木影壁，周围堆放了一些破旧家具、废毯子，都是易燃之物。两个玩火的小家伙玩得兴起，全然没注意到火苗在风的吹动下越来越大，风助火势，火借风威，直奔行头房而去。火焰在后院的几间房子之间来回转悠，把俩小孩吓坏了，大喊着 “着火了，着火了”，边喊边跑出后院，躲到自己的床下不敢出来。在大家奋力扑救之下，最后只烧毁了木头影壁，行头安然无恙。这个娄子可捅得不小，崇延以为父亲非打他不可。可马连良没有，只是让他从床下出来，要他承认错误，认识到自己错在哪里，告诉他要敢于承担责任，不能逃避。
长子崇仁在初小阶段就喜欢戏，马连良认为自己将来身边也的确需要有个亲人帮手，就因材施教地培养他。首先，根据崇仁的自身条件，包括扮相、嗓音、身高、性格及气质等多方面考虑，认为他继承马派须生的艺术不合适，不能揠苗助长。就请大哥马春樵为其开蒙，按武生、红净的“路子”打基础，每天在茶食胡同的广兴园练功。本想将崇仁送入“富连成”科班，后因结识了时任中华戏曲专科学校校长焦菊隐，就改变了想法。焦比马小五岁，是燕京大学毕业的高材生，属于戏剧界学贯中西的新派人物，解放以后成了我国话剧界的一代宗师。他的办学方法与旧式科班不同，不但男女同校，而且注重文化学习，开设了国文、算术、英语、历史和艺术概论等课程，让学生们在一种崭新的艺术氛围中学习传统戏曲。焦还大胆地废除了科班、戏班里参拜祖师爷的旧传统，为此得罪了戏班里的保守势力。他们见人就说，“中华戏校”出来的甭想搭班，他们只认孙中山，不认祖师爷。马连良却认为焦菊隐的做法合乎时代潮流。他说，我们这代人从科班里出来就没什么文化，不能让我们的下一代再走老路。于是，坚决把崇仁送入了“中华戏校”。
马崇仁十七岁那年，马连良认为应该为儿子请一位好的武戏老师。本想请杨派名家丁永利，后又考虑到丁比较适合给像李万春、高盛麟这样已成名的演员说戏，不适合教戏。马连良于是想到了自己在“富连成”的师兄，著名武生武净演员何连涛。何在科班时就是“科里红”，擅演《艳阳楼》、《金钱豹》、《收关胜》、《铁笼山》等勾脸武生戏。当年戏园子不打广告，一般在门口戳一块水牌子，上写“今日准演吉祥新戏”就完了。若在门口插一枝钢叉，观众就知道今晚是何连涛主演的《金钱豹》，台上火炽、勇猛，是难得的武生演员。在科班时大武戏一般放在大轴的位置，何连涛的演出永远“墩底”。马连良多唱压轴戏，常常和师兄一起在两个戏园子里赶包，哥儿们一直情深义厚、感情甚笃。出科后，何曾拜尚和玉为师，在京搭班演出。为给崇仁教戏，马上派人去请何先生，可找了几次都找不到，何连涛不知去向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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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惨淡经营（8）
由于家境艰难，在城里唱戏难以维持生计，何连涛与妻子董氏一家自组了“董家班”，跑到通县西大街的庆乐茶园去唱戏。董家大姐菊芬唱青衣，二姐菊花唱花旦，为班里台柱。何连涛的外甥董德斌、董德义等给他当“下把”，久占通县。这个茶园实际就是个较大的芦席棚子，前有三尺高土台一座，台上“守旧”是印花土布制成，药厂“长春堂”所赠。上、下场门帘上均写“长春堂”字样，中间是一个八卦图，为“长春堂”避瘟散的广告。收入靠零打钱，与侯宝林所说的相声《三棒鼓》如出一辙。唱《回荆州》时，刘备、孙尚香、赵云三人在台上“编辫子”（京戏中的一种舞蹈程式），跑到一半不跑了，台下开始收钱。尽管生活如此惨淡，可仍难以为继，迫不得已，何连涛只好带着“董家班”去天桥“撂地”。
天桥是老北京民俗文化的发祥地，其中有不少身怀绝技的艺人和令人叹为观止的演出。但也有不少伧俗、低级的节目和坑蒙拐骗的勾当。江湖生意八大门“金、皮、彩、挂、评、团、调、柳”，就是指算命、挑方卖药、戏法、练武卖艺、评书、相声、骗术、大鼓竹板等“买卖”，在这里应有尽有。天桥一带，鱼龙混杂，真伪莫测。前门大街两侧，珠市口大街以北的戏院，均被“京班大戏”的班社久占，谓之“街北”。在“街北”的戏院唱戏，是有“身份”的象征。戏院方面也不请“街南”的班社来演出。评戏、曲艺等主要在“街南”的天桥一带演出，像白玉霜、芙蓉花等名角也只能在珠市口街口两侧的华北、开明唱戏。所以，何连涛落在“街南”根本没人知道。另外，他也不愿意让人知道他落在“街南”了，让同行知道自己的处境，觉得丢人、寒碜。
当马连良知道何连涛的处境后，立刻让弟弟马连贵亲自去请。就是为了师兄弟之间这份情义，也要帮他。老哥儿俩一见面，只见何连涛身量还是那么高大，头上剃了个“月亮门”，面色青黄。虽然显得有点落泊，但风度、气质还是大武生的“法儿”，有点英雄末路的感觉。何连涛面带尴尬，眼眶含泪地说：“师弟，我给咱们科班丢脸了，我不配来你府上教崇仁。”马连良观其面色，知他有口烟瘾，若靠在天桥撂地挣钱，家非抽败了不可。马连良情真意切地对何说：“到哪里您都是我师哥！从今儿起，我把孩子就交您了。崇仁，快给你师大爷磕头。”当下许诺每月四十大洋的“月规”，请何师兄来家教戏。
戏班里比何连涛更倒霉的人和事就更多了。一天，一位抗日义士在皇城根一带杀死了两个日本鬼子，日伪当局立即全城戒严追捕“凶犯”。据说杀人者脸上长了麻子，小鬼子下令凡是有麻子的男人全部逮捕，全城抓“麻子”。戏班的人大多居住在宣武门外棉花地一带，每天下午进宣武门到长安、哈尔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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