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亲历联合国高层-第6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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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从我担任司长之日起，一直为捍卫技合部的正当利益，为争取项目，争取资金，处理好与开发计划署及人口基金等筹资机构的关系尽我的一份力量。与此同时，我还为促进发展中国家间的合作——南南合作，及推动技合部与中国的合作而尽力。
相互宴请是在联合国工作少不了的一种交际手段。联合国发给副秘书长级别的官员每年４０００美元的交际费，包干使用，多不退，少不补，也不要拿收据去报销。以纽约的物价水平，对某些副秘书长来说，这笔交际费远远不足。如当时主持新闻部的日本籍副秘书长明石康，一年到头宾客盈门，宴请不断，每年自己得赔进不少钱。他的家庭是日本有名的富户，他本人又事业心很强，支付这些钱不在话下。当然，太抠门儿了，也难免招致议论，副秘书长的一举一动瞒不过众人，特别是周围的秘书们。联合国不发给司长及以下级别的职员交际费，也不得将此类开支编入预算，请客得自掏腰包。我到纽约后，按我国规定从各自上缴的联合国薪金中可使用少量钱数进行必要的交际活动。一度，我国驻纽约总领事馆允许我们在馆内举办宴请，既让馆内的厨师一显身手，弘扬中国悠久的饮食文化，又物美价廉，客人赞不绝口。但好景不长，不久，就不给我们这种条件了。由于我交际的对象多是秘书处或各国常驻代表团较有地位的人，尤其是担任司长以后，交际活动更多，我尽量选择比较像样的中国饭馆请客，但是次数不可能多。
一个人才云集、业务繁多的司（5）
随着国内改革开放的深入，考虑到作为联合国工作人员，特别是负有一定责任的高级官员，长期住在中国的驻外机构里，难免会招致失去身为联合国官员公正形象的议论。１９８６年，我国外交部决定，包括我在内的Ｄ－１级以上的官员，在不改变联合国薪金所得交公的条件下搬出总领事馆，另租房子居住，租金从本人联合国薪金所得中支出。于是，我与方平开始像其他国家的联合国职员一样，在当地寻觅合适的房子租住。通过房地产中介公司，我们在东６２街３０１号看中一处单元房，第一年月租金１９５０美元，经与房东几次接触，并由联合国开具薪金收入证明，算是基本谈定了。但按照程序，仅仅房东同意了还不能进住，必须经过与该幢楼里的邻居“会见”，邻居们对你的职业、人品认可了，方可正式签约。经过与邻居们两次会见后，当年５月底的一天，我们总算搬出总领事馆，住进新居。
东６２街处于曼哈顿城偏北的富人区，街道清洁，店铺整齐，与联合国秘书处仅步行２０分钟的距离。几条路之隔，就是有名的中央公园。逢周末或假日，如果我没有出差或无其他应酬，我们便从家里散步，经过著名的花园大道、第五大道等高级住宅区，到公园里面休息，或到公园附近的博物馆参观。该住宅二室一厅，客厅很大。略事安顿后，将家具购置妥当，在仅有的条件下做了简单又舒适的布置，买好餐具，便有条件在家中开展必要的交际活动了。记得规模较大的，包括一次宴请技合部谢启美副秘书长、自然资源与能源司司长及该部两位Ｄ－１级官员夫妇等共十人，另有两次十人以上是宴请华人同事与夫人。其他还有为该部另几个司的司长和Ｄ－１级官员、人事厅Ｄ－１级官员、开发计划署的同事、从日内瓦来出差的技合部日内瓦招聘与奖学金办公室谢莱举行的晚宴等，共不下二十来次。除几次大型晚宴从总领事馆请了一位厨师来帮忙，其余都是我们自己动手。当时方平在我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团任参赞，她的工作也很忙，我们安排这些家宴尽管比较累，但温馨的气氛，可口的饭菜，给客人留下很深的印象，加强了相互间的关系。若干年后我们重访纽约时，朋友们谈话中对当年在技合部共事的日子表示怀念的同时，常提起曾经在我们家中一起度过的愉快时光。有的外国朋友其后从侧面得知上世纪七八十年代中国职员们工资是交公的，禁不住对我们当年如此好客表示惊讶和钦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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巧妙迎战企图夺权的地区委员会（1）
我担任司长后不久，即遇到与区域委员会在“权力下放”问题上的斗争。
联合国有五个区域委员会：欧洲经济委员会，亚洲与太平洋经社会、拉丁美洲经济委员会、非洲经济委员会及西亚经济委员会。每一委员会有执行秘书处，分别设在日内瓦、曼谷、圣地亚哥、亚的斯亚贝巴及巴格达，各委员会的最高领导称执行秘书，副秘书长级。这五个委员会在联合国秘书长的授权下运作，它们的行政、人事和财政等由联合国总部统一管理。
上世纪六十年代以来，这些区域委员会在联合国经社理事会及其他会上多次提出，总部应该把一部分权力下放。它们虽然争取到某些让步，但远未达到目的，关键的财政和人事等权力被总部牢牢掌握，未见松动。１９８２年，第３７届联合国大会通过的第３７／２１４决议中，责成联合国秘书长检查联合国权力下放的进展情况，以便确定哪些权力、责任和资源应该下放，并将结果向方案协调委员会和经社理事会报告。为此，秘书长指定成立以联合国前副秘书长戴维逊为首的工作组于１９８３年夏在纽约讨论此事。工作组开会前夕，五个区域委员会领导人到纽约大力开展游说，为首的是亚太经社会执行秘书基布里亚（Ｓｈａｈ Ｋｉｂｒｉａ），他曾任孟加拉国外交部长，活动能力很强。他们以联大３７／２１４号决议作为尚方宝剑，力图从总部分到一部分权。鉴于从掌握实权的部门没有看到任何松动的迹象，他们便企图由技合部打开缺口，提出将该部执行的主要项目，即国别项目的执行权下放给区域委员会，来势很凶。按地域概念，技术合作项目分为区域、次区域、区域间及国别等几类，其中以国别项目得到的资金最多，执行机构所收取的行政费也就较多。联合国大会虽有决议将这部分国别项目交由技合部，但如果以为有了决议就万事大吉，便大错特错了。决议是可以被取代的，一旦秘书处内部有人与与会的政府代表沟通，提出新的提案，大会主席一敲锤子通过，等当事人醒悟过来，已悔之晚矣。５月初，刚刚经历过精简机构、大量减员的技合部的职员们听到风声，人心惶惶。
１９８３年５月１３日，联合国发展和经济合作总干事里佩尔（Ｊｅａｎ Ｒｉｐｅｒｔ，法国籍）召集秘书处有关官员商讨如何应对联大３７／２１４号决议，并研究即将成立的工作组的议程。会上达成一项谅解：鉴于技合部不久前才进行了精简机构，为了安定人心，此次工作组将讨论总部行政和财政的下放问题，不讨论方案和项目的下放。但岂知，里佩尔在内部遇到了强大压力，诺言不得兑现，方案和项目的下放问题依然被列入了工作组的议程。６月２１日，毕季龙副秘书长致函总干事，对此表示强烈反对，但此议题仍被列入。当时的客观现实是，总部的财政、人事等掌握实权的部门也经受着要求权力下放的压力，怎能指望里佩尔来为技合部说话呢？而秘书长本人则放话说，对他来说，秘书处各个部以及各区域委员会手心手背都是他的肉，他不能偏袒任何一方。由此，也不能指望他出来为我们仗义执言。这时，我想起西方的一句谚语，“Ｇｏｄ ｈｅｌｐｓ ｔｈｏｓｅ ｗｈｏ ｈｅｌｐ ｔｈｅｍｓｅｌｖｅｓ”，意思是说，自助者才能得到天助。反过来说，不会自助的人，苍天是帮不了忙的，不要把希望寄托于别人的同情和怜悯。要保住技合部，还是得靠自己，作为担任政策、规划与发展计划司司长刚刚三四个月的我，必须做好准备，迎接战斗。
我仔细研究了基布里亚等人视为尚方宝剑的联大３７／２１４号决议，发现该决议并非如某些人宣扬的权力下放就是一切，而是在责成秘书长检查权力下放进展情况的同时，强调必须在提高效率的前提下来探究权力下放的可能性，等等。可见，基布里亚等人是各取所需地解释这个决议案，我的心里便踏实了许多。我又研究了１９６０年以来的经社理事会和联合国大会关于权力下放给五个区域委员会的一系列决议，特别是联大３２／１９７号决议，发现技合部该下放的项目已经下放，未曾下放的都是不应该下放的。不过，我也清楚，有了这些决议并不是说我们可以高枕无忧了，决议毕竟是人作出来的，是可以设法改变的。
巧妙迎战企图夺权的地区委员会（2）
１９８３年８月１５日，工作组召开第一次全体会议，区域委员会都派得力的官员来参加，亚太经社会来人最多，技合部由我和另一位司长戈麦斯出席。会议一开始，首先讨论的就是方案和项目的下放问题。我代表该部作了发言。我着重指出：“在目前联合国系统各机构遭受重大财政困难之际，当务之急是提高工作效率，以及把钱用得得当，这也是联合国大会有关决议号召的精神实质。联合国大会的决议，诸如３３／２０２，３４／２０６，３５／２２３，以及特别是３７／２１４号等几个决议，都强调指出，权力下放只是为达到上述目的的方法之一。技合部愿与各机构一道为此作出自己的贡献，并愿与大家一起根据联大３７／２１４号决议逐节、逐条来详尽地审议必须采取的措施。”最后，我表示：“技合部愿与大家一起为拟出工作组的报告作出贡献，这个报告应该指出哪些领域应该立即采取行动。为此，工作组还应该讨论诸如集中权力、权力下放、加强管理与业务功能以及列出哪些方面需加强监督和控制，以利保证秘书长的全面领导。”
这是一篇以攻为守的发言，内容无懈可击，在座的区域委员会的代表们面面相觑，无言以对。接着，戈麦斯向与会代表说明，根据联大决议，技合部已将区域、次区域以及区域间项目的执行权下放给区域委员会，现在该部执行的国别项目是根据联大决议行事的。况且开发计划署强烈反对区域委员会执行国别项目，因为它们缺乏这方面的能力。作为不久前从开发计划署调到技合部的司长，他这个发言是强有力的。
在短兵相接的辩论之中，我和戈麦斯论据充分，寸步不让，使对方无还手之力。最后，法律事务部的代表从法律角度表示，技合部现在执行国别项目的依据是联大３２／１９７号决议，如果区域委员会要把这些项目的执行权拿走，则需首先更改联大３２／１９７号决议有关章节；在未更改之前，这些项目的执行权属于技合部。于是，与会的五个区域委员会的代表没有人再能理直气壮地发言了。工作组主席的结论性发言中，只一般性地提到会议注意到各方观点并记录在案，供起草报告时参考。显然，主张权力下放的人一无所得。我们在会上顶住了压力的消息传回技合部，大家非常高兴。
正常情况下，按照联合国官员的高度法律意识，五个区域委员会针对技合部的权力下放的活动应该就此偃旗息鼓了。但事实并非如此，基布里亚这位执行秘书并未罢休。大约是１９８６年在日内瓦召开的夏季经社理事会全会上，不明真相的巴基斯坦政府代表法里德（Ｓｈｕｋａｔ Ｑａｚｉ Ｆａｒｅｅｄ）发言，指名要求技合部将权力下放，将所执行的国别项目下放给区域委员会。他的发言很突然，凭我参加国际会议的经验，显然是有人想搞与此有关的提案，这是先期的舆论准备。我当时代表技合部参加该会，由于是政府代表的一般性辩论，未能举手要求说明情况。很巧，法里德是巴基斯坦常驻联合国代表团的参赞，在纽约我就与他认识。我便立即到他席位上去找他，问他知不知道技合部是在包括他所代表的国家，即巴基斯坦在内的广大发展中国家的支持下成立的；并向他说明，技合部应该下放的项目都已下放，现在执行的国别项目如果下放，它将面临解体的危险，等等。他吞吞吐吐、支吾其词地表示，他自己并不了解情况，是基布里亚要他作此发言的。我即向他指出，如果再听到关于要技合部将权力下放的发言，我将要求在会上作出说明。他表现出有些尴尬，之后，未再就此问题发言，决议草案未见出笼。法里德在巴基斯坦常驻代表团任期届满后留居纽约，后来进入联合国秘书处。１９９６年我们到纽约探亲时，他是人道主义事务部的司长，其后调任联合国机构间事务办公室的司长，现为联合国系统行政长官协调委员会秘书处司长。
由于联合国的财政情况恶化，联合国秘书处及附属机构内部争资金、争员额的斗争加剧，除去区域委员会外，联合国其他一些附属机构也常打技合部的主意，在不同场合、用不同方式声称该部的某些项目应由它们执行，等等。对此，作为主管政策的司长，我都及时做出反应，讲明情况，予以驳回，直到１９８８年１月我在技合部任职期间，未曾从我手中失去属于该部的任何一个方案或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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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实权部门的权威人士面对面（1）
前文已介绍过，技合部职员的薪金来源有两个：联合国的经常预算和从执行项目中收取的占援款１３％的行政费，二者约各占一半。但后者，即行政费的收入随着项目的多寡而起伏，是不稳定的。
在联合国总部，秘书长办公室、发展与经济合作总干事办公室及财政厅、人事厅等是掌握实权的部门，在秘书处内，一般将它们统称“中央行政”。技合部成立后的第一任副秘书长杰马科耶在任时，“中央行政”曾强加于该部一些极不合理的安排。例如，秘书处的人事厅、财政厅、图书馆等单位的４４个职员的薪金划由技合部的行政费支付。这些职员不是技合部的人，与该部工作无直接关系，技合部每年为此额外支付约２００多万美元。又如，秘书处办公室的租金是由联合国经常预算统一支付的，技合部是秘书处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其办公室的租金也理应如此，但财政厅将这一笔每年７０多万美元的开支划由技合部行政费负担。毕季龙副秘书长接任后，不得不继续上述不合理的安排。尽管如此，经过从１９７９年下半年至１９８０年的内部整顿，技合部消掉了遗留的赤字，１９８１年财政盈余４１０万美元，有以下１９８１年３月２０日联合国纽约总部新闻办公室发布的新闻为证：
“１９８０年联合国技术合作促进发展部向１５０个发展中国家所执行的项目总价值为１３４００万美元，与１９７９年１０１００万美元的总价值比较，增加了３４％，与已批准的项目预算比较，完成率１９８０年为８５％，而１９７９年为７０％。”
但是，就在这令人鼓舞的新闻发布后不久，由于发达国家减少对技术援助的捐款，与其他执行机构一样，技合部执行的项目大量减少，行政费收入也相应减少。１９８１年４月开始，不得不在人事上采取只出不进的缩员办法，直到１９８３年实行了全面精简机构，职员人数减去三分之一。但是，财政厅对上述不合理的安排一直不予纠正，４４名职员的薪金以及办公室房租继续由技合部的行政费开支，甚至１９８３年本已谈妥的先从４４名中减去９名的允诺也未兑现。结果，１９８３年和１９８４年该部的账面上出现了赤字。
１９８４年秋，传来更不好的消息，美国等发达国家将进一步减少技术援助捐款，联合国系统从事援助的机构即将面临财政危机。秘书处内，技合部首当其冲，并且立即面临如何制订１９８６～１９８７两年期预算提交联合国大会审议的问题。此时，“中央行政”有人公然放风说，技合部的日子不长了。人事厅助理秘书长用突然袭击的办法自行召开秘书处各方参加的会议，会上竟讨论如何改组技合部，并宣布他将继续主持讨论该部改组问题，而该部出席会议的公共行政司司长却未置一词，会后也未向毕副秘书长汇报。我从会议纪要中得知此事，大吃一惊，立即向毕副秘书长报告。毕副秘书长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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