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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空漂流记-第4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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居民依靠大约六个商店为他们提供日常生活资料。食品杂货店的规模大约与美国小城市IGA的食品杂货店的规模差不多，但仅有其大约十分之一的储存商品。农产品不是呈柱状堆放，而是在货架上水平铺开，这样看起来货架不是太空。面包是最受欢迎的食品，每个售价25美分，自己用包带走，伏特加酒的销量也很好。有围墙的大院完全是自我包容的。所有的东西都离得不太远。
直到最近，俄国人才认为居住在星城是很幸运的。宇航员被认为是民族的英雄，星城是俄罗斯的一个陈列馆。在此居住的居民的生活条件比俄罗斯大多数居民的都好。军队是优先保证的对象，首先确保的是用在食品、酒类以及衣服上的钱。在俄罗斯，随着经济条件逐渐恶化，保留的面包首先由军队送到像星城这样的地方。
但是，形势变化得太迅速了，在莫斯科，随着政局的改变和私营企业的出现，许多星城居民——主要是俄罗斯军官的配偶以及小孩——被迫开始第二职业工作，他（她）们登上围地大门外的拥挤的火车，乘车到莫斯科去。随着军事影响的弱化，在莫斯科商店现在有更多的存货。居住在星城没有什么优越感，许多人反而觉得这儿像陷阱一样。居民没有钱去购买或租赁别处的公寓，他们仍坚持住在政府提供的公寓里。由于公寓与工作的性质有关，所以他们几乎不会再改行。不满的并且没有动力的工作者们吃力地工作，经常在间隔几个月后才得到他们不足的报酬。
在俄罗斯人看来甚至宇航员的工作，也不再充满敬畏和崇敬，更不用说关心他们过去获得的与工作性质有关的工资和额外补贴了。尽管这些情况可能从一些人的解释中得到启发，普通的俄罗斯人关心获取餐桌上的面包的程度超过关心宇航员们将去做什么。宣传政府新闻的报纸——真理报——不再压制新闻自由，暴发户的报纸也不再鼓吹俄罗斯太空计划的成功，也不试图隐瞒失败了，事实上，新闻工作者们很快知道刊登有关坏新闻的报纸的销售情况更好。
特别在青年人当中，许多人并不对他们国家的空间计划感到自豪并且对此知之甚少，即使收入较高的新富人（商人，银行家，经纪人；我敢说，俄罗斯黑手党成员是富人中最富有的人），经常认为俄罗斯空间计划是一个经济负担，从而不可能再公平对待它。
然而，我敢肯定，从工业技术附带利益方面考虑，我们美国的空间计划的收入超过它自身的投资。也为我们大家提供的鼓舞超过了到认为舒适的地方去工作并且接受改变，对没解决温饱的人来说争论这个问题是有点困难。在新千年到来前的有限时间里，这些人的技能需要提高到七八十年代的水平。
在1995年1月，我和凯瑟琳来到莫斯科的歇列梅切伏机场，从休斯顿经过18个小时漫长的飞行。天气阴沉的像洞穴一样，与其说是进入一个国家的大门口不如说是古拉格（俄罗斯集中营），对于疲倦的游客来说，歇列梅切伏是个不令人高兴的地方。站在看起来三队中最短的一队人员面前，面对着海关关员，我数到面前的40人时，由于感到太失望，而不愿继续往下数。
盯着航道，我看到拿着机关枪的俄罗斯士兵站在海关哨岗上。士兵们统一着灰绿色制服，穿着直没膝盖的大的黑色防雪靴。单调的制服上点缀着共产主义的徽章：红星，斧头和镰刀。
看起来士兵不喜欢新世界的格局，决定公然反对新俄罗斯共和国的红、白、蓝三色旗，以及双鹰盾形的自由徽章。
当我的美国海军军官身份证塞在口袋里时，我感到好像站在人群里执行任务。我抬头向黑色的天花板望去，注意到仅有五六支灯泡在亮着，每只灯泡没有被固定。我紧握凯瑟琳的手，试图使她平静，两小时后，我们拿到了我们的护照，一个面无表情的海关调查员给我们盖章，然后我们站在另一队里等候了一小时，为我们丢失的行李挂失。
欢迎来到俄罗斯。
后来我们了解到，有美国官方通行证的美国人的行李在这里经常丢失。有些人很仔细地拿走它，然后在第二天，由于有“夜间保管行李”的服务而收取高得离谱的费用。付费，否则你将不会再看到你的内衣。在随后的旅程中，我们进出歇列梅切伏机场经常会受到相似的或更糟的待遇。
事实上，为了通行，我曾经被迫付200美元的“惩罚费”，一名穿着不合体的男子（不是穿着调查员的制服）告诉我，我的签证上的印章盖得位置不太对，这需要花200美元来修改。
他们否认这样的事实：是俄罗斯海关调查员首先往签证上盖戳的。
我解释我是为了合作的空间飞行计划而来此训练的美国宇航员，“200美元”的收费依旧没有减少。星城俄罗斯将军通过电话呼吁这件事，机场工作人员也对此置之不理。显然，机场的运作不受军队的控制。即使美国大使馆的官员通过电话直接与调查员解释，都无法改变他的看法。他的行为显然不是政府所允许的，他根本不理他们，他想得到200美元，他告诉我，你可以用信用卡付罚款。
离开前的两分钟，我感到特别气愤，但没有办法。我做了让步答应了他的要求。然后，匆忙地被带到一个黑房间，这里有四五名黑手党成员或者先前的克格勃成员或者其他什么人接受我的用信用卡付的被勒索的钱。这是些长得高大，表情多疑的人，看起来都有把我带出去的能力。他们中的一人，手提电视摄像机，径直走到在机场的某些人旁边，告诉他或她可以登机了。
这次事件促使驻莫斯科的美国大使馆写了一封信，信上说如果俄罗斯想加入文明世界，他们最好平等地对待在他们国家的西方客人。我对这封信能否产生影响表示怀疑。
4。在星城居住（中）
最后我们终于从海关走出来了，两手空空，我们受到接我们到星城的俄罗斯司机的欢迎。美国宇航局固定雇用他来接送宇航员以及运送他们的工具。他不说英语，我的五周的俄语学习派上了用场。我能够知道他的名字叫埃芬以及他的工作与空间研究工作有关。因此，别无选择，我把我们的一切托付给了这个陌生人。我告诉他没有行李，然后我们踩着没脚深的积雪向他的Chevy Astro行李车走去。俄罗斯冬季的凉风使我更加清醒，给我一种与众不同的感觉。可是乘车5分钟后，车中加热器散发的热量，使我不愿再与司机攀谈，经过21个小时的无睡眠旅行之后，我睡着了，一小时后，我被埃芬叫醒，他护送我和凯瑟琳来到住：三层楼内中的一套公寓，被称之为Prophylactorium的不引人注意的长方形建筑物。
我们在12小时后醒来，全身感到湿漉漉的，尽管现在已是冬季，但是房间像一个桑拿室，房间里暖气管道上没有自动调温装置或阀门来控制温度。显然，每个房间从暖气管道上获得了同样的热量，如果房间位于管道的开始附近，那么，这个房间会获得更多的热量。我起床后打开窗户来调节室内的温度。
这激起我们的兴趣，然后我们看了看四周，住所由一个卧室，起居室和浴室三部分组成。房子的装备华而不实，但足够用。浴室看起来像一个公用浴室，墙和地面上铺着水蓝色方形瓷砖，瓷砖之间的成排的灰浆看起来很脏。建筑物在70年代用美国人的钱建成。在第一次俄罗斯…美国共同的空间冒险阿波罗…联盟号计划中作为美国宇航员的住处。从那时起，建筑物和房子的陈设品就没有维修过。
在夏天，甚至冬天刚来临时，这里是蚊子寄生的场所，由于窗户上没有纱窗，因此尽管夏天很热，我们晚上睡觉时窗户也得关着，可是我们仍受到像俯冲炸弹似的蚊子的攻击。一晚上我至少起床三次发动反攻击。我预备了一只蝇拍，靠着头顶的临时的无法控制的灯光，我能够定位然后对持续在我耳朵旁发出嗡嗡声的令人讨厌的蚊子发起攻击。我们最后得出结论，蚊子聚集密度大的地方是在建筑物的暗渠里，而不是建筑物的外面。因此我们决定打开窗户以希望蚊子能飞出去。最终，我们求助于用蚊帐悬垂在我们的床上，以避免睡眠时受到蚊子的攻击。
整个星城和莫斯科地区的居民只讲俄语，甚至我的语言老师也不讲英语，如果我使用俄语词汇遇到障碍时，她不时地不加思索地说出英语单词。在俄罗斯商店的标志是用俄语手写的。
然而，商品的价格标签上不是用卢布标价，而是用美元标价。因为在几乎正常情况下，卢布变得越来越不值钱（我刚到时，1美元换五千卢布），老板用稳定的美元列出各种商品的价格。然后，在结帐柜台，美元价格再换算成卢布价格，最后用卢布付款。这种方式对售货员来说比较方便，因为不必改变日常用品的价格标签。严重的通货膨胀特别使靠着养老金生活的人很伤心，他们一生的积蓄在不到一年的时间里变得不值钱了。对于我和凯瑟琳来说，用美元标出的价格是惟一熟悉的事。
大多数星城的居民拥挤在一间公寓里。丈夫、妻子以及子女居住在一起。按照俄罗斯的标准，我们的公寓被认为是宽敞和奢侈的，可是我并不满意，我对此抱怨。我们被许诺可以暂住在西方式样的双层楼公寓里。已经由美国宇航局投资的双层楼公寓，本来应该在我们到达以前准备好。但是像在俄罗斯的许多其他事情一样，答应下来的事情经常不能兑现。几周过后，紧接着是几个月，我们看到新住宅的建设速度进展得很慢。
凯瑟琳的预产期临近了，但她的生活条件却没有什么改善，我们抗争着这寒冷的俄罗斯的冬天。我们的抱怨声更强烈了。美国宇航局的飞行外科医生劝告我们说，俄罗斯的医疗设施达不到西方的水平，凯瑟琳应该回到美国去分娩。凯瑟琳是个有韧性的、勇敢的天使，她很焦急，并且对要做妈妈很关心。当她在航空公司所允许的孕妇乘机的最后时刻启程前往休斯顿时，我们所希望的住处还没有得到解决。我由于训练太忙而不能陪同她。在怀孕期的最后几个月里，她同宇航员埃伦·贝克以及她的家人一起呆在休斯顿，在期望的预产期之前的几天，我将去休斯顿同她呆在一起。
在俄罗斯建筑师和星城的官员的多次借口和耽搁后，我最终说，除非能为我的妻子和孩子提供一个宽大的住房，否则在孩子出生后我将不回来。双层楼公寓终于完工了。过了七个月，在凯瑟琳平安地返回后，我们搬进了新居。
同俄罗斯建筑师打交道令人感到受挫折的事使我们认识到两个现实问题。首先，为产品和服务设施的付费，在某种程度上不能保证服务设施和产品能够交付使用，仅仅在大量的失败的尝试后，美国宇航局的部长们才发现了这个事实。更糟的事情是为即将建成的国际空间站而购买的俄罗斯制造的服务舱。当美国代理人到工厂去观看“几乎完成”的太空舱时——预定在一年前——他们发现仅是一个空壳。他们也发现资金已经用完了（一些人说资金流入了俄罗斯空间官员和将军的腰包，他们在星城建造了价值50万美元的别墅。）
美国宇航局航天飞机…“和平”号管理部门看起来最好用不情愿的情绪去面对俄罗斯人。为什么钱已付而双层楼公寓没建造？没有问题。训练工具没有提供吗？不用担心，我们的宇航员能通过别的途径得到。美国宇航局管理部门的管理方式使得在星城训练的宇航员们感到他们被抛弃了，没有人，甚至我们中间的人，似乎能想要使我们的训练和生活条件变得更好一些。
星城的宇航员们接受了这样的事实：我们是开拓者，这里将有许多不如人意的地方。另一方面，在此训练的宇航员没人相信，美国宇航局似乎有人关心这件事，即增加附属设施以确保在我后面的宇航员生活得更好。航天飞机…“和平”号计划是一个过渡计划，主要为以后与俄罗斯建立共同的国际空间站而做准备工作。将来许多宇航员将不得不在星城受训。为什么现在就不能开始对不足进行改进呢？
也许在休斯顿的管理者们曾经试图改进，但是失败了。也许某些人推翻了早期的所谓航天飞机…“和平”号计划，更多的是政治原因而不是真正地去太空探测，俄罗斯人从没有真正地去实现太空探测。我们仅仅需要保持订约。星城的宇航员们很容易看清问题的困境所在，即需要提高的是如何与俄罗斯人做生意，但是美国宇航局支持我们的努力，失败使我们感到有受挫折感。
4。在星城居住（下）
当我最终迁入新居时感到令人惊喜，婴儿室内装有有栏小床和石椅。我给凯瑟琳发了一些电子邮件让她知道新居已经准备好了。无论何时，当一些人从国家宇航局来到星城时，他们将留下一箱一次性尿布和婴儿用品，在休斯顿的凯瑟琳和埃伦·贝克确信我们已为婴儿做好了准备，一次性的尿布和婴儿用品在俄罗斯并不是随处可以买到的。婴儿房间开始充满俄罗斯童话和故事书以及凯瑟琳的俄罗斯女友用来作为礼物所送的儿童玩具熊。
婴儿出生前的几天我飞回了休斯顿。我曾经接生过五六十名婴儿，但没有一个是自己的亲身骨肉。我焦急地想成为一名父亲。
一名漂亮的男孩踢着叫着来到了人世间。凯瑟琳看起来非常高兴，我们感到很幸福。
一天后，我邀请宇航员瓦列里·科尔尊到医院探望凯瑟琳，并向他炫耀了我们的儿子。我和他将一起到“和平”号上飞行。瓦列里曾在休斯顿为美国自然科学进行训练。他发现邀请探视有些不合常规——在俄罗斯，当母亲分娩后的一两周内，除父亲外的其他男人很少去探视母亲和新生儿。我使他确信，凯瑟琳不太注重这些。瓦列里看到我们的孩子时感到很兴奋，并且给我孩子命名提供了许多名字。从瓦季姆到弗拉达米尔，当然包括瓦列里。但是凯瑟琳谢绝了他的选择，并且决定给孩子取与医院相同的名字即圣·约翰。然后我们带着我们的新生男婴约翰离开了医院。
我呆在休斯顿两周后，不得不返回俄罗斯。在约翰六周的健康检查后，凯瑟琳也回到了俄罗斯。作为带着小孩18小时的飞行的慰问，到莫斯科的歇列梅切伏机场见到可爱的婴儿时，背着机关枪的俄罗斯士兵挥手让凯瑟琳站在了旅客队伍的前面。
尽管我们的新居让我们有好的睡眠，两层楼公寓让我们同星城本地居民分开住，这些本地人可能对我们住星城里最好的房子而感到不满。我们试图平静地生活，不炫耀。仅邀请亲切的俄罗斯朋友来拜访和偶尔一块吃晚饭。我的训练计划以及新生儿的情况要求我们自己过独立的生活。
另一方面，我们的两层楼公寓的邻居，英…美宇航员迈克·福阿莱一家负责提供不同的食品，他作为宇航员也是我的后援，最终是我的“和平”号飞行小组的一名成员。他很爱交际，比我们更看得开美国和俄罗斯合作的前景问题。福阿莱夫妇举办大型聚会，经常邀请在星城附近的三四十名不太熟悉的俄罗斯人参加。
迈克是一个优秀的外交家。他一定得到更高的指示，我们的计划不是做好自然科学或提高我们的太空操作的技能，而是刺激克林顿政府的美国国家宇航局的胃口对俄罗斯进行外交援助。（如果为了钱你能得到一些东西，好，在任何情况下，钱会给俄罗斯人。所以必须有私人侦探报告把钱从总统和副总统送到国家宇航局的管理者才行。）
不幸地是，许多俄罗斯人对居住在星城的生活条件比较好的美国人并没有热衷于合作的态度，因为他们拥挤地居住在一个公寓里。当福阿莱夫妇离开星城去过圣诞节时，他们的公寓遭到洗劫。人们不仅偷走了物品，而且室内装饰品也遭到了破坏，食物被从冰箱中取出，任其自由腐烂，蜡烛的蜡油滴到地毯上，厕所被堵塞，球状物堵塞了下水管道。抢劫者熟悉房间的布局，他们需要的不仅是财物，他们想让美国人离开。在俄罗斯我们完成我们的计划之后，迈克告诉我，他的最大的失望是，尽管他尽力做好，但在星城里从没有真正地感到被俄罗斯人友好地对待过。我证明，好交际的、对人友好的迈克·福阿莱做出的是他的客观的推断。
非法进入民宅并不是一个孤立的事件。美国航天局购买的Astro车中的两辆在Prohylactorium楼房外面一夜之间被偷了。车放在星城的大墙里面并且有士兵站岗。奇怪的是，这个事件被休斯顿的计划管理者们平静地接受了。俄罗斯人和美国人都没有对偷盗做认真的调查。我们得到的批示是对这件事保持沉默，不久将买回替代车，对于我们这些生活在星城的宇航员来说，我们自身的安全受到了很大的威胁。
自从国家宇航局管理部门看起来更关心缓和与我们的合作伙伴俄罗斯的不友好的事件，而不关心所申请的问题。我被卷入传闻中了，从俄罗斯听到的谣言传到美国有时比我找到一部电话更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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