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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压力，或者担心是否足够维持我再活几个小时。我不用只看见两张脸，而是有几十个人在身边走过，或者更好的是，与一个我以前从没有交谈过的人展开对话，学一些新的东西。
我明白了我们百分之九十九点九是很相象的。为什么我们地球人选择把注意力集中在那百分之零点一的没有意义的差别上。我们应该庆祝我们的不同，理解那究竟是什么——是一种祝福，而不是诅咒。我们一起呆在地球上，从太空遥望的时候，地球并没有被零碎地分开，而是以一个惊人的整体存在。我们必须认识到，我们几乎失去理智全力以赴于区分彼此和为我们的一点差别斗争是十分可笑的。我们应该每天数数自己的财富，不要相互争吵。
在“和平”号上，我变成了一个几乎无所畏惧的人，我确信如果在某个环境下人类可能生存，那么我就可以活下去。我不会恐慌；我的心跳不会加速。相反地，我会平静地估计形势，像我受过的训练一样对紧急事件作出反应。那种自信至今存在。没有什么挑战是特别巨大的。我已经学会人类可以度过任何障碍，任何逆流，克服任何困难，为其创造更好的局面。
我不再听信那些说我们不能改变的人。每当我听到一个生意人说，“我们总是那样地做生意；现在要改变太难了，”或者另一个人开始说“我不能改变；我总是这样，”我反对这种假定。在地球上生活42年之后，在不到一个月的时间里，我从一个地球人变成了太空人。飞行对我似乎像走路一样自然。人类的适应能力是无法限量的。我们能够改变。
最后，我在一艘太空舱里——五个月在最困难的生存条件下，不可逃避地在一定大小的太空舱里，我和两个以前冷战时的敌人肩并肩地生活——而且我们和平相处。没有斗争；没有值得一提的争吵。我们拥有共同的目标。困境教会我们只有共同的工作才能使我们活下去。人类可以相处。我们可以与自己有不同文化的人，与可能拥有不同观点的人共同工作。我不再接受与此相反的观点。
我更清楚地了解了自己和人类的本质。我们能够远远地超出我们大部分人认为有实际意义甚至可能的程度。
在我从“和平”号返回地球之后，无数安全评论委员会的人问我，“送下一个美国宇航员去“和平”号安全吗？”
我总是回答说我没有足够的信息来正确地回答这个问题。我暗示说，我在美国宇航局中并不是一个级别足够高的人，或者，我猜想，美国政府评估所有的效应，包括政治效应，都与这个问题的坚定回答相联系。
也许忽视美国太空项目赢得的重要科学与行动知识的程度，美国政府认为参与俄罗斯的合作性太空项目是坚守“和平”号的充分理由。或者，我们的政府想通过“借款”的幌子给予俄罗斯国际援助，而把宇航员送到“和平”号上就是一项有价值的政治策略。
我曾读过报纸报导，送给俄罗斯太空计划的美元是作为阻止俄罗斯政府向伊朗提供军火，或者向印度提供导弹的手段。尽管我与这种交易没有利益关系，这些报道与我在战壕里观察到的也确实没有什么矛盾，当俄罗斯不守信用后来又运送武器，或背叛协议时，我们仍视而不见，继续试图包容俄罗斯。
尽管不能用简单的是或者不是来回答是否要继续让美国人呆在“和平”号上，我能以一定的权威，评论在“和平”号上应负担的风险。当我在空间站的时候，风险水平陡然攀升，真实存在。在我回到地球之后，我告诉无数美国宇航局的安全评判小组和独立安全小组，我认为“和平”号上的风险程度实际上比俄罗斯太空署宣布的要高得多，风险程度比已知的或者是美国宇航局官方知道的，也显著地高。“和平”号原来被设计只维持5年。而在我逗留的时间内，它已经在太空中超过两倍的时间了。
然而，高风险并不必然等同于“不去”或者“不安全”。登上月球是一次高风险的探险，但很值得。风险只是方程的一个因素。利益是另一半。
在利益的一方，我很清楚地知道，使用“和平”号的科学能力与提高我们在对接与长期太空飞行方面的操作技术的能力正在减小。在前进号飞船与“和平”号相撞之后，“和平”号超过一半的电力供给已不复存在。经过证实，失效的还有“和平”号上惟一两个有科研能力的太空舱中的一个光谱舱。
这些损失在两个方面会降低将来的科学产出率。第一，没有足够的可依靠的电力来发动残留的太空舱上的科学设备，许多有意义的实验不能再进行。第二，没有光谱舱，与一半以上的科学设备相连已经不再可能。除此之外，因为单纯地为保持空间站存在而要进行的修理就需要很多时间，宇航员进行实验所剩的时间微乎其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