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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吸入的化学物质时，我知道他们对这个问题也没有真正的解决方法。
瓦西里对地球方面的不满变得显而易见，不时地失去冷静，通过无线电向他们吼叫。尽管船员间的关系不错，船员与地面间的关系令人沮丧。我后来知道，在这段时间里，地球上的心理学家整天想着各种有关船员关系的计划，甚至到了说我们彼此到吵架的地步。显然这与实际相差甚远。让瓦西里厌烦的是地球方面，莫斯科任务控制中心的主管者，那些似乎不能了解我们工作的努力程度，不知道我们整天没有多余的一分钟来做其他事情的人们。
莫斯科的医疗支援部队，这次抓住了些细枝末节，建议进行一次血液测试来看看我们是否对烟雾有什么生理反应。我们有一个血液分析器可以判定20个血液指数的情况。医生们命令我抽血，分析血样，然后打电话告诉测试的结果。
在20个指数测试中，只有几个看起来有关——几个反映肝脏和肾脏功能的。我知道，只有在专门的实验室里进行的更加精确的实验才可靠，举例来说，胆固醇水平不显示任何与乙烯乙二醇烟雾相关的症状。但是我也意识到，如果试验的结果反应阴性，能够缓解瓦西里和萨沙的心理压力。因为我不想阻挠这个可能的用处，我进行了所有的测试。
我检测了实验结果，发现20个血液测试值中有10个或者出奇得高，或者出奇得低。我的意思是，不仅仅是高于或低于一般水平。我指的是，测试结果比正常高出或是低出了这么多，以致记录值与生命状态不相符。一个普通的成年人，举例来说，应该有100左右的葡萄糖浓度。我们的值显示为0。我们很明显还活着，0度血糖与生命状态相悖。我认为或许是因为载玻片上的化学物质被暴露在空间站的高温与湿度之下测试片上的试剂肯定有些问题。另10个结果与生命状态相符，但不知道我们起飞前的值，考虑到其重要性，我也不敢作出任何结论。
在下一次通讯中，瓦西里从我准备的单子上将血液测试的粗略结果逐字逐句地念给莫斯科的任务控制中心听。他没有提到我对结果所作的解释，只念了那些数字。他们告诉我们，医生会研究一下那些数据，在下次通讯时反馈给我们。　
　　　　　　　　　　　　　　　　　　
　20。失去信任（下）
　90分钟之后，我们收到了一位欢欣鼓舞的俄罗斯医生的答复，“你们所有人的测试结果看上去都不错！”他安慰我们没有什么可担心的，这是个好消息——乙烯乙二醇对我们没有什么影响。我们可以在不受伤害的情况下，继续关于泄漏管道的工作。“现在你们可以放心了，瓦西里，全都正常。”这是他的结束语。
瓦西里丝毫没有放心。他压制住怒火，决定在与我进行再次交谈之后再对莫斯科任务控制中心关于我们血液测试结果的评价作出评论。通讯结束了，他平静地关机，然后找到我。
我告诉他，是的，我绝对肯定，20个值中有10个不正常。然后我安慰他，我肯定那10个不反映正常情况的值，只是测试设备的毛病。
在下一次通话中，瓦西里不再克制。他告诉他们，利宁杰博士，特别强调博士头衔，说测试值不正常，并且如果我们有那样的血液值，我们都已死掉。在整整六分钟的通话中，他冲地面吼叫，咆哮，完全失去了控制。在通话的最后，等到心理有些平静了，地面承认说，是的，20个值里确实有10个不正常。但地面主管者们仍旧坚持含糊其词地说，尽管血液测试是这样，他们仍觉得乙烯乙二醇的烟雾不是个问题。
从那一刻起，我们船员不再完全相信莫斯科任务主管者告诉我们的话。在某种意义上，我们反对他们。我们会遵守他们的指示——无论如何，这不是叛变——但我们总要怀疑他们的意图。地面怀疑的不幸后果是船员内部团结的加强。我们变得更加亲密；尽管地面心理学家不断猜测，船员任何愤怒的表达，任何沮丧的发泄，都不是因彼此间的摩擦而产生，而是被地面试图强加给我们的主人…奴隶之间的关系而激化。
我们作为船员团结一致，摆脱地面的俄罗斯主管者的一个例子是，我的同伴告诉我他们所有的医疗需要都会完全依靠我。不仅如此，他们要求我不要与莫斯科讨论任何的医疗结果。他们希望所有事都在我们之间私下进行。所谓的与地面的私人医务会谈绝不是私人的，他们提醒我。实际上，他们说在这些想像的我自己与莫斯科医务人员的单独对话中，每个人都在听着并想抓住船员的话柄。我当然早知道事情会是这样的。我在决定将什么事告诉地球方面时，总是非常谨慎。
我逐渐意识到，对于在莫斯科任务控制中心的人来说，空间站的持续存在是压倒一切的——比空间站上成员的健康更重要。他们的信条是要不惜一切代价让“和平”号存在下去，我们必须执行所有的命令，所有的决定都由他们来作。他们不期待从我们这里得到任何信息。船员与地面之间的信任彻底崩溃了。我们觉得自己比以前更加隔绝，更加孤立。
随着信任无可挽回地破裂，瓦西里在莫斯科任务控制中心的眼中，但绝不是在船员的眼中，开始变成越来越有问题的指挥者。换句话说，他不会在莫斯科强加给所有的“和平”号船员的主仆关系中被动地扮演奴隶的角色。当他认为任务控制中心在他的飞船上叫我们忍受一种危险的环境或执行一项不安全的任务时，瓦西里开始在无线电通讯中质疑命令，公开反对。
应当承认，瓦西里承受着压力。我开始扮演一个精神病学家，让他在对我的信赖关系中，发泄被压抑的愤怒。我不能全心去听，不是因为他说的没有意义，恰恰是因为他说的许多话都是正确的。我害怕自己也会加入他消沉的心理状态中。
但在这样极端孤立与困难的工作条件下，时刻被地面上的“支援”者嘲弄，他们，像那头衔所指，应该是支援你，而不是责备你的。瓦西里在与地面主管者打交道时变得易怒，随时会失控。但他并不多疑，萨沙与我也不是。他讨论的问题与提出的反对都是正当的——即使莫斯科连听都不愿听。
我离开空间站不到一个月，瓦西里断然拒绝进行太空行走，因为他觉得不恰当，且自己没有受过训练。他知道自己的极限。他的任期仅剩为数不多的几天，为什么不坐等在星城训练场反复练习过太空行走步伐的新成员的到来？地球方面公开地批评他，斥责他，真的。在压力之下，瓦西里的心跳开始不规则。然后他被宣布健康状况不合格。地面上的俄罗斯医生催促他更多地服用“专门药品”，伏特加酒与白兰地。使用安眠药，使用镇静剂。他们用不适合瓦西里的方法来使他平静。
在莫斯科任务控制中心首席飞行指挥官的办公室里，有一张海报，画着与“和平”号空间站之间类似操纵木偶的连线。这生动地显示了俄罗斯的飞行指挥官如何看待他与船员的关系。
在我的飞船旅行中，我曾经亲眼目睹了地面与宇航员之间的职业工作关系能够多么富有成效。任务有所进展。团队工作成了所有关键性行动的中心环节。而当我在“和平”号上，我却看见了那么糟糕的、毁坏性的、反效果的，操纵木偶似的关系是怎样的。在我与俄罗斯人相处的所有经历中，俄罗斯飞行指挥官对其太空中的宇航员所表现出的明显的无礼，是最最令我失望的。　
　　　　　　　　　　　　　　　　　　
　21。太空漫步（上）
　与这种压倒性的速度感相伴随的是势不可挡的坠落感。我觉得自己正从空间站掉出来，被地球所捕获。不仅如此，奇怪的是，感觉上似乎空间站本身在与我一起急速地落向地球，接近地球表面。
我知道在危险的环境中会发生什么事。我有数年遭遇惊险的经历。我在宇航服的保护下，在真空的房间里工作。我带着水中呼吸器，潜入海洋深处。在美国海军的飞机驾驶舱坠毁训练中，我被捆到一个模拟的弹射座位上，然后沿着轨道滑进一个池子里。在8英尺深的水下，整个座位装置被猛烈地翻转。浸没在湍急的水中，我屏住呼吸，努力挣脱捆绑物。一旦挣脱，我通过观察上升水泡的运动来判断哪条路可以向上，然后，跟着这些水泡，游到水面上呼吸空气。我曾在波浪汹涌的夜晚坐在一架被砰地扔在行进中的航空母舰甲板上的喷气式飞机里。
季风肆虐的时候，我曾被海军SH…3直升机降落在北中国海中部的一艘中国渔船上。小船的桅杆在暴风雨中折断了，有一个中国渔民被压伤。循着他们的遇险呼救信号，飞机将我送去。我通过绳梯下落到这艘在狂风暴雨中与汹涌海浪中挣扎的小船顶端，然后下到甲板，解下与直升机悬索相连的保险带。因为燃料不足，直升机将我留在了这艘损坏的渔船上，和所有只会讲中国话的船员在一起。我给渔民包扎已经外露的股骨，用夹板固定，向他血管中输入静脉注射液，将他救活了。我们——在海浪上旋转的吊床上——两个小时后被第二架直升机从瘫痪的渔船上救起。
经历了这些有生命危险的考验，我把自己训练成能从当时骇人的现实中将思想解放出来，保持冷静，全神贯注于手边的任务。但是，对于太空行走期间，脱离空间站的管辖范围，在望远镜的尽头摇摇晃晃的恐怖局面，我却是一点也没准备。
在沿轨道运行的飞船中，零重力其实并不存在。确实没有地球引力，但任何两个有质量的物体之间都有力的作用。地球有巨大的质量，空间站质量很小，如果没有其他的作用力，“和平”号实际上会落向地球。保持我们在距离地球300英里高处而不落向地球的力是我们的运动速度。
尽管在太空中，地球引力仍是一个因素，实际上我们漂浮主要是因为我们在自由落体。我们落啊落，但因为地球是一个球体，我们的速度与重力的牵引达到了完美的平衡，我们不断地向地球边缘下落，但永远不会撞上它。在下落的恒定状态中，我们就在空间站里漂浮，好像一旦电梯绳索被割断，人们会在下降的电梯里漂浮一样。在太空里自由落体与在电梯里下落的区别在于，因为我们的速度和因为太空几乎是完全真空的两个因素，我们永远不会撞上底部，也不会因为空气阻力而减速。我们只是落啊落，漂啊漂。另一方面，下落的电梯，不可避免总会有突然停止的时候。
打开密封的舱门，迎接我的是沿着地球的弧度上升的太阳。它明亮得刺眼。我迅速拉下我的金制薄膜面具。过了一会儿，当阳光直接从我的面具上反射出去时，我就在一片光芒中什么也看不见了。摸索着道路，用记忆代替视觉，我爬出了空间站的密封舱门。我小心翼翼地移动到一个平台上，这个平台从头锥往外延伸，与我的身体平行。
平台类似一个六级阶梯的金属梯，我通过相伴的两个卫兵——两个攀登钩，小心的爬上最初的两档横栏。然后，我一寸寸地挪向平台的尾部，使身体绕着梯子末端这自由宽敞的地方旋转，倒转我的方向。现在太阳在我的背部，远远高于地平线。当我返回，爬上太空舱大小的太空舱的圆柱形侧面头锥的钝尾墙时，视觉变得敏锐起来。
自由！在宇航服里，我实际上是一艘完全自我包容的飞船。世界在下方旋转，空间站趴在我的前面，我的视野完全没有阻挡。我能够听到自己的呼吸；我能够感觉到在我里层的冷却服里循环的水那种令人难受的冰凉。纵观太空舱的全长，我看见太阳能帆板——金黄色，在阳光中闪耀——与太空舱长长的轴线垂直。较好地适应了太空后，我能优雅地漂浮，几乎毫不费力地移动，但是，我得小心地沿着空间站的外墙。我瞥了一眼宇航服上的报警面板。没有异常，令人安心；氧气瓶水平和宇航服的压力指针都在绿色的范围内。一切都很正常。
然后，我沿着太空舱的圆周移动，将自己与身后拖着的500磅重的实验包挪到15米的望远镜柱的末端。瓦西里设法到达柱子的底部，通过旋转把手，将我从空间站晃了出去。我在一个波动的柱子末端摇摆，被推得离空间站越来越远。“和平”号看上去越来越小——几乎像远处的一个玩具模型。突然，我震惊了：速度感——纯粹的速度——比我这个曾感受过一两次超音速的人以往经历的任何东西都要快。
与这种压倒性的速度感相伴随的是势不可挡的坠落感。我觉得自己正从空间站掉出来，被地球所捕获。不仅如此，奇怪的是，感觉上似乎空间站本身在与我一起急速地落向地球，接近地球表面。
我的心狂跳。我想闭上眼睛来摆脱这种可怕且持续的坠落感。我抓住柱子末端的扶手，指关节发白，似乎要以此来抓住珍贵的性命。
“这样不好，”我对自己说，知道明显的惊慌，迫使自己睁开眼睛，不要尖叫。
为了这一天，我曾在水下坦克训练了超过一年的时间，我还有重要的工作要做。怎么说我也得克服坠向地球的单纯的恐惧。但怎么克服？
我分析产生这种瞬间感与汹涌的轨道速度感是因为我失去了由空间站内部保护墙提供的平稳的视角。我不再位于“和平”号的控制范围内，而是在柱子的末端摇晃，几乎是独立地飞行。可以试想视角的差异。但是，被剥夺了所有强烈的遏制性的视觉暗示，我觉得自己似乎正从悬崖上坠落，而悬崖正离我越来越远。
在空间站内部，我没有一刻感到过这种纯粹的速度。哦，当然，我知道我们在高速地运行——我每拍一下打一个响指大约是5英里。一个响指，两个，三个——15英里。遥望窗外，我能够看见地球上的地方快速地来来去去。“芝加哥，”几秒钟之后，“哦，我的家乡，底特律。嗨，妈妈！”理智一些，我知道我比声速快25倍，即25马赫，但我从没有深切地感受到这个速度。
我也知道，轨道设备、空间站，当然，还有与空间站一起的我，在做持续的自由落体运动。我推测我抵抗速度与坠落的不适感与瘫痪感的内部保护机制之所以丧失，是因为我不再位于空间站的控制范围之内。由我眼睛提供的感官信息，不能压倒或对抗我其他身体感官提供的信息。不再有强烈的视觉暗示的包围，我的大脑不能忽视现实，使自己假装相信一切都很平稳，而实际上，它们一点也不稳定。我正在以每小时18000英里的速度移动。我在自由落体。我再看不见任何稳定的东西，包括空间站的内墙，现实最终击倒了我。
我不能欺骗自己的大脑进入先前舒适的状态。我努力将注意力集中在前面老远的空间站的表面上，试图用视觉信息来掩盖事实。但尽管我高度集中注意力，我不能欺骗自己。德克萨斯有句老话，站在一堆肥料旁边的牛仔永不能欺骗自己气味不错。像我这样尽力，我也不能通过欺骗大脑来歪曲事实。在飞船外面，我的感觉就是傻得不能与速度与自由落体的事实相协调。　
　　　　　　　　　　　　　　　　　　
　21。太空漫步（下）
　尽管我努力将事实拒之门外，纯粹的速度与下落感依旧存在。并且这不仅仅是下落，而是比我几年前跳伞还要快十倍或一百倍的自由落体。然而，在这种情况下，我知道自己有工作要做。
既然不能阻止这种感觉，我转向了第二个计划。我向下看看地球，然后向上看。“一，二，三，四，五，”我用俄文数数。然后我再向下看着地球。
“杰瑞，你还没有被打倒，你也不会被打倒，”我大声地对自己说。“只要你不撞到地面上，以25马赫的速度下落也没什么！”在电梯里从一百层落到底层是微不足道的。与此差不多，我说服自己就算一直落落落没什么大不了，只要我不撞到地面。我全身放松，驱走了恐惧，开始工作。
两个小时后，在我从同一个望远镜柱子末端返回时，我惊讶于自己早已适应得那么好。我早已适应了令人尖叫的速度。从柱子上摇摆回来，是生命中的颠峰，是纯粹的刺激，纯粹的快乐。毕竟，我是在太空中。我在太空行走，像卫星一样摇摆。我拥有了很少人能够分享的经历。“呀嚯！”我发现自己在朝瓦西里大叫。这太棒了。多美的景象！多刺激的摇晃！
在我从“和平”号任务返回地球之后，在向宇航员同伴所作的美国宇航局的汇报中，我有些难为情地描述了（我用了正确的素材吗？）自己在太空行走前期所经历的速度感与坠落感。根据我的知识，这种坠落感在航天飞机的太空行走中鲜有发生，可能是因为两个原因。第一，也许是最重要的，几乎所有的飞船太空行走都是在飞船有效载荷隔舱三面墙的限制区中进行的。围绕太空行走者的凹形表面，可能会充分保持被保护的错觉，让人以为被一个稳定的环境所包围。第二，无论何时，一旦太空行走者脱离这个限制区的气囊，他或她的立足处总是紧紧地连在机械手的末端或是有效载荷隔舱的边缘。就像我在“和平”号上发现的，只要我在扶手下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