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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空漂流记-第18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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灾难过去了，瓦西里大汗淋漓，全然不像早上活泼有力的战斗机驾驶员，而似乎随时都会崩溃。我们怀疑地摇着头，当我们从震惊中恢复过来时，保持了最大限度的安静。在感谢上帝让我们活下来，并回想当时自己所处的糟到极点的环境之后，瓦西里变得暴跳如雷。
“想让我怎么做？”他咆哮着，“我在录像监视器上什么也没看到！它接近我们时速度太快了。我阻止不了它！它没有撞上我们，我们真是万幸！”他大叫着，狂乱地挥舞着手臂，这些都可以理解。他看着我，我感觉到他需要一些安慰，或者他在寻找的，正是我对他的信任？我安慰他，这确实是个困难的处境，并不是他的错。尽管我不能完全确信事情始末如他所说，我还是感激他不让飞船撞上空间站。
当我们接通与莫斯科的无线电联系时，瓦西里再也克制不住了。他脖子上的血管突起，几乎快炸裂了，他将一切都发泄在俄罗斯地面主管者身上。在通话的7分钟内，他一直在咆哮。
他的激动无可非议，抛掉了外交上的废话，他直截了当地告诉他们自己对前进号对接这种念头的看法。他反复质问至少有12遍，几乎带有恳求地面的口吻：“你们究竟想要我怎么做？”“谁能在看不见的情况下使飞船对接？”地面上的主管者们明智地保持沉默，让瓦西里做任何心理学家都提倡的一个被隔离、且刚刚经历一次致命的灾难的人应该做的事：发泄。
在无线电通话结束之后，我体谅地倾听他的不满。我知道我们的旅程并没有结束，我们每一个人都应该尽可能的保持身心平衡。发泄无可非议，但危险的是，瓦西里快承受不住了。共同挤在这个狭窄且故障重重的空间站里，任何一个人垮掉，我们都承受不起。
我开始不仅仅是倾听，而是摆出了医生的样子。在外界的观察者看来，这个过程有点像心理治疗学家与病人之间的交流。我保持职业性的超然，因为我知道，尽管我心态很平稳，“和平”号空间站压力锅似的环境很可能会使每个人的神经紧张，包括我的在内。
在前进号几近撞击的事件之后，“和平”号上所有人都很少考虑让另一艘无用的、装满垃圾的货船在空间站对接。另一方面，瓦西里在心底仍是一个俄罗斯的战斗机飞行员，有着造就所有优秀的战斗机飞行员的个性特征：高度的自我中心主义、强烈的自足感和被同辈认同的渴求。简言之，他具备恰当的要素，但是这些特征，尽管对成为一个优秀的飞行员来说是至关重要的因素，对一个几个月困在空间站，听从一些远离危险地带中心的人发布命令的人来说，并不合适。
他的个性特征使他很难直接告诉地球上的人“我拒绝再以那样的方式让前进号对接”，尽管那是他深信不疑的。了解了这些，我建议或许我能帮助向美国宇航局驻莫斯科任务控制中心的代表团发送一个信息。我将会告诉他们，我们这些船员，对上一次的对接试验很不高兴，除非地球上的人仔细检查程序，想出有极大改进的对接方法，否则我们对将来再执行这样的对接，都会感到不安。
瓦西里和萨沙都同意这个方法。考虑到瓦西里的精神状态，以及我作为一名船上内科医生兼朋友的角色，这个办法很有帮助。我能保护瓦西里不受由内部心理紊乱造成的额外压力的伤害，而对这种紊乱，他已经抗争许久。
令人奇怪的是，我们船上没有人确切地知道究竟发生了什么事。太多的对接程序超出了我们的控制，脱离了我们的视线。是不是初始轨道动力太大？是不是前进号向我们冲来的时候速度太快，无论我们怎样努力启动刹车推进器，也不可能阻止其运动，及时让飞船停下来？为什么我们在监视器上看到的只是静电小点；是前进号上的照相机出故障了，还是给我们中转信号的无线电发报机坏了，或是监视器本身的毛病？我们在“和平”号上对这些没有深入研究，但地面上的人通过观察由飞船传送下去的遥感数据，可能会有足够的数据来得出结论。
日子一天天过去，我们没有从地球上收到任何有关撞击的可能原因的进一步信息，我询问在俄罗斯的美国宇航局的代表。我重复瓦西里的请求——这仅仅是一个请求，而不是命令——我们不想重复类似对接的尝试，直到有群知识渊博的人，或者是美国…俄罗斯的联合安全小组，对整个程序都密切关注，且认定其安全性。我告诉他们，根据我瞥见的前进号快速向我们飞来的情况作出的判断，我们与一艘快速向我们冲来的飞船非常接近，几乎相撞。我的口气有些卤莽，我想让美国宇航局的队员相信，“和平”号上不再需要有挑战性的行动来增添我们生活的趣味。
对美国宇航局给我的答复，我目瞪口呆。
大致地说，他们的反应十分冷淡。“哦，我们听说对接试验出了一点问题，但我们还没有得到任何的细节信息。你希望我们去调查一下吗？”吃惊之余，我强烈敦促我的支援部队去调查这件事，并且告诉他们，一旦控制中心决定重复对接程序，一定要尽快地通知我，因为我要在这样的决定付诸行动之前，提出我的看法。
在我返回地球之后，我才知道对这一事件，俄罗斯人是怎样将美国宇航局的“合作伙伴”蒙在鼓里的。返回后的几个星期，我向汇集在休斯顿约翰森空间中心的专家汇报了在“和平”号空间站上的任务情况。听完我的汇报，三位工程师走过来对我说，在这次差点遇险的前进号的对接过程中，他们被莫斯科的任务控制工作缠住了。他们的任务是利用地球基地的传感器追踪对接。
17。逃脱致命的撞击（下）
当前进号与“和平”号的会合与对接行动即将展开时，这些工程师接到他们的俄罗斯合作者从莫斯科任务控制中心打来的电话，他们通知说对接已被推迟，也许要到下一个轨道周期。在休斯顿的工程师与他们莫斯科的合作伙伴第一次电话联系之后90分钟，俄罗斯人又打电话给美国宇航局的合作者，没有进一步的解释，只是说对接已经被取消了。俄罗斯人根本没有告诉他们对接实际上已经尝试过，结果差点儿相撞。直到我告诉他们发生的一切，这些工程师们才第一次明白对接尝试已经进行过。当从我的汇报中第一次听到这些细节时，他们都吓呆了。
这个世纪的大多数时期，俄罗斯人生活在一个封闭的社会中，其中的失败，比如满足粮食配给的农业，登上月球的太空计划和不引起环境灾难又提供充足产品的工业总是因为害怕暴露苏维埃式共产主义的缺陷秘而不宣。过去，国际新闻界也被隔绝在黑暗中。前共产党发行的报纸真理报，通常会修改发难的文章，或干脆不刊登那些坏消息。
今天，那种###的传统仍在持续，甚至明显延伸到太空中俄罗斯的美国合作伙伴身上。
“和平”号空间站是“共产主义的光荣”——俄罗斯太空计划的残留物。现在几乎全靠其他国家资金支持，提供了俄罗斯计划所必须的硬通货，为俄罗斯企图保持空间计划的继续进行。失败就做不成好交易。在前进号差点儿与“和平”号相撞的事故发生后，俄罗斯人，就像他们在“和平”号失火之后所做的一样，试图再一次通过误传与掩饰，使美国宇航局与新闻界对此事一无所知。不幸的是，一旦与这类事件相联系的安全考虑与侵犯行为没有被公开，其他类似事件，就有可能被重复。
或者是变得明智了，或者是前进号再没有足够的燃料尝试另一次对接，俄罗斯飞行控制者决定不再尝试特种飞船到“和平”号上对接。或许，部分原因是，他们的决定受到了我早已告诉美国宇航局在俄罗斯的分队的，基于安全考虑，根据现有程序，我持有强烈的保留态度这一事实的影响。我猜想，他们知道我会反对任何进一步的对接尝试，除非上一次几乎相撞的试验被完全查清楚。无论如何，前进号飞船已经脱离轨道，在重返大气层的火球中销毁。瓦西里特别高兴——我能够感觉到他如释重负——当飞船不再追随我们，永远地离开之后。
美国宇航员米歇尔·福阿莱作为我在“和平”号空间站上的接替人，五月末到达，加入瓦西里和萨沙成为新的空间站成员。在米歇尔达到与我返回地球一个月不到的时间，俄罗斯方面又决定使用同样的手动控制后备系统让一艘用过的前进号在“和平”号上对接。他们必定觉得这次那个没有冗余的录像屏幕会正常工作，轨道也会万无一失。也许他们认为我现在已经回到地球，剩下的成员中再没有谁会怀疑他们的命令。美国宇航局肯定没有提出正中要害的问题，如果必要的话，可以向俄罗斯方面施压，让他们在另一次对接之前，彻底复查几乎撞击的环境与包含的安全隐患。
我不太清楚，在明显的危险和与此关联的尚未解答的问题面前，究竟瓦西里是怎么被主管者们说服，再尝试这样的对接。我猜想，他们是靠激发他的男子气概，告诉他在同行的眼中他是一个多么伟大的飞行员，并向他保证对其上一次“失败”既往不咎，以此将他逼入死角。
“和平”号上录像的小故障很明显已经修好了，所以现在已经能够提供“和平”号空间站图像。系统的基本缺陷，包括没有冗余和不恰当的距离与接近速度却仍然存在。美国宇航局对这个计划没有提出正式的反对。实际上，直到那个时候，还没有召集过美国…俄罗斯的联合调查来得出上次几乎相撞事件的原因。
电话，或是另一个警报响了。我在哪里？这是我的第一反应，环顾房间，我断定自己不再处于太空中，而是在家里。然后，我确定自己是在一张真正的床上，身边躺着自己的妻子，那时正是清晨时分。我摸索着话筒，喉咙嘶哑地说出一句你好。
“杰瑞，“和平”号被撞了。”一位美国宇航局的“和平”号项目负责人从约翰森空间中心打电话给我。
细节很简略，但猜想成员在初始的冲击中活了下来，正努力赶在空间站中的空气全部泄漏到真空的太空之前，将泄漏的太空舱关闭。他们失去全部电力，空间站在太空中失控地翻滚。
至少据控制中心所知，他们还没有撤出空间站。空间站里的气压仍在降低，但根据这位负责人最后收到的消息，他们还在为生存而抗争。我在那里曾遭遇过类似的情形；我能够感受到他们的困境。
我的心在往下沉，我担心着从前的同伴，想像着……不，知道……他们在那里究竟会怎样，我告诉那个负责人，我会马上过去看能帮上什么忙。挂上电话，我握紧拳头，愤怒的告诉尚处于半醒半睡状态的妻子这个可怕的消息。我无能为力。我气疯了。或许是有些负罪感，当我以前的同伴在上面又一次为生存而抗争的时候，我却安全的呆在地球上，我希望——是我发疯了？——我仍在那里与他们在一起。“怎么会再发生这种事？”我一边不断地问自己，一边匆匆穿上美国宇航局的LOGO POLO衬衫，冲出大门，跑进休斯顿潮湿泥泞的早晨。
我驱车赶往休斯顿太空中心，我想自己真是快急疯了。焦虑是我在“和平”号上也不曾有的。我没有变得焦虑，没有因生活而烦躁，晚上我总是睡得很好。在那里，我从一开始就意识到，返回地球不是个好的选择，我已经习惯了那里的环境。我必须应付危险的局势，为了生存，我必须竭力保持不慌不忙。我是肩负重任的。我是自愿的。我正在做自己想做的事。焦虑只会使我垮掉，使我在处理紧张局势的时候效率降低。但是当我开车进入约翰森空间中心的大门时，我的心在狂跳，我祈祷得到好消息，我以前的队友仍然活着。
他们活了下来。九死一生。
在感觉到颠簸，听到金属撞击的声音之后，每个人的耳朵都开始砰砰作响。压力舱受损。瓦西里最初的计算显示，空气逸出空间站的速度会使气压在22分钟内无法满足生命需要。飞行规则——对面临减压的突发事件时应采取的行动的简略规定——明确指出，如果生命维持气压维持不了45分钟，正确的行动步骤就是立即进入联盟号飞船，撤出空间站。
假定太空舱舱身上的洞都不能变小，只会变大。如果有一条接缝裂开，那么开口就会不可预期地裂大，猛得吸出最后一点生命维持气压。船员们会马上窒息，他们的血液会翻腾。寻找泄漏点需要时间。如果找到泄漏之处，泄漏的太空舱与余下的空间站之间的舱门就会关上。不幸的是，“和平”号上的舱门不能再轻易关上了。经过数年时间，“和平”号上增加了延伸的钢索、通风的管道和各种实验的电线，现在这些添加物都在舱门上摇摆。要关上舱门，就得先清除这些障碍物。一些金属线是发热的——有电流通过——剪断它要冒触电而死的危险。45分钟的规定有其深意。
船员们受到莫斯科任务控制中心的敦促，接到控制者疯狂的电话，让他们找到泄漏处，关闭直通泄漏舱的舱门——当然，与他们自己事先规定的正确行动，立即撤离相反——进一步为了空间站的利益而拿自己的生命冒险，仍旧呆在飞船上。虽然耳中的爆裂声连续不断，他们仍清除了舱门上的钢索与通风管道，关闭了通向泄漏舱的舱门。舱门一关闭，空间站剩余部分的气压就保持稳定了。他们拯救了自己与“和平”号。
莫斯科任务控制中心的太空官员们马上指责我那位以前的同伴相撞一事。俄罗斯总统叶利钦对新闻媒体发表讲话，宣布撞击完全是空间站飞行员的错误，与“和平”号空间站的固有缺陷和对接的实行方式无关。
18。在太空中理家
24小时的时间变得没有意义——一天之中太阳会升起15次。
在太空中，我花了将近一个月的时间，才算完全适应了做一个太空人。对飞行与漂浮，从软管里吮吸经过脱水、净化的食品我都变得习以为常。24小时的时间变得没有意义——一天之中太阳会升起15次。衣服变成一件可以牺牲的东西——我穿一段时间，然后扔掉。我头脚倒置睡在墙上，排泄在管道里。我觉得自己好像一直就生活在那里似的。
尽管在太空中漂浮时，进行跑步运动也是可能的，但没有重力的拖拽，跑步不用费力气。漂浮时奔跑几个小时也不会觉得累，但不幸的是，对自己也没什么作用。无论怎样，要获得任何训练收益，都会有些阻力。因此，在登上跑步机之前，我得穿上铠甲。这铠甲紧得就像冲浪者穿的那种类型，且连接在跑步机两侧固定着的金属板上。铠甲会用70公斤的力将我猛拉到跑步机上——以此来模仿重力的拉力。
在地球上，我是如此喜欢户外活动，以致什么都不能阻止我跑步、骑车、游泳——或所有三项——每天的练习。但踩在跑步机上我觉得跑步时肩上像坐着什么人。我的脚底，不能适应任何负重，每一次练习的前几分钟都像有针扎了进去。随着训练程度的提升，我的跑步鞋会因为底板摩擦而升温，有时候，甚至到了能闻到橡胶灼烧味道的程度。
就像《奥兹国的男巫师》里的锡皮人，我觉得所有的关节都需要加油。穿在身上的一百多磅重的铠甲，只能部分地分散我身上的负重。在人为的负重之下，我的肩膀和臀部都会痛苦地反抗。不可避免地，肩膀、臀部的疼痛灼热与摩擦发热将不断加重。我发现自己不断地调整铠甲位置想分散这种定点的疼痛，但只是白费力气。我这习惯了太空生活的身体不欢迎锻炼。坚持一天两次一小时的训练需要耗费我能够掌握的所有意志与自制——一旁还有萨沙的袖珍光盘播放机正在大声喧哗。
我需要运动。人的身体，在不用花费力气的宇宙中闲置，就会急剧虚弱。骨质疏松，肌肉萎缩。如果五个月后，我不用再变成地球人，那么身体机能退化就没什么大不了的。但不久以后，我必须抱着我25磅重的儿子散步。此外，如果在着陆时有什么紧急情况发生，我得依靠自己的力量从航天器里出去。锻炼是克服失重造成的体能衰退的一种方法。
我的躯体终于变得灵活了。我的脉搏从静态时的每分钟35至40下变成150下。尽管不太舒适，锻炼仍给予了我一种休息——一种放松方式。一旦处于舒适的跑步节奏，我会闭上眼睛，想像着慢跑在自己最喜欢的回家路线上——公园，孩子们玩耍的垒球场，摇摆的树林。这样做会使时间过得更快。
有时候我会想起自己死去的父亲。我强烈地感受到他的存在，也许是因为我人在天堂，离他很近。我会与他默默地交流，告诉他我很想念他。他看上去快乐而满足。他为我高兴。尽管有时候，我会热泪盈眶，与爸爸交谈感觉真好。和他在一起很舒服，流泪之后人也感觉好得多。
有时候跑步是一种纯粹的欢乐。我觉得自己在跳跃欢唱。尽管我在地球上是从没有遇到过人们常说的跑步者的兴奋点，在太空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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