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刀尖-第25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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腾村：不用，今天晚上它（应该指书）陪我。
千惠：我已经找小野看了兴亚院前年下发的五号文件，我很奇怪，那文件居然要求帝国军人每到一地，要给当地中国的小孩分发糖果。
腾村：很荒唐是不？
千惠：嗯。
腾村：那就请你多给我一些看书的时间吧，我要在书本里寻找答案。
千惠：好的，但愿它（应该是指书）今晚能给您带来灵感。
很多事我们是后来才弄清楚的，腾村三年前便躲在冲绳岛着手从患有霍乱的老鼠粪便中提取一种生物病毒，试图研制一种毒药：密药。来中国之前，该毒药已经研制成功。这是一种剧毒，没有异味，甚至略含香气，一千个人吃的稀饭里只要注入半个拇指大的一小瓶药水，稀饭会更可口，但食者在半小时内将必死无疑。他不满足于此，用他自己的话说：这是一种杀人见血的杀人，愚蠢至极。到中国后，他用密药在白鼠身上做试验，开始研制一种新的生物病毒毒药：密药黑号。这种毒药的病毒只要进入人体就会迅速繁殖，致人于死地，但要到三十六小时后才会表现出来，症状是上吐下泻，无药可止，这样杀人能做到神不知鬼不觉。从窃听记录看，就在几天前，这种毒药已经研制成功，并在一个孩子身上得到验证。1943年9月，鬼子正是用这种病毒，谋杀了他们的已经不大听话的走狗、大汉奸李士群。
窃听记录虽然不全面，但有一点昭然若揭，就是：腾村的研究没有结束，他在继续研制一种隐蔽性更好、杀伤力更大的毒药。这也是他来中国的真正目的，他要用剩下的四十九个孩子做试验品，研制一种让中国人“生不如死”的毒药，即密药黄号。从后来我们了解的情况看，这种药将以糖果、糕点、奶制品等儿童食品样式面世，孩子在成长过程免不了要吃的，爱吃的，而吃了就会上瘾，吃多了就会智力下降、精神麻木。
正如林婴婴说的，腾村不是想做屠杀中国人的刽子手，他要把每一个中国人都变成一头猪！蠢猪！
3
第二天中午，我请静子出来到一家日本料理店吃午饭。这也是我第一次以地下共产党员的身份约见静子，这身份注定我会一反以往的消极态度，变得“积极主动”地打探幼儿园里的秘密。从静子反映的情况看，我更加肯定她是“局外人”，对腾村正在干的见不得人的勾当并不知情，对我别有用心的探询也没有过多的防备心理。她几乎是“自动”告诉我：园里有个女孩得病死了，让她很伤心。我问她孩子得的是什么病，她说：“好像是霍乱。”
我说：“你里面不是有医院吗？医生怎么说的？”
她说：“他们就说是霍乱。”
接下来，她第一次明确告诉我，医院里有什么人：有四个女护士，一个男院长。我问：“院长就是你上次说的那个行动不便的残疾人吗？”她说：“不是。”那么会不会是我前次远远见过的那个偷窥我们的年轻小伙子呢？我这么想着，并巧妙地发问，她又说：“不是的。”她告诉我，院长叫解之三郎，我上次见过的那个人叫小野，是腾村的警卫，等等。
正是从这次谈话中，我彻底弄清楚对面楼里有几个人，他们的名字、职业、关系。交谈中，我突发灵感，问她：“你想不想讨好一下你的上司？”她说：“我的上司？谁？”我说：“你刚才说的腾村先生啊，我想他一定是你的上级。”她默认了，问我：“你打算让我怎么讨好他？”我说：“我认识一个郎中，是专门治各种疑难杂症的，他曾让好几个瘫痪在床的人都站了起来。”“真的？”她很惊喜。我想，有门了，她一定会努力促成这件事。果然，她答应我回去问问，明天给我答复。
林婴婴听说这事后，也觉得我想了个好办法，有可能让我们破掉“铁桶阵”，入虎穴去瞧瞧。我们甚至找到了一个老郎中，让老X（林婴婴司机）去向他现学了两招，准备让他到时扮成郎中进去与腾村进行“历史性会面”。但是，第二天静子通知我，腾村不领情，让我别张罗此事。她是打电话告诉我的，当时没有多说。事后我才知道，为此静子第一次去对面楼上拜见了腾村，腾村给她留下了很不好的印象，当着我的面骂他道：“什么大教授，我看是个老流氓。”
话里有话！
在我追问下，静子才羞涩地告诉我，腾村对她“动手动脚”的。我嘲笑道：“看来他需要的是女人，而不是医生。”静子不语，我又说：“换句话说，他是想让人陪他上床，而不是让人帮他从床上站起来。”我有意这么逗她开心，希望她给我多提供一些他们见面的细节。断断续续的，静子大致把他们见面的情况都跟我说了，其中有一点让我很意外，就是：腾村的脚病既非天生残疾，也不是后来得了什么病，或出了什么事故，而是他自己一手弄断的。
原来，他年轻时是个采花高手，那时候日本刚流行跳交谊舞，他从十五岁起便经常出入各种交际舞会，他舞跳得很好，加上出身名门望族，姑娘们都迷他，每次舞会结束总有姑娘跟他走。静子说：“也不知他是吹牛还是真的，反正他说他在二十三岁之前，已经跟上百个女人缠绵过。有一天他恨透了自己，再也不想过这种声色犬马的生活，他立志要做学问，要当一个研究生命科学的大科学家，便自己动手，用平时修剪胡须的剪刀剪断了自己的脚筋，强行把自己关在家里，足不出门。”
我说：“好一个悬梁刺股的有志青年！”
说真的，当时我并不信，静子也不信，但后来种种事实证明，这是真的。他真是个疯子！也许天才和疯子本来就是一种人，他就是这样一种人：游走在天才和疯子之间，一面是天使，一面是魔鬼，就看你是站在哪一面，怎么看他。
这天是星期天，我和静子吃完饭后，照例去找了家客栈开了房间……从那一回开始，我们总是这样度过这一天：从饭店开始，到客栈结束。这是我生命中最不堪回首的日子，但有什么办法？自从被林婴婴“发展”后，破掉幼儿园“铁桶阵”成了我的使命，我必须把静子哄好、养到家。我把肉体交给了撒旦，为的是殉道、就义：往小的说，是为了让那些孩子（还有四十九个）的生命得到拯救，往大的说是为了拯救我们中华民族。腾村这个疯子，像另一个疯子——希特勒——想把犹太人灭掉一样，想让我们炎黄子孙永世做他们大和人的走狗，为了粉碎他的痴心妄想，我愿意，我们都愿意，让我们的肉体去做包括死在内的任何事。
这一天，我离开静子后心里有种从未有过的踏实感，如果说之前我对完成我的使命毫无信心的话，那么之后我是有了一些信心的，因为我发觉静子对腾村不怀好感。这一点对我很重要，至少在心理上，我在静子面前不再像以前那么畏手畏脚，不敢过于深入地探问情况。我也许是个过分谨慎的人，工作经常因为谨慎陷入僵局，这天分手前，我大胆又隐蔽地迈出了一大步，以“据说”的方式向静子表示：她手下的孩子不是日本人，而是中国人。静子断然不信——不信才好，如果她知道这情况，就说明她是同谋，以前我们对她的判断是错的。让我更称心的是，她没有追问我这是从哪儿得到的消息，而是拿出种种证据否认我，说服我。显然，她没有怀疑我。那么我想，既然这只是“是非”之争，下一步我的任务就是去收集一些说服她的证据。有一点是很明确的，之前我已同林婴婴达成共识，就是：让静子确信那些孩子的身份真相，这是第一步，必须的，只有在此基础上我们才有可能向她揭发腾村在搞的阴谋诡计——这应该是第二步，第三步当然是得到她的帮助。
但是随后发生的一系列事情，使我的工作计划被迫停止下来。首先，我们接连遇到了几件麻烦事，第一件事就发生在这个星期天，我和静子分手后，在回家的路上，看见满大街张贴着捉拿老A的通缉令：
高宽，原名张卫国，1907年出生，浙江江山人。身高五尺七，体形偏瘦。当过演员，曾主演过《四万万》《白蛇传》等多部电影和话剧。1933年加入共匪，长期在华东从事地下叛乱工作。1938年到重庆，在周恩来身边工作。1939年被派回上海，出任共匪上海市委组织部长。1940年6月调任中共南京地下组织前委书记，人称老A。
通缉令上有三张图片，两张是过去电影海报上复拍下来的五寸照片，年轻、英俊，一定能唤醒很多人的记忆，因为那曾是两部红极一时的电影。【。52dzs。】但海报上的样子毕竟是“明星照”，化妆味很浓，和本人平常的相貌也许并不相称。所以，最大的一张图片是画师画的，为的是要反映出老A舞台下的相貌。这张图片很大，有一尺见方。在像上，老A戴一副肉色深度近视镜，天庭饱满，大包头，中分，脸型上方下圆，腮肉丰满，鼻子向前凸出，两侧有个明显的肉八字。总的说，也许是由于回忆者或者作画者的感情用事，把老A视为“狗特务”，过分地强调了头发的长又乱和腮帮上的两道横肉，因而显得有点怪模怪样：既有一个秘密组织头目的毒辣、刚毅的气质，又有山里土匪的那种蛮野劲。我记得，王天木特使第二次到南京时曾向我们说起过老A这个人，说他因为当过演员，擅长装扮，经常改变相貌。这无疑也给回忆和画师增加了难度。但不管怎样，杨丰懋和画像上的人绝不可能是同一个人，最差劲的画匠和最高明的化装术都不可能将同一人演绎成如此不同。这头像对我的意义就是这样，它让我明白了杨丰懋和老A不是同一人。
通缉令的出现，使我不敢直接回家，怕出了什么事。我紧急约见林婴婴。我们去了单位，是在她办公室里见的面，她承认，杨丰懋确实不是真正的老A，但我们组织内部只有少数几个人知道这个情况。那么敌人怎么会知道呢？后来我们才明白，是王天木干的好事！他最近一直在南京，并且和周佛海勾搭上了。由于皖南事变在国内外造成极大舆论，给重庆政府极大压力，蒋介石一时不便再出手打击共产党。可“心腹大患”不除又不甘，重庆便很不要脸地玩了一招“借刀杀人”，暗中勾结汪伪政府，把他们掌握的有关共产党在华东各地的资料拱手送给了汪伪政府，让伪政府出面打击。这不失为一个高招，我们组织的安全面临着严峻考验。
我们保安局直接介入到通缉老A及其随从的“反特行动”中，老A的通缉令，经过反特处马处长的手被无限复制，四处传播，到处张贴。不过我认为它在追捕过程中并不能发挥什么作用，因为——照王天木的话说，老A擅长乔装，那么他一定将因此把自己化装得更不像画像上的人。我以为，那头像除了眼镜和额头外，其他都有些夹生，那一定是回忆者回忆不确切或者画师表达不到家造成的。既然这样，我想只要把眼镜摘了或者换了（这样改变额头模样），就行了，而这是很容易做到的。
对此，林婴婴不像我这么乐观，她指出，虽然眼镜确实可以改换，额头也可以通过眼镜和发型的变化而得到一定改观，“但鼻子两侧的‘肉八字’是不易改变的。”她这么说，使我以为她一定见过老A。但她又否认了，说只是见过他的照片。
我问：“照片和那头像像吗？”
她说：“蛮像的。”
可能确实相像，要不组织上不会做出让老A暂时离开南京的决定。作出决定是一回事，怎么离开又是一回事，因为当时的情况很糟，老A的头像铺天盖地，大街上随便捡起一张废纸都可能是老A的头像。再说南京这个城市是个古城，四周城墙环绕，城门就是出口，将城门把守起来，你只有变成一只鸟飞出去了。为了让老A离开南京，我们专门开过一次会，做过很多努力，但依然找不到一个绝对保险之计。最后想来想去，还是利用杨丰懋的地位和关系，花钱买通了把守光华门的一个小头目，将老A装在一只木箱里，陪他出国去了。
这是十多天后的事，老A总算躲过了劫难。
不料，我们悬起的心刚轻松下来，林婴婴又出事了。
4
那天是星期天，我记得很清楚，上午我在家阅读了几张解放区的报纸和一本小开本的油印刊物（都是林婴婴给我的），使我深受鼓舞。中午时候，天气很好，陈姨建议我带达达和山山去小红山公园看马戏团演出，我以有事搪塞推辞了。其实我没事，我只是想清静，想一个人呆在家里，让宝贵的孤独包围我，让那些平时沉睡的东西苏醒过来。干我们这行静心敛气是最重要的，最近事多，我心里经常乱乱的。也许是我多疑，我觉得革老最近对我爱理不理的，包括革灵，对我也不像以前那么热情了，我真担心他们对我和林婴婴的身份已经有所觉察。
后来，我坐在阳台上，目送陈姨带着两个孩子远去，腊月的阳光温暖又快活地在孩子身上跳跃着，陈姨一只手牵着达达，一只手牵着山山，很抒情的背影，很像一个幸福的家庭。这时我突然想，这场战争到底什么时候才能结束？我在莫名其妙的不安中默默地回到房间，荒唐地翻出了刚才已经看过的几张解放区报纸，重新又看了起来，仿佛这种阅读能够给我勇气，使我安宁。而事实也确实如此，因为几张报纸都亲切地告诉我：美国已经对日宣战，我们已经赢得了一个最有战斗力的帮手！
大约是一点多钟的时候，林婴婴突然出现在我面前。以前她来总是坐车的，汽车的引擎声会提前通报我她的到来，这一次一点汽车声音都没有，她像幽灵一样的到来，说明一定有什么紧急事要告诉我。我去窗前朝外面张望一番，看见一辆人力车正好在弄堂里往外跑去。我问她：“你坐人力车来的？”她说：“我司机回乡下去了。”说着倒在沙发上，微睁着眼，满脸疲惫，像一个病人。我想会不会是有什么坏事把她吓成这样的，所以心里更加焦急，问她出了什么事。她不置可否地摇摇头，很心乱的样子。我又问：“你脸色不好，很苍白，是不是身体不舒服？”她这才抬起头，看我一会，突然告诉我——很坚决地：
“我怀孕了。”
“怀孕？”我像是被什么烫着似的，慌乱地说，“怎么可能？”我想说，你还没结婚呢。她告诉我，她已经结婚，丈夫是我们的同志，因为工作需要才没有公开。隐瞒婚姻对我们搞地下工作的人来说是很正常的，革灵不就是这样的嘛。
我问她：“他知道吗？”我是说她爱人。
她摇头，并且告诫我：“你别问我他是谁，我无法告诉你的。”这我也理解，也许此人就在我身边。
我又问她：“你能确定吗？”
她说：“我上午去医院检查了，没错的，已经两个多月了。”
我知道这不是个正常的喜讯，林婴婴找我也并不是来报喜的。从某种意义上说，这是一道费解的难题，要考验我们的理性和感情，个人和组织，忠和孝。我不需要夸张就可以这么说：这个生命伸出的一只手握住了我们的良心，另一只手却抓住了我们作为战士的信念，它把两件我们最珍视的东西放在一起，同时又无情地要让我们做出“舍一取一”的选择。这种选择无疑是我们最最害怕的：比死亡还害怕！死亡对我们来说并不是可怕的事，因为我们无视死亡，因为我们早已把生死置之度外——人们经常这样说，我们确实也是这么做的。
“他知道吗？”我问。
“谁？”
“老A。”
“不知道。”
“大海呢？”大海是杨丰懋的代号。
“他们不是都出去了，”她说，“现在可能在缅甸。”
“什么时候能回来？”我想这事只有他们两人才能做决定。她说：“不知道，也无法同他们联系。”我又问：“那现在这里谁在负责？”她说：“老D。”我说：“他打算怎么办？”她说：“我还没告诉他。你看呢？”我说：“这个问题只有你和组织才有权回答。”我还想说，包括你爱人，我想也是无权下决定的。确实，大敌当前，生儿育女是忙中添乱啊，按理是不许的。
以后几天我一直在等她回音，我希望马上召开一次红楼会议。但我和林婴婴都无权召开红楼会议，只有老A或者代老A（大海）才有权召开。我从来没有想过要当老A，只有在那几天里我忽然希望自己就是老A，有权召开红楼会议。
大约是第五天，在保安局例行的舞会上，林婴婴告诉我她已决定不要孩子，最近就会找机会去处理掉。是谁让她做出这决定的？孩子父亲知道吗？难道非这样不可？说真的，当时我确实为她想得很多，甚至一当想到她已决定不要孩子，我想劝她生下来的愿望就更加强烈了。也许，如果她要作出相反的决定，我可能又会有相反的愿望。这没办法的，有些事你永远不会知道正确答案，所以你给出任何答案都不会满意的。
不知是出于同情，还是关怀，抑或是出于对一个生命的负疚心理，我愚蠢地建议她要想好，不要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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