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晚清有个李鸿章-第18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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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果是，洋务运动不可避免地钻入了死胡同。
或许，将李鸿章与伊藤博文放在一起比较，论述他们的长短是不公平的。因为李鸿章与伊藤面临的环境是不一样的，他们的对手，那种潜在的保守力量也不一样。李鸿章所面临的是中国数千年的集权文化，农业社会在发展了数千年之后，到了清代，已经变得严丝合缝、圆润自欺，新生的勃勃的力量，很难有成长空间了。在这种环境下，培植以自由、发展和竞争为主旨的新兴观念和土壤，所面临的阻力，要远远大于那个偏僻的、弱小的、尚不成体系的岛国。以严复为例，便可以看出中日两国的不同。与伊藤博文一样，严复也曾在英国留学，但伊藤博文回日本当了内阁总理大臣，严复呢，回国后只是在北洋水师学堂当了一名教官。李鸿章没有重用他，只是让他出出点子，教教书，直到甲午战争后，才翻译出一本《天演论》。严复的遭遇，只是在重复无数精英的老路，中国的问题不是没有高人，没有智者，没有思想家，而是成熟过度、自我封闭的制度与环境，毫不留情地把这些高人、智者一代代地闷死、放逐、边缘化。
古老文化也是有拖累的，文化越深厚，负重也就越多；重力最大，行进中所引起的摩擦力也就越大。自然界的有关道理，通用于社会的发展。一个浅显的事实是，一个古老国度负重爬坡时，它所付出的气力，自然要比别人多得多。
从这样的情形出发，也许就比较容易理解，为什么李鸿章会选择一条不彻底的方式了。李鸿章对于中国现实和历史，还是异常熟稔的，在审时度势的基础上，他当然会选择一条最稳妥也最现实的改良之路。这样的改良之路虽然漫长，但是中庸安全，容易为体制和人们所接受，也能为既得利益的自己所接受。在李鸿章看来，中国的改良不是一朝一夕的事情，势必是一个漫长的过程，必须分步实施，他自己所从事的，只是第一个阶段；至于事物发展过程中的风云变幻，谋事在人，成事在天，也懒得去管那些身后之事了。李鸿章清楚地明白一点就是，如果中国的转变采取的是激进方式的话，那么，形势肯定会直转而下，会变成一个人在这个世界的孤军奋战——一方是他，一方将会是整个体制；而他，是打不过这个体制的，在当时，也不会有人打得过。
第九章 羞对后生（7）
李鸿章所采取的方法，正是他依据“天时，地利，人和”的古训，所选择的一条看似最“聪明”的道路。李鸿章就像一只蜘蛛一样，精心缔造天衣无缝的布局，小心缜密，明察秋毫；也因为太小心了，也太明察了，以至于失去成功最本质的东西——胆略。晚年李鸿章就像一只将要出洞寻食的老鼠一样，瞻前顾后，谨小慎微，从不敢越雷池半步。这样的谨慎，是一种老谋深算呢，还是一种聪明反被聪明误？
李鸿章的“聪明和智慧”终于铸就了他的悲剧；与此同时，伊藤博文的胆大妄为的“愚蠢”却写就了华美的成功。历史就是这样阴差阳错，种瓜得豆，永远上演的是荒诞剧和恶作剧。想想自己，想想伊藤博文，李鸿章必定是一声长叹。这个世界的所有一切，都是因果的藤蔓上结下的瓜果。李鸿章所种下的，同样也不例外。只不过，李鸿章晚年所收获的，全是他中年时想努力避免的。
第十章 梦醒时分（1）
1895年4月18日，当面颊缠着厚厚绷带的李鸿章带着《中日马关条约》回到清国的时候，他突然发现几乎所有人都用一种怪异的眼光看着他，众人唯恐避之不及。老于世故的李鸿章一下子意识到自己被抛弃了，他变成了一只该死的替罪羊，而他努力所做的一切，都被毫不留情地否定了。李鸿章到了天津以后，称病不出，只是派人星夜进京，给总署呈送了《中日马关条约》的正本。在此后，李鸿章一直留在天津与俄、法、德三国交涉，让他们对日本施压，要求将辽东半岛归还清国。8月28日，当李鸿章销完病假后进京上朝向光绪汇报所有情况后，光绪阴沉着脸例行公事先慰问一番李鸿章的伤势情况后，话锋一转，声音立即变得严厉起来：“身为重臣，两万万之款从何筹措；台湾一省送予外人，失民心，伤国体。”光绪说得义正词严，李鸿章一下不知怎样回答才好，只得“引咎唯唯”满脸尴尬。
更糟糕的事情还在后面。紧接着，李鸿章一下子成为了全国公敌，他的照片一下子挤满了大大小小的报纸。其时，适逢著名的昆剧丑角刘赶三去世，有人突来灵感，拟就了一副对联，把李鸿章捎带进去加以痛斥：
赶三已死无苏丑；
李二先生是汉奸。
市井纷纷扬扬，都传说李鸿章在谈判中拿了日本人的银子，绅士和知识阶层也义愤填膺，仿佛不责骂李鸿章就不爱国似的，更有漫画把李鸿章画成一只没有脊梁的癞皮狗。要求惩办李鸿章的奏折雪片般地飞向光绪和慈禧的案头。甚至还有相当数量的人宣称将不惜一切代价暗杀李鸿章，以“雪奇耻大辱”。
光绪皇帝的圣旨适时地下达了，李鸿章被留在北京，奉旨“留京入阁办事”，所谓“入阁办事”，实际上是留其“文华殿大学士”，给李鸿章一点面子，让他赋闲在京。这位昔日大权在握的直隶总督、北洋大臣一下子变得两手空空。对于这种情况，李鸿章只好自认倒霉了。当时的伦敦《特报》曾这样评论说：“和议既定，入阁办事，非尊之也；借此以夺其柄，所谓飞鸟尽而良弓藏也。”
因为在京城并没有房产，李鸿章从此住进了京城的贤良寺。这个位居东安门外冰盏胡同的京城众多寺院中的一个，它建筑宏壮，层甍云构，闲院飞花。李鸿章在这里一住就是5年，从甲午战争后一直到李鸿章离开京都去担任两广总督，而后来李鸿章离开两广作为全权大臣赴京处理庚子事变，李鸿章也住在这个地方。可以说，贤良寺见证了李鸿章的最后人生。初次入住在这样幽静的环境里，李鸿章自然感慨良多，他似乎决意隐居一段时间了。每天，他都是居于寺内，很少出门走亲访友，来偈的人，十有八九皆被挡驾不见。一下子从繁琐无比的事务当中解脱出来，李鸿章虽然感到有点冷落，但也落得个清闲，过上了神仙般的日子。
起先，李鸿章一直井井有条地安排着这段时间的生活。李鸿章早已不是年轻时那个自由散漫的少年了，他的起居饮食，都非常有规律；从曾国藩那里，李鸿章学到了严谨的工作和生活态度，案无留牍，门无留宾。每天，李鸿章就像一个国学大儒一样，总是六七点钟起床，在院落里走上一走，盘算着一天的事情。贤良寺在早晨的时候显得特别幽静，除非遇到严寒冰雪，李鸿章从不穿长衣。散步时从走廊的这一端走到那一端，往返数十次。吃完早饭后，李鸿章开始按部就班地处理自己的一些事务了，写一点信札，处理一些事务。闲暇之余，他也看看书，有两本书是李鸿章一直在读的，一本是《资治通鉴》，另一本则是《庄子》。翻阅前者，李鸿章意在从历史中对应更多的现实影子，中国的读书人，总有着浓郁的历史情结，李鸿章也不例外，李鸿章希望从这样的历史书中发现历史的经验。在读《通鉴》的过程中，李鸿章时而也发出一点感慨，回想起自己一生的戎马和事务，想想与老师曾国藩的“文章学问”相比，李鸿章经常性地深感自惭形秽。李鸿章曾经说：
第十章 梦醒时分（2）
我老师道德功业，固不待言，即文章学问，亦自卓绝一世，然读书写字，至老不倦。我却愧一分传授不得，自悔盛年不学，全恃一股虚矫之气，任意胡弄，其实没有根底。现在真实学问，已用功不进，只好看看《通鉴》，稍知古人成败之迹，与自己平生行事，互相印证，借以镜其得失，亦尚觉得有点意趣。
读《庄子》，则让李鸿章身心愉快。中国的知识分子一直是有着双面性的，入世，是儒家；出世，则是道家。李鸿章自然也逃脱不了这样的模式。尽管李鸿章一直缺少庄子的诗意和洒脱，但在骨子里，他其实对于庄子的逍遥方式，并不抵触，相反，还非常羡慕。可以说，庄子与孔子，一直是中国传统文化的立体追求。正面是儒，背面是道。中国传统文化一直在儒和道之中寻找着心理的平衡点。这，也许就是孔子所说的“中庸”吧。以出世之心，做入世之事。这，一直是中国传统知识分子所追求的境界。对于中国传统知识分子来说，出世和入世并不矛盾，而且，这样的方式在绝大多数时候，他们还能处理得相当完美。他们一方面能很认真地度过自己的人生，积极进取，孜孜追求；同时，他们又拥有浪漫主义的情怀，有着退一步海阔天空的自我安慰。这种智慧的平衡术使得心灵健康豁达，很少有那种一意孤行的孤愤和痛楚。李鸿章同样也是如此，在大部分的时光里，李鸿章一直忙于事务而显得异常入世，而此时在贤良寺，读着庄子，想着自己人生所走过的轨迹，李鸿章心里自然有很多感慨，其实在他内心深处，也一直是有着出世的愿望的，一直向往着“天地与我并生，万物与我为一”的境界。
李鸿章又认真地拾起他的书法了。李鸿章的书法写得很好，他师从曾国藩学习过书法，尤其推崇东晋书法家王羲之妍美畅达的风格，李鸿章的笔力苍劲沉稳，文字结构缜密，字体隽秀挺拔，直接而又自然地流露出自己的真性情。曾国藩曾评价李鸿章的书法：“观阁下精悍之色露于眉宇，作字则筋胜于肉，似非长处玉堂鸣佩优游者。”在贤良寺的日子里，李鸿章更是把每天练书法的时间增加了很多，他几乎每天上午要临摹颜真卿的《争座帖》和王羲之的《兰亭序》、《圣教序》。一边写，一边细看默思，努力品味内在的风骨，就这样，一写，就是好几个时辰。经过一段时间的休养，李鸿章的伤势明显好起来，精力也变得旺盛了。他的饭量也变得很大，正餐完毕，李鸿章还要喝一碗稠粥，饮一杯清鸡汁，过一会再饮一盅以人参、黄芩等药物配制的补品。饭后，他的仆人便会悄无声息地走上前，给他褪下鞋子，用手轻轻地给他按摩双足。等到李鸿章睁开眼睛，仆人知趣地退下。李鸿章便进屋睡上一两个时辰。午觉过后，李鸿章又会在院落里走上一走，回到客厅里接待一些来访的人士，有时候，他会坐在客厅的椅子上闭着眼思索着什么。至于晚餐，则是简单的，他只是稍稍地吃一点东西，便让幕僚们自便，自己也稍稍地看会书，写写信，便早早地就寝了。
但李鸿章从未放弃对外部世界的警觉，这时候的李鸿章就像一个潜伏于山洞里的病大虫一样，森林里的一举一动，无不在它的掌握之中。与此同时，森林里面的其他动物也没有忘却这个暂时退出江湖的病大虫，它们同样也寻机如何出击，以便乘人之危，给对手致命的一击。
专制制度就像充满凶险的黑森林，虽然看似平静，其实凶险和邪恶无所不在。在这样的专制制度里，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一直是错综复杂的，真实的情况总不如历史书籍所撰定的那样鲜明，更多的时候，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更像是用稠稠的糨糊黏在一块无法分得清楚。对于朝廷官员来说，没有一生一世的对手，也没有永远的朋友。绝大多数时候，人与人之间表现为利益冲突，表现为政见不同，或者表现为争风吃醋明争暗斗。每个成功的官员都是非常好的杂技高手。李鸿章与翁同之间，同样也体现了这种人际关系的复杂性。这两个晚清时代的重臣之间既合作，也矛盾。与李鸿章一样，翁同也算是晚清历史上一个难能可贵的人才，饱读诗书，文人气极重；但与李鸿章相比，在翁同的身上，那种传统士大夫的书卷气和迂腐气更重，也更为狭隘。李鸿章与翁同之间就个人来说，并没有什么实质性的恩怨，很多书籍上所说的李鸿章曾帮曾国藩起草弹劾翁同一事也并不成立，而且，从世交的角度来说，李翁之间还是有渊源的，论师门辈分，李鸿章是翁同父亲翁心存的小门生。李鸿章的母亲谢世，翁同还亲书挽联：“八十三年，极人世富贵尊荣，不改勤俭行素志；九重一德，为贤母咨嗟震悼，要全忠孝济时限。”李鸿章与翁同之间的矛盾，可以说，是性格上的差异，气味的不太相投；但最主要的，还是在朝廷中的地位、权力和利益争斗。存在决定意识和想法，在竞相争宠的专制格局下，处于同一个平台上的大臣们所进行的明争暗斗，已是这种游戏规则中司空见惯的事了。
第十章 梦醒时分（3）
当年户部尚书翁同克扣北洋水师的军饷，除了讨好慈禧之外，也是不愿意看李鸿章的实力无限壮大。翁同在北洋水师最需要资金的时候向皇帝上书，在两年内不再对北洋水师拨款，也出于同样的心理。政治的本质就是对权力的控制，专制制度更不例外，玩的都是此消彼长的规则。等到甲午战争爆发，翁同与李鸿章由于出发点的不同表现出政见的不同——翁同呼吁决一死战，他不能忍受李鸿章拥兵自重却不出兵打仗；而李鸿章却深知两国实力悬殊，不想打这场必输之战，更不想输掉自己的老本。甲午兵败，李鸿章受命担任朝廷全权大臣赴日谈判，翁同当然知道此去对李鸿章意味着什么。而李鸿章自然也知道这是刀山火海，更是一盆脏水，李鸿章便向朝廷建议与翁同一同赴日。翁同死活也不肯与李鸿章同行。等到李鸿章代表朝廷签订《中日马关条约》灰溜溜地回到国内时，翁同义愤填膺，慷慨陈词，当即写了一首《失鹤零丁》的诗，在大街上广为张贴。诗的中心意思是丢失了一只漂亮的鹤，内眼人一看就知道翁大臣是在以鹤来比喻辽东。
有一天，袁世凯来到李鸿章的贤良寺。袁世凯一直是李鸿章的老部下，正是李鸿章对袁世凯的提携，才使得袁世凯从少年得志，青云直上。稍作寒暄之后，袁世凯即吞吞吐吐地劝说李鸿章打报告告老还乡。李鸿章一下子就看穿了袁世凯的意思，他是在为翁同当说客，目的是让李鸿章让出清廷最高级别的文华殿大学士的位置。没等袁世凯说完，李鸿章气不打一处来，大声呵斥道：
慰迁，尔乃来为翁叔平作说客耶？他汲汲要想得协办，我开了缺，以次推升，腾出一个协办，他即可安然顶补。你告诉他，教他休想！旁人要是开缺，他得了协办，那是不干我事。他想补我的缺，万万不能！武侯言：“鞠躬尽瘁，死而后已”，这两句话我还配说。我一息尚存，决不无故告退，决不奏请开缺。臣子对君上，宁有何种计较？何为合与不合？此等巧语，休在我前卖弄，我不受尔愚也。
袁世凯诺诺告辞后，李鸿章仍不解气，仍对亲信幕僚们说了一番气话：
袁世凯，尔不知耶？这真是小人！他巴结翁叔平，来为他作说客，说得天花乱坠，要我乞休开缺，为叔平作成一个协办大学士。我偏不告退，教他想死！我老师的“挺经”，正用得着，我是要传他衣钵的。我决计与他挺着，看他们如何摆布？我当面训斥他，免得再唣。我混了数十年，何事不曾经验，乃受彼等捉弄耶？
李鸿章发脾气时颇有点官痞的味道。也难怪，对于权谋与世俗，富有草根经验的李合肥从不陌生。况且数十年的官场经历，李鸿章早已练就了一身的金钟罩与铁布衫功夫。他对于这个制度的本质看得太清楚了，也太清楚这个体制里的人心，知道其中的暗礁与险滩，也知道其中的温湿暖流。
这一段话见于吴永的《庚子西狩丛谈》，吴永是曾国藩的孙女婿，在很长时间里，一直跟随李鸿章的鞍前马后。吴永对于这段话的记录，应该是真实的。
就李鸿章而言，他算是一个政治斗争的老手了，现在赋闲于贤良寺，对于他，当然不甘心放弃自己手中的权力。多年的斗争经验以及历史教训告诉李鸿章，对于一个手握重兵的大臣而言，一旦手中失去了权力，那便是别人砧板上的鱼肉。权力，只有权力，才是足以可恃的，至于其他，都是无足轻重的。这么多年浸淫于权力的便利，领受权力的恩惠，对于李鸿章而言，他已经有着十足的毒瘾了。虽然有时候李鸿章也会感叹权力的麻烦，感叹权力的危险，但就他本身来说，这么多年来，权力在他的身边无所不在，已经与他合而为一了，而他已经习惯了那样的生活，已经离不开那样的生活方式了。
在这样的时候，李鸿章充分展示出他的毅力和韧劲了。李鸿章从曾国藩的身上学得了“挺”的重要。曾国藩对于坚忍不拔最有心得，他曾经写作了《挺经》一书，总结了自己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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