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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明王朝的最后十七年-第17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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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月二十六日，“代帝出征”仪式隆重举行。先是驸马都尉万玮祭告太庙，接着皇帝来到大殿，举行所谓“遣将礼”，当场手书“代朕亲征”四个大字，与象征权力的节钺和尚方宝剑，一并赏赐给李建泰。然后，一行人等乘车来到正阳门城楼，皇帝亲自主持饯行宴会。一路上都是手持旗幡的士兵，从午门一直排列到正阳门外，金鼓声声，旌旗招展，气氛相当的热烈。正阳门城楼上摆了十九桌筵席，正中是皇帝的御席，东面是文臣九桌，西面是武臣九桌，桌面上的酒具是祖传的礼器，皇帝使用的是镶嵌宝石的金杯，大臣们使用的是一般的金杯。乐声响起，皇帝向李建泰敬酒三杯，动情地说：先生此去，如同朕亲自出征，凡事都可以便宜行事。
出征、南迁、勤王，一筹莫展（3）
宴会过后，太监为李建泰戴上红花，披上红色斗篷。在一片鼓乐声中，李建泰离开正阳门城楼，皇帝在城楼上凭栏目送。
如此隆重的出征仪式，寄托了皇帝与朝廷的厚望。那么，李建泰这个山西汉子真的能够力挽狂澜吗？非也。回过头来再看这场过于隆重的仪式，简直是一场颇具讽刺意味的闹剧。
当时山西的情况十分混乱，用“三晋披靡”来形容，一点也不为过。农民军还没有到，守军就逃跑，留下一座座空城，人心惶惶。在这种紧急情况下，李建泰应当快马加鞭、日夜兼程才行，但是他偏偏慢条斯理，借口古代兵法，每天行军不超过三十里，实在有负于皇帝的重托。皇帝亲自调派给他一千五百名京营士兵，并且配备了兵部主事凌、总兵郭中杰、主管西洋武器的传教士汤若望，阵容不可谓不强。进士程源赶往真定寺，鼓动李建泰，赶快前往太原，收拾人心。他还向凌出示了平阳、太原守备方略。然而一切都是枉然。李建泰并不想冒着风险前往太原，去收拾人心。
山西早已乱作一团，去年十二月二十一日，平阳府城门大开，官员们纷纷弃城逃跑，已经处于不设防的状态。今年正月二十三日，农民军从蒲州抵达平阳，知府张邻投降。五天以后，平阳陷落的消息才传到京城。情报传递如此拖沓缓慢，无怪乎有识之士感叹不已：“畿辅重地，泄泄如此，痛哉！”山西地方政府运转不灵，直接影响了朝廷最高当局的战略决策，使得李建泰“代帝出征”终于成为无的放矢的马后炮。
朝廷方面没有确切的军事情报，把北京的防守重点放在南翼——太行山至真定、保定一线，忽视了北翼——大同、宣府一线，想当然地以为有重兵扼守，确保无虞。皇帝的决策就是建立在兵部的错误分析基础上的，他命令李建泰出征的第一步——南下保定，就是考虑“朝廷之忧”在保定，而不是在宣府、大同；即使保定失守，还可以征调宣大的军队来保卫京师。
这种判断与实际情况完全不符，即使李建泰出征卓有成效，也难以确保京师安全，充其量只能抵挡刘芳亮这支偏师。况且李建泰并不想誓死保卫山西，他的行为不过是一种政治姿态，虚张声势而已。他带了一千五百名禁军，在保定一带的粮饷补给都要就地解决，地方官害怕他来征兵索饷，都拒绝他的人马进城，弄得堂堂督师大臣威信扫地。在此之前，御史卫祯固就向皇帝指出：一兵一饷专倚本地，何以居重驭轻？在他看来，“辅臣不足恃，国事不可诿”。那意思是，不要过于寄希望于李建泰的出征。后来事态的发展果然如此。
李建泰本人并非忠勇之辈，他请求“代帝出征”，名义上是为帝分忧，实际上是为了挽救自己家乡富甲一方的财产，正如《明史·李建泰传》所说：“李自成逼山西，（李）建泰虑乡邦被祸，而家富于资，可藉以佐军，毅然有灭贼志。”但是，当他还在从保定府向真定府、顺德府进发，还没有望到山西的大地时，他的家乡曲沃就陷落了。这样，他挽救家乡的动机，完全没有了着落，像泄气的皮球，几天前在皇帝面前所说的豪言壮语，一下子抛到九霄云外去了。他知道山西局面已经无法收拾，不想再去以卵击石。从此以后，李建泰无心西进，一直徘徊在北京南面，观望形势，敷衍了事。
对李建泰寄予厚望的朱由检，听说真定已经被农民军攻陷，以为李建泰已经“为国捐躯”了。二月二十八日，他召见兵部尚书张缙彦，向他核实这一情况。
张缙彦回答：不曾听说。
朱由检有点光火，指责道：朕都已经知道了，你为什么还要隐瞒？
张缙彦回答：没有看到塘报。
朱由检说：真定已经陷落，当然不可能传出塘报。兵部为什么不派人去侦察？
张缙彦的回答更加莫名其妙：派人侦察，需要钱粮，兵部没有钱粮，无法侦察。
朱由检听了这样的回答，气得无话可说，推案而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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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征、南迁、勤王，一筹莫展（4）
堂堂兵部掌握军事中枢之职，居然借口穷到无力派遣探子的地步，岂非荒唐之极！不过更为荒唐的是，皇帝得到李建泰“为国捐躯”的消息，纯属子虚乌有之事。真定陷落是在二月二十三日，三月初三，这个李建泰居然向皇帝建议“南迁”（从北京前往南京避难），说明他还活着，谎言不攻自破。但是，李建泰“代帝出征”的牛皮，也因此而破灭了。
不仅牛皮破灭，而且下场极不光彩。刘芳亮指挥农民军，很快攻陷真定，李建泰逃往保定。三月十三日，刘芳亮包围保定城，他没有丝毫抵抗，派遣中军郭中杰出城，宣布投降，自己也当了俘虏，皇帝赐予的敕书、督师大印、尚方宝剑，统统被农民军付之一炬。仪式隆重的“代帝出征”，就以这种形式宣告破产，恐怕是任何人都难以预料的。
更加难以预料的是李建泰日后的勾当。据说，他后来投降李自成，曾经担任大顺政权的丞相之职；李自成从北京撤退后，他和谢陞、冯铨等明朝高官一起投降清朝，成为清朝的内院大学士。看来，这个身长七尺，满脸胡须的山西大汉，竟然是一个贪生怕死之徒，为了活命，见风使舵，朝秦暮楚，没有一点风骨气节可言。朱由检要这种人“代帝出征”，还指望他“早荡妖氛”、“旋师奏凯”，不是白日做梦吗？
举棋不定的“南迁之议”
既然“代帝出征”徒有虚名，不过是官样文章，北京岌岌可危，于是乎一些官员就提出迁都南京的建议。这是极不光彩的一步，他们为了掩饰这种不光彩，把它说成是“徐图恢复”的应急方案。史家们都以为首先提出“南迁之议”的是李明睿，其实不然。
首先提出“南迁之议”的不是别人，恰恰是皇帝朱由检自己。那还是在周延儒担任内阁首辅时，朱由检鉴于内外交困，清军多次兵临北京城下，曾与周延儒秘密商议“南迁”——把首都迁到南京，并且嘱咐他不得向外泄漏。懿安皇后（即天启皇后张氏）不知通过什么途径了解到了这一机密，把它告诉了周皇后，并且表示坚决反对之意，说这是周延儒在害皇叔（朱由检是她的小叔子），宗庙陵寝都在北京，怎么可以南迁？周皇后把这些话转告朱由检，朱由检大为恼怒，立即下令追查，由于懿安皇后守口如瓶，查不出个所以然。朱由检对懿安皇后极为尊敬，视为母后，此事也就不了了之。
再次提起“南迁”的是太子身边的官员李明睿。
李明睿，江西南昌人，天启年间的进士，在翰林院任职，不久回乡。由于都察院左都御史李邦华等人的推荐，皇帝把他召到北京，在太子身边担任“左中允”的官职。崇祯十七年（1644）正月初三，皇帝特地召见他，询问“御寇急务”。李明睿请皇帝屏退左右，在御案边，和皇帝进行密谈。
李明睿说：在赴京路上听说形势险恶，“流寇”已经逼近京畿，现在是危急存亡之秋，不可不从长计议。目前看来只有“南迁”，才是唯一缓解当务之急的对策。
朱由检鉴于此前他的“南迁”之议胎死腹中的教训，对此比较慎重，敷衍地说：此事重大，不可轻易提出，不知道天意如何？
李明睿说：天命难以预料，全在人事，人定胜天。皇上此举正合天意，差之毫厘谬以千里。况且形势到了危急关头，不能再拖拉因循了。当局者迷，旁观者清，皇上必须当机立断。
朱由检四顾无人，向他吐露了内心的思虑：朕有志于此已经很久了，没有人相帮，故而拖延至今。我同意你的意见，但外边大臣不服从，无可奈何。此事重大，请你保密，千万不可泄漏。
朱由检向他细致地询问了“南迁”的具体事宜。
李明睿胸有成竹地说：中央政府在军队护送下，可以通过陆路、海路、运河南下。皇上须从小路轻车南行，二十天就可以抵达淮河。
朱由检表示赞许，再次叮嘱：此事不可泄漏。
李明睿见皇帝似乎有所考虑，请求皇上当机立断，离开北京，龙腾虎跃；困守危城，毫无益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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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征、南迁、勤王，一筹莫展（5）
午饭后，朱由检与李明睿的对话继续进行。晚饭以后，朱由检感到“南迁”还有不少问题要研究，再次破例，召见李明睿，两人促膝而谈，讨论“南迁”途中的粮饷接济、军队驻扎、动用内帑（宫内财政积蓄）等具体事项。
谈话结束，李明睿出宫时，已是深夜二更时分了。
这是一次非同寻常的会谈，时间是大年初三，人们还在忙于过年，朱由检却在考虑自己的退路——“南迁”。平心而论，在当时的情况下，“南迁”似乎是摆脱困境唯一可供选择的方案。长江中游有左良玉十万大军，下游又有江北四镇（四个总兵）的军队扼守长江天堑，南京比北京要安全得多，即使北方陷落，偏安于江南，还是有可能的。问题在于，“南迁”意味着放弃宗庙陵寝，难以启口，必须有内阁、六部的重臣出来力排众议，形成朝廷一致的共识。遗憾的是，那些大臣都怕承担骂名，不敢提倡“南迁”。正月初九，他向内阁六部大臣提出“朕愿督师”时，大臣们争先恐后表示愿意“代帝出征”，没有一个人提到“南迁”。
然而形势越来越紧急。李自成进军山西后，发布声讨明朝的檄文，其中的警句——“君非甚黯，孤立而炀蔽恒多；臣尽行私，比党而公忠绝少”，引起了极大的震动。尽管李自成说“君非甚黯”——皇帝并不坏，朱由检还是颁布了一道“罪己诏”，深刻地为国家危亡而检讨，一再声称都是朕的过错。他的本意是想凝聚日趋涣散的民心，挽狂澜于既倒。可惜的是，事已至此，空话已经于事无补了。
朱由检再次想到了“南迁”，单独召见驸马都尉巩永固（光宗之女——安乐公主的丈夫），向这位皇亲国戚征询救急对策。巩永固极力鼓动皇帝“南迁”，如果困守京师，是坐以待毙。
不久，李明睿公开上疏，建议“南迁”。他说：如果皇帝“南迁”，京营兵可以护驾，沿途还可以招募数十万士兵。山东的一些王府可以驻跸，凤阳的中都建筑也可以驻跸，南京有史可法、刘孔昭可以寄托大事，建立中兴大业。北京可以委托给魏藻德、方岳贡等内阁辅臣，辅导太子，料理善后事宜。
朱由检把他的奏疏交给内阁议论。内阁首辅陈演反对“南迁”，示意兵科给事中光时亨，严厉谴责李明睿的“邪说”，声色俱厉地扬言：不杀李明睿，不足以安定民心。
李明睿不服，极力为“南迁”声辩，援引宋室“南迁”后，国祚延续一百五十年的先例，反复论证，只有“南迁”才可以有中兴的希望。
朱由检对光时亨的意见很是反感，当面训斥他是出于“朋党”的意气用事，下达圣旨：“光时亨阻朕南迁，本应处斩，姑饶这遭。”态度虽然十分坚决，但是大臣们都缄口不言。
都察院左都御史李邦华是支持李明睿的，他写给皇帝的秘密奏疏，提出折中方案，派遣太子“南迁”，把南京作为陪都，留下一条退路，维系民众的希望。朱由检看了他的奏疏，赞叹不已，兴奋得绕着宫殿踱步，把奏折揉烂了还不放手。立即召见内阁首辅陈演，对他说：李邦华说得对！陈演是坚决反对“南迁”的，故意向外透露了这个消息，并且鼓动言官猛烈抨击“南迁”的主张。
朱由检感受到“南迁”的压力，立场发生微妙的变化，他再次召见内阁辅臣时，作出了和他的本意大相径庭的决定：死守北京。他的理由是：如果朕一人单独而去，宗庙社稷怎么办？陵寝怎么办？京师百万生灵怎么办？国君与社稷同生死，是道义的正统。
阁臣们建议，让太子“南迁”，延续国祚。
朱由检反驳道：朕经营天下十几年，尚且无济于事，太子这样的哥儿孩子家，做得了什么事？先生们乘早研究战守的对策，其他的话不必再讲了。
朱由检在“南迁”问题上，前后判若两人，实在是身不由己，关键在于内阁首辅陈演坚决反对。陈演也有压力，不得不乞求辞职。朱由检在罢免他的前一天，对陈演说了这样一句意味深长的话：“朕不要做，先生偏要做；朕要做，先生偏不要做。”对这位辅政大臣的消极辅政，显得无可奈何。所谓“朕要做，先生偏不要做”的事，就是“南迁”。继任的内阁首辅魏藻德，更加老奸巨猾，采取明哲保身的态度，对“南迁”不置可否。当巩永固、项煜提议“南迁”时，他都在场，始终一言不发，用沉默来表示委婉的否定。使得朱由检感到孤立无援，在龙椅上耸身舒足，仰天长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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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征、南迁、勤王，一筹莫展（6）
周皇后为此感叹不已，她是江南人，倾向于“南迁”，由于无法成行，遗憾地说：可惜政府没有有力的支持者。一语道破其中的奥秘。
明朝灭亡以后，遗老遗少们提起这段往事，无不唏嘘感叹。计六奇《明季北略》谈到“南迁得失如何”，感慨系之。他说：当李自成由陕西进入山西，势如破竹，只有“南迁”这一对策，或许可以稍微拖延岁月。而光时亨以为是“邪说”，致使“南迁”不成，天下百姓恨之入骨。他还说：先帝以身殉国后，假如光时亨也能够殉国，虽然不能够救赎他的“陷君”之罪，或许可以还他一个清白，但是他竟然躬身投降李自成。这种卑劣的表现，即使碎尸万段也不能谢先帝于地下。由此可见，反对“南迁”的人鼓吹“守国”，其实是企图借此孤注一掷，来为自己沽名钓誉，而并非忠君。相反的，主张“南迁”的李邦华却以身殉国，证明了“南迁”之议，出发点是为了挽救危机，而不是为了躲避死亡。
计六奇的评论精彩之极，对光时亨的抨击，对李邦华的赞誉，是无可非议的。无怪乎当时有人怀疑，光时亨反对“南迁”，是接受了李自成的“密旨”，充当内奸，理由是，李自成进入北京后，他率先投降，不免令人怀疑。
美国汉学家魏斐德的《洪业——清朝开国史》，谈到“南迁”不成时，有这样一段透辟的分析：这对后来满清占领北京时的形势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满清比较完整地接管了明朝的中央政府，拥有了他们最缺乏的东西，由此接手了明朝几乎全部汉族官吏，依靠他们接管天下，并最后征服南方。崇祯帝的决定还导致诸多皇室宗亲继承权利的暧昧不定，以致派系倾轧，削弱了南明政权。此外，反清复明阵营也因此少了一批立志收复失地，光复北方家园的北方人。崇祯这一自我牺牲的决定，就这样最终毁灭了后来复明志士坚守南方的许多希望。
说得多好啊！不过崇祯的“自我牺牲”决定，实在是无可奈何之举，其中饱含多少辛酸，他未必知道。
鞭长莫及的“勤王之师”
与“出征”、“南迁”同时提出的“勤王”之议，也就是调动边防军来保卫北京，是不是可以成为救命稻草呢？也未必。
朱由检长期以来在“安内”与“攘外”的两难选择上，举棋不定，直到最后关头，才意识到不“安内”无以“攘外”，李自成的威胁远远胜过爱新觉罗。于是决定，把驻扎在山海关、宁远前线的关宁铁骑调进来保卫北京。
崇祯十七年（1644）正月十九日，他向大臣们提出征调辽东总兵吴三桂入关的意向，要大臣们讨论。内阁、六部大臣意识到问题颇为棘手，征调吴三桂，意味着放弃山海关外大片国土，要承担国土沦丧的责任，在历史上留下骂名。一事当前，他们首先考虑的是自己的名节，故意推诿不决。
正月二十一日，朱由检正式给内阁发去一道谕旨，强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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