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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明王朝的最后十七年-第16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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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朕非亡国之君”(5)
这类事例很多。当时担任给事中的李清在《三垣笔记》中说:皇上担忧国家财政拮据,把后宫几十年储存的辽东人参,拿到市场上去出卖。李清曾在市场上买到一些,全是上佳的野山参,质地坚硬,口味隽永,与一般人参截然不同。听说此次人参贸易,可以获得白银数万两。
王誉昌《崇祯宫词》讲了这样一件小事。某一天,皇上去听老师讲课,所穿内衣袖子已经破损,露在外面很不雅观,不时地把它塞进去遮掩。目睹这一细微动作的“讲官”对他说:身穿破旧衣服虽然过于节俭,却是美德,何必掩饰。为此,后人有诗赞叹道:圣德惟应俭是求,不遑袨服为身谋。
就间损益通为计,寸积须成万里裘。在皇帝严格自律作风的感召下,后宫出现了以往罕见的清静朴素风气,丝毫没有濒临亡国的那种醉生梦死的颓废景象。正如吴伟业《绥寇纪略》所说:皇上在深宫之中,不苟言笑。他的太子和其他子女的言行,都以礼法为准绳。因此后宫没有玩弄珍珠宝玉的娱乐,没有声色歌舞的演出,闲暇时,只有古琴优雅的声音缭绕。皇上说:这种琴声足以娱乐心神,胜过其他音乐。
周皇后与田贵妃
朱由检的皇后周氏,苏州人,父亲周奎,母亲丁氏是周奎的继室,家境清贫,周氏年幼时就操持家务。迁居北京后,周奎在前门大街闹市,以看相算命谋生。天启六年(1626),当时的信王朱由检为了大婚挑选王妃时,主持后宫事务的懿安皇后,以长嫂代母的身份,从众多候选人中挑选了周氏。朱由检即位以后,周氏就由信王妃晋升为皇后。
由于她出身贫寒,又在藩邸(信王府)生活过一段时间,始终保持平民本色。清初历史学家张岱在《石匮书后集》中,这样描述周皇后:在后宫常常身穿布衣,吃素食,与皇帝一起提倡节俭,一切女红纺织之类事务,都亲自动手。张岱的这些话,并非毫无根据的阿谀奉承之词,这从周氏在后宫设置二十四具纺车,教宫女纺纱一事,可以得到印证。《崇祯宫词》称赞她“有恭俭之德”,亲自操持家务,身穿旧衣服,把后宫治理得井井有条。员分百二领璇宫,撙节咸资内教功。
三洒亲蚕重浣服,拟将恭俭赞王风。所谓亲自操持家务,还包括亲自烧饭。天启七年(1627)朱由检刚刚登极时,由于魏忠贤专权,形势十分险恶,懿安皇后(即朱由检的皇嫂)秘密告诫:不要吃宫中的食物,朱由检是带了家中的麦饼进宫的。进宫后,还得提防魏忠贤买通御膳房下毒暗害,饮食全由周皇后亲自操作。这件事看起来有点不可思议,却是确凿无疑的事实,许多野史都有记载。一个能够烧饭洗衣、纺纱织布的皇后,不能说绝无仅有,至少是罕见的。
皇帝与皇后之间情深谊笃,“上重周后贤,伉俪恩甚备”,看来是真实的写照。《崇祯宫词》有一首这样写道:湘管挥来口授余,俨然村校接天居。
何当一顿童蒙膝,遂揭鸡竿下赦书。说的是这么一件事:有一个年仅十一岁的小太监秦某,在坤宁宫侍候皇后。有一天,皇后问他是否识字,秦某回答不识字。皇后就教他识字,少顷考问,秦某全部忘记,被罚跪阶下。皇帝见了笑着说:我请求先生宽恕他,如何?皇后佯装嗔怒说:怀了学规。秦某谢恩而起。透过这种日常生活细节,人们似乎可以看到皇帝、皇后之间那种寻常夫妻谈笑谐谑之情。
周皇后生性豁达大度,与居住于承乾宫(即东宫)的田贵妃、居住于翌坤宫(即西宫)的袁贵妃关系融洽。受到皇帝宠幸的田贵妃,恃宠而骄,周皇后作为母仪天下的后宫主人,用礼仪对她加以制裁。某一年大年初一,田贵妃按照宫中礼仪,前来向周皇后朝贺。田贵妃到了坤宁宫走廊下很久,周皇后才迟迟出来接见,礼毕后立即退回内室,一言不发。与此成为对照的是,袁贵妃前来朝贺,两人相见甚欢,交谈多时。
田贵妃由此而怨恨,向皇帝哭泣诉苦。朱由检心中颇为郁闷,在交泰殿与周皇后发生口角,一时难以遏制怒气,把周皇后推到在地。周皇后从来没有受到皇帝如此的谴责,感到前所未有的委屈,愤然绝食。朱由检知道自己错怪了她,后悔不迭,先是派遣太监送去貂皮夹衣,继而亲自前往坤宁宫探问起居。周皇后终于释怀,开始进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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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朕非亡国之君”(6)
不久,田贵妃因为严重的过失,遭到皇帝斥责,被处罚到启祥宫闭门思过。某一天,周皇后陪同皇帝赏花,请求皇帝取消对于田贵妃的处罚,皇帝没有同意。周皇后自作主张,派车把田贵妃接来,化解了皇帝与田贵妃心中的芥蒂,和好如初。
田贵妃,原籍陕西,流寓扬州,父亲田弘遇担任下级军官职务,颇有游侠风度;母亲吴氏,倡优出身。田氏自幼聪慧过人,随母学习乐器,又跟从画师学习书画,因此琴棋书画无不精通。这样的内在素质,辅之以苗条的身材,深得皇帝喜爱。吴伟业《永和宫词》如此描绘田贵妃:雅步纤腰初召入,钿合金钗定情日。
丰容盛鬝固无双,蹴鞠弹棋复第一。
上林花鸟写生绡,禁本钟王点素毫。
杨柳风微春试马,梧桐露冷暮吹箫。朱由检虽然贵为天子,却有一点风流才子的潜质,在精通音律这点上,可以追慕唐玄宗,喜爱演奏乐器,也喜爱作曲,曾经谱写“访道五曲”:《崆峒引》、《敲爻歌》、《梧桐吟》、《参同契》、《烂柯游》。这些乐曲由田贵妃演奏出来,可谓珠联璧合,后人的诗句赞美他们犹如唐明皇与太真妃(杨贵妃)那样的绝配:一自薰风绝好音,青溪只解说幽深。
真妃递奏烟宵曲,写出明王访道心。因为这个缘故,两人引为知音、知己,经常在一起弹琴、吹箫、弹琵琶、下棋、写字、绘画,其乐融融,其情洽洽。《崇祯宫词》中此类事例几乎俯拾即是:
——田贵妃每当风月清美,笛奏一曲,上极赏之,尝曰:裂石穿云,当非虚语。
——田贵妃工写生,尝作《群芳图》进上,上留之御几,时展玩焉。
——田贵妃每与上弈棋,辄负一二子,未尽其技也。
——田贵妃幼习钟王书法,继得禁本临摹,遂臻能品。凡书画卷轴,上每谕(田贵)妃鉴题之。
尽管伉俪情深,朱由检对于周皇后、田贵妃依然严格要求。
周皇后极有政治头脑,崇祯初年,出谋划策,协助皇帝除去魏忠贤。孙承泽《思陵典礼记》谈到此事,这样写道:“协谋去魏逆,称贤功。”此后,周皇后从不干预朝政。只是到了王朝危急关头,朝廷议论“南迁”,意见分歧时,偶尔表示过赞成“南迁”的意向。朱由检立即追问:谁和你讲的?周皇后自知失言,缄默无语,表示认错。
周奎家的清客陈仁锡,学问极好,曾经为幼年时的周氏教过《资治通鉴》。以后陈仁锡进士及第,周皇后与皇帝一起批阅“进士题名录”,指着陈仁锡的名字说:这是我家探花。朱由检听了“我家探花”四个字,心中不快,回敬道:既然是你家翰林,莫想当阁老!周皇后只得顾左右而言它,才把此事化解过去。
周奎家与某翰林学士联姻,按照苏州风俗举行仪式,用红色锦缎制成花篮送给周皇后。朱由检见到后,追问何人所送,周皇后如实相告,朱由检勃然大怒,训斥道:皇亲不宜与翰林通婚!第二年,他就用“京察”(京官考察)的名义,贬谪了这名翰林学士。
以上这些事例,反映了朱由检防止外戚干预朝政的良苦用心。受到皇帝的潜移默化,周皇后更加小心,经常抑制自己娘家亲戚的特权,更加严肃宫中的礼教。
田贵妃也是如此。他的父亲田弘遇倚仗皇亲国戚的身份,横行无忌,遭到法律诉讼,御史主张依法处理。田贵妃向皇帝求情,皇帝怒气冲冲地说:“祖宗之法不可私!”随即把她罚到别宫思过。田弘遇屡教不改,依然如故,皇帝责备田贵妃:祖宗家法,你难道不知道?再这样下去,必将连累到你。田贵妃大惊失色,连忙告诫娘家人:你们在外面犯事,皇帝已经知道了。如果皇上再次追问,我只有自杀了。田弘遇这才感受到压力,不得不有所收敛。
田贵妃也有自己的锋芒。崇祯十三年(1640),太监曹化淳从江南买来歌舞女子多人,送给皇帝,深得喜爱歌舞的皇帝欢心,一连几个月不与皇后、贵妃见面。田贵妃亲笔写了一份文采斐然的奏疏,劝谏皇帝收心。朱由检看了这份奇特的奏疏,立即写出了更为奇特的朱批,一面幽默地称赞田贵妃:几个月没有和你见面,学问比以前大有长进;一面为自己辩护:祖宗各朝内宫都有歌舞女子,这并非朕的首创。不过他已经认识到自己的过错,当天就赶往承乾宫,向田贵妃认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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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朕非亡国之君”(7)
正因为在思想上如此合拍,崇祯十五年(1642)七月十五日田贵妃病逝,朱由检哀恸不已,停止上朝三天。诗人这样吟咏道:笃于怀旧可重亲,花萼难邀雨露新。
毕竟圣明无女谒,昭阳专宠是何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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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征、南迁、勤王,一筹莫展(1)
李自成:“嗟尔明朝,大数已尽”
然而,并非亡国之君的朱由检,面临的亡国危机,已经愈来愈迫近了。
崇祯十六年(1643)年底,攻占西安的李自成,十分明确地表明了他的意图,渡过黄河进入山西,向东攻占北京,取明朝而代之。十二月二十三日,李自成向山西各地发布一道檄文,以明白无误的语气喊出了“嗟尔明朝,大数已尽”的口号。檄文中指出,自古帝王的兴废,关键在于是否得民心。你们明朝严刑峻法,横征暴敛,使得人民无法活命。我们义旗一举,四海之内望风归附。本月二十日已派遣前锋军队五十万,百万大军随后跟进。为此特地通告各地文武官员,应该认清形势,早日献城投降。继续执迷不悟的官员,各地民众把他们制服,交给我们,不仅可以得到奖赏,而且可以保住各处百姓性命。如果敢于顽抗,我军所到之处,玉石不分,予以歼灭。
这道檄文,并非虚张声势的恫吓之词。农民军前锋部队已经从陕西韩城与山西河津之间渡过黄河,分路进入山西。在平阳府指挥守卫黄河沿线的山西巡抚蔡懋德,一看对手来势凶猛,赶忙退入省城太原。三晋大地,风声鹤唳,守军望风披靡。
当时朝廷上下对于这一重大军事态势,没有确切的情报,竟然以为是哗变士兵的骚扰。内阁辅臣对于山西官员的报告,一概轻描淡写,不予理会。他们代替皇帝起草的谕旨这样写道:“用心堵截,以匹马不入为功。”那意思是说,只要小心地把他们堵截在山西,不让他们进入京畿地区,就可以了。新科进士程源看到了问题的严重性,向给事中光时亨等人建议,应该尽快向内阁辅臣陈演、魏藻德提醒,山西的形势岌岌可危。然而光时亨等人不以为然。
就在这种形势下,人们迎来了崇祯十七年(1644)的春节。正月初一,北京城内大风呼啸,出现了罕见的沙尘暴,当时人的描写是这样的:“飞沙咫尺不见,日无光。”一些讲究迷信的官员以为是不祥之兆,占卜一卦,卦文上说,将有“暴兵破城”之灾。
这一天的元旦早朝,朱由检照例接受群臣的朝贺,实际上是一种拜年仪式。退朝以后,他也为正月初一这样的吉庆日子出现异样气象,十分担忧,只能乞灵于天,请来道士扶乩。沐浴焚香以后,他向上天祈祷:现今天下大乱,请求神仙下凡,直言朕的江山得失,不必隐讳。
道士作法一番,神仙的话语就出现在沙盘上了,居然是一首打油诗:帝问天下事,官贪吏要钱。
八方七处乱,十灶九无烟。
黎民苦中苦,乾坤颠倒颠。
干戈从此起,休想太平年。朱由检原本想听到一些吉利的话语,没有想到如此晦气,自讨没趣,一句话也不说,出去了。他没有料到,道士胡诌的“休想太平年”,竟然一语成谶。
就在同一天,在西安城内出现了“休想太平年”的异样景象。李自成称王,改国号为大顺,改年号为永昌,也就是说,把大明崇祯十七年改为大顺永昌元年,正式表明要和明朝分庭抗礼,改朝换代,取而代之。正月初三,李自成决定,长驱直入,进军北京。只留下少数军队留守西安,主力部队倾巢出动。一路由李自成、刘宗敏统领,由平阳攻打太原、宁武、大同、阳和、宣府、居庸关;另一路由刘芳亮统领,沿黄河北岸攻打怀庆、潞安、卫辉、彰德、大名、保定,对北京形成夹击之势。
按理说,年轻将领刘芳亮指挥的一路,明朝军队的防御最为薄弱,从南面迂回包抄北京,不会遇到多大的抵抗。但是,李自成却把精锐部队布置在北路,由自己亲自指挥,从大同、宣化、居庸关直捣北京。这一线是长城要塞,明朝布置了精兵强将,攻城略地并非易事。李自成的战略方针十分明确,在北京的外围消灭明朝的有生力量,一旦兵临北京城下,明朝再无援军可以征调,拿下北京犹如探囊取物。刘芳亮只是迂回佯攻,起到牵制作用,与北路遥相呼应。客观地说,这一战略方针是高明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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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征、南迁、勤王,一筹莫展(2)
吴伟业在《绥寇纪略》中对此有这样的评论:李自成已经攻破太原,越过太行山,经过真定、保定,可以直接进攻北京。为什么要先去攻打宁武关、雁门关?那是因为宣府、大同聚集了全国的精兵,如果从真定、保定攻打北京,宣府、大同的精兵必定回援北京。因此,仅仅派出偏师进入河北,集中主力越过宁武关、雁门关攻打大同、宣府,把这两镇的精兵歼灭后,转而进攻居庸关,已无“勤王之师”可调,北京陷于孤立无援的境地,终于落入他们的掌中。梅村先生的这种分析,在无可奈何中透露出理性的一面,很有见地。事实也正是如此。
没有料到的是,战略重镇太原、宁武、大同、宣府等地的守军,竟然不堪一击,一触即溃。什么道理?长期积累的弊政导致的总崩溃。从嘉靖年间以来,边防军拖欠军饷的问题始终得不到解决,士气低落到了极点,在农民军的强大压力下,迅速土崩瓦解。
李自成的军队正月二十三日攻下平阳,二月初二进至汾州,七月攻下太原,七月十五日由太原北上,在宁武关受到总兵周遇吉的抵抗。大同总兵姜瓖不但拒绝增援宁武的命令,反而向农民军投降,大同不战而下。三月初六农民军进至阳和,副总兵姜瑄投降。三月十三日农民军进至宣府,巡抚朱之冯、总兵王承胤投降,宣府不战而下。
情况就好比摧枯拉朽,秋风扫落叶一般。明朝难道就这样听任“大数已尽”,无所作为了吗?朱由检和他的大臣们当然不甘心,于是筹划了出征、南迁、勤王的对策。但是,没有一项是奏效的。
形式主义的“代帝出征”
崇祯十七年(1644)正月初九,兵部收到李自成派人送来的文书,通告三月初十日大兵抵达北京城下,双方展开决战。这显然是对明朝中央政府权威的挑战,也是对明朝军队战斗力的极度蔑视,因此公开告知决战的时间。留给朝廷备战的时间已经不多了。
作为一国之主的朱由检心急如焚,寝食难安,连续几天由于愤怒、疲惫而茶饭不思。上朝时,他向大臣们说出了心里话:“朕非亡国之君,事事乃亡国之象,祖宗栉风沐雨之天下,一朝失之,将何面目见于地下?朕愿督师,以决一战,即身死沙场亦所不顾,但死不瞑目。”说罢,痛哭流涕,愤愤然责问大臣们:形势如此,朝廷外面没有人力挽狂澜,朝廷的财政又近于枯竭,怎么办呢?你们能为朕分忧吗?
大臣们一听皇帝打算亲自督师,决一死战,不敢怠慢,内阁首辅陈演抢先表态,愿意代帝出征。朱由检不假思索地回答,南方人难以胜任,一口回绝。内阁次辅魏藻德、蒋德璟、丘愉、范景文、方岳贡等人,先后请求代帝出征,朱由检一概不同意。
这时,去年十一月与方岳贡一起进入内阁的李建泰发言了。他说:皇上如此忧愤,臣子怎么敢不贡献自己的力量。臣是山西人,了解情况,愿意用自己的家财作为军饷,请求带兵出征。朱由检本来就有意让这个山西人带兵出征,听到他的表态,大喜过望,再三嘉奖,并且表示,亲自在京郊为他饯行,显示“代帝出征”的威仪。
李建泰何许人也?他是山西曲沃县人,天启五年(1625)进士,先后担任国子监祭酒、吏部右侍郎,崇祯十六年(1643)十一月进入内阁。史书记载,此人“风骨峭拔”、“性情慷慨”,常常与同僚谈起家乡遭到战火,愿意捐献家财、出征平乱。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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